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缠树来树依藤，红军穷人一条心。

藤无树儿腰不硬，树无藤儿山不青。”

悠扬的山歌在群山峻岭中回响飘荡。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在行军作战同时，始终保持着又是个宣传队的特征。７月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行民族自决。很快，这些内容就宣传到了山乡村寨。

红军全体指战员都负有宣传使命，通过丰富多采的各种宣传途径，对沿途人民群众进行宣传。除歌舞外，红军在所经过的各地，还留下了许多经久可见的书写、錾刻、张贴的标语和布告。书写和錾刻的标语都是就地取材，因地而异，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积极发挥它的宣传作用。如书写标语口号时，所使用的材料有锅烟、红土、木炭、墨汁、石灰、白垩土等。书写和錾刻标语所选择的处所，在农区村镇多是院墙、碉楼、住房、门柱、城门、牌坊，或是交通要道旁的岩石等醒目地方。为了使标语能够留存时间长，作用久远，红军各军、师，还组织有“錾字队”，专门从事宣传标语的书写与錾刻工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那些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有的仍然清晰可见。在芦花米亚罗沟路旁，有一幅巨大的石刻标语，游人到此，当地人总会重复当年红军讲起的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红军战士，因负伤掉队。属于他自己的衣物食品什么也没有了，但他不肯把手中仅有的武器——凿石头用的工具丢弃。他用生命的最后时间，凿完了这幅“赤化全川”的标语，但落款“中国工农红军宣”这个“宣”字却没凿完，仅凿了一个上半部的宝盖，还缺下面的“亘”字，就倒下了。数天之后，后续部队再经过这里时发现了这位红军战士，大家把他安葬在附近的小山坡上。有人提议，继续完成这幅标语，凿上那个“宣”字中的下半部“亘”。但大家最后还是赞成了另外一种提议，就让这幅未完成的标语如此存世吧，因为它会无言地向来人讲述这条标语之后的一个动人故事。

长征途中，红军还用青翠的叶片作传单，在上面用石片树枝写上文字，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战士们亲切地称这种传单为“叶报”。在有的红军部队，这种“叶报”到后来演变成小报，从长征路一直“出版”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森林地带，由于山石多为参天大树所遮盖，为了扩大宣传效果，红军还因势利导地创造了“树标”，即选择路旁的大树，在树干上用刀剥下一块树皮，再将标语口号刻、写在树干上。这样即可显而易见，又能经久不脱落。这种“树标”在松潘县的毛儿盖、茂县的松坪沟和黑水的小黑水地区最为多见。有的“树标”在上述地区，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可见。在牧区草地，红军则使用小石块在草地上镶嵌成标语。在靠近国民党统治区一带，凡属河道较宽、水流量较大的地方，如汶川等地，红军就用木板写上标语、文告，投入岷江中，使木板顺流漂下，向国民党统治区扩大宣传影响，直流到坐镇成都指挥“剿赤”的蒋介石脚下。

有些标语还真的出现在成都城下江水中，蒋介石惊呼：

“清澈的岷江要变成赤水河了！”

川西北岷江的源头上，红军仍频频把蒋介石不愿听到和看到的战报送到成都。

时川西北战幕刚刚开启，毛泽东在继指挥大渡河之战和中止松潘战役后，又指挥红军进行了翻越大雪山后规模较大的毛儿盖地区战斗。

毛儿盖是该地土官属下１８寨地域的总称，方圆１０００多平方公里。７月初，国民党军１０多个团在有空军配合下赶到这一地区进行防堵。胡宗南特别命令第１师西北补充旅加强营营长李日基带队抢占毛儿盖，驻军于索花寺内，并向南面数里的夏藏派出１个班，在营部前面的山头上部署了１个班担任警戒，又向寺院西面山顶派出１个排，其余３个连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寺后山头上和寺院东南角上的一座独立寺庙内。胡宗南向李日基营下达的战斗命令是７个字：搜索、警戒、打游击。

红军在攻松潘的行动失利后，位于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便成为绕攻松潘、北出甘南的必经之地。中革军委命令，红１军团主力配属红３０军担任北进毛儿盖的前卫，尽快夺取毛儿盖，打开北上通途。

红军先头部队由沙窝经阿基等地于７月９日下午抵近毛儿盖，与国民党守军接火，迅速拔除了李日基营设在外围的３个警戒哨据点，并逐渐形成对敌之包围。夜间，红军向寺后山上国民党军阵地发起攻击。由于国民党军占据有利地形并有事先构筑的阵地为依托，而红军的武器装备弹药较弱，因此，红军在之后连续５天发起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

红军逐渐缩小包围圈，一次次发动新的更加猛烈的攻势。李日基只好命令所部全部退缩到索花寺内固守，并连电胡宗南，请求增援。红军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了国民党军李日基营，但因缺少重武器，步枪子弹也有限，难以向寺内发起强有力的攻击，只好以喊话宣传等政治攻势辅助军事进攻，并在暗中向专内挖地道，但被李日基部察觉。一场血战肉搏后，红军的地道行动没有能成功。

李日基频频急电胡宗南求援。１４日，红军击毙国民党军把守寺庙大门的副营长吴剑平和第１连连长郭全喜，李日基及其部属军心大震。１５日夜，浓云遮月，李日基在接到胡宗南的准许撤退命令后，借助夜暗率全营６００余人由寺庙东北方向突围，直奔松潘方向。红军发觉后一路追打过去，俘敌１００余人。１６日下午，红１军团侦察连、第２师第４团和红３０军第２６８团两个连将李日基营包围于腊子山以西２５公里处。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士兵纷纷举枪投降。李日基抱头缩成一团，从山上一直滚到山下，才得以溜走。

毛儿盖一战，红军击毙国民党军副营长以下官兵２０余人，俘虏４００余人，缴获步枪２００余支，轻机枪１６挺，重机枪４挺，无线电台１部及其它军用物资。

在毛儿盖战斗同时，红４军一部也由小姓沟以南向北发动猛烈攻击，当面之国民党军是胡宗南部的丁德隆独立旅。红军进占牦牛沟右岸一线，迫使丁旅退守牦牛沟左岸阵地。岷江东岸红军也由镇坪向北进攻，首先与占据金瓶岩的国民党军李文第２旅的第６团接火。国民党军驻守镇江关的第４、第５两个团奉命增援，双方展开激战。战斗中，红军击毙国民党军第４团团长李友梅及两名营长，国民党军全线溃退。红军乘胜追击，在北定关再击溃国民党军李铁军第１旅第２团，该团团长杨杰带伤而逃。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空军为了配合胡宗南部的地面作战，每天都出动飞机对红军所在地区进行侦察和轰炸。有时在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就有６架飞机一同扫射和狂轰滥炸。７月１７日，国民党空军第３队副队长朱嘉鸿和队员郭诗东驾驶的第３０３号飞机，飞至黑水石碉楼上空进行侦察时，红军战士一齐举枪射击，打中飞机尾部。朱、郭两人企图驾驶受伤的飞机逃跑未逞，被迫降落在别竹河坝，当即被红军俘获。８月３日，国民党空军第６队队长王伯岳、队员谢集泰驾驶第６０１号飞机在腊子山、羊角塘一带进行低空侦察，为了避开红军密集的弹雨，于慌乱中撞在千流水山坡上，王、谢两人当即毙命。

飞机被击落的消息传到成都，蒋介石手捏电报骂娘：“你们这些白痴，怎么把王、谢两个人安排在一架飞机上呢？这次好了，王、谢真的成了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周围的人直到这时才明白蒋介石原来是联想起了唐朝刘禹锡的《乌衣巷》诗。

时在沙窝的毛泽东得知王、谢毙命的战报后，也在吟诵《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的欣喜心情与蒋介石截然不同。

从７月中旬到下旬，红军在西到南的弧形战线上与国民党军激战不停，多呈拉锯状态。时驻军在松潘的胡宗南接连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可胡宗南并无捷报可发，而红军攻打松潘的枪声却听得越来越近，急得胡宗南在城中直跳脚。为了鼓舞士气，能向蒋介石有个好的汇报，胡宗南把指挥部搬到了城南的塔子山上，并增调部队拚命向南反扑。

这时，红军攻击部队由于张国焘的拖延，难以形成合力，失去了战机，战局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原来担负追击任务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和川军正从东南方向压来，北线兵力众多的胡宗南部已集中到地形非常险要的松潘一带，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基本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取以逸待劳之势，红军的攻击显然难以取胜，原来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施。

红军就此失去了一次歼敌的机会。后来在１９４３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谈到松潘作战的情况时还心有余悸地说：“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我想起了我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周恩来，他会关照我的。”

结果呢？是胡宗南没有去求周恩来，他应感谢张国焘的故意拖延时间。由此，８月初，毛泽东、朱德等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８月３日，中央军委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初步拟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路军北上。１０多天后，又对部队编组作了一些调整。

毛儿盖战斗结束后，７月２２日，徐向前、陈昌浩率主力部队从芦花出发，向北进军。

“会师了，大家应该和和气气商量好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不应该争争吵吵。”徐向前说。

“张主席说，现在是革命低潮时期，我们红军应该把苏维埃的旗子卷起来，南下到川康边暂避一时。可中央许多人不这样认为，分歧也就难免，但我们真希望他们很快统一意见，否则，我们夹在中间难受。”陈昌浩也表示不理解。

在这时，徐向前和陈昌浩对中央政治局黑水芦花会议的结果还不知道，但他们此时是同意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计划方针的，因此一路上想的和谈的都是如何消灭敌人和北上的问题，自然也谈到了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张国焘和毛泽东不要再如此“斗心眼”。

就在这川西北龙虎相斗——毛泽东即要与蒋介石斗，又要与张国焘斗，斗得天昏地暗时，川西北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变。

战暇中抽闲，眼睛始终盯在川西北地图上的蒋介石、毛泽东和张国焘，忽如家庭中兄弟之间打架，在互相扭胳膊抵头相斗时，透过对方的肩膀突然看到正有强盗闯入家中行窃。本来力气小的一方很想抽出手来，把强盗打出家门，可力气大的一方就是死死揪住对方不放，想把即将摔倒在地的对方彻底打翻后，再回过头来追打强盗。

如此互不相让中，川西盆地盆沿上众人的眼光透过剑门险关、岷山雪峰，看到川外世界。

这时，华北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消息迟迟传到川西北。有消息报道：日本于上月初占领丰台，炮击北平，并令汉奸组织所谓“华北国”、“正义自卫军”。红军指战员得此消息，惊叹：“华北偌大山河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矣！”

８月１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日。８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打响第一枪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８年后正在川西北高原，他们在为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与张国焘争论得面红耳赤，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寻找新的根据地。

就在这时，远方的第三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却悄悄地放弃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提法，继而提出了取而代之的新口号：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时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选取了中国工农红军建军日，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致抗日。这即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中共中央在川西北的要人们在这时还没有时间顾得上考虑世界大事，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在即，红军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时代列车，尽快乘坐上去。张国焘不可能认识到，毛泽东也没有认识到。

此时的毛泽东为红４军军长改了一个名字，把“许士友”中的“士”字改为“世”，说道：“这个字一改，你就成为世界之友了！我们的红军战士，不但要事事处处想到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哟！”许世友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名字。但是，毛泽东眼下的紧迫任务还不是“胸怀全球”，而是赶快想办法如何摆脱这川西北困境，走到一个能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地方去。

抗日的问题，中国国民党政府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在忙着“安内”。８月５日，忙于在川西北“剿赤”的蒋介石，除自己亲临前线指挥“围剿”大草地以南的红军外，还限令福建国民党军在３个月内肃清边区“残匪”。而得寸进尺的日本人见有机可乘，随之提出了许多非法的苛刻要求。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决定忙完一头再说另一头，他稀里糊涂地在日本所提出的条件上划了押，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好像唾手可得的“剿赤”上，他认为毛泽东就擒在即。７日，驻日大使蒋作宾自成都携带蒋介石对日交涉提案到了南京。提案称：（一）东北问题暂置不问；（二）中日在平等基础之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三）平等互惠促进中日经济提携，在此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不满。８日，汪精卫请辞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紧接着，侨务委员长陈树人、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教育部长王世杰、外交次长唐有壬、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也先后请求辞职，表示与汪精卫“同进退”。这时，湘、鄂、赣、皖４省水灾甚大，灾民达１４００多万人，受灾区１０万平方公里，淹毙１０余万人。在成都忙得团团转的蒋介石在委任卫立煌为闽赣浙皖边区的“清剿总指挥”后，１４日不得不飞离“剿赤”第一线，由成都飞到庐山，先处理汪精卫等人的辞职事。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灭共”大愿，于１５日责令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严惩共党反复案》，规定：凡“自首”、“自新”共党复而加者，一律枪决，或处无期徒刑。

８月２１日，蒋介石在稍微安顿了汪精卫的复职事后，又飞回成都，指挥追剿红军。

蒋介石在天上飞来飞去时，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于芦花会议后到达毛儿盖地区，准备从此方向突破国民党军的堵截线。

根据芦花会议关于培养大批军事、政治干部的决定，红军大学在原红一方面军红色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基础上于毛儿盖宣布成立。倪志亮任校长（未到职），何畏任政治委员，李特任副校长兼教育长，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黄超任秘书长，下设上级指挥科，张宗逊任科长；上级政治科，李井泉任科长；特科团，韦国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下设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另外还有步兵科等专业。学员是来自红一、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

８月２日清晨，霞光灿烂，毛儿盖沐浴在一片金辉中。红军大学成立典礼的会场选定在喇嘛庙前一块绿茵茵的草坪上。

上午８时过，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和骑兵科等科的学员们，列队进场。军容严整的学员们，个个英姿勃勃，整整齐齐地端坐在草坪上，唱起了歌曲，并与红一、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互相比赛起唱歌。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

歌声忽然停止了。一阵急骤的掌声爆发出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满面笑容，走入会场。学员和指战员们边使劲鼓掌，边伸长脖子向前望。

有人在急切地问：“哪个是毛主席？哪个是朱总司令？”

被问人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介绍说：“走在前面的可能就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后面的是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那个大鼻子肯定就是李德……”

会场四周挺立着松柏。“主席台”非常简陋，就是席地而坐的部队前面的一小片空地。毛泽东等人来到“主席台”，有的站着，有的靠在一旁的树上，有的干脆也坐在地上。

大会开始了，何畏郑重宣布：红军大学成立了！现在，我们请中央首长讲话。

朱德身着军装，腰扎皮带，脚穿草鞋，向前走了几步，首先说道：“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在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走上北进抗日的正确道路。目前，我们要团结起来，继续北上，迎接新的斗争任务。我们的红军大学，就是为了迎接新的斗争而成立的。不要看我们现在的条件差，将来，我们一定能坐进大礼堂。你们现在是学员，一旦毕业出去，就要担负起领导红军和人民抗日的重任。”

会场里鸦雀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朱德讲话，端详着朴素、和蔼的朱总司令，听着他那一口亲切的四川乡音。

面庞清瘦的毛泽东走到前面，他的身体显得高而单薄，但目光炯炯，显得很有精神。他主要讲了形势和任务，之后，勉励红军大学学员，说：“红军大学是培养干部的地方。你们要好好学习，加强团结。将来形势发展了，你们就是党的骨干力量。”

中午，红军大学成立典礼结束。炊事员抬来一筒筒的青稞面蒸牦牛肉。在愉快的气氛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大学的学员们一起，席地而坐，共进午餐，同庆红军大学成立。

“今天会餐不错呀，有牛肉吃。”毛泽东一边招呼大家盛饭，一边高兴地说。

朱德望着盛饭的同志，也欣喜地说：“今天一、四方面军的同志在一起吃饭真热闹呀！等我们北上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后，我们要请全国各方面军的红军指战员到一起大会餐，那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红军大学。”

毛泽东和朱德的这顿饭并没有吃好，不远处的大松树下，机要科长正手拿电报匆匆向这边走来。原来在大家都忙着准备北上之际，张国焘又节外生枝，发来电报，说应该开会继续讨论芦花会议上没有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

“看来我们想走也走不脱呀！这位新上任的总政委不发话，四方面军的部队也不会让我们走成。”朱德放下饭碗说。

“呸！如此三番五次折腾，他究竟想干什么？想把我们逼上梁山么！开会就开吧，不把大家都饿死在这里，有人就安稳不下那颗野心。”毛泽东气得把饭都喷了出来。

由此，８月４日至６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１０公里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红四方面军的第１１师驻在沙窝，师政委是陈锡联。会议就在第１１师的司令部内召开。

沙窝，是藏语音，实际上是个山口的名字，地点在今松潘县毛儿盖区八寨乡的俄灯寨子附近。红军从打古山顺沟而下，所到达的第一个村庄就是俄灯寨子。毛泽东等人到达这里，经山口进入小盆地中的俄灯寨子时，从牧民口中得知此山口地名为沙窝，因此把在这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就称为沙窝会议。实际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在沙窝山口召开，而是在进入沙窝山口后的俄灯寨子召开。所以，如果确切的说，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的会议应该称为“俄灯会议”。只不过这次著名的会议在当时就以“沙窝会议”记录在案，后人也就约定俗成这么称呼。

俄灯寨子，四周皆山，群山环抱中，１０余户人家的小村庄在茂密的树林中显得很幽静，自成天地的小盆地，倒也很像个“窝”。

张国焘和陈昌浩在２０多名骑兵的护卫下策马到达沙窝山口。张闻天迎上来说：“这是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

陈昌浩感到很尴尬。张国焘解释道：“昌浩同志是中革军委常委，可以列席会议嘛。”

“不行，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只允许政治局委员参加。”张闻天解释说。

于是，张国焘只好在１名卫士的护卫下进入沙窝。陈昌浩暂时在山口外放牛亭中休息，等会议开完后再同张国焘一同返回。

原定红四方面军参加会议的名单有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人，后来改变为只有张国焘一人出席会议。

张国焘赶到会场时，看到出席沙窝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实际只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４人，邓发和凯丰２人列席会议，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

会议在寨子中一座破旧的小喇嘛庙外亭中召开。山风习习，虽是夏热大暑季节，这里倒显得很凉爽。

张国焘环视了一下到会人员，心中自然很是凄然，问道：

“恩来和稼祥同志还没有到？”

“他两个病得厉害，已经请病假了。”坐在张国焘一边的朱德侧头说道。

“周恩来同志的肝病在这时犯了，把医生戴胡子调了去专门进行护理。稼祥同志也病得厉害，所以，恩来和稼祥同志不能参加会议。”张闻天说得更详细一些。

“聂荣臻随部队到另外一个地方执行任务，也不能列席这一次会议。”博古说。

正说着，大家看到王稼祥坐着担架来到会场。

王稼祥拄着拐杖吃力地下了担架，微笑着说：“我是不是迟到了？”

“没有，没有！”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迎上前来，然后扶王稼祥坐下。遵义会议上王稼祥那关键的１票，毛泽东记了一辈子。此时的毛泽东心中清楚，沙窝会议也不能没有王稼祥，说不准王稼祥在关键时刻又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王稼祥在这时的确已经病得很重。他是在１９３３年中央苏区军４次反“围剿”时遭敌机轰炸而负伤的，弹片打进了他的右下腹，穿过结肠，嵌在右肠骨窝上，伤势很重。由于弄不清残留弹片的位置，只好采取保守治疗，但引起了右下腹的局部性腹膜炎。他带伤参加了长征，而伤口在征途中却常常流着脓血。护理人员用橡皮管子塞进伤口，在橡皮管子外面穿上丝线，丝线外面再缠上纱布棉花以吸收脓液，然后取出棉花纱布排除脓液。”后来到达陕北，著名外籍医生马海德在参加了王稼祥的病情会诊后，感叹道：“我看了非常吃惊，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王稼祥就是在这种严重的伤势情况下，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时刻关心着红军的命运，几乎坚持参加了长征路上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了沙窝后，他的伤口发炎溃脓很厉害，身体发高烧，肠子溃烂，大便从伤口里流出来，处于病危状态。但当他听说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后，病情好像突然好了许多，坚持着拄着拐杖出席了会议。

“我们现在开会。”担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宣布会议开始，并说：“今天的会议，主要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作出决议。泽东同志刚草拟了一个决议草案，大家就此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站起来，把决议草案送到与会者的手中。

张国焘手握草案，粗略地看了一遍。决议的主要精神是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方针的正确性，并说明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摇。张国焘的眼光停留在纸面上，这几行字写的是：“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我们之间发生过分歧，我认为这是值不得大惊小怪的。”张国焘第一个发言说：“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获得谅解，而不是扩大分歧。”

“请国焘同志直接讲问题。”博古插话说。

张国焘瞟了博古一眼，不理睬地继续说道：“我很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次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说清楚，因而酿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言论。

在这里我想就不必一一说了。”

“有什么言论？有话还是摆在桌面上说明白的好。”博古说。

“比如有人就说我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胁迫中央；有人说我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也有人说我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政治局其他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还有人引经据典的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说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还有……多着呢！总之，凡此流言都似乎把我说得不成个样子。”

“好了，国焘同志，流言是很多的，不光你有，我还不少呢！”毛泽东的话明显对张国焘不满意，他说：“譬如有人就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就怀疑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能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我们这次会议就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润之兄所说的政治路线问题，我本人就这样认为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这次会议，我也许不应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究竟如何，但我们看到的是，当前的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苏维埃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被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博古接过张国焘的话题，实是在辩驳：“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是错误的。苏维埃运动现在是胜利，而不是失败。今后无论到什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的旗帜高举起来。”

毛泽东的神情变得很忧郁。

会议就当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展开讨论。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已削弱，那里也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同时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资上能得到帮助。西北有很多困难条件，但都能克服，因而要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要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目前我们极具有紧迫意义的是军事问题。所以，根据中央提出的解决政治路线的要求和国焘同志坚持错误的事实，我不主张在这时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后再予解决。但必须指明的是，国焘同志向中央要权，这是十分错误的。”

朱德的发言总是取温和态度，多讲长处，多说鼓励的话，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他说：“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于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不好，存在缺点是可以改进的嘛。”

张国焘这时想起了同来沙窝却等待在山口放牛亭的陈昌浩，于是提出要补选中央委员，改组中央，说：“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如果我们从一、四两个方面军中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中央机关其它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言人。因此，我们为何不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呢？”

“怎么个表达法？”毛泽东的火气在向上冒，他已经做好了今天与张国焘撕破脸皮也要斗争的思想准备。

张国焘却根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中，仍然继续他的讲话，阐述自己的观点：“怎么个表达法？很简单，可采取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方式，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主要为的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有人想象的要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这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决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个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在此我不得不告诉大家，陈昌浩接到开会通知已经来到了这里，可是他却又临时接到通知，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现在他就等待在山口上的放牛亭听牛叫哩！”“你这是不要中央！要搞分裂。”毛泽东气呼呼地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说张国焘在向中央要权。

张国焘寸步不让：“我这是在讲团结。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才是无疑阻塞了团结之路，这才是分裂。”

毛泽东据理力争：“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六军团、已经西出的红二十五军、留在苏区的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我不同意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不赞成任何同志在这时参加中央工作。现在是军事行动的非常时期，我们暂时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枪杆子必须听党指挥！”

会议直开到凌晨３时多才散会。

沙窝会议着重讨论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任务和组织问题，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放在红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要求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重申了创造川陕甘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既定方针，反对南下逃跑及各种右倾、动摇，号召党和红军与一切反对中央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特别指出，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决议》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明确指出：“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革命战争经验的交换，指挥的统一，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增强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地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将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

为了照顾张国焘的情绪和大局所需，这次会议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２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决定由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会议重新决定了北上的部署，决定红军依各部现所在地分左、右两路军向北挺进。根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的决定：

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的第５军团、第９军团（已分别改称为第５军、第３２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９军、第３１军、第３３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队，以马塘和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北进夏河。

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第１、第３军团（已分别改称第１、第３军）和红四方面军第４、第３０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带队，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首先占领班佑、包座，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向夏河前进，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机关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会后第二天，张国焘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驻地重新召开会议，亲自指定警卫员放哨，说：“如果一方面军的领导来了就赶快报告。”徐向前在一边却忿忿不平地说：“这是脱了裤子放屁！”

张国焘向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介绍了沙窝会议的情况。气呼呼的陈昌浩并没有因为张国焘为他争得政治局委员和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而感到高兴，仍然闷闷不乐地静坐在一边，大概是还赌气在那放牛亭边的马欢牛叫声中。沉默良久的徐向前最后表态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去争吵！”

“不争吵怎么行？他们欺人太甚了！”张国焘的气是自从与毛泽东见面后从未见消。

徐向前对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争论并不了解，但对张国焘的这种纠缠中央的做法却甚为不满，说：“我总认为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现在，部队天天吃野菜，已是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保命要紧。”

“保命，保命，我这就是最根本的保命。总司令马上到我们这里来了，也许事情以后会好转一些。”张国焘也有乐观之处。

沙窝会议后，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领红军总部赶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朱德此行，即表明要与过去经常战斗在一起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作暂时的离别。

毛泽东把朱德送出门外，两人双目相视，紧紧地握手，谁也没说一句话。朱德翻身上马，远去了。毛泽东久久站立在门口未动，望着朱德远去的身影。一边的张闻天看到毛泽东的眼眶微微闪烁着泪光，也就没有去打扰，可看出此刻毛泽东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

８月１０日，徐向前、陈昌浩于毛儿盖公布了《右路军行动计划》。几天后，朱德、张国焘也率左路军向阿坝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