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把蜷缩在花园角落里的青冈找回来。他说，来吧，我们跳舞。这样才能让大家镇静下来，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

�青冈无奈地靠在西江胸前，但是真的发生过。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西江，我很怕。

�西江：来吧，青冈，有我呢。我们还要主持晚会呢，不是吗？晚会才刚刚开始。

�青冈：可是我连乳罩都没有戴，我连……

�西江：那又有什么呢？

�青冈：甚至连短裤也没有穿……

�西江：那又有什么呢？谁又会掀起你的裙子呢？

�于是没穿内衣的青冈和西江翩翩起舞。那是整个晚上最美的一支乐曲，一支肖邦的玛祖卡舞曲弥漫着迷雾一样的恋情。他们的舞姿是那么美丽那么优雅。那是只有他们那样的风流才子和高贵女性才能跳出来的舞蹈。一曲跟着一曲。直到，西江突然停了下来，在青冈的耳边低声说，你该去洗个澡。

�我早就说过我不想跳。

�所有人都闻到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你不要无中生有，卫军这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只是一个影子。

�那么你身上的味道又从何而来？

�我今天晚上自己睡。青冈转身离开。

�随便。西江只是把那个充溢着欲望味道的青冈更紧地搂在怀中。又有了你小说的素材了吧？

�青冈越过西江的肩膀看着门外。你看，他们也回来了。

�彼尔和锦禾无奈地舞着。他们依旧欲火难耐，便只能相互紧贴着。旋转着。跟随着肖邦的旋律。

�青冈说，是卫军延缓了他们做爱的程序……

�余辛呢？西江开始四处寻找。

�青冈轻蔑地看着西江，你那个外省来的学生？又来解读昆德拉的“布拉格情结”？噢，你看，他就在那儿。就像当年的你……

�罪恶在我……

罪恶在我

我必报应�

昆德拉为什么一直痴迷于报复而至报应的主题？

�这样的主题发展到最后通常会被消解。

�这种消解可以被看作为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某种解构。

�当一切被消解被抹煞，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

�那么一旦当报复遭到了报应呢？那么报复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不知道昆德拉为什么总是痴迷于这个报应的“情结”？

不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种因果的报应，而是，报复之后的那个报应。尽管昆德拉小说中决心报复的那个人有着无数无懈可击的理由，就像《基督山恩仇记》中那个被无辜关押数年的基督山伯爵。大概昆德拉就是想告诉我们，无论报复者怎样无辜，报复这种行为本身终究属一种恶性，所以会遭到报应。就如同《圣经》在说：罪恶在我，我必报应。

�最早读到“罪恶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是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写下安娜·卡列尼娜这几个字时才忽然意识到，无论安娜怎样不顾一切地爱着渥伦斯基甚至和他生活在一起，但她至死都是卡列宁的妻子。

所以，托尔斯泰只能以她的夫姓卡列尼娜来称呼她，这是安娜怎样的悲哀！是如此的爱情至上要了安娜的命！就为了爱一个男人安娜舍弃了一切。她的家庭和孩子以及……她的名声。在托尔斯泰的道德限度中，卡列宁显然是一个安娜应该背叛的道貌岸然的男人。但孩子却是安娜所不应舍弃的（当然作者也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安娜的母爱），这可能是作家对安娜唯一的不满（任何人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比如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在爱情中这个毫无趣味的男人显然是受害者，可他留给读者的却终归是一副丑恶的嘴脸）。但是一个要彻底背叛家庭的女人又怎么能不毅然决然？于是安娜最终不能被那个虚伪的上流社会所接受。在那些形形色色的红男绿女眼中安娜无疑是有罪的（或者作者本身也以为安娜在安娜所处的那个时代或多或少是有罪的）。于是对于一个罪恶的女人来说，报应必然会接踵而至。这报应可以是多种形态的，譬如，首先安娜被不能见到自己的儿子而苦恼万分倍受折磨；然后依次是在一个东正教的国家中离婚的谈何容易；安娜对渥伦斯基如此强烈的爱却得不到回报；安娜被她一向所熟悉所热衷所迷恋所依存的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最终抛弃；安娜想拥有一个渥伦斯基的孩子而他们的女儿却不幸夭折；安娜终日被窒息在一个人的孤独中，而渥伦斯基却能够继续出入上流社会的舞场酒会；安娜把她的全部的爱和全部的生命都系于渥伦斯基一身，而渥伦斯基却终于又开始朝秦暮楚了（恰好应了“始乱终弃”——那句中国的名言）。于是，报应纷至沓来，或者，对于安娜那样有罪女人的报应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其实，自从安娜爱上渥伦斯基的那一天，报应也就开始了。那所有伴随着爱情到来的痛苦和烦恼，其实已经都是对安娜的惩罚了。只不过此前的那些伤痛和折磨是安娜暂且还能够承受的惩罚罢了。直到最后一刻。直到她终于忍无可忍。她便最终一跃报应了自己，将自己送进了那飞快旋转奔驰的车轮之下……

�当报应达到了顶端，生命便也就结束了。于是平静到来。既然连生命都已经不复存在。痛苦也就没有了。

�于是安娜解脱。

�终于的解脱。这也是上天的恩赐。

�只是，太不轻松了。在经历了那所有的关于罪恶与报应的轮回之后，安娜实在可怜。

�于是理解了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的题记中说，罪恶在我，我必报应。因为整部的《安娜·卡列尼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安娜的一部赎罪史。

或者十九世纪的托尔斯泰还不能真正站在安娜的立场上为她辩护。或者他的本意是同情安娜的，但是却唯有在卷首的地方写上“罪恶在我，我必报应”，这篇小说才能被公众所接受。

当然也许事情并没有这么复杂。是安娜自己。安娜这个女人刚好就处在对虚伪的上流社会无比仇恨和她本人虔诚信仰天主教的夹缝中（托尔斯泰先生本人大概也正处在这样的夹缝中）。所以当她为了反叛做出了有违社会道德的事情后，她才不能原谅自己。所以安娜是决意自己报应自己的，跟虚伪的上流社会无关，跟冷酷的卡列宁无关，也跟不忠于她的渥伦斯基无关。她就是“罪恶在我，我必报应”。她不过是用自己痛苦的灵魂和罪恶的经历印证了《圣经》教义而已。

�想托尔斯泰在写着安娜悲惨的终遭报应的故事时，心里也一定在默诵着《圣经》的这句至理名言，而他这位伟大的作家应当也是相信这因果报应的。

�但是在昆德拉这里好像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