记得从懂事起，我便置身在一个四壁是书的房间里。古今中外，应有尽有，那是父亲的财富，但我却很少读它们。我喜欢读小朋友们浅显的书。那些童话。我喜欢无忧无虑。玩儿。我从未想过当作家，像我父亲那样。我觉得那一定是个很沉重的事情。四季都不得安宁，没有休息日，像飞转的轮子一样永远不能停下来的生活是可怕的。

后来，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开始经历磨难。那是一种生命的创痛，是我无力逃避的苦难。打倒父亲的大字报像影子般四处追逐着我，我觉得心头压着乌云，始终抬不起头来。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真心真意地写日记。我每天都写。一页一页地写，写我的心情和苦难，写我如何倾慕那些戴着红袖章的勇士们。后来，我发现在这样的写作中我不再忧伤。我获得了一种解脱，因而变得轻松起来，不再心事重重。漫长的持之以恒的日记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我捕捉每一个瞬间所传导给我的内心感受，我因此变得敏感而细碎。这是后来我的男友最最不满意我的地方，而他的方式很简洁。他试图改变我，但在改变的途中，他说他已很累而且很无望。

我便是这样长久地记下去。一个一个的日记本摞上去。越摞越高。那是我真正的生活，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写日记实在是没有任何功利意味的，如果非说有，那就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功利。因为它调整了我生存的平衡。其重要的程度，是我如果不能用日记排遣我内心苦痛的话，我便不敢相信我能平安无事地活到今天，我的日记的确不含功利，因它们不是作品，不可以拿去发表赚钱，不可以公诸于世以展示精神的境界。

我的有些日记写得很好，常常感动我自己。慢慢地我在日记中成熟并文通宇顺神采飞扬起来。也许就是日记培养和造就了我，这种经年累月的写作方式，使我终于在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以最优异的作文成绩考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

四年中我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读书笔记。就是从那时开始，我萌生出想当一名作家的愿望。我并且相信我能成功。我充满自信。我回顾往事的时候，发现其实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最后全都做到了。譬如我想在八年的工作生活之后考上大学，我便考上了；譬如我想成为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我也做到了。那么，如果日后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呢？而且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呢？

于是，当我女儿开始咿呀学语的时候，我便开始了写作这件事。那是1985年的前后。我已过了三十岁。

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没有负担。我这人天生散漫，听凭自然。有些人说我这些年奋斗得很苦，这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可以一天十二个小时全读书，那是因为我喜欢。但如果我不想读了，我便会立刻放下书去逛大街；或者在紧张的考试前，我反而会耗时一两个小时去写日记。我知道我无论做什么，其实都是出于一种自然的需要。写作亦是如此。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写小说。因为我的编辑职业，促使我努力用严谨科学的态度去思维。于是，我以逻辑的又很美丽的文字，写了很多批评的文章并得以连续发表。这样的一种行为方式无疑帮助了我，至少，它带给了我一种看待事物的眼光，这眼光使我通向深刻。我在文学批评的行当中运作了很久。我拥有了自己读作品、分析作品、并透过作品观照作家灵魂的方式。我理解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追求和思考，我分辨得出什么是创新，什么是仿效，什么是真诚，什么是虚伪。我开始以我的文字向学者型作家的目标努力。

然后，在恍惚之间，有一天我倏然意识到，一些更美丽更感人的文字和情感，我不能把它们用到那些批评的文章中去，我觉得遗憾。一种骨鲠在喉的压抑。后来我便不再等待。我想我或许试着写写散文或小说。后来我就真的写了。

我的《河东寨》发表在1986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上。那是我很珍爱的一篇小说，也是给我定位的一篇小说。从此人们把我看做是“先锋”或“新潮”。这是个只有两万五千字的十分严肃的小说。这是个北方渔村的故事。有一片苍茫的海，一个蓝眼睛的小姑娘，一座文革中的荒凉的岛，一个神秘的坟冢，那么简单而我却写了那么久。很多个下午，我独自一个人同这些美丽而凄婉的意象纠缠着、搏斗着，那情景真可以称做是昏天黑地。后来这篇小说发表了。有人说好，但有人说太艰涩，读起来很累很沉重。而我则对所有的评论无言以对。小说中的那些意象久久压在心里，徘徊着不去。

如此我便开始了小说的创作。这样的写作依然也是自己的事情，是纯属个人的一种劳动。尽管它们发表后得以与读者见面，已具有了一种社会的属性。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写作本身，写作依然是生存的需要。我从不热心自己作品的推销，一度甚至认为是不是有人阅读它们都无所谓，只要我在写作中倾注了心灵与热血，这一份真诚总是会有人接受的。后来，我果然读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读者写给我的各种各样的来信。读它们每每使我陷入不可自拔的感动。

后来，在1989年深秋中南部的一个城市中，在朋友小聚闲聊中，一位出版社的朋友突然说，赵玫你何不写一部关于爱情的长篇，我们社来出。我当即很英雄地允诺，其实当时对长篇小说我几乎毫无经验（尽管我已发表了长篇小说《揾英雄泪》）。然后我就去了海南岛。返津后我便反复接到那位朋友的长途电话。想不到闲聊时的玩笑竟成了真事。我有点惶惑。我含含糊糊地应答着。我对要写的这部而且是有着时间要求的长篇小说全无感觉，我始终不知道我该写什么，怎么写。结果有一个夜晚我在凄寂寒冷的大街上骑车，那已是冬天，秋留下的残败的落叶被清洁工人堆积在街心焚烧。那味道弥漫着，而飘舞的黑色的灰烬迷了我的眼睛。我骤然觉得满心凄凉。那时我的男友正一步步走近我。那是种恐惧中的温暖，我无法逃避。我于是便在1990年的冬春两季，写下了那部《世纪末的情人们》。

自己非常看重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是《我们家族的女人》。那是个纯粹关于爱和关于女人的故事。那故事的现代层面就发生在我疼痛的生活中。在海边，蓝色的沉重郁积着夏雨的凄惶与迷蒙。而历史的那条线则来自我家族中那远远近近的亲人们。那所有的女人们，她们每个人都有一支悲伤的长歌。历史很壮烈，而现实又无望。那种历史的宿命始终神秘地缠绕着我。在那部小说中，我使用了我至今仍十分满意的语言，自认那是如诗如歌般的一种美丽忧伤的诉说。

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我正在逐渐把握着长篇法则。不久，我又写了《天国的恋人》，交作家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我还以真性真情大量泼洒散文，直到有一天，我把这些散文结集出版出来，并把它当作礼物送给我的众多女友们。我喜欢听她们来信说喜爱这本叫《以爱心以沉静》的散文集，这时我的感觉才是真正充实满足的。后来，这本集子获得了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散文集奖。

这时，我开始学会为自己的所言所行负责任。写作之于我已不是记日记一样随意的事情。我已不得不写作，我已被异化，我已如同一架无法停转的制字的机器。我其实深知这有多么可悲。从此，我已不能保证我的每篇文字都好，都使我自己或他人满意。有的甚至很不好，很使我丢脸，我不愿再提到这些篇什。我想这些不好的文字应毫不可惜地烧掉。这绝不是“悔其少作”。应景作文和还债作文使不少文人堕落到制造文字垃圾，报刊上的版面中，这类垃圾时时都在产生着。终于有一天。我也能够坦然地睁大正视的眼睛，不无遗憾地面对着自己的某些文字的废墟。

我警醒着，更加勤勉。

后来，不久前的那个春光灿烂的五月，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同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签立了一份关于《武则天》的契约。因为是写小说，因为稿酬优厚，还因为我觉得以我的感觉去描述一个历史中杰出女人的尝试充满诱惑，我便欣然签字。刚接手的时候，我几乎不了解这个女人。而描述她的过程也就是接近她的过程，我相信这过程是充满了意义的。首先父亲四壁的书帮助了我。我钻进了故纸堆，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着这个女人的踪迹。后来，当我确认已了解那一段历史后，我便在夏日严酷的热风中，踏上了漫漫的长安古道。由此我获得了无比重要的感受。于是，在一个清晨的五点钟，我便从床上跳起来开始这项工程。此后，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认认真真地写完了这部二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我相信我完成了我的主题，我刻画了一个在天命、权力和人性之间挣扎的女人。这女人在我的文字中已经不朽。当朋友打来电话询问小说的进度时，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认真的。我对那个历史上的女人是尽了我的一份真诚的也是勇敢的责任的。整整一个夏天。这一次我又是很累很疲惫。结果到了秋天，头上丝丝缕缕的长发同树上的秋叶一同飘落。

后来，我的男友为我剪短了头发。时光便这样流逝了。我检验了我的真诚。

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走着，做着我喜欢做的写作这件事。我一直认为，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那就是人生价值最大限度的实现；而接下来做得好坏，则无须怨天尤人。

从1985年至今已整整八个年头。这八年中我一直在默默地写。生活像流水一样，清亮透彻而又湍急。几种算命的书反复预言，说我生存的方式就像是一个勤奋的农民，耕耘四季，收获颇丰；无欲无求，自得其乐。这个预言很好。我很喜欢做一个平和淡泊的自耕农。同时我也很惊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便已无须在父母或他人的督促下劳作了，而且自食其力。我真的长大了，并已开始操纵自己的生命。

而日记依旧在写，有时简短，有时绵长。

鼓励你独自去做也是一种爱，是人世间很多种爱中最至关重要的一种。有一天你真的长大，独自行进在人生的路上，很能干，也很坚强，你便会庆幸你的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