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欧阳的父母家，他们说，他们给欧阳可能去的很多地方都联系过了，根本没有欧阳的任何消息。看样子，欧阳并没有回来。
我只好失望地回去。回到家里后，已经到了晚上十点钟。我妈给我做了饭。吃饭的当儿，我给他们简单地说了我找的结果。我妈说：
“算了吧，看样子，人家也是不想再见你。你就是怎么找也找不到的。”
父亲沉默着。
“你现在对她是仁之义尽了。”我妈又说。
我也沉默了。一个男人，在他成熟的时候，也就是他学会沉默的时候。
一觉睡醒来，我还是不甘心。我又去找了一次张潮，可是，张潮现在任何人也见不着了。我再怎么给狱警说，他们也不敢让我见。最后，我给那位狱警给了两百元钱，让他去问问张潮，欧阳还会去哪里。不一会儿，狱警出来告诉我说，你找这个人，他会帮你的，如果这个人都没办法，就没有人能帮你了。
我照着张潮写的电话，给一位名叫孙国庆的人打通了电话。我约他出来，他不出来，只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张潮介绍来的，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他妹妹。孙国庆说，好吧，就看在老朋友的面子帮你找，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我只好回家等着。我想，那个名叫孙国庆的人，肯定也是某个黑社会头子。我也不想跟他有过多的来往。
呆在家里，就得想工作的事。有一天我妈对我说：
“子杰，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就先到电视台去上班，如果不合适，我们再换单位。”
我还没回答，父亲已经发火了：
“那怎么能成？要去就要在那里好好干，别以为这工作是好找的。我们全把他给惯坏了。”
我没有反抗，任凭他们骂着我。
第二天晚上，大卫来看我们。大卫来的时候拎了一箱饮料，说是让我们解暑的。父亲对大卫充满了赞赏，当着大卫的面奚落着我：
“我们子杰什么时候也能自己赚钱给我们买一扎啤酒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我对父亲说：
“电视台我还能不能去？”
他看了我一眼，问我：“想通了？”
“没有。我去上班就是了。”我没有看他。
“好，我现在就给台长打电话。”父亲说。
我到电视台去的原因之一是，电视台的记者不坐班，可以四处走，到处看。我上班的时候，台上叔叔问我，子杰，你说吧，你是想当记者呢，还是坐机关？我说，去干干记者吧。他笑着说，好，应该这样，从最基层做起。于是我就去了记者部。因为台长给记者部主任特意说过要照顾我，主任对我比较客气。他说，这样吧，这两个月，你就跟着别人跑，想跟谁跑就跟着谁跑好了，没有任务，就先熟悉情况吧！
电视台里有几个女编辑，她们特别喜欢叫我跟她们去。有人还要叫我主持节目，我谢绝了。我每天都跟着不同的记者到处跑，可是我的心里一直想的是欧阳。我给孙国庆每隔三天就要打一次电话，可他总是说，还没有找到。
这一天，孙国庆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的人在一家房地产销售处看见欧阳在那里帮人卖房子。我问清了地址，马上就赶去。那地方几乎都到了郊区，是一个新建起的住宅小区。我往售房部赶去，找遍了所有的地方，也没见欧阳的影子。我给孙国庆打电话，孙国庆说，不可能，你问问那里的人，她是不是正好回去了，或者有事出去了。
我去问那里的一个经理模样的人，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欧阳澜的姑娘。他看了看我说，没有。我又问，她还有个名字叫张澜。他还是说，没有。于是，我只好给他描述欧阳的长相，那人听了说，有，有，她不是说她叫梦宇吗？当时我还纳闷，怎么会有这样的姓，不过，她现在不在，她说她有些不舒服，回去了。
我一听就急切地问他，你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吗？他说，不知道，不过，听说她就住在汽车厂附近。我问他，欧阳有没有联系方式。他说，她没有手机，不过，她招聘的时候倒是有个电话，你找她干什么？我说，她可能病了，我是她表弟。那人说，那好，你跟我来，我给你找找她的电话。
那人在桌上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欧阳的电话。根据那人的分析，欧阳应该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拿了电话号码就打，却是公用电话。我问里面那个凶巴巴的女人，她的电话具体在什么地方。她没好气地给我说了。
不一会儿，我就到了那里。那个女人大概有四十五岁左右，胖胖的，一脸的横肉。是个开小卖部的。为了赢得她的好感，我先在她的地方买了些东西，然后我问她，是不是有个叫梦宇的女的住在这附近。她说，是啊，就住在那幢楼的四楼，她刚上去。
我是跑到四楼的，我先敲了左手的门，里面出来一个男人，问我找谁。我问他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梦宇的姑娘。他说了声没有，就啪地一声把门关上了。我又敲开了右手的门，里面没有人。我又大声地敲了几下，只听里面有人走动的声音。门开了。
是欧阳。她的脸色难看极了。她捂着肚子，一看是我，就倒下了。
我赶紧将她送到了医院，检察后，医生对我说：
“你是她什么人？”
“我？我是她的朋友。”我不知道这样回答合适不合适。
“她家里人呢？”医生问我。
“她家里人都不在，有什么事你就给我说吧。我是她男朋友。”我说。
“好吧，病人的情况非常差，可能不行了。”医生说。
我愣住了。医生问我，她知不知道自己得的是肝癌。我说，她知道。医生问我，得病的时候，她在干什么。我说，在上班。医生就奚落我说，病人都成这样了，怎么还能上班呢？你们可真没把人当人看。她也就没几天了，赶紧给她准备准备吧！
我一下子倒沉静了下来。我进去的时候，欧阳已经醒了。她看见我时，眼神非常复杂。我握着她的手说：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你有病在身，不能干活，你知道吗？”
“我不能连累你。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可是我没有生活费了。”她低着头痛苦地说。
“那你应该给我打电话。”我责备着她。
“我给你妈，”刚说到这儿，她又打住了，看了看我，然后说，“我给你们家带来的麻烦够多了，我不能再这样让你们家为难。”
“你知道吗？我到处找你。我去了你们家，见了你亲生父母。我还去找过你哥哥几次，是他让我找孙国庆的。我都已经找了你二十几天了，直到今天，他打电话说，他的人在那儿找到了你。”我说。
“医生怎么说？”她问我。
“医生说，你没事，就是累着了，让你好好在医院休息，过不了几天，你就没事了。”我故意装作很轻松的样子。
“你别骗我了。我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没有多少日子了。知道这样的话，我还不如死在监狱里的好。”她说着就哭起来。
我紧紧地抓着她，想将她搂在怀里，可是她不让，她说：
“你赶紧回家吧，你爸妈肯定在等着你呢。”
“不，我必须在这里陪着你，直到你的病好为止。”我说。
我想，父亲也许能理解我，我走到楼道尽头，第一次给父亲打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
“爸爸，我找到她了。”
电话那边，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是吗？”
“是的，不过，她病得很厉害。我把她送到了医院，但她的身边没有任何人照顾。我也没带多少钱，但医院要让我交押金。”我说。
“你在哪家医院，我和你妈现在就去。”他问我。
我把医院告诉了他们，然后我回到病房告诉欧阳，我爸妈过一会儿就会来的，你就放心在这里养病吧。欧阳一听我父母要来，紧张得不得了。我给她说，你别紧张，我爸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一次是他在支持我。我妈呢，她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再说了，他们不支持我，我就去找我外公。
欧阳又昏过去了。我赶紧去叫医生，医生说，她可能是激动所致，也可能是说的话太多。
过了一个小时，我爸妈到了。他们一进门就看见了昏过去的欧阳，问我怎么样了。我把欧阳的情况给他们说了。我爸一听，就叹了口气。我和父亲一起去到门诊处给欧阳办住院手续，我妈则留在欧阳身边。路上，我爸对我说：
“我和你妈商量了，决定给她请个专门的护士看护她，你呢，就回去上班。”
我一听，就说：“那怎么能行呢？她现在特别需要亲人和朋友的照顾，她已经没几天了。”
我说完就想哭。父亲怔住了，他说：“真的没几天了？”
我终于哭了出来，哽咽着说：“医生给我亲口说的，让我给她准备后事。”
父亲再也没说一句话。办完手续后，我们一起去了病房。刚进病房，就看见我妈和欧阳两个人正在说着什么，见我们进去，她们不说了。我妈一见我进来，就冲我说：
“子杰，你最近工作特别忙，我和你爸已经商量给她找个专门的护士来看护她，你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不行，妈，我必须守在她身边。”我说。
“不，子杰，阿姨说的对，你回去吧！”欧阳用微弱的声音说。
“不，我不能回去。”我说，一边看着父亲。父亲将母亲拉了出去。我看见欧阳用非常疲倦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昏了过去。
我赶紧出去叫医生，医生回来一看，就问我：
“你们刚才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看了看我妈说：“没有啊！”
“病人的病情非常严重，你看，她的鼻子里已经有血流出来了。”医生说。
我妈看着欧阳的样子，脸色吓得非常难看。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除了我妈外，没有人和欧阳说过什么话。
父亲这时瞪着母亲说：“都是你！”
我妈眼睛里都有了泪水，她说：“我就是给她说，她不是答应我们不见子杰吗？为什么又让子杰找着了呢？我不知道她快不行了，我要是知道，我不会跟她说这些话的。”
“你说什么？你们见过面？”我惊奇地问她。
“算了，我们还是给子杰说明白一些的好。”父亲说，“你妈在她出狱的那天早晨就去找了她，让她永远不要再找你。你妈给她钱，她一分都没要。”
我一听，愤怒地看着我妈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不是说你把她救出来以后就不再见她了吗？你还说她得了很重的肝病。我们对她是够好的了，还能怎么样？”我妈都快哭了。
我一句话也没有了。我默默地坐在欧阳的床前，看着她的血从鼻子里，从耳朵里往外流。我的泪水就再也止不住了。
我赶紧给她父母亲打电话，告诉他们欧阳病得很重，如果他们能上来的话，就来看看她。可是，欧阳没能再醒过来。
火化她的那天，正好是她哥哥被枪决的当天。她的母亲疯了，被她姨姨和养父母以及她弟弟拉着走了。我看着他们，觉得自己也疯了一般。我呆呆地看着巨大的火将欧阳卷上了天。
我活了才多大啊，已经第二次这样送自己心爱的人了。
我呆呆地回到了家里，在家里躺了三天。我不想理我的母亲。是她自作主张，断送了欧阳的生命。
第四天，我从身边拿起了一首诗看起来，是华兹华斯的《威斯敏斯特桥上》
大地再没有比这儿更美的风貌：
若有谁，对如此壮丽动人的景物
竟无动于衷，那才是灵魂麻木；
瞧这座城市，像披上一领新袍，
披上了明艳的晨光；环顾周遭：
船舶，尖塔，剧院，教堂，华屋，
都寂然、坦然，向郊野、向天穹赤露，
在烟尘未染的大气里粲然闪耀。
旭日金挥洒布于峡谷山陵，
也不比这片晨光更为奇丽；
我何尝见过、感受过这深沉的宁静！
河上徐流，由着自己的心意；
上帝呵！千门万户都沉睡未醒，
这整个宏大的心脏仍然在歇息！
我以前是多么喜欢他的这首诗啊！我对城市的喜爱几乎都像他所写的那样，可是现在，我将它恨透了。一股莫名的愤怒袭上心头，我一下子将它撕得粉碎。明白了，我现在一切都明白了。是这个家庭养育了我，但也将我推向了深渊。是这个城市，造就了我，但也毁灭了我古老的梦。
外公来看我，我起来了。我妈就当着外公的面自我检讨着：
“我当时只以为她的病可能是治不好，但也不会到那种地步，所以就去给她说，让她别再见我们子杰了。是她首先负我们子杰的，然后我们又救了她，我觉得我们对她够不错的了。她也这样认为，所以就答应了我，远远地离开这里。我想，子杰找不着她，也就慢慢地忘了。谁知道她还在这个城市里，还被子杰找着了。唉，是她当时不要我给她的钱，如果她要了，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我沉默着。我觉得做为一个母亲，她应该说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可是她看上去很可怜。她努力地在讨好我，内心中充满了不安与内疚。
外婆一听，就说：
“我觉得你做得没错啊。如果她不离开这里，子杰肯定会去找她，而她呢，癌症缠身，不但不会被治好，而且还会拖垮我们子杰的。我们不给子杰作主，谁给他作主。她死是迟早的事。”
外婆的话冷极了，我一直无法弄清楚母亲对外婆不好的原因，现在我明白了。她的心太狠太凉了。这个爱新觉罗氏的后裔，自以为是贵族的老太婆，生了四个儿女，对我母亲最差，最后是其他人都远走高飞，根本不愿意和她生活在一起，只有我母亲留了下来。她是自找的。
我还是沉默着。外公对我说：
“子杰，死者长已矣！你不能这样消沉下去，你得振作起来。如果能上班的话，就去上班好了。”
“不行，他这个样子，怎么能上班呢？”我妈说。
“就让他自己作主吧，他也是该到自己作主的时候了。他想去上班就去上班，如果想在家里呆着就呆着吧。反正我觉得他现在是最痛苦的。才几个月，前后就有两个姑娘这样，唉，是谁都受不了。”父亲第一次这样说。
他们再也没劝我，再也没有说工作的事。我的心很疲惫很疲惫，也仿佛非常地衰老。我有时一睡能睡一天，起来的时候还是浑身无力。有时我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但我实际上什么也没看。我在看自己心中的电视。一个个女子在我的脑海里一遍遍地上演。使我无限伤感的是，她们最后竟然都成了悲剧。欧阳死了，花仙子死了，吴静怡疯了，韩燕秋堕落了，朗莎也被名利和欲望左右着，而玉涵则一直含着悲痛生活着。即使是刘好，来时清纯无瑕，去时已是满心的疮痍。
父亲劝我多去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我每天上午都会走得很远很远，最后一直走到鲁迅公园。我进去在那儿长坐着。我想起鲁迅的一生真是波浪壮阔，可是，到头来他还是陷入迷茫之中。他不知道自己老了的路该怎么走，更不知道自己死后的路。这个被尼采一直激励着的人最后还是含恨离开了人世。伟人又能怎么样？都是匆匆一世。我想起我的爷爷，那个生活在人世间最低层的普通农民，没有任何惊人之举，却也没有多少迷茫和愤怒。他生活得何其宁静，何其快乐！人生并不在于你能干多大的事，而是要生活得快乐些，生活得更本质些。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我爷爷要比鲁迅生活得更为真实而快乐了。再往远一些看，在苍茫的历史长河里，人类的伟大比起造物者来说，又是何等地渺小而平凡！平凡本是人生的常态。能安于平凡者必当快乐。
有一天，我在那里转的时候，看见一个姑娘领着一大群大小不等的小孩要进来看鲁迅的雕像，可是她没有钱给孩子们买票，便苦苦地央求着管理员，可管理员说什么也不愿意。我走了过去，给她和她的孩子们买了门票。她感激地看着我，一声又一声地说着“谢谢”。我听她的口音，像是从山区来的。那些孩子，一个个看上去脸黑黑的，脖子也黑黑的，衣服脏极了，像一群讨饭的孩子，最可笑的是，他们的脖子里一个个还围着已经很脏了的红领巾。十几个孩子都惊奇地看着我。一个孩子问那个姑娘：
“郑老师，他是你亲戚吗？”
那个姓郑的姑娘脸红了，说：“不是，我不认识他。他是一位好心的叔叔。”
她们进到了公园，却又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便走了过去，对那位姑娘说：
“郑老师，我带你们去。”
她惊呆了，两只眼睛睁得大大地，用极浓的方言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姓郑？”
“刚才不是有个小孩叫你郑老师吗？”我说。
她羞涩地笑了。我在前面走着，她在后面跟着。在我们的身后，十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地嚷着。姓郑的姑娘不好意思了，大声地让他们小声点。我问她：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是从山区来的。”她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家乡。
“这些是你的学生？”我问她。
“是啊。”她说。
“是几年级的？”我看着身后那些年龄不等的学生。
“几年级都有。”她说。
“怎么会几年级都有呢？”我问她。
“全校就这些孩子，只有我一个老师，我们那里又穷，请不起老师，来了十个老师，十个老师都走了，我是第十一个。我们那里的人都不重视教育，大部分人都不想让孩子上学。”她说。
“你带他们玩来了？”我好奇而又敬佩地问她。
“我们哪能来玩呢。我是带他们来开开眼界的，这是我第二次带他们来。第一次只有五个学生，他们回去后就好好学习了，想着有一天能跳出那里。在他们的鼓动下，很多孩子主动来上学了。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路费，一路挡的是大卡车，所以到这里来以后，他们看上去很脏很脏，都以为我们是讨饭的。”她极不好意思地为自己辩护着。
“家长们没给你凑些路费？”我问。
“哪有路费可凑啊！我们那里很穷，每个学生来的时候只带了五块钱，吃了几顿饭就没钱了。幸好我自己有一些，就只管他们吃饭了，哪还有钱买什么门票？”她说。
“家长们愿意把孩子交给你？”我好奇地问她。
“当然不愿意。我说了整整半年才把他们带出来的。唉，要说我们那地方吧，实际上也非常好，到处都是森林，可就是在山区，交通不发达，人的观念落后，不与外界来往，所以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她说。
“到处都是森林？就是说，你们那儿很美了？”我笑着问她。
“是啊，我们那儿美极了。没有一点点污染，到处都是清泉绿水，奇花异草……”她说起自己的家乡时可骄傲了。
我们一路聊着，一路走着。我给她和孩子们一一地讲解着。一个小姑娘一直看着我，我冲她笑了笑。她一看我对她笑，马上笑得不得了，和旁边的孩子们一下子笑开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就笑着问她怎么了。她不说话。另一个孩子说：
“她说你像电影里的人一样漂亮。”
我一下子笑得前仰后合。郑老师一听也笑得不得了，对孩子们说：
“男的不是漂亮，应该是长得帅。”
大家都笑了。中午的时候，我带他们去了一家排档店里吃饭。郑老师看着菜谱对我说，太贵了。我笑了笑说，不贵，我请你们吃，你们就别管了。我看见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自己也吃得多了些。吃完饭后，我把身上剩下的两百多元钱都给了她。她死活都不要，我就说：
“这些钱你再带孩子们转转其他的地方，若是不够了，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把手机号和家里的电话都给了她。她问我的姓名，我说：
“你就叫我小胡好了。”
这一天我回家很快乐。我暂时地忘了欧阳。这件事也使我突然想彻底地忘掉欧阳了。人生太不容易了。我和那些孩子相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但谁更快乐谁更幸福？谁知道呢。
父亲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协在某个企业的赞助下，要组团到西北去旅游，可以带家属。父亲想到了我，便答应了。九月初，天气刚刚凉下来时，我们出发了。妈妈因为要上班不能去。先是坐飞机到兰州，然后又坐火车去了敦煌。我终于看到了在小说中描写的八百里戈壁。真是风沙茫茫。我在那里看见了雄鹰，在辽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雄鹰。它们飞得特别高，像一个黑点。忽然间，它们会冲下来，在我们的头顶上迅速地一闪，仿佛黑色的闪电，刹那间不见了。回过头来赶紧找，发现它已经又天空的一个黑点。我还在中午两点钟的汽车上，看见海市蜃楼。远远地看上去，在干噪枯热的戈壁滩上，突然出现一大片一大片碧波荡漾的海子，可到了跟前，它却是一模一样的戈壁。在一片被烈火烧烤的沙山之中，有一片绿色，在那片绿色中，有一片心灵的森林，那就是千佛洞。一个讲解员给我们讲得特别认真，她把佛的故事一个个讲给我们听。我的心里一动一动地。佛所思考的问题，其它也是我所思考的问题。佛所能舍弃的，我也愿意，只可惜，我没有他宏大的愿望与悲悯，也没有他的牺牲精神，所以我只能成为一个凡人，一个浪荡子。佛与浪荡子只不过一墙一隔。
从敦煌出发，我们直接去了新疆。九月初的南疆真是太美了。大自然将我的胸怀彻底地打开了。我心中的痛苦随风而逝。生命应该像这自然。我在那里常常想起玉涵，但我已经没有伤感。也许她现在生活得很幸福，但愿如此！
回来的时候，又到了兰州。有人带我们去了一趟夏河拉卜楞寺和甘南草原。在那里，我又一次接受了佛的开悟。而在甘南草原上，和崇山峻岭间，我又一次看见巨大的鹰将天空划破。那才是真正的鹰！世界太广大了，而精神世界更为广大。
二十天以后，我们回到了家里。在下了飞机，坐着汽车刚刚进入我们所住的城市时，我突然间像是被一种力量扭曲了。我的心里痛苦极了。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和川流不息的汽车，我闭上了眼睛。一种痛苦自心底里深沉地浮起。我已经不喜欢城市了。
大自然是最好的医生，我内心的伤痛已经在她广大而宽厚的内心感化下好了许多。过了几天，我就去上班了。我又跟着几个记者到处跑。我仍然无事可做，他们带着我去是因为我是台长的人。他们对我非常好。在拿红包的时候，他们一定也要给我要一个。到处都是吹嘘者和被吹嘘者，人人都喜欢虚荣。在这种时候，我总是想起佛的故事。佛说，人世间有至善，而至善就在我们的内心。可我的内心一片痛苦。在这个城市里，很多事物都能揭开我内心的伤疤。我分不清那痛苦与伤疤，孰善孰恶。每天在这个浮华的城市里穿行，在那些利欲间往来，我看见一切都变成虚无。文明是幻象，生命是幻象。哪是真实呢？佛说，生命有轮回，宇宙有轮回。可我无法相信，我的内心只有虚无的物质世界，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所以我痛苦。我痛苦是因为我无法确信人世间的任何事物。一切都变成了废墟，到处都是“断垣残壁”，到处都是“阿伽门农之死”，到处都是欲望的“浓烟烈焰”，到处都是艾略特的“荒原”，似乎根本就没有彼岸世界。佛啊，请挥动您风流的衣袖，将那天国之门稍稍开启一点吧！请给我些微的启悟吧！请把我从深渊里拉一把吧！
天空中下着雨。那是我的泪。非悔恨之泪，而是为我无法相信任何知识的痛苦之泪。那痛苦，非为个人，非为一己；那痛苦，来无踪，去无影，却又似乎时时缭绕在心头；那痛苦，是对人类过往的一切历史与知识的彻底怀疑，因而所有的知识在我看来，都是不可靠的。那痛苦，是要寻找人类原初的命名，是要唤回被人类遗弃的诸神，是对正在失去的大自然的眷恋和对技术主义者的仇恨。那痛苦，又是对这一切的深深的怀疑。
怀疑，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却又似乎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怀疑使我丧失一切，连那最起码的常识都无法拥有。
妈妈说，吃饭吧。我却在心里问，为什么要吃饭呢？吃着吃着，我便失神了。吃饭是为了身体，而身体有一天会死去。既然终有一死，为什么要执着呢？可是佛若不执着，哪有佛？
父亲说，今天你早点去，不要迟到。我在路上想，做这些事有什么意义吗？不就是为了挣口饭？而这口饭我本来可以不挣的。我是为了打发时间，为了驱散心中的伤痛，才做这些事的。但驱散它的真正的做法应该是到大自然中去，应该是问道。父亲曾说，常理便是道。我不明白。父亲真的闻过道？既然闻道，他又何必执着于自己的写作。写作对于他，早就成了一种工作，一种糊口的事业，一种名利的积累。我记得他在早年写过一篇文章，说他的写作是对真理的探寻，是自己要把握这世界的一种方式。然后当他成名后，一切都改变了。道，似乎在他身上早就亡佚了。
外公说，他最近又在人大会上提了一个方案，是关于城市中不能养狗等宠物的提案，已经通过并开始实施了。他说的时候非常高兴，他的理由是，这些宠物和动物是各种疾病特别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传染者。所以要将它们都杀光。杀吧！将这些东西统统都杀光，只留下人类，光秃秃的人类。爷爷曾经遗憾地告诉我，他多么想养一只狗和猫，可是农村已经无法养了。这些年来，不知是从哪里跑来了一种他们从来都没见过的大老鼠，长着很长很长的尾巴，个个都比猫厉害，所以农村里人家到处都撒着杀鼠药。我去的时候，天天都有卖鼠药的人在街上吆喝。然而这些鼠药把狗和猫全都毒死了。似乎只有城市里，它们是安全的，虽然它们成了别人的观赏品。然而，现在外公要杀了它们。外公只有高兴，似乎很少有爷爷的那种遗憾，我突然间觉得外公就像一条披着狼皮的羊，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识破他，现在总算是识破了。杀吧，把那些你们眼中的不愉快的生命全都都杀掉吧！别以为你们在为人类做好事，当有一天，那些生命都仆伏在佛的面前状告你们，你们将如何辩护？然而，我发现这是不成立的。他们不相信佛，他们只相信自己。他们自己就代表了真理。我无言以对了。我仿佛看见自己在为那些生命流着泪。
外婆的病又犯了。她要是埋怨，因为那些病全是她当年生我妈和我姨和舅时落下的。她总是说，干嘛要生那么多呢？你看他们现在连回来都不回来看我们，真是白养了他们。我妈听着是高兴的，因为越是这样，我外公的财产将全是她的。人人都是有所图的，就连亲人之间也如此。我不禁想起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来。何必埋怨呢？何必贪呢？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得怀疑。这并非后现代主义。我讨厌父亲将我形容成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我什么主义也不是，我就是我。千古一念，万载一叹而已。甚至什么也不是，是空茫中的空茫，不曾有任何形式。形式都不过是幻象而已。
怀疑使我的头痛病更加严重。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爱打扮了。我也不再向人诉说了。诉说对我的现在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曾经想执着地从我记忆深处挽留下来的情感的历史，都变成了一些知识，从我内心中正慢慢地消失。消失就消失吧，它们不过是人生中的万千幻象而已。
我沉默得更深了。
特别是在晚上，我难以入睡。身体是越来越差。最要命的是，电视台的人都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我妈也说，她单位的同事也在问我的情况，想给我介绍女朋友。我一听，头都大了。要女朋友是要结婚，结婚为何呢？人必须要结婚吗？结婚是要满足人的情欲和养育后嗣吗？情欲，天之所赐，是该废还是该张扬？养育后嗣，乃生命之天职，然而人之成为生命界的天敌时，养育后嗣是不是可以废弃？
电视台有个女主持人似乎对我有些意思。她是去年分配到这儿的。她一有空就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来找我。说真的，我对她很烦。有人骂她，她是跟台长睡觉后才到电视台并当上了主持人的。我并不是因为这一点烦她，而是她的热情。
我每天都跟着那些人在人流之中穿行，使我非常疲倦。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我不想每天都看到这么多的人在我眼前晃动，喧嚣。我想安静。
这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个女的打来的，从手机上显示的号码来看，还是长途。我从来没见过这个电话，我也听不懂她的话。我给她说，你慢慢说，说清楚你是谁。她说：
“你还记不记得我，我姓郑，你还叫我郑老师呢。”
我一听想起来了，我问她现在在哪里。她说，她已经回到了老家。她说，我给她的两百元帮了她的大忙。那天我请客吃饭，一个孩子吃得太多了，结果病了，病得还很厉害，如果没有我给他们的钱，那孩子也许就回不去了，她也就无法给人家家长交待了。
她好像要跟我长聊，我也突然间想知道她那儿的情况，就让她把电话挂掉，我给她打过去。她说，我不能挂，我还有话要给你说呢，我挂掉你怎么给我打啊。我笑了，说，我的手机上有你的号码，你把电话挂掉吧。她挂了，我给她打了过去。
我们聊了起来。她尽量地学着用普通话跟我说话，每句话总是要说两遍。她说她今天是走了很长的路，到县城里专门给我打电话来了。我有些感动。她说，她走的时候，钱都花在给孩子看病和吃饭上了，又没钱了，所以不敢给我打电话，就求了一个卡车司机把他们拉了一阵，然后一路求人把他们拉到了家乡。我听得非常感动。她的心太朴实了。
她说，她回去后把这些情况给家乡的人说了，那边的人都非常感激我，想给我写份感谢信，问我的单位是什么，怎么寄信。我笑了笑说，不用了，我在这儿也呆不长的。她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在电视台。她一听就说，那么好的工作，你还想要到哪里去啊。我笑着说，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总之，我对城市厌恶透顶了。她一听就笑着说：
“那你到我们这儿来吧！”
“那好啊，我去给你当教师，你给我当校长。”我笑着说。
“开玩笑的，省城那么好的地方，我们这儿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看上我们这地方的。”她说。
“我说的是真的。”我笑着说。
“我不相信。”她也笑着说。
“那你告诉我你们的具体地址，一周以后我就到你那里报道。”我说。
“别开玩笑了，我们这儿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来以后连对象都找不上的。”她认真地说。
“这些我都不在乎，我要的是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我说。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后，她说，电话费太贵了，她以后若再来县城，一定会再给我找电话。她还说了很多感激的话。我挂了电话后，就往家里走。
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我对他说：
“我要离开这里。”
父亲猛然抬起头来，茫然地看着我说：“你说什么？”
“我要离开这里了。”我重复道。
“你要到哪里去？”他站了起来，眉头拧成了乱麻。
“我要到上次我给你说的那些孩子住的山区去当老师。”我说。
“你说什么？”他惊奇地看着我。
“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压抑，我不喜欢城市，而且在这里我一直忘不了我的痛苦。我要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去工作。”我说。
“你要去多长时间？”他问我。
“也许几年，也许永远。”我说。
父亲颓然坐在沙发上，想说什么可又仿佛不知从哪里说起，总是举起了手又放下。一会儿后，我妈回来了。父亲把情况给我妈说过后，我妈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她看着我说：
“子杰，你是不是非常恨妈妈？”
我摇摇头说：“不，一点儿也不恨。”
“那你为什么要去哪个地方？”她不理解。
“我想安静。”我说。
“那你也可以到咱们老家去啊！”父亲终于说道。
“不，我必须得离开我的亲人一段时间。”我说。
“你是想去锻炼一下，是吧？”我妈小心地问我。
“不，是想去生活。”我说。
“你是说要在那里结婚、生活？”她惊惧地问我。
“我还没想过要结婚。”我说。
“你是不是喜欢上了那位姑娘？”我妈又问我。
“不是。”我说。
不一会儿，外公和外婆也来了。他们更不理解我。他们给我讲了一大堆道理，说父亲就是千辛万苦才跳出农门，来到大城市生活的，才有了今天的事业，而你怎么又倒回去了？你到那里有什么事业可做？
最后我只好说：
“我就是想去生活一段时间，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我在这里只想到死，而到那里去，我想到的更多的是生。”
“也好，去生活一段时间也很好！”父亲叹口气说。
大卫也来了。我妈把能说服我的人都叫来了。大卫问我：
“你不是要去支援贫困教育吧！”
“不是，我是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我说。
一周以后，我坐上了长途汽车。本来我外公要请人开着他的车送我去目的地，但我谢绝了。我妈一直哭着，我哄着她说，别哭了，你都长大了。她哭得更厉害了，对我说，子杰，去转一转就马上回来。我外婆也哭着。我握着大卫的手说：
“你一定要每周都去看看我爸妈，若有时间，也去看看我外公。”
他的眼睛里也有泪水。
出了省城，汽车往南行驶。我默默地看着后面那个我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心中说：
“再见了，我的历史，我的城市。一切都是幻象。”
我看见无数的车和人都在向它进发，便闭上了眼睛。过了很久，我看见自己已经到了那个风景秀美的没有被开发的山区，在一望无际的森林的小路上，我一个人走着，当我走到那个孤独的小学校里时，那个叫郑老师的村姑睁大了眼睛，手里的书本和粉笔掉在了地上，不可思议地看着我，然后她和那些脏兮兮的孩子们飞出了教室，像一屋子的阳光飞了出来。她和孩子们咧着嘴笑了。
她身后无边无际的金黄色的森林也广阔地笑了。一只老鹰在一片金黄之上滑翔着，像是这森林的王。
故事到这儿应该是最好了，就像贾宝玉的出家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一样。我这样的结局跟他出家应该是一样的。在那个古典时代，皈依佛门是最终的出路。它并非悲剧，而是一种价值回归。可是，对于我来说，佛门虽然向我大开着，我却无法踏入。这是现代社会。我的心中没有佛。所以我只能走向自然。这似乎比皈依佛门更为人性一些，更加中国化一些。我想，更多的人都愿意在这个时候合上书本，闭上眼睛。
可是，我不能就此止笔。我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在一次次的讲述中，我真的是看见自己走出了这个我厌恶之极的家庭和城市，我真的看见自己像只鹰一样在蓝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然而这一切只是我的幻想而已。
我并没有出走。我仍然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迷迷茫茫的人海中，仍然在思考我该干些什么。这个问题使我痛苦，也使我愤怒。我说过，也许它本来就不应该是个问题，可是它成了我的大问题，成了与信仰一样重要的然而又无法回答的终极问题。
也许在若干年后，我仍然如此。在那时，我可能不再听什么《老鹰之歌》，甚至想都想不起来。我也压根儿不再弹起吉它。我甚至会忘记所有的过去。这是很可能的，我的记忆力还是与日俱下。我不知道我还能记住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破烂的容器最终能剩下什么。总之，我无不伤感地告诉你们，我没有出走。我是一个懦夫，一个永远在自我嘲笑的纨绔子弟。
嘲笑我吧！我已经没有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