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抗日战争期间，沿海及中原日军占领区的大批工矿企业迁入西南，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更集中了大量的官办及民办厂矿，其中官僚及民族资本纱厂占了很大比重，大大小小有近20家，较著名的要数拥有2400多名职工的豫丰纱厂。这个厂位于市中区西北土湾一带，即今重庆第一、第二棉纺厂和印染厂片区，正处在由市中区经红岩村到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去的半路上。所以，豫丰纱厂的爆破点与歌乐山下的第二十四兵工厂，在毛人凤、杜长城的爆破图上是连在同一条爆破线上，爆破任务划归于第二十四兵工厂片区。

豫丰纱厂是个创办于1919年的老厂，原厂址在今河南省郑州市，是我国中原地区当时规模最大的纺纱厂，有美制沙克洛尔纺纱机56448锭，布机234台，国产捻线机5600锭。1935年底由民族资本转变为官僚资本，两年后在日军的逼近中奉经济部之命迁来重庆，经抗战期间的发展，在西南成为首屈一指的大纱厂。临解放时，原经理潘仰山滞留香港，全权委托副经理毛翼丰处置一切，乱世之中护厂的重任也就落在了毛副经理肩上。

中共地下党川东特委分管豫丰纱厂护厂斗争的人员，是工运组护厂领导小组的成员黄友尚和党员钟歧青等人，他们通过市工厂联合会、产业公会等公开组织，宣传党在解放区的工商政策，解除毛翼丰的思想顾虑，以保护厂内机器财产和职工的安全，维护正常生产，使毛翼丰坚定了护厂的决心。

厂中有些坏分子曾趁机制造谣言，诱骗工人参加反共救国军，上山打游击。地下党员即刻向厂内的积极分子陈素珍、任静荣、安祥清等人布置护厂任务，要求尽快安定人心留住人，有重点地做好防破坏工作，特别要注意原动部、花纱库等要害部门的防护，要刹住职工离厂邪风。

此时，国民党特务为了达到洗劫纱厂财产的罪恶用心，捏造了纱厂经理潘仰山已投奔共产党的谣言，妄图以“清共”为借口查封纱厂。为了挫败这一阴谋，毛翼丰于11月16日中午在棉纺织公会宴邀新闻界人士，和市工业会、豫丰纺织公司等单位负责人，报告了潘仰山滞留香港的情况，出示了12日潘托人带来的亲笔信，并将这一消息刊登于当天的《新民报》和《国民公报》上，使国民党特务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只是小打小闹地在未实施爆破前进行些敲诈勒索，以肥私人腰包。例如沙坪坝警察第十四分局，即抢走纱厂3部轿车和大卡车、大客车各1部。

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抢劫和破坏，毛翼丰乃决定断然武装护厂，组织起了护厂队，自任总指挥，并责成惠工科长朱学成和总务科长兼厂警卫队队长兰光普组织护厂队工作。由于这一工作是形势所需，符合全厂职工保厂为家的根本愿望，所以一经号召，立即在全厂掀起了一个护厂高潮。原动部锅炉房的李之初、透平间的李芝贵，表示了与机器共存亡的决心；技术员葛发生、杨纪明废寝忘食架设电网；10多名车间统计书记女工组成了临时救护队；有的职员自购手枪，防身自卫护厂。全厂职工在“工厂就是工人的家”的口号下，在这段紧张日子里，昼夜守卫在厂房旁。

编有4个小队的护厂队，分别把守在纱厂4个防护区戴家院、西山坡、后门和大门，并在每一个防护区的中心地带修筑了一座碉楼，沿厂区围墙建立了9个了望楼，高墙凿出射击孔，矮墙辅设电网。专线电话直通各碉楼，由子弟学校教员蒋国元专人负责护厂队总机，并任联络员。护厂队武器除原厂警卫队的13枝手枪和4枝卡宾枪外，毛翼丰又派人购买了20枝卡宾枪和10枝手枪及相应的弹药，又自制了一批长矛梭镖分发给无枪的护厂队员使用。

11月26日，前几天刚向南开进的国民党军如潮水般开始向北败退。纱厂门口的公路上，大队的溃军人马过后，三五成群、几十成堆的散兵开始对路旁的店铺勒索抢劫，知趣的老板怕砸了铺子，赶紧从门缝里塞出几块银元，催这些兵痞子赶快离开。成群的败兵向纱厂内探头探脑，只见紧闭的大门两边围墙上电网嗡嗡响，爬墙到了半腰的也只得急忙缩回身来；夜里，厂区路灯全部关闭，纱厂完全隐蔽在夜幕中。以武力威胁要“借”汽车的散兵被护厂队厉声喝退。

29日，执行爆破任务的军统特务携炸药乘一辆中型吉普车来到了豫丰纱厂前，并拔枪威逼守门工人开门进厂，这一紧急情况火速通过电话传遍全厂。严阵以待的工人们愤怒了，手持各种工具作武器涌向厂门口，护厂队的70多个队员首先把特务的吉普车层层围了起来，使其动弹不得。本来特务们事先并未把豫丰纱厂放在眼里，加之毛人凤、杜长城原计划仅炸毁该厂的原动部电机，所以分配到这个厂的炸药量和人员也就相对少得多，而把主要人力、物力集中到了同一条爆破线上的第二十四兵工厂，殊不知进入豫丰纱厂的这几个特务竟一进厂就被围困得进退两难。在众目睽睽和说理之下，几个特务更怕性命难保，人海声浪中使他们恨不得钻入地下去。护厂队因势利导，把几十块银元分发给来厂的几个特务作为“辛苦费”，以给他们一个台阶好“鸣锣收金”。特务们见难以敌众，也只好败下阵来，慌忙倒车向厂外退去，此时已近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