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的胜利，并不只是谁胜利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问题，是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问题。李大钊又发表了《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劝说陈独秀另外联合创办《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准备创建平民教育团。
一
欧战的胜利，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洋列强诸国联合武力的胜利？还是庶民的胜利、劳工的胜利？是所谓“公理的胜利”？还是人类新精神的胜利、民主主义的利益？
北大校园里又一次掀起了论战的热潮，到处都在辩论，到处都有人在慷慨陈词地演讲，墙壁上的揭帖也是一层覆盖一层的。而且，北大校园里关于这类问题的论战和校园外其他学校以及社会上关于这类问题的论战，都交混汇合在了一起。北大的学生也成群结队地出去，去散发揭帖，去演讲，去参加辩论：外校的学生以及社会上的有关人士，也时不时地来到北大校园，看揭帖，听辩论，有时也参加了进来进行论战。
这几天，赵瑞芝虽然没有像张国焘、漆小玉、陶美玲、宋维新等有些同学那样，去到处演讲，到处去参加辩论，而且演讲完、辩论完，漆小玉、陶美玲由张国焘和宋维新陪送回来后，几个人还余兴未尽，还要慷慨激昂地议论上好长一阵子，但赵瑞芝也深深沉浸在对这类问题的思索之中。
欧战的胜利，并不单纯是个谁胜利，谁战胜了谁的问题，这是个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说，就是中国将来到底向何处去、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的问题。这是李大钊主任那天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路上，对赵瑞芝他们几个提出的应该深深思考的问题。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演讲会上，李大钊主任作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蔡元培校长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尤其是大钊主任在演讲中又一次介绍了苏俄劳工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情况，把劳工革命和欧战的结束内在地联系在了一起，还把劳工革命和人类社会发展也内在地联系在了一起，使赵瑞芝觉得自己在认识问题上，还从来没有这样深刻过，也从来没有这样透彻过。在回来的路上，蔡元培校长有事先走了，大钊主任也没有叫洋车，就和赵瑞芝、许德珩、邓仲澥、高尚德、漆小玉他们几个步行回校，边走边谈，从欧战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的争斗，谈到了中国，谈到了东西洋列强对神州中华的欺凌和宰割，谈到了鸦片战争，谈到了《南京条约》后神州中华的悲惨境遇，又谈到了东西洋列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的烧杀抢掠，谈到了几乎使神州中华亡国灭族的《辛丑条约》，谈到了欧战相互争斗的两大军事集团都想宰割和瓜分神州中华的罪恶企图，由此而谈到了欧战的所谓“胜利”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这些都是赵瑞芝这几天所深深思索的。
赵瑞芝这天又在寝室里坐在窗前思索着。
这天正好又是个星期天，是又一新的一期《新青年》出版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正是《新青年》讨论会的例行日子。
赵瑞芝是昨天在饭厅里吃中午饭时拿到这新的一期《新青年》的，是宋维新带给她的。
这一期《新青年》全文刊登了李大钊主任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庶民的胜利》演说词和以这一观点为基调、以苏俄十月劳工革命为旁证的、论述更为详尽的长篇政论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还全文刊登了蔡元培校长的《劳工神圣》的演说词。
赵瑞芝拿到手，翻了翻，三下五除二把饭吃完，回到寝室，连午睡都不睡了，就仔细地看了起来；看得非常投入，整整一下午都在看，这天早上一起来后又在看。
李大钊主任在他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进一步透彻而精辟地分析论证了欧战所谓“胜利”的实质，他指出，这场欧战，虽然是协商国的那几个洋人列强国胜利了，但他们心里都很虚，因为他们明白，是他们自己国内劳工的革命，特别是那几个同盟国国内劳工的革命，促使了欧战的结束，也无形中使他们这几个协商国获取了胜利，与此同时，他们也充满了一种恐惧，害怕“他们的政治命运，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接着，他介绍道：所有洋人列强国家国内的“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所以说，这场欧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塞维克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第二十世纪新潮的胜利！”关于布尔塞维克主义，李大钊主任在文章中介绍道：“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为宗旨的”，“俄国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和每次读李大钊主任的文章一样，赵瑞芝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抑制不住的亢奋，尤其是这一次，正当她处于朦胧迷雾中茫然而不知所向的时候，使她能透过了迷雾而看清了周围的一切以及前面的路，使她心中实落了许多，而且也给她增添了许多勇气和力量，使她信心猛增，浑身洋溢起一种灼热的激越。
下午要去参加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昨天晚上漆小玉回来说，许德珩同学委托高尚德同学来通知说，地点是在图书馆红楼。
每次《新青年》例行讨论会，出于胆怯和羞涩，赵瑞芝都光是听别人发言，自己很少发表看法，只是有时候被主持讨论会的许德珩同学点名，或者有时候被李大钊主任或陈独秀学长点名，实在推辞不过去了，才嗫嗫嚅嚅地说上几句。今天，不知怎么，赵瑞芝很冲动，很想在下午图书馆红楼的讨论会上，对李大钊主任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精辟透彻的论述，大胆地谈谈自己的深切的体会。
这个主意一定，赵瑞芝立时又有些紧张，她想了想，为了到时候不至于心怯而慌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应该列上个简单的提纲，到时候扫上一眼，可以提醒一下自己，于是，她拿出了笔和纸，对照着两篇文章开始列提纲。
刚写了两行，粗重的敲门声传来。
“请进！”赵瑞芝转过头朝门口望去。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张国焘同学。
“噢，是国焘同学。请进！”赵瑞芝放下手中的笔，热情地招呼道，“进来坐！进来坐！”
张国焘走了进来，朝寝室四周看一看。
赵瑞芝笑着问：“是来找美玲的吧？”
张国焘一来，赵瑞芝就知道他是来找陶美玲的，最近一个时期，他们两人打得火热。
被赵瑞芝一言把来意点破，张国焘有点狼狈，脸微微一红，笑笑，点点头，又摇摇头，‘支支吾吾地说：
“嗯，是的！噢，不，不是……”
看着张国焘的那狼狈样儿，赵瑞芝笑了。此公平时很是自负，傲气十足，目中无人，不想英雄也有气短的时候。赵瑞芝笑着说：
“美玲、还有丽萍，都跟上小玉上她们家去了。小玉她爸今天过寿。”
张国焘问：“那你怎么没去？”
“我有点事情。蔡校长找我去征求了一下关于怎样在平民女子中进行文化教育普及方面的意见，另外，今天下午在图书馆红楼举行的《新青年》讨论会上，我想作个发言，对李主任的这两篇文章谈一谈体会，我得稍微作一点准备，写个简略的发言提纲。”
“不用写了，也不用发言了。”
“怎么？”赵瑞芝奇怪地望着张国焘。
“你不知道？”
赵瑞芝摇摇头。
“今天下午的讨论会不开了。”
“为什么？”赵瑞芝惑然不解。
“听我慢慢道来——－”本性难移，张国焘又卖起了关子，他搬了把椅子坐下，故作神秘地，而又自以为是地说：“要说事情的缘由嘛，还是我张国焘引起的。情况是这样的，你看，自欧战胜利以来，人们的思想也都特别活跃起来，对欧战胜利和对中国前途的论战越来越激烈。各种主义，各种观点，各种对局势的看法，风起云涌。那各种不同的社团，各种思潮的派别，又都在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观点，不断地推将出来，竭力地在宣传自己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咱们的《新青年》呢，在咱们陈学长的坚持下，只是向封建专制主义开炮，只是在反对复古、反一对文言文、提倡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上卖力，而其他社会政治问题，都好像不怎么涉及。这怎么能行呢？于是，我就思考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好久，经过反复思索，我觉得应该办一个专门进行时局评论的刊物或者报纸。我把这个建议给陈学长和李主任提出来之后，他们都非常欣赏也非常赞同我的这个建议，尤其是陈学长，连连称赞我，说我和他是英雄所见略同。”
张国焘洋洋自得地说着，俨然是个救世主的样子。赵瑞芝和很多同学都知道张国焘同学这个浮夸自傲的毛病，他经常是把自己摆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自以为是，自鸣得意，有时候还经常把别人有创见的思想说成是他张国焘如何如何思考的，把别人做成的有影响的好事情，也划在他的名下，占为己有，说他张国焘是如何如何参与、如何如何运筹的。李大钊主任就曾经说过：张国焘同学很热情，很积极，也有一定才干，但他的好大喜功和虚妄浮夸，将是他致命的弱点。
这一次，张国焘同学是不是就像他说的他给李大钊主任和陈独秀学长提了这么个建议呢？陈独秀学长真的说了张国焘同学和他陈学长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赵瑞芝望着洋洋自得地说着的张国焘。
要真的是这样，真的再办起一个专门评论时局的刊物或者报纸，确实很不错。最近一段时间，赵瑞芝每次等待看《新青年》，等得很焦灼，尤其是当碰上某一个一时弄不大清楚的问题时，很想尽快地从新的一期《新青年》上能得到一些启示，可是，这每一期新的《新青年》总是栅栅来迟，有时候，好不容易盼来了，翻开一看，里面也没有多少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她也觉得，《新青年》确实有一点跟不上形势了。
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赵瑞芝觉得张国焘同学还是很有一点思想的。
张国焘见赵瑞芝一直在望着他，在认真地听着他说话，越发地显得得意起来。
“陈学长和李主任决定认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想好了，他们如果不考虑，那我张国焘就自己搞。不过他们还是准备认真考虑的！今天下午在图书馆红楼的例行讨论会不举行了，就是陈学长决定的。陈学长已让人去找许德珩同学去了，他让许德珩同学给你们都通知一下今天下午讨论会取消的事情。他下午就去和李大钊主任商量一下我的那个建议。许德珩同学说不定等一会儿就来通知你们讨论会取消的事儿。”
正说着，敲门声传来。
“请进！”赵瑞芝招呼道。
门打开，外面来的正就是许德珩同学。
二
张国焘在赵瑞芝寝室里给赵瑞芝大侃大吹的事情，正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许多天来认真思索、反复考虑的事情。
说实在的，《新青年》确实有一点跟不上政治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了。
关于这一点，半个月以前，李大钊就曾与陈独秀学长先后做过两次诚恳的长谈——
那是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蔡元培校长接着也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之后，在北大校园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国人们对李大钊主任的《庶民的胜利》反响很为热烈。陈独秀学长来找李大钊主任，说要把李大钊主任的《庶民的胜利》和蔡元培校长的《劳工神圣》这两篇演讲稿都要全文刊登在新的一期《新青年》上。李大钊说，讲演稿《庶民的胜利》太简短了，有些道理都没有说透，他想再认真写一篇稍长一点的政治评论文章，和《庶民的胜利》一起发表，作为对《庶民的胜利》的一篇比较详尽的附注。陈独秀也同意了。
两天后，李大钊把文章拿来了，题目是：《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
陈独秀接过文章，打开一看，“Bolshevism（布尔塞维主义）”几个字醒目地，在他陈独秀看来，是有些刺眼地，映现在他的面前。
Bolshevism（布尔塞维主义），是苏俄劳工阶级的赤色党的组织名称，是赤色主义的代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一些人，包括一些政治势力，正视Bolshevism为洪水猛兽，为妖魔鬼怪，说Bolshevism是“过激主义”，是“共产共妻”之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明目张胆地在《新青年》上刊登《Bolshevi的胜利》的政论文章，宣传和赞扬Bolshevism的胜利，陈独秀认为，有些不大合适，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以至反对，另外，也与他当初创办《新青年》的指导思想和宗旨不大一致，所以，这篇文章发好呢，还是不发为好。
当初，他陈仲甫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时，其指导思想和宗旨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和封建礼教，大力提倡民主主义，宣传民主与科学，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先生和赛因斯（Science，科学）先生，对于过于敏感的时政问题，尽量不会触碰或者少触碰。到后来，高举起“文学革命”大旗，掀起文学革命运动，提出“文学改良”之口号以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也都尽量遵循这一原则。现在，这样公开地宣传赤色革命，这样直接地去涉及很敏感的时政问题，甚至还以国际上的时政为依据，是否得当？昨天，他在编辑蔡元培校长的那篇《劳工神圣》的讲演稿时，看到“此后的世界，将全是劳工的世界”这句话，犹豫再三，都差一点把这句话删去。
李大钊看着陈学长拿着他的文章沉吟着，知道他陈学长在犹豫不决，便问道：
“仲甫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陈独秀把手中的文槁又来回翻了翻，浓眉微蹩，沉吟迟疑了好大一阵子，抬起头来。
“守常先生，以什市之见，你这篇大作暂时不适宜在《新青年》上刊登。”
“为什么？”
“你这篇大作这样过细地介绍和宣传苏俄劳工赤色革命，宣传布尔塞维主义，并公开以此为中国应学习的楷模，恐怕目前欠妥。”
“仲甫先生的意思是……”李大钊有点疑惑不解，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陈独秀。
“我这并非是反对过细地介绍和宣传苏俄劳工赤色革命，反对介绍和宣传布尔塞维主义，也并非是反对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不怀疑，苏俄劳工十月赤色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布尔塞维主义的验证；我也不怀疑，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的最新一种思潮的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地将来可能会对人类社会的进程与发展，起很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以至还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就目前来说，以此而这样直露地触及时政，我觉得是和《新青年》的宗旨是不很一致的，所以，我说，暂时不适宜在《新青年》上刊登。”
“仲甫先生，守常知道您当初创办《新青年》时，是以反对旧文化，宣扬新文化，反对封建专制，拥护德赛两位先生为主导，尽量不触及或者少触及时政，然而，”李大钊笑笑，轻轻摇摇头，“恕守常直言，仲甫先生您自己首先就违背了您自己所制定的尽量不触及或者少触及时政的这一宗旨。”
“守常先生，噢，不，李主任，你这话是从何而说起？！”陈独秀语气很是生硬，明显的有些不快。
李大钊依旧笑着说：“仲甫先生，您回顾一下，当初您是怎么创办《青年杂志》也就是《新青年》的？”
陈独秀傲然不语，斜视了李大钊一眼，又转过脸去，望着窗外，一副不屑一答的神态。
李大钊沉稳而缓缓地说着：“据守常所知，当年，仲甫先生您步我中华英杰邹容、陈天华之后，以‘独枝一秀’在皖河河畔奋起，创办‘藏书楼’，提倡科学，反对迷信，鼓吹反清，弘扬爱国，力主抵御外侮，一身正气，满腔热血，创办《爱国新报》、《国民日报》以革命激进思想和文才名扬大江南北。从那时起，仲甫先生您不仅仅是触及，而且就是时政的勇敢的参与者，即使被捕入狱，也是英雄气概不减，几度被迫出国，亡命东洋，也是革命恒心依旧。那一年，为拙作《国情》和《厌世心与自觉心》两篇文章，在章行严章士钊先生家里，得幸与仲甫先生您第一次会面并相识，仲甫先生您当时的把科学与民主这两盏明灯当作两面战斗的旗帜，高高地举起来，把神州中华从愚昧和落后的黑暗深渊中引出来，把神州中华从危难中解救出来的一席话，是那么豪情洋溢，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使守常获得很大教益，给了守常以极大的激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守常都以仲甫先生您的这些话为座右铭。您以您的宣言和行动在表明，您在时时刻刻寻求把神州中华从愚昧和落后的黑暗深渊中，从危难之中拯救出来的可行之路。这又一次证明，您不仅时时在触及时政，您还是积极参与时政、敢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勇猛的斗士。后来，仲甫先生您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当时正值袁世凯为复辟称帝，实现他的皇帝梦，一方面跪拜在东洋日本国的脚下，称儿臣，签订了耻辱的‘二十一条’，让日本人支持他当皇帝，另一方面，大力地宣扬尊孔复古，重兴纲常之旧的封建专制文化，以陈腐古道之复兴，来为他复辟帝制呜锣开道。而先生您创办的《青年杂志》，旗帜鲜明地呐喊出‘打倒孔家店’，勇敢地吹响了向旧的封建专制主义营垒猛烈进击的战斗号角，一直到后来，《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把民主与科学两面战斗旗帜越举越高，这都已经触及并完全参与了时政。所以，守常才敢冒昧地说先生自己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自己开始时所制定的宗旨。”
因为李大钊说的都是实情，陈独秀也不得不从心里服这个理，尽管他嘴上很硬，仍是那么不屑一理地傲然望着窗外，但面部的神态和气色还是平和了许多。
稍微停顿了一下，李大钊又接着说道：“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某一种社会内容，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某一种社会政治色彩。书报，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当然也绝对不可避免地带有着一定的社会内容即社会政治色彩。不论是旧古时期，还是现今阶段，也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就导致了文化以至传播文化的工具——书报，都与时政分隔不开。这一点，先生您想必比守常明了得多。而且，您自己的实际正就证实了这一点”
陈独秀两眼依旧望着窗外，头转都不转一下地冷冷地问李大钊道：
“就算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那我们宣扬的民主与科学，拥护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和苏俄的布尔塞维克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大钊也缓缓走到窗户跟前，和陈独秀并排站在窗口，也朝外望着，沉稳地说：
“仲甫先生您是最先高举起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战斗旗帜，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道德的。作为这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主帅，您当然是非常之清楚的，在反对旧的、树立新的的运动中，树立起新的是反对旧的的最终目标，而新的呢，也必须是在把旧的一切彻底打破以后，才能真正地树立起来。关于这一方面，守常也不敢过于在先生您面前班门弄斧。守常只是以此引发而说一点，守常所讲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也就是想以苏俄劳工的胜利，来说明并阐述一下‘只有把旧的腐朽的彻底打破以后，新的富有生气的才能真正树立起来’这个道理。让人们通过苏俄劳工革命的胜利、布尔塞维克主义的胜利，能有所收益，有所启示，也能使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富有更充实的内容。
李大钊的这一席话，似乎确实引发了陈独秀的思索。他站在那儿，望着窗外，默默的，一言不语；浓黑的刀眉微蹙着；博士型金丝边眼镜后的那双不大而极有神采的眼睛，此时专注地凝视着窗外的一个地方，显然是沉浸在了一种深沉的思索之中。
李大钊再也没有说什么，也在默默地望着窗外，静候着，他也想让陈独秀学长能认真地好好思索一下。
屋子里的时钟在“嘀哒、嘀哒”地走着。
过了好长一阵子，陈独秀轻轻地而又很清晰地对李大钊说了一句：
“下午我把槁子再看一看吧！”
晚饭后，陈独秀来到图书馆红楼，他是来告诉李大钊，他下午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这两篇稿子，决定这两篇稿子，还有蔡元培校长的那篇《劳工神圣》的演讲稿，三篇都同时全文刊登。
陈独秀一走进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见里面围满了学生，有许德珩、邓仲澥、高尚德、赵瑞芝、宋维新、张国焘、漆小玉、陶美玲、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还有一些好像是外校来的学生；他们都围拢在李大钊周围，有坐着的，有站着的。
陈独秀一听，他们是来找李大钊主任，完后还准备去找他陈学长，是要谈二下他们这几天走出学校，深入到社会各界中去宣讲“劳工神圣”的情况。
他们谈得正热火朝天，谁也没有注意到陈独秀学长走进来了。
陈独秀也没有言声，默然轻声地坐到了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听同学们在和李大钊谈着。
许德珩介绍说：“这几天，我们先后在东城区、西城区、南城区、北城区四个城区进行了宣讲。每次到一个地方，开始时，都总是人特别少。就像那一次我们为了要求政府取消《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去新华门大总统府请愿一样，国人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们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想干什么。过来过去的行人们，只是好奇地望了望我们，后都若无其事地走了，很是冷漠。到后来，人们开始知道一些我们是干什么的了，人也渐渐地多了起来，也都开始慢慢地把我们围拢了起来，听我们宣讲，听得都还很认真。”
张国焘大着嗓门儿介绍说：“这些平民国人们，愚昧的时候很糊涂，不开窍，木不楞登的，让人气恨，恨铁不成钢，但一旦开了一点窍，又让人感到很可爱，听我们讲演特别认真，有时候三遍五遍地听我们讲演，有时候还提上一两个问题。当我们讲到仇恨的时候，他们有些人也都两眼冒火；而当我们讲到悲愤的时候，他们有的人也都双月含泪。”
邓仲澥接上了一句：“还有，我们给他们教那首《劳工歌》，他们可喜欢学，可喜欢唱，教上两三遍，就都会唱了，唱得可是带劲儿。”
李大钊饶有兴趣地问道：“什么歌？什么歌？”
邓仲澥回答说：“《劳工歌》。”
“《劳工歌》？《劳工歌》？”李大钊两眼灼灼闪亮，沉吟了一会儿，问邓仲澥道：“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歌是哪个国家的？”
张国焘扯开大嗓门笑着抢着回答说：“哪是哪个国家的，就是我们中国的！”
“我们中国的？”李大钊主任显得兴趣更浓了。
张国焘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是的，中国的！李主任，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国货。”
傅斯年笑着说：“行了，国焘！再别在李主任跟前卖关子了！”说完，转过脸，对李大钊说：“李主任，这歌是……”
傅斯年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出，就又被张国焘的大嗓门儿一下抢在前面打断了：
“李主任，这歌是我们自己创作的。”
“噢？”李大钊更为惊奇而又欢欣了，“你们自己创作的？”
张国焘洋洋自得地说：“是的，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是瑞芝同学写的词，仲澥同学谱的曲子，由美玲同学演唱和教唱。”
“噢？是什么样的词？怎么唱的？唱唱，让我也欣赏欣赏，怎么样？”李大钊笑着问道。
同学们一下也都来劲了，高兴地喊道：
“对，唱唱！让李主任听听！”
“美玲同学，给李主任唱唱！”
“唱唱，给李主任唱唱！”
“美玲同学，唱唱！”
陶美玲猛一下脸上涨起了一层红晕，有些羞赧，转过脸望了望赵瑞芝。
赵瑞芝抿着嘴笑着，给陶美玲鼓劲地点了点头。
陶美玲那双大眼睛眨巴眨巴了几下，深深吞咽了一口气，自我镇静了一下，然后，鼓足勇气，放声唱了起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社会的主宰，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世界是我们双手造，
社会是我们双手建，
哪里没有我们奔忙的身影？！
哪里没洒着我们劳工的血汗？！
没有我们劳工去种田，
世人哪有美味餐？！
没有我们劳工去织布，
世人哪有好衣衫？！
没有我们劳工去盖房，
世人何处避风寒？！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社会的主宰，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当陶美玲重复最后一段时，屋子里的同学们也都不约而同地跟着陶美玲一起唱了起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社会的主宰，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歌词朴实无华，言简意丰，曲声深沉、雄伟、壮烈、亢越，很有一股子激励人心的内力。
李大钊听着，赞赏地连连点着头。
歌唱完后，李大钊带头热烈地鼓起掌来；他鼓着掌，一选连声地说：
“太好了！太好了！歌词写得好，曲子也好，唱得也好。同学们，这是真正的《劳工歌》！你们写出了真正的《劳工歌》，你们真正表达出了广大劳工的心声。”
许德珩说：“李主任，这首《劳工歌》，不仅那些卖力下苦的劳工们都特别欢迎，爱学，爱唱，就那些中小学堂的教员们、学生们、商会的一些职员们，也都非常欢迎，爱学，爱唱。”
宋维新说：“就是的。我们去过一所中学，在那里进行了宣讲，演唱了这首歌，后来又教了这首歌。第二天，我们路过这所学校时，听见学校里的教员们在领着学生唱这首歌，唱得都非常带劲儿。”
李大钊点点头：“这都是好现象。这说明你们的宣传都已经深入进了民心，还说明广大劳工们，广大的庶民百姓们，也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自己在社会与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我们社会与国家进步的开始。”
邓仲澥说：“李主任，我觉得，”他们一些人不仅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与国家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有的还想参与社会与国家的一些活动，许多人已经关心起时政来了。我们去过的一些地方，很多人都提到了欧战的问题，提到了洋人列强对我中华的欺侮，还提到了德国和日本，提到了‘二十一条’、提到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提到了山东问题，提到了青岛问题……”
这时，傅斯年无意中一回头，看见了坐在后面门旁边听他们讲述情况的陈独秀，叫道：
“陈学长！陈学长来了！”
人们都回过头去望。有些人转过身向后迎去。
陈独秀见不可能再坐在后面了，站起身来，笑着向同学们点头致意，走上前来。
许德珩向陈独秀迎来：“陈学长，我们正还要准备到您那儿去呢！我们这几天走上社会、去各个城区宣讲……”
陈独秀笑着点着头：“刚才都听到了。真不错！你们搞得确实真不错！你们下一步准备……”
许德珩说：“我们就是要来听一下您和李主任的意见，我们想正式组织一个‘平民教育讲演团’，希望能得到您和李主任的支持指导。”
张国焘搬来把椅子，放在李大钊旁边。陈独秀坐了下来，问许德珩道：
“‘平民教育讲演团’？你们这几天的宣讲不是已经在进行了吗？”
许德珩回答说：“我们这几天的宣讲，只是想先从各方面摸摸情况。通过这几天摸的情况来看，就如刚才仲澥同学说的那样，一些平民已经意识自己在社会与国家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已经有了参与社会与国家活动的愿望，他们已经开始关心起时政，特别是对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已经开始有所关注，然而，从摸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平民普遍缺少文化知识，或者根本就没有，或者特别低，以至在自觉心上也是非常的被动。为此，我们觉得很有必要成立一个‘平民教育讲演团’，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广大平民之自觉心。我们渴望得到两位师长的支持和指导。”
陈独秀慷慨答允：“这是绝顶的好事，仲甫当竭尽全力辅助。李主任，我想，定和仲甫一样，将竭尽全力辅助。”说着，问李大钊：“守常先生，是这样吧？”
李大钊点头：“守常定与仲甫先生一起将竭尽全力辅助同学们把平民教育讲演团尽快组建起来！”
“太好了！”许德珩高兴得当即拍手称快。
屋子里的同学们也都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
掌声落后，许德珩说：“我们今天来，是向两位师长先说明一下情况，回去后，我们还要详细制定组建方案和讲演计划。等我们的具体方案和计划草拟出来以后，我们还要送来请两位师长予以指正。”
“希望能尽快地草拟出来！”李大钊满带着深切的期望对许德珩说。
许德珩充满了信心，双目灼灼闪亮：“一定尽快地草拟出来，请两位师长放心！”
许德珩、邓仲澥、赵瑞芝他们一帮子同学都走了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位学界巨匠仍还沉浸在刚才的激奋之中。
“这些同学确实都很不错。”陈独秀深有感触地说，“当今中国正就需要他们这样有志有为的热血青年。”
“就是。”李大钊赞同地点点头，“冲破黑暗，必须得有这么一批年轻的猛士。因为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黑暗太浓厚、太沉重了！”
“是的！愚昧，封建，陈腐，迷信，贫穷，落后，将近五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呀！加之眼下当政者的腐败……”陈独秀语气沉痛地说。
“贫穷就要受辱，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人类社会在向文明发展进步过程中，随带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竞争中弱肉强食的阴影。”李大钊说着，声调不由自主地一下提高起来，充满了激愤，“那些东西洋列强们，不正就是依仗着自己的强，利用我们的贫穷与落后以及当政者的腐败，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在我中华神州大地上横行霸道的吗？！”
李大钊的话使陈独秀又一次陷入了默默的沉思之中。
“所以，仲甫先生，这近一年时间来，我反复思索着关于苏俄劳工革命方面的问题。我隐隐约约觉得，苏俄劳工革命的胜利，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角度出发，是不是给我们也指出了一条使神州中华彻底冲破黑暗、从贫穷与落后中挺身自立而起、大步子走向繁荣与富强的可行之路？”李大钊停歇了一下，边沉思着，边继续说着，“我在发表了那篇《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后，经反复思索，又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其想法也就在于此。”
陈独秀望着李大钊：“我来就是要告诉你，《Bolshevism的胜利》我又看了看，决定和《庶民的胜利》一起同在这一期《新青年》上一并全文刊登。我想了想，你上午的话有一定道理。刊物，作为宣传文化的工具，不可能不触及时政。不涉及时政的纯文化是不存在的！布尔塞维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大力宣传一下并无坏处，或许还真的对我中华冲破黑暗、走向光明能有所借鉴。”
李大钊诚挚地说：“仲甫先生能这样与守常所想一致，这是守常之幸，守常不胜感激！”
陈独秀笑笑，也很真诚地说：“守常先生不必过谦！说实在的，别看守常先生小于仲甫十多岁，倒是仲市经常受启示于守常先生，经常使仲甫迷之豁然，得益不浅。”
李大钊摇摇手：“仲甫先生切不可这样过于抬举守常！切不可这样！守常实实不敢领受！”
陈独秀很认真地说：“我这可是真心话，守常先生。噢，对了，我还有个不大成熟的想法，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请仲甫先生明示！”
“从《新青年》下一期起，我想对《新青年》进行改刊，改个名字，换成半月刊。”
“为什么？”
“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新青年》继续应该怎么办下去？就像我那时候把《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来改成《新青年》一样，想让刊物能适应一下新的形势。许多天来，我看到我们北大校园里热火朝天。各种主义，各种观点，各种对国内‘国际的局势的看法，风起云涌。它们之间论战之激烈，如千军万马之相搏。国民社，新潮社，少年中国社，乃至国故社，都在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观点不断地推出来，竭力地在宣传自己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各种各样的揭帖铺天盖地。《新青年》在中间由于过于四平八稳而显得有些柔弱力薄了，不似以前那样名盛势威了。另外，我了解到，在校外社会各界，《新青年》也不如以前那样受国民欢迎了。所以，我想进行改刊，让它能跟上形势，能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
李大钊沉思地说：“这种情况我也发现了，我也在思考。咱们《新青年》长期以来，只是向封建专制主义开炮，只是在反对复古倒退、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上下功夫，其他社会政治问题都好像不怎么涉及，即使是涉及上那么一点，也因为是月刊，每个月才出那么一期，许多观点本来是新的，但等它一刊登出来，也就早已成为陈腐旧货了，所以，它已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已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了。”
陈独秀接过话头：“所以我才想着改刊。”
“可是，仲甫先生，您想过没有？”李大钊望着陈独秀说，“您刚刚决定《新青年》从下一期起，成立编辑委员会，实行轮流担任编辑的办法，现在突然又决定改刊，您让适之教授、玄同教授、半农教授、以及鲁迅先生等这些编委会成员们怎么想呢？”李大钊略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当然，玄同教授、半农教授以及鲁迅先生，把话讲开了，他们会理解，也会支持的，但适之教授那里就不大好说了。”
陈独秀沉吟着，点点头：“这倒是的。那你说，守常先生，怎么力、为好？”
李大钊想想，说：“守常也思考了很多天，依守常不成熟之见，是否可以与《新青年》并举，再创办一个快速的杂志或报纸，以及时地反映社会政治形势为主，对社会革命形势发展的动态和各方面的思想潮流进行简介和评论，与《新青年》杂志并举而又相互补充。最好是能每星期出一期，能办成个周刊或者周报，这样就可以达到‘快’和‘新’了。”
陈独秀高兴地说：“这倒是个好办法。搞吧！咱们一起来搞吧！尽快地把它创办起来。到时候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可以把适之教授、玄同教授他们也拉过来。起个什么名称呢？到底是办个周刊呢，还是办个周报呢？”
“这倒无关紧要，说它是周报也行，说它是周刊也行，反正是每周出一期，还可以固定地分成几个专栏，把国内的和国际的分开。”
陈独秀又问：“起个什么名称呢？”
李大钊想想，沉吟道：“可以不可以叫个《每周评论》？要不，我们再想想！”
三
新的刊物问世了。名称就按李大钊最初所建议的，叫《每周评论》。就按李大钊所说的，说它是周刊也行，说它是周报也行，反正是每周出一期，采取的是小型报纸的形式，每星期日出四开一张，分四个版面，分栏为国内大事述评、国外大事述评、社论、随感录等，除此而外，根据社会动态，还分栏有文艺时评、新文艺、通信、读者来论、新刊批评、名著评介等。
《每周评论》一问世，就把矛头直对准了封建专制势力和东西洋列强尤其是东洋日本国的侵略主义。
陈独秀学长在发刊词中，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定为《每周评论》的宗旨。
《每周评论》一问世，很快就受到了社会上的欢迎。每一期都供不应求。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一个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主，一个以反对洋人列强的侵略主义为主，两者互补，犹如两股并行而汇合的巨流，在古老而冷凝的神州大地上涌腾着，在酝酿着汹涌春潮的大波。
现在，许德珩、邓仲澥、赵瑞芝他们，可是忙得不亦乐乎。原来定的每月一次的《新青年》讨论会仍在继续进行，又增加了每周一次的《每周评论》讨论会，具体时间是在每期《每周评论》出版后第二天（即星期一）下午。这些讨论会，他们都积极参加。许德珩仍是《新青年》讨论会的召集人。邓仲澥是《每周评论》讨论会的召集人。参加讨论会的，不仅有原来的如高尚德、赵瑞芝、漆小玉、张国焘等这些北大的学生，还有许多的外校同学，如已加入了国民杂志社的北高师数理部的陈宏勋同学、清华学校的闻一多同学等，也都积极地来参加讨论会。除此而外，许德珩、邓仲澥、赵瑞芝、张国焘等，还和所有参加讨论会的校内和校外的同学，一起参加筹建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作和社会调查活动，还一起上街去宣传和叫卖《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一天下午，赵瑞芝和宋维新、高尚德刚第二次把一大摞《每周评论》卖完，回到学校，在校门口碰见前面早已卖完《新青年》回来了，双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正准备上街去的张国焘和陶美玲，陶美玲告诉赵瑞芝：
“孔文才从湖南来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