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红军于陕北取得直罗镇大捷时，远在湘鄂川黔边的红２、红６军团（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的重大战略行动也在进行中。

任弼时、贺龙等人针对国民党军发动的第２次“围剿”凶猛攻势，命令红２、红６两个军团撤离津市、澧州，返回桑植地区，准备依托根据地，在内线寻机歼敌，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但是，国民党军接受了前一次失败的教训，行动十分谨慎，每天仅前进三五里，而且兵力密集不易分割，红军多次寻战未果，敌人堡垒封锁线越来越紧。同时，苏区还很不巩固，地主武装和土匪活动猖獗，物资供应也十分困难。两个军团与中央的无线电通信联络在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２日已经中断，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红军主力行动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以红１８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牵制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则向湘黔边转移，与主力会合；主力采取逐步转移的方法，由苏区西进，向湘黔边转移，争取在敌人兵力薄弱之贵州的石阡、镇远和黄平地区，发动群众，创建新的根据地。

红２、红６军团转移前，深入进行政治动员，积极筹措给养，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同时还大力精简机关勤杂人员，充实连队，并将地方武装组成第５、第１６两个师，分别编入红２、红６军团序列，使两个军团各辖３个师，共１．７万人。１１月１９日，红２、红６军团主力由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水獭铺（今瑞塔铺）地区西进，向湘黔边转移。此时，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

红２、红６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滇东，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２日全部渡过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红军在这里驻扎２０余天，扩大红军５０００多人。团结争取了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知名人士周素园先生，由他出面团结毕节各界人士筹建了以周素园为司令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当红２、红６军团北上时，周素园先生毅然跟随红军长征，后到达延安。

３月初，红２、红６军团进到赫章东面的野马川地区。红１８团政委余秋里在赫章战斗中负伤，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左臂，骨头和筋腱裸露出来。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晚上，余秋里用毛巾简单地捆扎了一下伤口，坚持到任务完成。疼痛难忍中，他把流着汗水和血水的左臂浸泡在冷水中止痛。直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余秋里才拆开绷带，伤口上已经爬满白蛆。换上新的绷带后，他被抬着过了草地。９月末，在甘肃的徽县，医生为余秋里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工具简单得让今人不可置信：割除腐烂肉，用的是一片残破生锈的剃须刀片；锯断骨头，用的是一把工厂中用的普通钢锯。好在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刚刚缴获的麻醉药，但是冒险成分甚至大于手术本身，因为医生并不知道该用多少麻醉药。余秋里总算挺了过来。

红军在贵州赫章附近的战斗损失很大，时红６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也在这一地区不幸牺牲。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鉴于去安顺的道路被敌人截断，便率部继续西进，经威宁以东的妈姑地区向南，占领了黔滇交界的亦资孔山区。红２、红６军团在乌蒙山区转战１个多月，回旋１０００余公里，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红军部队虽在频繁的战斗中伤亡不小，但沿途群众不断加入红军，部队仍拥有从桑植出发时的实力。盘县、亦资孔地区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势力薄弱，群众和经济条件较好，因此，任弼时、贺龙等人决定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一计划报告正转战在川康边的朱德、张国焘。

然而，朱德和张国焘的回电明确表示不同意红２、红６军团在黔滇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是让其北渡金沙江，会合红四方面军。

川西北红军总部与贺龙所部的电台联系，是张国焘在１９３５年９月３０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分离后建立的。因为通讯密码留在了红军总部，中共中央与红２、红６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而红军总部却始终与红２、红６军团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互通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所以说，直至红２、红６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任弼时、贺龙等人一直把红军总部发来的电报误认为是中共中央的指示。

朱德这时的想法是，在红２、红６军团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在红２、红６军团靠近金沙江后，想方设法让其过江，以增加反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力量。后来的红２、红６军团过金沙江即是在中共中央并未下达命令也不明情况的特殊原因下，由朱德从中私下促成的。

对于这时几乎是独立于中共中央之外的红２、红６军团，张国焘更有着自己的想法：在没有决定北上前，他的大主意是设法把红２、红６军团留在金沙江以南，与江北的红四方面军形成互应；小算盘是试图把红２、红６军团放在前边御敌，而在川康边地区保存自己的实力，形成自立中央的大气候。后来，张国焘在朱德的相劝下，也表示同意让红２、红６军团北上，这时他的主意则是设法把红２、红６军团拉过来，以弥补红四方面军半年来的巨大损失，轻而易举地扩大自己的实力。

可在这时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却从陕北来电给朱德和张国焘，指明：红２、红６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对将红２、红６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表示坚决不同意。红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

“这可怎么办才好？毛泽东当初反对我的南下，可现在他们又让我们继续南下，难道川康边不要了？”张国焘接到这封电报后，大发牢骚。

“这不是党中央的意见！我们再不能南下了。”朱德表示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要坚持原方案，红四方面军必须在金沙江以北地区休整训练，等待与红２、红６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

张国焘没有再言语，他仍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可打。１９３６年春节前后，陕北与川西红军之间的电报伴随着冬雪纷扬，频繁往来，片片飘落似无声，但雪层下涓涓春水已在流动。张浩、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利益，弟等一致欢迎。”

关于战略方针，张闻天在电报中指出：“育英（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红四方面军及红２、红６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张闻天在电报中还指出：“红２、红６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由现地巩固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的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红２、红６军团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３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互相呼应。……红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红２、红６军团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川发展，寻求机会前进。以上３种方针情况等考虑选择之。”

对张闻天的这个电报，张国焘反复看了几遍。这时，战局对红四方面军发生了很不利的变化，也促使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下一步出路不能不有个新的考虑。国民党军薛岳部在天全、芦山地区正集中近７个师的兵力与川军相配合，步步向红四方面军逼近。经过７天激战，红军被迫向后撤退，直到退出天全、芦山。

朱德率领红军总部从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

负责殿后的徐向前不断向朱德汇报当前敌情，并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在这里长期相持拚消耗，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致赞成执行北上方案，伺机策应红２、红６军团的北进，决定先率军向道孚、炉霍一带转移。张国焘因南下碰壁，也只好顺水推舟，表示少数服从多数，同意策应红２、红６军团，然后一道北上。

２月中下旬，原南下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向西康北部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横亘在懋功和宝兴之间的３０００多米高的夹金山，是西撤红军要经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它已经不陌生：对红四方面军来说，这是第２次；对红一方面军南下的指战员来说，这已经是第３次。但是，这座熟悉的“老朋友”现在却换了面孔，前两次翻越时是在夏、秋季，而现在却是在狂风呼号的隆冬季节。

“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不敢攀。”这是当地民谣形容严冬中的夹金山。

但是，红军将士不畏严寒和艰险，还是把夹金山踩在了脚下，继续向前挺进。

再向前走，竖起在红军面前的是折多山主峰——党岭山，它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雪山。这座大雪山海拔５０００多米，山大半在雪线之上，山顶终年积雪不化，四季都可看到雪花飞舞，气温低至摄氏零下４０多度，空气稀薄，雪崩骤然间会倒下一座冰峰。当地藏族人把这座山称为“神山”，冬天里是绝对没有人敢玩命冒险翻山的。

就在这隆冬的季节，朱德率领脚踏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指战员扑向这冰山雪峰。在漫天飞雪的高寒地区，将士们的棉衣还毫无着落，有的指战员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披在身上。

为了在中午前后登上顶峰，红军大部队一大早就赶到山下。

山脚下是原始森林，满目绿色葱茏的松柏。但上山不久，树木就越来越少；再往上，连低矮的灌木丛也难以见到了。一片银白色的世界中，红旗愈加显得鲜红艳丽。

乐观的红军指战员在风雪中高歌：

“寒风透骨凉，风凉血不凉；我有上天梯，雪峰摘月亮；再鼓一把劲，踩星登太阳。”

部队上到半山腰，汗水已湿透指战员们的衣服。可快接近山顶时，狂风突起，冰渣雪粒飞卷，打在指战员们身上带的喝水缸子上噼啪作响。气温骤降，被汗水浸透的军衣很快就结冰冻成冰疙瘩。

“这可真是‘漫天飞银弹，助战有冰甲’。老天在给我们开玩笑哩！”朱德在狂风中鼓舞士气。

空气越来越稀薄，大家都在大口大口地喘气。

红军以铁的意志翻越党岭山，行进在风雪中，滚爬在冰板上。红２７１团１营特务连的炊事班长老周，因为背着行军锅太兜风，在接近山顶时被一阵狂风吹倒。战友们急忙去拉，可是风骤雪急，一把没有抓着。炊事班长连人带锅一同滚下万丈深谷，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老周！老周！”

呼啸的山风很快裹雪带冰抚平一切痕迹，山谷又恢复了一片洁白。大家叫破了嗓子，深谷中没有任何回声。

“老周！老周！”

“怎么回事？”这个营的李营长牵马艰难地爬行上来，见这么多人对着茫茫深谷喊叫，忙问。

“我们连的炊事班长老周被大风吹下深沟去了！”有人哭泣。

李营长探探脖子向深谷中望了望，然后摇摇头，说：“老周同志与大山同在，让我们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吧！这里风大，同志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天黑之前必须赶到山下宿营地！”

李营长率马奋力向山顶爬去，战马到了这时也已经是累得精疲力尽。走了没有多远，突然，一阵风雪刮过后，这匹马失前蹄滑倒在冰雪中，它奋力挣扎了几次，却再也站立不起来。它望着李营长，眼睛中盈满泪水。

“快起来，快起来！”李营长奋力拉缰绳，想推马站立起来。但一切努力都没用。为了带领全营尽快翻过雪山，李营长不能在此久留。

但是，“咴儿咴儿”的马叫声，又把李营长喊回到战马前。李营长抱着马头，泪水滚滚而下。通人性的这匹战马低下刚才高昂的头。李营长掏出手枪，对准了马头。战马低着头，用舌头舔了舔李营长的手。为了不让这匹有功劳的战马在这雪山上再挨冻受苦，李营长手中的枪响了。

飞卷的雪花中，战马枕卧在雪堆中，渐渐被大雪埋没。

李营长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对着这座战马身躯隆起的雪山。

３月中旬，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抵达康北重镇道孚，后进驻炉霍。红３０军占领康北战略要地甘孜。不久，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

朱德率领红军总部到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进深山。朱德在镇子里巡视一圈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号召大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并宣布４项规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

此时已是仲春，正是高原春播季节，一片片土地等待耕耘。朱德看到这种情况，着急地说：“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如果这一季种不上，藏胞回来吃什么？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到来而误了农时，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他发动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老百姓种地，在白天亲自挥动镢头刨地，到了晚上才熬夜处理日常工作。

红四方面军南下、西进以来，往返于草地雪山间，连续进行激烈战斗，减员很大。为了适应新的任务的需要，调整和充实基层连队的战斗力，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对部队进行了大整编。整编后的方面军领导人是：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李卓然。

部队的整编变动很大。第４、第９军撤销团的建制，每军辖４个师，每师辖３个营；第３０、第３１军各辖两个师，每师３个团；第５军，由原红一方面军第５军与红四方面军第３３军在年初时合编，仍称第５军，辖两个师；第３２军，名义上有两个师，实仅辖１个团，即第７团；另外还有红军大学、骑兵师、妇女独立团等，总兵力与刚南下时相比，减员达一半以上。”

各军指挥员及所辖部队编制是：

第４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建安，后为王宏坤，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第１０师、第１１师、第１２师和独立师。

第５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所辖第１３师两个团是由原第５军团的部队编成，第１５师两个团是由原第３３军部队编成。

第９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队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第２５师、第２６师、第２７师和教导师。”第３０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第８８师、第８９师。

第３１军，军长由王树声兼职，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辖第９１师、第９３师。

第３２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政治部主任辛世修。辖第９４师、第９６师。

金川省军区，由倪志亮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邵式平。辖独立师、独立第２师。

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由王新亭兼任。

另外还有以张琴秋为团长的妇女独立团；以骑兵司令许世友兼师长、秦道贤为政委的骑兵师；以王维舟为总指挥的四川抗日义勇军，等。

张国焘双手捧着这红四方面军甘孜整编后的军事实力表册，黯然伤神。到了此时，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由原来的８万人，已锐减至６个军１９个师４万余人。

“难道这是我坚持南下的过错？”张国焘在自问自答。但他不可能立刻醒悟过来，认识到这惨重的代价的确是由于“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的结果，自从他坚持南下战略方针后，就注定了红四方面军将士比别的方面军在这艰苦的长征路上遭受更多的劫难。

红四方面军在转进康北地区后，张国焘对自己的分裂活动仍没有停止，他除继续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外，仍在一系列会上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人。为了压制部队中日益不满的情绪和批评意见。他无视失败，却说：“南下是苏维埃运动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强有力的行动，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半年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现在，需要的是我们每个同志要好好约束自己，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受到铁锤性的打击。”

张国焘的“铁锤”在不断上舞下翻地抛动，砸向许多他看上去不顺眼的人。

孤注一掷的张国焘始终没有那个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广大指战员从比较中在内心里已经分辨出南下和北上的天壤之别。尽管许多基层指战员还弄不明白什么叫“路线斗争”，可这“南下”与“北上”行军路线结果的不同，则是最让人明白不过：路线斗争原来是这么至关重要。

红四方面军整编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军事训练。根据将要北上的战斗任务要求，部队重点练习打骑兵、攻堡垒、夜间战斗和强渡江河等战术。并大力展开政治、文化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专门设立领导部队体育文娱活动的组织——红场委员会，以鼓舞斗志。同时，积极做好迎接红２、红６军团的准备。

３月２３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红２、红６军团，要求他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进：“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会接到朱德和张国焘这一关于要红２、红６军团北渡金沙江，去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指示后，决定放弃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强渡金沙江，北上甘孜。

为实现两支兄弟部队的会师，４月初，红四方面军制定了《４、５两月战斗准备工作计划》。接着，便在“迎接红２、红６军团准备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下，积极展开了整编、训练，筹集物资等各项工作。是月中旬，徐向前和陈昌浩派出红３２军和红４军一部，由道孚南下，４月１６日占领东俄洛，１９日逼近雅江，守敌两个团逃窜。红３２军占领雅江后在追击中歼敌一部，占领西俄洛，将康定之敌国民党军李抱冰部阻止于雅江以东，以确保红２、红６军团北进时翼侧的安全。２０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王树声，对迎接红２、红６军团作了进一步的部署：“会合红２、红６军团为目前主要任务，必须确实阻止敌人的截断，相机消灭雅江李敌，并伸到稻城以及金沙江边去迎接红２、红６军团。”

红四方面军全军动员，积极准备迎接红２、红６军团。４月２１日，徐向前发电指出：“与红２、红６军团会合主要目的是北上”。２７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红２、红６军团今明可全渡江，会合已无大障碍，全军雀跃。”“此后重心为北进及对康定和懋丹两方。”两军会师在即，红四方面军部队在进行作战和紧张训练的同时，积极筹集粮食、牛、羊、食盐等物资，人人动手，缝制帐篷，打草鞋，织毛衣，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

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２、红６军团于４月２７日胜利渡过金沙江。朱德闻讯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红２、红６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同时，电令已奉命去雅江的红四方面军第３２军西出理化（今理塘），接应红２、红６军团。

为了搞好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关系，徐向前在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指挥员们说：“红军就像一家弟兄，红一、红二方面军好比是老大、老二，我们是老四。上次我们和老大哥的关系没有搞好，这次可要注意呀，和二哥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不然，人家就说老四太没有道理了。”

萎靡不振的张国焘也打起了自己的主意，他的计谋主要是想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损兵折将的情况下，能把红２、红６军团抓到自己手中，以壮大“西南局”的力量。营帐下有人为其游戏代作《阳春白雪·南下有感》一首：

南下君独断。战刚开，损兵折将，神威减半。一场春梦依稀散。妄想再战也难。具晚矣！冬日流汗，盛夏炎天心胆寒，悔不该，固执反毛观，怎收场？厚颜干。

可钻那空登彼岸。不为晚，灵机应变，愤无蛮

干。啊救星二、六军团，争取他另眼看。到那时，雄机妙算，把他们都抓到手，有了权，愁你轻结伴。一起干，显强悍。

为了会同红２、红６军团一道北进，红四方面军在康北高原地区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等待了整整４个月，这个代价是相当大的。全军几万人的吃粮成了大问题，根本无着落，基本上都是在靠野菜充饥。隆冬季节里，部队无法配发棉衣，有的战士仍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穿着未经硝制的牛羊皮。部队迅速减员，１个军中的伤病员多达１０００多人。

红军的生存越来越困难，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高级指挥员对这种军民纠纷也习以为常。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对藏民来说，红军只不过是一伙前来抢他们粮食的恶人。”甘孜有位活佛就曾对张国焘说：“红军贫困潦倒，他们搜集粮食和其它物品，比国民党的四川军阀刘文辉还凶。”

南下部队落到如此为生存而整日苦斗的地步，在这贫瘠之地也就很难再说发展。走上绝路的张国焘又怨谁呢？

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在事后也回忆说：“我们没有打赢百丈关一仗，我们输了，不得不撤退。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根本行不通。我们只得往西走。当地人都是藏民。语言不通，很不方便。而我们到了那里，必须吃饭。于是，我们拉走了他们的牛羊。这样，我们和藏民的关系怎么能够搞好呢？”

５月间，红四方面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数万人的吃饭成了总部每天都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没有吃的，部队的巩固也渐渐困难。２１日，张国焘召集会议，研究寻找新的根据地的战略问题。面对现实，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原来的南下川康主张是行不通的，说：“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更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川康是不能再呆下去了，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工作更加难做。这几个月，我反复思虑这个问题，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夺取西北，创建西北根据地。”

朱德见张国焘终于说出了离开川康边的话，立即趁热打铁表示同意，说：“我同意张总政委的判断，这个地方我们实在是不能继续呆下去了。我们要北上，到陕北去与党中央会合，扩大西北根据地。”

在这里，朱德和张国焘的意见好像是一致的，但与会人员心中都明白，两人所说的“西北根据地”是有着不同含义的。张国焘的“到西北去”并不是与毛泽东的红军会合，他的计划是由西康直接北出青海，再到甘北和新疆。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失利退入西康后不久，张国焘就派出余洪远和邵式平，先到甘孜查明德格到青海的道路，为继续退却作准备。

余洪远后来回忆这件事说：“当时，我一路调查，一路找喇嘛开座谈会，以后从甘孜一个铁棒喇嘛、绒坝岔的一个喇嘛、德格一个喇嘛那里了解到这条路要走４８个马站，就是马要走４８天，这中间都是小路，没人烟，没粮食。他们喇嘛走都是马驮上粮食，边走边采野果补充，才能走到。有些地段水都没有，马还得驮水。我把情况告诉邵式平，发电报给张国焘，说此路根本走不通。”

张国焘得此报告后，一个人躲在房子里连着几天都没有出门，他把川康西北与周边省区的地图一遍遍地审视，但他的目光从不愿在毛泽东所走过的路上停留，他力图避开与毛泽东相遇，仿佛中央红军所走过的从腊子口到陕北的那条道路如一条高压电线，碰上就要身亡似的。也就是说，张国焘意向中的往西北发展，目的地绝对不是陕北。因此，张国焘在最初选择由川康直接出青海的道路探明难通后，又选择了准备从甘南西进青海，再到甘北、新疆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