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文英就腆着大肚过河来，去报社找林平。走进报社的大门，很多人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她，她也不管，径直往林平的办公室走去。在爬楼梯的时候，肚里的小东西忽然一阵躁动，像是提醒她别累着一样。文英靠着楼梯的栏杆歇下来，并用手轻轻抚摸了一阵圆滚滚的肚皮，小家伙才渐渐安静了，她又开始向上爬去。到了林平办公室门口，文英推开门，走了进去。

林平此时正伏在桌上，往一个本子记着什么，面前摊开了一封封像是信的东西。听见门响，他抬起头，看见了文英，惊喜得脱口叫道：“文英！”

文英累得直喘气，张着嘴，只朝林平笑了笑。

林平急忙搁下笔，过来扶着文英在椅子上坐下，又倒来一杯水，递给文英，然后才带点责备的口吻说：“都这样了，还来？”

文英喝了半杯水，平静多了，才说：“这事，我非得亲自来找你不可。”

林平听了这话，知道文英这事肯定重要，就说：“你尽管说，我一定帮助你！”

文英就想起了家里发生的一系列不幸，想起父母和哥嫂们付出的代价，还没开口说话，眼里就蒙上了一层泪水。

林平见了，更摸不清文英要说的是啥事，就安慰说：“文英，你莫伤心，慢慢说给我听！”

文英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才说开了：“是我家里的事，家里遭难了！”接着，就从去年拨庄稼栽桑种麻说起，把养蚕遭受的损失、青麻没人收购，文义打官司的事，一一告诉了林平。末了又真诚地说：“林平，我向你说句老实话，就是你前几年到我家采访时，我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只是我爹爱面子，不愿让你失望。现在遇上这样的打击，日子更是难上加难了。这个忙，你可一定得帮呀！”

林平站了起来，双手抱在胸前，在屋里走了几步，才回答文英说：“文英，现在我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才有一些真实的了解了。过去，我只凭热情工作，从自己主观愿望出发，总把农村形势看得一片大好，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记得最后一次到你们家跟踪采访时，把你们家烧的柴禾，甚至草木都折算成了钱，硬往县上订的增长指标上拽。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肤浅和幼稚呀！”说着，从桌上拿起几封信，递到文英面前，接着说：“这些读者来信中说的事，和你们家发生的事，大致差不多。农民受了那么大的损失，有理由要求得到补偿。”他显得有些激动地放下信，再回头对文英说：“文义打官司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文英一惊，问：“你知道了？”

林平说：“是法院一名业余通讯员告诉我的，我们还以为全县会出一个爆炸性新闻呢！可没想到……”他摇了摇头，接着说：“法院为什么不受理，我还不了解内幕。我回去问问爸，他分管政法工作，兴许知道。”

文英立即感激地说：“林平，我谢谢你了！”

林平说：“文英，你不要谢我，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记者应该做的！过去，我夸大了你们的富裕程度，给你们造成了某些伤害。现在，我能够做到什么就做什么，竭力帮助农民弟兄一把。再说，文义打官司这件事本身很有意义，我完全支持！”

文英听了，很感动，对林平说：“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帮助！”然后扶着椅子站了起来，说：“我就回去了，林平！”

林平这时才上上下下打量了文英一遍，关切地说：“文英，你可要保重身子！还有多久？”

文英红了红脸，说：“快了！”

林平想了想，忽然说：“文英，孩子生下来，我为他想个名，行不行？”

文英笑了笑，说：“那咋不行？我们还得谢你呢！”

林平真诚地说：“真的，文英！从你们一家身上，我看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觉得这个孩子，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儿，而是一个善良的、美的天使！”

文英听了，猛地想起她第一次在这间屋子里，听见林平的那些富有诗意的话。这些诗意的语言今天又在他身上复活了，她心里又一阵感动，可她没在脸上表现出来。却说：“林平，我希望你能给孩子取个好名！可我这阵得回去了！我家的事，也拜托你了！”

林平说：“你放心吧，文英！我送你下去，给你叫辆出租车，送你回去！”

文英听了，忙说：“不用了！人家看见，会说三道四的！”

林平说：“文英，现在我不用怕什么了！我们光明磊落，身正不怕影子歪！”说着，果然把文英送到大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文英送走了。

林平回到办公室，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不是因为文英的到来，又激起了他感情上的波澜。事实上，他现在已能非常理智和冷静地，对待他和文英之间的关系了。在心里，他确实已把文英当成了自己一个妹妹看待，而再没有其它想法。使他不平静的，是文英告诉他的她娘家发生的事。那家人善良，朴实的面孔，在他眼前晃动起来。他想起他们那十分菲薄的家底，想起他们在烈日、寒风、暴雨下辛勤劳动的艰难，想起他们遭受失望打击的沮丧，一种不平之气在他心间激荡起来。再加上摊在面前的一封封读者来信，那上面也蓄满了农民兄弟的呼吁、恳求，蓄满了他们渴望支持、帮助的目光。这些呼吁和渴望，更使这个充满正义的年轻记者，坚定了支持和帮助他们的信念。他又看了一会读者来信，把上面一些关键的话记在本子上。下班以后，他就直奔父亲家里去了。

父亲和母亲正在吃晚饭。一见他进来，母亲就急忙站起来，说：“哦，平儿来了，没吃饭吧？”

林平说：“妈，我吃过了！”说着，自己去倒了一杯茶，然后在沙发上坐下，看着父亲说：“爸，我回来，有一件事要问问你。”

林副县长看了看儿子，平静地问：“啥事？”

林平说：“你吃饭吧，爸，吃完了再详细谈！”

林副县长放下碗，到沙发上坐下了。林平拿过父亲的茶杯，去续上开水，恭恭敬敬地放在父亲面前。

林副县长见了，仍是一副平静的面孔——这是久经官场锻炼出的惯常的表情，慢条斯理地对儿子说：“说吧！”

林平这才问：“你知不知道桃花河乡余家湾村，有一个农民状告乡政府的事？”

林副县长反问：“是那位姓余的？”

林平说：“是，爸！这一家人勤劳、善良、淳朴、老实，可

林副县长不等儿子话完，就急忙洞悉一切地正告林平说：“林平，我告诉你，这事关系到县委、县政府的形象，你少掺和！”

林平被父亲的话弄懵了，不解地问：“爸，你这是啥意思？”

林副县长仍是满脸严肃地说：“栽桑种麻是县委、县政府为全县人民迅速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发动的。市场经济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啥奇怪？再说，西方国家制裁我们，能怪我们各级政府？如果让法院受理了，那县委、县政府还有啥威信？基层干部还如何工作？”

林平听后，心里已经有些明白了。他审视般地望着父亲，迟疑了一下说：“这么说，是县委、县政府干预了这个案子，不准法院受理的？”

林副县长毫不掩饰地回答：“是我不让法院受理的！”

林平完全明白了，他显出既有些吃惊，又有些不理解的神情，看了父亲好一会，然后用了几分讽刺的口吻说：“我没想到是你！”

林副县长被儿子的话刺了一下，也显得有点儿温怒地反问：“你这是啥意思？我作为一个分管政法的领导，难道不应该吗？”

林平站了起来，冷冷地说：“完全应该！可是，你不怕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吗？一个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理由就能说过去？余文义说得对，为什么外国人制裁我们的损失，要由农民来承受？难道他们不该要求得到一点补偿？”

林副县长变了脸色，严厉地盯着儿子问：“林平，我问你，你来问我这事，是出自公心，还是私心作怪？”

林平毫不示弱地说：“你把话说明白一点！”

林副县长说：“我知道那个告状的人，是余文英的哥哥，叫余文义。这个小伙子我打过交道，确实很能干。你是不是和那个余文英还藕断丝连。才来……”

林平没等父亲话完，就发出两声嘲讽的笑声，然后说：“爸，我没想到你作为一个领导，一个父亲，还会用这样阴暗的心理来看我。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们当然有来往。可是，我们之间早已只是同志、是朋友的关系，你明白了吧？”

林副县长被儿子的话，说得抬不起头。他啜了一口茶，沉默下来。

过了一会，林平改变了态度，变得锋芒毕露，口气凌厉起来。他也盯着父亲说：“爸，现在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口口声声说维护县委、县政府的威信，可你们对现在农村的真实情况，究竟有多深的了解？农民的利益该不该维护？”

林副县长非常不高兴儿子用这种语气和自己说话，于是便讽刺地说：“你说吧，我洗耳恭听！”

林平抑制住心头的激动，走到窗前，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我过去对农村也是一知半解。看了报上的文章，听了你们的讲话，我认为农村真是那样。一叶障目，不识泰山！这两年，才真正认识了农村是怎么回事。”说着，他突然转过身，对父亲说：“我建议你们别总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好好下去了解一下，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林副县长按捺住自己的火气，又冷冷地问：“还有没有？”

林平沉吟了一会，毫不客气地说：“当然还有！你们在全县，一哄而上发展蚕桑、青麻，打的是脱贫致富的旗帜，可是，在你们不顾客观条件，不从实际出发的大哄大闹背后，藏没藏突出政绩的小九九？结果，所有的损失都让余忠这样善良的老百姓承担了……”

林副县长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满和火气了，他拍了一下桌子，勃然大怒地冲林平说：“放肆！有你这样评论县委、县政府工作的吗？”

林平不卑不亢，毫不退让，说：“爸，你别发火！我今天来，决不仅仅是为余文义家的事，是想为广大农民讲几句话，因为是他们养活了我们！还有，如果是别人干预了余文义打官司这事，我还能够容忍，但你去横加干涉，不让法院受理，我就有些不能容忍你！”

林副县长说：“你就专和我过不去吗？”

林平说：“不是过不去，因为我们的根也在农村！从你这辈以上，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觉得你是忘了根本！你当了十多年的县委常委和副县长，可到底为农民讲了多少话？你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可反倒忘了农民，不觉得惭愧吗？”

林副县长听了这话，手中的茶杯颤抖起来，他像不认识似地看着儿子，说不出话来。

林平说了这话以后，心里的气似乎顺了一些，就对父亲说：“爸，你好好想一想吧，我还会来找你的！”说完，大步走了出去。

半天，林副县长才放下茶杯，又一次像击败的公鸡一样，瘫软在沙发里。是的，他不能理解自己的儿子了！这一代年轻人，好像根本没把他们这些老家伙放在眼里，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干。他想起花在儿子身上的心血，想起第一次看见儿子被新华社发通稿的那篇文章，那时，心里多么高兴呀！可是现在，他却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真的不认识了！

第二天一早，林平向报社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他想再到桃花河乡余家湾村去走一走，详细掌握一些真实的资料，为省委《内参》写一篇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实际情况的文章。他的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报社领导的鼓励和支持。林平便收拾起东西，赶到余家湾村去了。

两天以后，林平带回一大本厚厚的采访笔记。他顾不得休息，就摊开稿纸，把自己一边采访，一边在心里打好的腹稿，在纸上奋笔疾书起来。他用一句句客观，公正而又带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语言，把余忠老汉一家在当初“离土不离乡、进城不进厂”的转移农村劳动力中，转包三十多个离乡农民的责任田的情况和后来“种得越多，赔得越多”的事实，以及这两年一连串的打击，几乎使这家老实农民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等等，都详详细细地写了出来。然后，他写道：

农业是我们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商品都不能替代的特殊商品。但面对目前农村大量存在的耕地锐减，谷贱伤农，土地抛荒、投入不足以及一些领导干部的短期行为，我们很多同志特别是一些担负一定职务的领导同志，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尽管中央一再强调重视农业，但在不少地方，仍然只是表现在口号上。长此下去，我们的民族谁来种地？我们又靠什么来生存？

写完，他放下笔，检查了一遍所写的内容，装进采访包里，然后走出去。在一个复印门市部，将所写的稿件复印了两份，然后又来到了父亲家里。

林副县长正仰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林平进来，也没打招呼。林平知道他有看法，也不说什么，径直掏出稿件，对父亲说：“爸，我送份稿件给你看看。当初，我写了那篇余忠老汉夸政策好的报道，被新华社发了通稿，你表扬了我一个晚上。我希望这篇文章，仍然能得到你的表扬和肯定！”

林副县长不解地问：“啥文章？”

林平说：“还是一篇关于余忠老汉一家的文章。不过，这次不是表扬稿，而是我准备寄给省委《内参》的一篇稿件，先请你老人家提提意见。”说着，把手中的稿件递了过去。

林副县长接过稿件，戴上眼镜，只粗粗测览了一下前面一页，便立即沉下了脸来，将稿件往茶几上一放，不高兴地说：“你干脆说，你又为我上课来了好了！”

林平听了，心里涌起一种无法遏制的悲哀，他没想到父亲竟然冷漠、官僚到了这种地步。过了一会，他才诚恳地说：“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我们党的兴旺，为了这个民族的繁荣，让我们都多一点责任感吧！”说完，林平忿忿地走了出去。

林副县长愣了一会，似乎被林平的话触动了某根神经似的，抬起头沉思了一会。然后，过去关了电视机，认真地读起林平的文章来。读完，他又陷入了沉思。他承认儿子的才华在这篇文章中，又一次得到了体现和发挥。也承认儿子在文章中列举的一些情况是事实。可是，他不能接受儿子的这种作法。他陷进沙发里，内心中矛盾着，脸上挂着一种疲惫和衰老交加的神色。这时，林平母亲从外面走进来，一见老头子孤零零地躺在沙发里，像是病了的样子，忙问：“你咋了？”

林副县长这才回过神，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将手中林平的稿件重重地放在茶几上、说。“你那宝贝儿子，走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