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金山以北的红军在中共两河口会议后，本应两军合力，并敌一向，开拓新的局面。但是，由于张国焘闹分裂，没有形成一个拳头，刚有所恢复元气的红军又面临困境。川西北贫瘠之地，产粮有限，仅红军就有１０万大军，很难在此生存，更谈不上什么发展。这时，蒋介石在大渡河之战失败回过神来后，正急忙再度调动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仲夏的南京，炎热气浪比往年早半个月窜入石头城。蒋介石推开桌面上一堆关于日军在华北屯兵滋事的电报，望了望大地图，眼光由南京平扫向正西，停留在川西北。他擦着汗水，破口大骂：“娘希匹，这个刘文辉，坏了我的剿共大事！”

侍从官把呼呼飞转的电风扇向蒋介石移近一些。几张零乱的电报纸被风吹落在地，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丝毫没有动。

“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不行！”蒋介石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思考着，但他知道刘文辉失守大渡河防线还够不上枪毙的罪，在红军后面担负追击任务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说下一步还要依靠这些四川军阀“围剿”红军，于是他决定给予第２４军军长刘文辉记大过处分。

“来人哪，发报！”

蒋介石开始口述电报：“刘总指挥文辉笃信部属，不加督察，实难辞咎。依照国军法定之规矩，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以下负责长官应由该总指挥查明严处具报。兹将确实规定：此后军队不论大小行动，不拘前线后方，停止亦不问久暂，无论何时何地，一遇停止，应即赶筑碉堡，时间稍长尤应逐渐加固。违者定将该地高级长官以纵匪论罪。该管区以上长官应以督察不力处罚。言出法随，决不稍宽。希饬属一体遵照为要。”

蒋介石在宣布了给刘文辉的处分后，仍然对川西北的“剿共”军事感到很不放心，几天后，他乘飞机赶到成都，亲自部署对红军的又一次大“围剿”，并把刘文辉暗中召来成都，进行安抚。刘文辉对蒋介石这种打了一个耳光后又问疼不疼的笼络做法，虽然明白其中奥妙，但在听了蒋介石的安慰之后，心中果然也舒坦了许多，刚刚产生的反蒋情绪很快化解，并表示倾全力以功补过，报效蒋委员长的关怀和体恤。

对这种笼络方法的奏效，蒋介石感到很满意，他决定对其他部队也要采取一些安抚方法进行战前鼓动。

“通知川康前线各剿匪指挥部指挥官，到我这里来开会。”蒋介石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吩咐说。

“各纵队副司令来不来？”贺国光问。

“来！各师师长……团长、营长，连长以上军官统统都来！”蒋介石决定把这次军事会议扩大到最基层军官，他决心倾全力打好川西北一仗。

７月１１日，蒋介石在成都北较场内大操场上召集薛岳、吴奇伟等部连以上军官训话。他声称：“根绝赤祸，切勿功亏一篑，致贻隐患。”

台下那些２０多岁的国民党军连长火气正盛，为能见到蒋委员长而激动不已，再经过蒋介石的一番鼓动后，更是热血沸腾，大呼效忠口号，似有立刻踏平川西北之势。

台上，蒋介石满意地笑了。

同一天，川西北群山峻岭之间，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按原计划由两河口向北翻越虹桥山、梦笔山、长板山到达黑水河畔的芦花寨（今黑水城），当地人俗称这里的地名叫作黑水芦花，一个仅从字面上理解就充满鬼怪妖雾和离奇矛盾的地方。

徐向前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当时，中央最关心的是敌情，就此问题详细询问了徐向前。为了表彰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杰出贡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１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

徐向前从朱德那里得知，红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但兵员较少，徐向前便同陈昌浩商量，主动建议调红一方面军一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同时，调红四方面军的３个建制团充实红一方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并征求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回电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到红四方面军。党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原在红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第４军、第９军、第３０军、第３１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还调去了一批师职以下政治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等人听了徐向前有关敌情的汇报后，心情很沉重，更加密切地注视着战局，决心在国民党军没有形成新的合围圈前，指挥红军打破“围剿”，命令各路部队迅速按原定方案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然而，红军实际行动情况有些出乎毛泽东的预料，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到了这时还没有跟上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言语中已有不满意之词，并重申北上原则：“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切勿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望国焘等同志速到芦花集中指挥，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各部队必须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军中无戏言。若是换个人接到如此措辞严厉的电报，肯定汗水都会流下来，贻误战机那可是要有许多人掉脑袋的大事。可是心已怀二意的张国焘接电后却不以为然，他正在暗中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杂谷脑召集秘密会议，“审查”中央路线，对毛泽东等人的火急电报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向部队散布“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应统一在正确的指挥员手中”等言论，为自己的另行其事大造舆论，公开伸手向中央要权和夺权。并策动一些人提出了改组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的建议，向中央递交了改组名单。

毛泽东真是如火烧眉毛一样的着急了，这可如何处理是好？他大发雷霆：“敌情紧急不说，这当前的吃饭问题就成了不用敌人打就能自溃的大事，几万军队呆在这里，一天也难熬啊！再如此困在这个贫穷的地方，我们可能真的要人吃人了，成为国民党宣传的青面獠牙怪兽。这个张国焘呀，竟置大局而不顾！”

“等一等吧，刚会合的红军不能这么快就分开。”朱德说。

“通知各部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吃饭问题，先在原地筹粮待命，准备过草地。”毛泽东作出决定。

说起大草地，对所有红军指战员来说还是一个谜。当人们还没有走近它，或许会对它产生诗情画意般的想象。但是，红军还没有入草地，即从藏民口中得知草地要比雪山还要难通过。

“要说草地呀！反正高原上的野牛、野羊过草地都不敢停留，它们也要快跑呢！那里更是什么吃的也没有，连草都有毒，牛羊不敢吃。”藏民听说红军要穿越草地，惊讶的嘴巴合不拢来。

为此，红军各部队为了准备跨过草地，更加突出抓了粮食这件大事。总部命令各部队一定要筹足７天的粮食，要尽可能多地准备熟食。

但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地老百姓也严重缺粮。毛泽东等领导人几乎天天在为粮食发愁。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中央一开始的正确判断。

许多指挥员在报告中埋怨，说：“这里没有做生意的，无粮可买。藏民由于受到一些谣言的传播和恐吓而大多数隐藏起来，红军部队的粮秣得不到接济，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连一日两餐的青稞、荞麦、红薯饭也难以为继。”

到了这时，许多部队经常是每天吃一顿饭，还吃不饱。有的部队则是断了炊，仅靠挖野菜充饥。

对挖野菜，大家都说朱德总司令最会找野菜，他先组织了一个“野菜调查小组”，并亲自带领这个小组到原野上寻找认识的、可以食用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按照所吃野菜的标本再去找。就这样，朱德带领大家在河沟草地竟然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多少解决了众多红军指战员的充饥大问题，这也为大部队下一步进入草地后寻食野菜预先掌握了一些实践知识。

红军到达黑水、芦花一带后，更加加紧四处筹粮。这一带有很多喇嘛寺，其中刷金寺是附近最大的一座寺庙。寺里的大喇嘛也很阔气，许多家具都是从上海运来的，所储藏的粮食很多，但红军有纪律，不能动用寺庙中的一针一线，因为这个喇嘛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做通。红军到处筹粮，有些藏民又误听国民党的宣传，把粮食埋藏起来，人也跑光了。部队有时不得不在用了藏民的粮食后，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

毛泽东鉴于红军在缺粮的藏族地区连日行军，吃饭十分困难，遂亲自过问部队的吃饭问题。

粮食奇缺的困难在威逼着红军各部队，每个连队仅剩下够吃一天的粮食，还谈什么筹备７天过草地的熟食。这个时候，地里的青稞麦还没有到成熟的季节。老百姓们都跑进了深山老林躲起来，所存粮食都埋藏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找到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存粮实在也有限，即使全部集中起来，也不够红军１个军１天的食用。

躲在山里的藏民由于不了解红军的政策，不敢下山。他们通过通司捎话说：“我们的一家老小躲在深山老林中不敢回来，没有房子住，又没有吃的食物，老人和孩子都生病了，希望由此过路的红军快点走。要不然，我们没有吃，没有穿，在忍饥挨饿走投无路情况下，也会想法算帐的。”

红军政治工作人员解释说：“咱们军民一家，我们到这里来是与刘湘的部队打仗的，是帮助解放你们的，决不骚扰你们。我们和你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们是自己人。”

藏民中有人则说道：“我们是人穷志不短，你们要是呆在我们这里不走的话，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你们。”

结果是一到晚上，这些当地人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放火烧房，打冷枪，搅得红军一夜不得安宁。

红军总政治部下令严格禁止收割未成熟的麦子，要想方设法把躲在山林里的群众找回来，用银洋买麦子或牛羊，买卖公平。

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的沟谷地带，７月中旬的青稞才呈淡黄色，可以勉强割下来食用。等了半个月后，麦子子粒饱满，开始成熟了。红军由于断绝了粮食而又找不到当地的居民，总部不得不下令各部队进行１０天的收割活动，采用田中借粮的方法，即把银元放在收割走麦子的田间，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款。由此过了几天，藏民也渐渐减少了敌对情绪。

时年已４９岁的总司令朱德亲自参加筹备粮秣的活动，挥动镰刀收割青稞，同战士们一起把割下的青稞从很远的地方担回来，并且担得不比青年战士少。他为此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青年战士戏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担不到四五十斤，还担不过我这个老头子，唉！什么青年？”

为了准备走过更加艰苦的草地征途，各部队提出了合理用粮的１６字口号，这即是：“人带粮食，定量下锅，五多五少，分饭到碗。”其中“五多五少”的具体含义是，打仗时多吃，平时行军少吃；早饭多吃，晚饭少吃；连队战士多吃，机关人员少吃；伤病员多吃，工作人员少吃；没有野菜时多吃，有野菜时少吃，甚至不吃。

为了在筹粮中掌握政策，团以上单位都设有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对于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总政治部有个严格规定：１．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方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成熟的麦子。２．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３．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治部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银钱。红４团政委杨成武回忆这段艰辛的岁月时说：“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相当不错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

军团参谋长左权专门抓粮食问题，他告诫大家能搞多少粮食就带多少粮食，哪怕多一粒也好，同时要对那些浪费粮食的现象加以严厉的惩罚。他讲道：“最近工兵连的排长孙胡才多吃了２斤粮食，受到了严重的惩罚，这是惩一警百，我们都要吸取这个教训。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在危难关头，１斤粮食就可以救活几个革命人。”

红军部队想方设法筹集粮食，准备长途行军之用。为了路上应急备用，强制规定每人每天要筹够５个馒头的粮食，在每天的傍晚向负责管理粮食的干部交出５个馒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不例外。

每天做出５个馒头的工作定量是很重的。首先要到麦子地里收割，然后用火烤干后，用手掌搓出麦粒，就这道搓粮的硬工夫，许多红军指战员的双手掌心都磨破了。最后才是磨粉，蒸成馒头。因此，有许多人一天下来不但自己吃不到馒头，有时还完不成任务。

宣传干事李伯钊是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她的超额数也交了公。回来后只喝一点麦子粒煮的稀粥。为了避免饥饿，就减少活动，天还未黑就躺在床上睡觉了。可饥饿中的肚子“咕噜咕噜”乱叫，她被饿得实在睡不着。

另一间房子里的陆定一也同样被饿得四处想找点充饥的东西。他和李伯钊几乎是同时寻找到了刘少奇的房间。刘少奇的５个馒头的任务大概还未完成，这时还没有回来。李伯钊看上了房间内矮凳子上的一把绿油油的青菜，高兴地对陆定一说：“陆部长，咱们先把这把野萝卜菜借回去吃了再说，明天挖了再还他。”

陆定一也为找到充饥的食物异常高兴：“野萝卜菜，好，好！不过，可不能生吃。这个地方的野萝卜菜说不定会有毒，煮熟了再吃就可以了。”

很快，一盆热气腾腾的野菜汤煮了出来。李伯钊和陆定一两个人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光了。他们惋惜这点野菜太少了，只能是哄骗一下自己的肚子。

到了半夜，李伯钊突然呕吐不止，她开始怀疑是自己晚上吃野菜中了毒。但是，陆定一却一点事都没有，还赶过来看望和请医生，说：“是不是喝了生水，或许是霍乱？”

刘少奇也被这边的吵闹声弄醒，和警卫员一起赶过来看出了什么事。他也不明白李伯钊何以这样难受的呕吐，关心地问道：“是不是吃了有毒的东西？”

“没有啊！”

“晚上吃的什么？”

“野菜。”

“是不是野菜中毒？”

“不会的。我们两个一同吃的，汤都让我喝光了，你们看我一点事都没有。”陆定一想了想，又笑着对刘少奇说道：“噢，那野菜还是从你那里弄来的呢。我们实在饿得受不住了。

明天挖了还你。”

“我的野菜，我们已经吃了呀！”刘少奇感到奇怪。

“就是你房间矮凳子上的野萝卜菜。”陆定一回答。

“哎呀，怪不得刚才我还问警卫员我的烟叶哪里去了。那是我昨天采的野烟叶子！”刘少奇解释道。

医生来了，诊断检查后判断是野烟叶中毒。

警卫员不解地问：“这还是怪了，这野烟叶子宣传部长吃了就没事，可宣传干事吃了就中毒这么厉害？”

医生解释说：“不用问，陆部长平时抽烟很厉害。误食了野烟叶子，对一个抽烟的人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一个不抽烟的人，就会引起中毒。李干事又是在空腹的饥饿状态下误食了野烟叶子，所以发作得厉害。没有大的危险，明天就会好的。”

“看来为了免于野烟叶子中毒，大家最好像我一样，学会抽烟吧！”陆定一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平时不太容易露出笑容的刘少奇也笑了，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声，快步走出房间，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谈了李伯钊误食中毒的情况，焦急地说：“我想这样的情况在部队中也会很多，都断粮了。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一天，邓小平用布口袋提着自己劳动后做出的几个馒头交公后，见李伯钊在一边噘着嘴生气，知道她肯定又没有吃的了，便把自己布口袋中的１个馒头递给了李伯钊。

“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

“这是我送给你的，不要你还。”邓小平认真地说。

李伯钊接过馒头，感动地流下泪水。

饥饿得要发疯的人们不仅从含有面粉的神像泥土中寻粮，活人肚子里的麦粒也成了寻粮的对象。行走在前面部队中的人狼吞虎咽吃下的麦粒因种种原因难以消化，通过肠道带着粪便和血污排泄出来。后面的部队就像鸟儿觅食一样，又把这些麦粒拣出来冲洗后吞下。

饥饿逼出了新的“食谱”。聂荣臻的警卫员弄来了一面破鼓，把上面的牛皮剪下来煮着吃，大家胃口大开，开玩笑说：

“还颇有点海参的味道呢！”

干牛皮也能吃的消息很快由行军队伍前边传到后面。于是，有人在路上把过去扔掉的皮草鞋拣了回来，放在火上烧焦，把焦糊的地方用刀刮干净再用锅煮。脚上正穿着的皮草鞋也煮吃了，后来又把身上的皮带和枪背带解下来煮着吃。

“如果有粮食，我一顿能吃下８斤米！”有的战士在这饥饿中，感到即使一个大粮仓，他也能吞得下。

肚皮贴着脊梁，肚子发出“叽哩咕噜”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在寂静的荒林山野上传得很远。荒野上的这百肚争鸣，常引来大家的一阵阵笑声。

在川西北的红军弄到了这种少吃缺粮的地步，若是再如此下去，真是不用等国民党军来动武，红军本身也会因粮食问题自行解体。

７月１８日，红军采粮人员及掩护部队外出采粮，在丹巴路上被藏民土匪武装袭击。因领导者指挥有误，招致军心动摇，粮食被抢走，人员也受到损失。红军总部当即命令第３９团团长率领２营前往增援。这次遭遇战，红军损失惨重，失掉长短枪４０支，伤亡４０人。这些使采粮受到损失的领导者，回来后全部被逮捕。次日下午４时，红３９团及军直属队召开军人大会，公审在采粮中使部队遭受损失的５名指挥员，并执行枪决。

“不这样不行呀，粮食就是我们的命根子。弄不来粮食，我们几万人就要都自毙在这里！不枪毙几个怎么能服众？”朱德对那些求情者解释说。

黑水河边黑水寺，这个让人提不起精神的地方，毛泽东双眉紧皱，他越来越感到粮食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个鬼地区，不能再拖了。如此贫困的地区，所产的粮食连本地老百姓吃的都不够。数万红军再在这里吃饭，那怎么行？非得都饿死不可！”

“有人却不愿意走呀！”周恩来说。

“必须拉着他们走！”毛泽东的语气很坚定。

“有人是在要官，要大官，官小了他们根本看不上。”周恩来直接说道。

“这简直是讹诈，是利用党现在一时的困难进行政治讹诈！”毛泽东气愤异常。

“为了红军的团结，我可以让出总司令一职，如何？”朱德说。

“不行，总司令这个职权绝不能让出。他看上的是这个总司令，可我们不能给他！是不是可以多一个副总司令，把四方面军的领导纳入到军委来？”周恩来提议。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道：“他肯定不会接受这个副总司令。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把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工作，迅速打击敌人，红军千万不能分裂，为此，中央必须作出点让步。”

张闻天摇着头，提议道：“我还是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吧，他很可能看上的就是这个一把手位置。”

“那怎么行！总书记代表着党的权威，不能交！”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想了想后又说：“我看宁愿交出总政委，也不能交出总书记。”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交出我原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周恩来提议。

为了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统一，实现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决定将周恩来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并决定对组织作必要的调整。

这个让出哪一个职务的问题，成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大事。历史证明，职务问题的争与交“战役”结局，相当于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党内同错误路线斗争中，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又夺取了一座泸定桥。毛泽东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张国焘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那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天大的原则问题，慧眼独识的毛泽东洞察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幸甚，红军幸甚！

黑水芦花，一个耐人琢磨的地名。淼淼黑水之中竟然也会绽开灿烂芦花一朵。

在电话中，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事先找到张国焘，郑重私下通气宣布总政委的易人决定。恰巧的是张国焘在当时也表示不要总书记一职，他在得知其他常委对在是否让出总政委或总书记职务上有分歧时，竟得意忘形地对张闻天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嘛，我要总政委。”张国焘显然失算了，在职务问题的争与交斗争中，看似沾了大光，其实真正的斗法胜利者是毛泽东，而不是他张国焘。

张国焘在总政委的任职命令明确内定后，才姗姗来到黑水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组织问题的会议。

就在红３９团召开公审大会的同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命令，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同时任命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原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调中共中央常委会工作，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明令指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为促进两军团结和照顾大局的一片诚心。

７月２１日，中革军委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的决定》。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各部队的番号和军政领导有所变动：

原第１军团改称第１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原第３军团改称第３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原第５军团改称第５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

原第９军团改称第３２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

第４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

第９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第３０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第３１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

第３３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立即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告别，随后，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李荣、毕占云、吕继熙（吕黎平）、赖光勋、陈茂生等１０多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从芦花寨出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

宣布各军番号和干部任命这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在黑水芦花召开。会议由博古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徐向前、陈昌浩，共１３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为了听取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报告，讨论对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问题的看法，统一对红四方面军的认识。这是张国焘所要求开会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本来很不情愿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些只能引起内部混乱的问题，但张国焘逼到了这个地步，会议不得不开。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报告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第４次反“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讲道：“总的来说，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可我不能承认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这是我对红四方面军的基本评价。”

徐向前在发言中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特点，他说：“红四方面军干部土生土长的多，文化程度低，但能积极学习；军事知识差，但能干；作战后即讨论研究经验教训。部队作战，书面命令少，没有参谋业务处的工作，作战计划等都是上面指挥员直接制定。从鄂豫皖到四川的战争过程中，很注意执行纪律和进行政治工作，但执行纪律不适当的现象也常有发生。作战时领导干部层层下去指挥，１个师就由师长下去带１个团，师政委带１个团。这样，战斗虽然勇敢坚决，但干部伤亡大，现在还没有很好地纠正。集体领导差，对军事问题的决定非常秘密，运动兵力迅速，决定问题快，动作灵敏，指挥集中，但打退敌人后指挥就分散了，常误事。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有很大进步。夜战很好，主要是干部亲自看阵地，有记号，大量利用手榴弹攻击，投的准，尤其以第２７４团、第２６５团的夜战最好。总之，四方面军工农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是弱些，但主要是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接着，陈昌浩就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作了介绍。

次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陈昌浩和徐向前因忙于指挥部队作战，没有出席会议，赶往毛儿盖。会上，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发言，博古作结论。大家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因此，才有胜利和发展。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

整个会议应该说开得是较好的，但是，到了会议将近结束时，由于许多人对张国焘近半个多月来的言行很是不满，会议讨论内容突然转向，变成了批斗会。

张闻天严肃地指出：“南下北上不仅是个战术问题，也不单纯是个战略问题，而是个相当重要的两条路线之争问题。”

博古的发言很尖锐，他几乎是指着张国焘的鼻子批评说：“我是坚决拥护北上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国焘同志非要坚持南下，说句不好听的，南下就好似麻雀往阴沟里钻！”

“什么麻雀往阴沟里钻？你也说得太绝对了吧！”张国焘猛然站立起来反唇相讥。

“对其它军事以外的问题，我主张暂缓讨论，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应服从战争的胜利。”朱德发言说，他极力缓和会场上紧张的气氛，对张国焘没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应有个正确的估量。我认为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上是有着很大成绩的，并多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轻，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红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当然，红四方面军部队在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也存在着缺点与不足，希望你们总结教训，加以改进。我希望红一、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

周恩来在这时病得很重，但仍坚持出席了会议，他由于发高烧，脑袋胀痛得厉害，可他的思维是清晰的，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会议最后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各项工作的成绩，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对张国焘退出鄂豫皖苏区、放弃川陕苏区，以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错误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是有利于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和协作的，但会议后期的过火批评对改变张国焘继续与中央对抗的情绪，没有起到好作用，结果却正相反，走向了问题的反面以至把张国焘推向了极端，这是此次会议上对张国焘提出过火批评的人不应推卸的历史责任。

时局发展到此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军丧失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黑水芦花会议后，毛泽东等人翻越巴不得包德山、打古山和最后一座大雪山——施罗岗，向松潘县的毛儿盖进发。横在他们面前的是难行的茫茫草地，复杂的党内斗争也更加恶化并有所戏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