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碚是川北、川东到重庆的水陆交通要道，农业、文化教育事业也很发达，又是重庆市有名的风景区和工矿区，特别是这一地区的煤矿对重庆市的工业交通和人民生活关系甚大，因此从地理上讲虽然北碚远离市中心，但重庆市仍单独把这里划为一个行政区，即北碚管理局。毛人凤在审定爆破图时，自然不会忘记这个从地图上看犹如一颗长距离挂线地雷般的工矿区。

但是，由于重庆市中区离北碚的距离较远，杜长城尽管也派出了特务对北碚的天府煤矿、宝源煤矿、和平煤矿、全济煤矿、大明纺织印染厂等重要厂矿，进行了爆破前的勘查，并标了图，然而，在最后标定的爆破图上却对北碚区的各爆破点未标上所需炸药当量。其中原因，据笔者调查有各种说法，有人回忆说主要是因为军统爆破队人手很有限，这个地区又较远，既不能在爆破总规划10个区之外再增加这一个区，又难以由别的片区兼顾，所以，杜长城的爆破人员也就未到北碚。

而有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回忆说并不是因为路远才舍弃这个爆破点，如长寿发电厂也距市中区很远，但毛人凤却专门派出了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率队亲自去执行爆破。据当事人说是杜长城最初原准备派爆破组到北碚行动的，并把这一任务赋予了同一方向上的第二十四兵工厂片区，但毛人凤却另出一计，他决定既不需军统爆破队特务亲自去干，也不像赋予炸毁大溪沟发电厂等厂矿那样启用“土特务”，而是根据北碚居交通要道，战乱中必有大批国民党溃军路过此地的特点，让这些人携炸药顺路进行破坏岂不妙哉！毛人凤心想，只要对路过此地的国军军官递个点子，那北碚不炸个天翻地覆也会抢劫一空的。

也许这也就是杜长城爆破队未亲自来北碚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临解放之际交通要道上的北碚，的确正如毛人凤所设想的那样，面临着被洗劫和破坏的空前灾难。此时，北碚的管理局局长是卢子英，是民生公司经理卢作孚之弟。卢氏兄弟在这里苦心经营了近30年，掌握了70％的资源，所以，国民党的破坏计划显然对卢氏兄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卢子英早年曾参加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与毛泽东、恽代英、肖楚女等共产党人有过接触，与林彪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因而对共产党是有所认识的。此时期，在他所管辖的7个乡镇政权中，就有4个乡镇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党的关于反破坏、迎接解放指示传达到重庆后，地下党员周人举（二岩乡乡长）、刘文襄（二岩煤矿经理）即把这一精神转达到了卢子英，卢子英表示拥护，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

卢子英态度鲜明地表示：只怕乱，不怕变，变则光明，乱则毁灭。因为只有保住了北碚，他的财产、地位和事业才能保得住。重庆临解放前夕的11月下旬，成立了北碚应变委员会，下分为3个小组，即警卫组、宣传组和接待组。以武装自保防破坏的不公开宣布起义形式迎接解放，卢子英即是这个委员会的总负责人。

重庆地下党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曾布置本地所属党员详细调查本区内的资产情况，北碚各报在卢子英的支持下，开辟专栏公布这方面的资料，使广大职工群众都知道“家底”，以加强保护。还通过宣传组架广播、写标语，号召群众人人自卫防破坏，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

11月26日，大批的国民党溃军开始经北碚向成都方向逃窜，北碚进入了危险时期。卢子英一方面在公路和嘉陵江要道，以民众自卫总队总队长的身份布置自卫队，阻止国民党溃军的滋扰及防备早就传说的军统特务的破坏；一方面鉴于自卫队力量单薄，对国民党溃军基本采取了“礼送”出境的办法，动员北碚街道和场镇的老百姓准备饭菜和茶水，让这些贼眼滴溜溜转的残兵败将们吃饱喝足后尽快离开北碚。

一个国民党军的团长，非要驻下来在北砖的西山坪布防，卢子英劝说道：“共军快打拢了，还布什么防，快走吧！”这个亡命的团长一听这话像出自共产党人之口，拔出手枪就要干掉卢子英，吓得当场的人急忙劝阻，最后以招待这位团长吃一顿并贿以重金送走了事。

在溃军过境的紧张日子里，北碚辖区的公路上的场镇设立了几十个饮食茶水站，供溃军吃喝，使近10万人的国民党溃军路经这里却奇迹般地未在此停留，也就未来得及破坏。国民党特务想借溃军过境抢劫混乱之机搞破坏的阴谋也就难以得逞，一个潜入到北温泉的军统特务却被地下党员刘运隆（北碚巡官）、刘文襄抓了起来。北碚以其别具一格的方式在重庆反破坏中独树一帜，“没有听到一声枪响，整个没有受到损失。……北碚的管理也由卢子英局长继续主持”。这即是当时的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