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兵工厂的护厂斗争是别具特色的。这个厂位于市中区西南长江岸边，是当时重庆较大的兵工厂之一，又名大渡口钢铁厂，即现在的重庆钢铁公司。解放前夕，该厂首当其冲成了毛人凤、杜长城所标绘爆破图上的重点。11月28日，国民党特务按计划沿长江用“同心”“同德”号登陆艇运来两船“TNT”黄色炸药，停靠在该厂一号码头。

中共地下党在这个厂没有建立什么组织，全厂仅有刘家彝、胡树廷、刘家模3名地下党员，且又是各自为战，相互间无横的联系。但他们却在上级党组织“保护工厂，迎接解放”总的精神下，团结身边群众，为护厂做出了贡献，这三名地下党员中又尤以刘家彝最为突出。

第二十九兵工厂的地下党工作，过去一直是在中下层，这三名地下党员的工作职位又处在基层，因此突然展开护厂工作，转而进行上层领导的工作就显得难度很大。工程师刘家彝由于职务不高，只能在中层人士中活动，上级党组织指示他以自己的公开身份，在中层造舆论，以战乱期间保家必须保厂的名义，影响和推动中上层职员向厂方提出了成立“应变委员会”的要求，并提出这个部门应由各职能部门和车间负责人组成，刘家彝理所当然成了“应变委员会”中的一员。

在刘家彝等地下党员的发动和组织下，第二十九兵工厂的护厂活动迅速走向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阶段，工人群众们积极行动起来，各车间的职工都聚集在本车间，截钢筋为长矛，变各种金属工具为武器，以车间为单位成立了护厂队，昼夜巡逻在厂区。有的工人把家属也带到车间，吃住在机器旁，决心护厂。

刘家彝利用厂“应变委员会”的合法组织，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多方为护厂创造有利条件，向厂方名正言顺地提出了许多护厂有力措施，这就为工人群众们开展积极护厂提供了公开的理由和“官方靠山”。本厂101发电所是国民党特务爆破的预定核心目标，该所负责人、工程师简国治和副工程师古传贤等人，在地下党的号召和影响下，以厂“应变委员会”要求加强戒备为根据，组织卢业祥、赵海云、涂巨权、熊德云等护厂积极分子，在发电所周围架设了电网，电厂有30多名工人在刘家彝、简国治领导下紧关厂门，电厂护厂队在队长张金山、副队长卢业祥带领下，警惕地守卫巡视着厂区。

骄横的国民党特务未料到第二十九兵工厂工人群众会有如此坚强的护厂决心，特别是发电厂的防卫更使他们连厂门都进不去，而毛人凤的爆破计划和蒋介石的总爆破令时限，更使被派驻大渡口片区的爆破指挥官陈海初如坐针毡。穷凶极恶的特务们决意要杀一儆百了，经暗中调查，他们把走家串户积极宣传护厂保家的胥良等人于26日深夜逮捕，胥良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本厂火砖部的司磅工人。这几名护厂英雄于28日晨5时英勇就义于厂区附近的双山，为本厂护厂洒下了第一滴热血。

敌人的暴行并没有把钢铁厂的工人们吓倒，工人群众们在护厂英雄们的鲜血面前反而更坚强起来。就连厂长、总工程师王怀琛也站到了工人群众一边，在地下党员的思想工作下，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国民党特务几次曾下手要绑架这位留德生、冶炼技术权威专家到台湾，都被挫败了。毛人凤在听说这位王厂长“失踪”后，气得大骂特务们不中用，最后竟下令弄不了个活的抬个死的去台湾也行。结果还是这位技术专家在地下党组织的挽留下，新中国成立后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

无恶不作的特务们在大爆破前先以抢劫为能事，还美其名曰“炸飞了岂不更可惜”，对厂中的贵重物品大肆抢掠，装入私人腰包。特别是厂中稽查人员这些“土特务”们，更是名副其实的家贼，稽查袁时中、林佩韦等人，即以筹措打游击经费为名，将全厂工人的工资200两黄金抢走。

28日9时，稽查刘庆余全副武装闯进了厂化验室，对仍坚持值班的工人易坤山威逼说：“你还在这里守什么厂，共产党马上就打过来。你快把装白金锅的保险柜钥匙交出来，由我们这些带枪的守好了。”易坤山一眼就看穿了刘稽查不怀好意，借口说：“我们工人没有钥匙。”刘稽查求财心切，用枪逼着易坤山去找工程师苏德海。易、苏二人借机躲了起来，急得这位刘稽查用重磅铁锤猛击保险柜。保险柜被砸扁了，但最终没有打开，里面的10多个白金锅保护了下来。此时的钢铁厂已处于一片混乱中。

这天下午，由交通警察担任警戒的钢铁厂四周，警卫森严，一片恐怖景象。一辆美式吉普车吼叫着风驰电掣般冲进厂区，来人正是大渡口区爆破指挥官陈海初和负责具体爆破技术的杜长城的队员王知良，第二十九兵工厂的大爆破行动随着这二人的到来拉开了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