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你肯定不会相信，我是三十五岁那年才学会只身一人前去投宿的。在此之前我是个笨蛋——总是做出大器晚成的样子。

早先我在大机关里当小职员，所谓出差，多是随着上司外出开会，参加这样或那样的会议。这种情况往往是人一出站，即被接站的车子弄走，那情形仿佛是在抢亲。然后呢就专心致志开会，念文件，听报告，天天都是神圣的样子，似乎天降大任于斯人。这样的外出开会，可以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被火车托运而去，又被火车托运而回。我像一只小箱子。我的上司当然就是一只大箱子了。情况基本如此，两只箱子。

后来我离开那只大箱子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文学从业者。此间外出都是参加笔会之类的活动。一去一回，仍然是一只箱子，只不过换了个标签罢了。终于，有一天我只身一人公干北京。这次不是笔会，是给公家办事。

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我知道应当先找个住的地方。可我又不知道应当去住什么旅馆。为难之余，我又生出羞涩心理，似乎旅馆经理是我尚未谋面的岳父。于是我开始怀念那只“大箱子”。您这个官僚机关里的官僚主义者把我培养成一只小箱子就不管了，今天算是扔在北京大街上了。

人活着最怕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面对窘境我是高级宾馆不敢进，低档旅店又不愿去。这时候我终于明白，自己居然是个可怜的“大孩子”，心里特悲哀。沿途看到商店橱窗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箱子，我就觉得它们是我的本家兄弟。有道是社会主义处处有亲人。我终于想起有个编辑朋友是“光棍儿”，就径直奔他家“下榻”去了。

朋友见我来了，非常高兴。我也颇有终于找到组织的感觉。

从这之后，每次公干北京，我都到他家去住。他见了我也总是非常高兴的样子。于是，我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理。他家仿佛中南海似的，住在中南海心里特踏实。

三十五岁那年夏天，我又去了。我轻车熟路走到他家门前，抬头看到一只肥胖的锁头挂在门上。我没了主意，扫墓者一般立在门前，心中十分伤感。我正凭吊着，他家的邻居告诉我说主人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我绝望了。

我心慌意乱，好像成了一个没有护照的偷渡者。我在北京大街上东游西逛，胡乱吃了一顿午饭。出了餐馆我走进一条胡同，偶然之间看到一家由防空洞改成的旅馆。我从来也没有住过这样的地方，就十分悲壮地大步走了进去。

我终于住下了。

安顿完毕，我又跑到朋友家，在他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我住胡同东边的一个洞里，归家后请速去营救。”

我在洞里住了两天，办完了应办的公事，也没见朋友前来“劫狱”。看来倒是我应当前去营救他了。

之后每次只身进京，我都去住那个“洞”。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未产生另择他宿的念头。这可能是由于画地为牢的思想在支配着我吧。

我的那位朋友也真的消失了，令人怀疑他是否曾经存在。然而我毕竟有了那个“洞”。

这洞是我自己找到的，挺好的一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