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来，许多重大新闻接连传遍陕北高原。直罗镇大捷，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又名林育英）刚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共产国际明确指出：不承认张国焘的“第二中央”；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北平爆发了反日游行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响应学生们喊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口号，形成一个抗日爱国运动的新高潮，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这些消息，对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来说，都是佳音连喜讯。
新形势的出现，使毛泽东所主要考虑的问题不再是雪山草地，而是迫在眉睫的华北危机问题。上个月的１１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自天津到北平，向中国驻军首领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限宋于１１月２０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取河北、山东。就在限期将至的１１月１９日，蒋介石在正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对外关系讲话，声称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１１月２２日，蒋介石会见日驻华大使有吉，提议以取消华北自治运动为条件，全面承认广田对华三原则，并称近期将派人赴日推诚交换意见。１１月２５日，河北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中央，以冀东战区２２个县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对蒋介石的妥协行为，毛泽东表示坚决地反对。１１月２８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意同任何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队伍、社会团体和国人联合抗日，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提出十大纲领，以迎接新的局面的到来。直罗镇战役胜利后，１２月１３日，精神抖擞的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途经安塞来到瓦窑堡，与先期到达这里的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汇集在一起。此时此地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从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出１年来长征的疲劳和困倦，他们个个都是神采飞扬，笑呵呵地站在瓦窑堡街头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共同筹划新的战略部署。
瓦窑堡是陕北高原中部偏北的一个中等城镇，地处中间一块盆地上，龙虎山环抱镇边。两条小河在镇北交汇成一流，从镇中潺潺淌过，从地形上看端正的酷似一个象征着胜利的英文字母“Ｙ”。就在这“胜利之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主要讨论了军事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瓦窑堡由此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完成长征的大本营，成为中共中央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立足点和出发阵地。
张闻天所住宿的窑洞，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窑洞窗外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满地的阳光在寒气中显得软弱无力。但窑洞内则是春意盎然，政治局常委们聚集在一起，喜气洋洋，谈笑风生。新糊的窗户纸透进明亮的阳光，房正中一盆红彤彤的木炭火散发出宜人的融融温暖。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他就第一个议程“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作了报告，指出：由于形势的飞速发展，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对华北事变以来的政治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同时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
接着，毛泽东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运用中国人民熟悉的战国时期，六国采用苏秦的“合纵连横”策略，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对抗秦国的历史，深入浅出地作了生动的比喻，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
毛泽东的发言赢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掌声，但也有少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皱了皱眉头，拨弄了一下面前盆中的炭火，他引用斯大林曾经说过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话语，对毛泽东刚才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博古同志的怀疑，我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毛泽东再次发言，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更加入情入理的分析，说道：“由于民族矛盾的上升，迫使一切不愿做汉奸亡国奴的中国人，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随着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不但提醒了中国工人阶级与贫苦农民，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也将转入革命；反革命营垒中产生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使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目前开始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是可能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博古与毛泽东争得面红耳赤。自从遵义会议后，博古总感到毛泽东的眼神背后有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有些使他受不了。而在这时，中央其它领导人的意见又多是偏向毛泽东，这使博古尤为感到很不开心，一遇到与毛泽东交谈，往往不自觉地就要争吵起来。
会议讨论的结果也就是毛泽东与博古争论的结局。张闻天在作会议总结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博古表示少数服从多数，摊开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低下头擦他的眼镜。
“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嘛。”毛泽东兴致正高，非常自信地说道：“不过我可明白地告诉大家，形势的发展必将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中共中央应正确而及时地确立自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军事战略方针。
历史果如毛泽东所断言的那样，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瓦窑堡龙虎山下的基督教堂（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礼堂）召开中共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机关干部，中共陕北、陕甘省委各部部长，党校学员，各县县委书记，共４００多人。头戴八角五星帽的毛泽东在会上作《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即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作了全面的深刻的阐述。他在讲演中激情洋溢，挥动着双臂疾呼：“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望着台下数百名中国工农红军的精华，毛泽东的情绪受到强烈感染，他很激动。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长征又作了精辟的论述，高度赞扬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他说：“１２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２万余里，纵横１１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毛泽东要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来盛赞中央红军刚刚结束的长征。
热烈的鼓掌声如响雷，一阵阵从龙虎山上滚滚而过。
鼓舞人心的讲话，令台下全体红军将领热泪纵横。此时此刻，他们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了突破４道封锁线时的湘江恶战；追忆起激战娄山关时的军团参谋长邓萍；回想起强夺大渡河泸定桥的无畏勇士；惦念起腊子口上那个献绝技攀登绝壁的“云贵川”……毛泽东也潸然落下了热泪。
“长征”一词从这次会议后更加迅速流传开来，“长征”成为中国工农红军３０年代战略大转移的专用名词。
会议散了，毛泽东深情地目送红军将领退出会场，此刻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想到了这些将领背后那些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是他们构成了红军这座大厦的基石。回到住处后，毛泽东把周恩来喊了来，联名致电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指出：我们应立即广泛地吸收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入党。
“尤其是陕甘支队及红２５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广泛地吸收入党。”毛泽东强调说。
“凡属经过长征的人，一律免除候补期。”毛泽东又补充强调。
各部队立即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吸收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战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有人打电话请示周恩来：“在长征路上有政治问题的怎么办？”
“什么问题？”
“与张国焘的政治路线说不清楚。”
“张国焘哪来的什么政治路线？这些战士能够坚持走到陕北，这就是一个明证，这就说明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完全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对张国焘的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在适当时机进行清算，但他的错误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不要扩大到部队，更不能影响到战士。”
就在瓦窑堡会议确定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同时，南下的张国焘却仍在坚持错误，推行他的所谓南下西进战略。他虽然唉叹百丈关之役是个不吉利的转折点，但并没有意识到南下的严重错误。
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渐入困境，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开始后撤，于１２月中旬到达宝兴，进入天全和芦山地区。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军阀的围追堵截，红军向别处发展已不可能，只好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与国民党军重兵相对峙。
陕北瓦窑堡会议召开之际，即１２月１６日，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身份发电报给张国焘等人，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说共产国际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指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问题。”几天后，中共中央又把瓦窑堡会议“十二月决议”的内容电告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
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在接到陕北的电报后，立即趁机从红四方面军内部开展思想发动工作，呼吁赶快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陕北中共中央的领导。
陕北的电报如阵阵春风，吹进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帐篷里，冬季的川康边营帐中一片春意盎然；陕北的电报又如一阵狂飙，卷入张国焘的幕帐中，一阵飞沙走石后，纸片满天飞，套红色的伪“中央”文件跌落，张国焘大惊失色。
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张国焘往日高昂的头颅终于很不情愿地耷拉下来。他对跟随自己的心腹说：“这一下我们可真的没有希望了！不管我们成立第几中央，只要树的还是共产党的牌子，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么，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就有着绝对的约束力，我们不能不有所表示。当务之急是急谋党内统一。”
张国焘所做出的第一个表示是对朱德的态度有所缓和。红一、红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一直被张国焘严密控制着，朱德很难接触电报，更别说是电台。朱德与陕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联系也就形如中断。直到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传到川康边，灰心丧气的张国焘对朱德的控制才稍微放松一些。
转眼间就是１９３５年的最后几天，新的一年到来了。在中国，元旦远没有春节过得热闹，川康边大山中的元旦似乎根本看不出一点喜庆的影子。但在这年岁末的最后一天，朱德的心情格外激动。晚８时，他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提出：“我处与红１、红３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这是朱德自两个方面军分离后，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
陕北，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１９３６年的第一天，这封带着陕北高原庆祝元旦鞭炮欢庆声的电报直接发到了朱德的手中。
毛泽东说：“本应互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收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关系，对共产国际也已发生关系，这是大胜利。将红四方面军发展方针，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以待共产国际及党的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政治局在共产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并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及所知道的国际国内时局动向，向朱德作了尽可能详细的通报。
党内斗争形势发展到现在有了根本性的好转，毛泽东认为该是解决张国焘问题的时候了。１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成立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团的中央”，这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责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并决定在党内公布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使全党了解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真相。
公布了这个决定后，对处理张国焘的问题十分慎重的毛泽东，仍担心部队会有什么不良反应，他在１月底没有再进行别的行动，而是耐心地等待在瓦窑堡，倾心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对中央关于处理张国焘问题的意见。１周时间过去了，各部队反映上来的情况说明，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得到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拥护。如此这样，毛泽东完全放下心来，他的神情顿时大放光彩。
毛泽东于１月３１日从瓦窑堡经延川到达延长县城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在延长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讨论红军战略方针和东征战役问题。此时的毛泽东，他的心情非常愉快，在处理党内斗争和对国民党军作战上，他最喜欢做和擅长的还是愿意驰骋于真枪实战的沙场。因此，在对张国焘的问题作出初步处理决定后，毛泽东如释重负，决定亲率红军奔赴抗日前线。
２月２日（农历正月初十），北国万里雪飘。一支百余人的“商队”离开延长向黄河岸边进发。“商队”中的“老板”，穿一件青布棉大衣，一双旧棉鞋，有马却不骑，拄根树棍走在队伍前面。他不时抬头望着多姿的壮丽山河，赞赏着大自然的精美杰作。这“老板”不是别人，正是指挥千军万马进行东征的毛泽东，此刻他正在率领“中路军”向前挺进。一幅波澜壮阔的出师作战计划，在他胸中运筹形成；一阙千古绝唱的词章，同时也在他胸中酝酿诞生，用那根树棍点点划划镌刻在千里冰封的大地上。
率红军东征的毛泽东于２月５日来到清涧县高杰村的袁家沟一带，这里东距黄河仅有半天路程就到了。在袁家沟，毛泽东亲自部署和审定渡河东征的作战计划。连日大雪，遍地银花。７日，天空放晴，毛泽东身披大衣，踏着积雪，来到黄河岸边观察敌情。目睹雪中壮丽江山，面对滋润哺育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黄河，毛泽东不禁感慨万分，兴意盎然，连日来的欣喜和兴奋一下子喷涌而出，化作诗情壮志。当夜，毛泽东在清涧县高家湾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咏雪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
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
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随着这激荡人心的优美旋律，１０天后，毛泽东庄严地发出震憾中外的“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的战斗号令。红军挥师东指，胜利的歌声传遍大河上下，揭开了抗日救国新的一页。
同是雪花飞舞中，川西大雪山下的张国焘在接到来自陕北的电报后却再也稳不住阵脚，他急忙在红军总部驻地任家坝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的决议。徐向前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朱德关于谋求党内统一，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抗日的观点。
陈昌浩的态度也有较明显的转变。一些原跟随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张国焘倾刻间成为“孤家寡人”。
１月２４日，陕北的张闻天致电朱德，电称：“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为党内有数老同志，此间同志均敢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张闻天在电报中还以温和的语气相商：“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同日，张浩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明确表示不承认张国焘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指示：“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如寒风中之衰草的张国焘接电报后整整３日关门闭户，他是很不情愿地就此认输。
“他毛泽东和共产国际有什么特殊关系，这个湘潭的泥腿子大概连面包还不知道是方的还是圆的，又有什么可以通天的本事？”张国焘虽是见大势已去，但仍欲作最后一搏，他把床板拍得“嘭嘭”响：“我张国焘既然骑不到毛泽东的头上去，起码也要争个平起平坐。”
于是，１月２７日，把脑袋都考虑得生痛的张国焘一个骨碌跳下床，致电陕北的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可考虑成立中共西南局。但有一个条件，要求陕北的党中央“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
张闻天在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当即代表中共中央拟写复电，坚决拒绝张国焘的“平起平坐”要求，指出这和“第二中央”仍没有什么两样，严厉批评张国焘仍采取对抗中央的顽固态度。
电文传到毛泽东的手中。此时的毛泽东已没有张闻天那样激愤，他的思维很冷静，大笔一挥划掉了一些措辞严厉的词句，说：“张国焘能撤销伪中央，这就是一个大进步。要给人家一个较体面的下台阶梯嘛，他张国焘的脸皮薄得很哪！过渡的办法多的是，他不愿意服从我们的管，要与我们平起平坐，那好办，让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
毛泽东解决问题的计谋总是比别人要高一筹，方法要灵活高明的多。张闻天一看毛泽东的手笔，也乐了，说道：“还是老毛的这个缓兵之计能解决问题。”
两地电报争争吵吵间，南下的红军在严冬中的战斗却不能停止。红四方面军由长征开始的８万人迅速减少到４万余人。如此这样，北上又南下，南下又后退，弄得部队不知所措，有些战士开始埋怨：“真不知上面在搞什么鬼？”挫折和失败使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
朱德则在这南下红军的进退中，感到了政治形势的微妙变化，他打电话找到了刘伯承，悄悄地说：“事情开始向好的方向转了。”
心照不宣的刘伯承立刻明白了朱德所说的话中意，朱德是在说对张国焘的斗争出现了转机。
南下碰壁的张国焘在这时心中已很不是滋味，但他却并不认为是自己的过错，他痛恨走远了的毛泽东，咬着牙根在骂，可毛泽东是听不见的。张国焘的撒气又集中到近在身边的朱德身上，并暗中派人监视朱德的一行一动。
红军撤下百丈关后，在天全附近休整。朱德没有顾及张国焘的人身攻击，一面坚持说服张国焘赶快北上，一面深入到部队中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
朱德爬山涉水，不辞劳苦，尽量多的找人谈话。他坚信：只要能稳住部队，有了基础，张国焘在受挫折后是会顺应大势的。
一天，朱德策马到２０多公里外的一个团去了解情况。这个团担负着掩护任务，正边打边撤。这时，红军机关、医院和大部队多数已经后撤到安全地带。
朱德骑着一匹雪白的高头大马，行进在天全县城以西２０余公里的紫石镇附近。马夫走在前面牵马而行。警卫员紧跟在马后面，一行３人沿着山边一条小路，向西走，返回指挥部。
“砰！砰！”朱德的背后不远处猛然响起枪声。
朱德３个人被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部第７１团发现跟踪尾追，２００多名国民党兵蜂拥而出。
“弟兄们，快给我追，要抓活的！”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吼叫。
“快追呀，一定要抓活的！”
骤起的嘈杂声顿时打破了宁静的田野，被惊起的山兔不知祸起何方，撒腿向深山密林中奔跑。
“不好了，有情况！”警卫员喊叫道。
马背上的朱德在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
“是敌人追来了！”拉马走在前面的马去回头看到了３００多米道路上扬起的灰尘。
“快走！”警卫员把双枪都指向了后方。大白马在警卫员的猛抽一鞭后，扬蹄飞奔起来。
马夫紧跟在后面也跑了起来。
直到这时，朱德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枪声越来越紧，子弹从朱德的头顶上飞过。急追直来的马匹嘶叫声和喊叫声越来越近。
突然，山头上响起嘹亮的军号声：“哆哆——咪唆——咪哆——”
这是国民党军常用的“原地停止休息”号令。果然，正在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部队听到号令后都停在了原地不动，静观四周的动静，等待下一个号令。
朱德一行趁机疾行，拐过一个山弯，进入红军的防御阵地。
等候在原地的国民党军追兵休息了好久，却不再听到任何号令。敌营长骂道：“他娘的！怎么既不吹前进号，也不吹撤退号？”
又等了一会，四周山头上仍无任何动静。
敌营长莫名其妙地摇晃着脑袋：“真是他妈的见鬼了！我们可能上当了。撤！”
这股国民党军望了望早已不见人迹踪影的远方山谷，吵吵闹闹地回撤。
原来刚才吹“原地休息号”的是红军第２７６团的司号员王大明。这天，他随本团部队负责掩护机关、医院后撤，在战斗间隙到山涧找泉水喝，突见山下一股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在追赶一名骑在马上的红军首长，意识到情况非常紧急，他把步枪指向了山下的国民党追兵，但他突然想到，这么远的距离，很难击中敌人，即使打倒一个，也难解红军首长的被追之围。急中生智中，他摸到了腰中的军号，想起红四方面军使用的号谱是从国民党军那里学来的，同样的号谱不是正能迷惑敌人吗？于是，“哆哆——咪唆——咪哆——”的军号声，立即生效，导演了山下刚才的一幕。只不过这事直到王大明回到团里后，当朱德由指挥部打电话来询问“是不是有号兵在紫石”时，第２７６团吴政委才找到了王大明，赞扬他今天中午办了一件大好事，朱德总司令得以化险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