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1
最初是在那个法国大使馆的聚会上。
聚会上来回播放的是《蓝色的爱》。
她到得比较晚，穿的衣服有些怪异，大冬天里她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衫，连外衣也没有，只是在头上匆匆戴一顶红色的帽子。她望着人们，神情有些慌张，似乎完全不知道这里在开PARTY，她本来要进卧室的，却无意中闯到了这里。只是以后她对阿伯说那是前卫，前卫不是时尚，某种意义上还有些反时尚，前卫就是前卫。说完她就笑了，用两只手捂着嘴，那种颤抖的样子跟那天在聚会上给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天她的眼睛很空洞。就是这对眼睛，不知道为什么，阿伯感觉里面的光像是飘忽在水面上的月光，阴森森的。他有些困惑这种光是不是也属于时尚。
但是阿伯那天没有注意时尚，他的衣着毫不讲究，无论是什么场合他永远是一身褐色的牛仔服。在他的房间里甚至连镜子都没有。穷人阿伯到大使馆来是想见德里达，他也想诉说自己那边缘化的生活。阿怕也有思想准备，如果没有大的机会显现，那么聚会的主人最少也会请他们这些人美餐一顿。
阿伯从侍者端着的盘里拿过一杯酒——一杯红葡萄酒，酒杯发出一种耀眼的光。他走在木质地板上，看见四面墙上贴满了照片，照片里的影象很暗，影影绰绰，他看不清楚，但他大概知道里面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他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想：这个无耻的摄影者竟把这种照片挂在这里，他在标榜什么呢？
摄影者也端着一杯红酒来回走着，他对每一个人微笑，显得有些可怜，像是一个胆小的人，怕稍微不周到了，别人砸他的场子，又时不时地注意着自己女友的脸色。他对外国人说外语，有时说英语，有时说法语，他对中国人说中文，但是阿伯在读硕士时英语过了八级，所以他听得出他三种语言没有一种说得好，连中文都因为他是一个东北人而搞得有些像是雪村唱的歌。这时，又进来了一个矮子，留着长头发，一进来眼睛就来回瞟着，比阿伯刚才还过分，他对法国的官员笑着，说了一串法语，搞得阿伯差点没吐出来。
麦子就是那个时候进来的。她的腿很长，那顶红帽下的脸以及裸露在外的双臂，在阿伯看起来，简直就是神的皮肤了。她走在人群中，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会看她一眼，她显然觉得今天自己来对了地方，如果这儿是电影学院表演系，或者是一场模特儿大赛，那她肯定占不了什么便宜，因为她想当她们中的任何一种人都不太够格。可是她来的地方是大使馆，是文化人聚集的地方，虽然她的眼睛不够明亮，但是她的屁股和她的胸却引人注目。阿伯以后跟她熟得不能再熟并且跟她“零距离”了之后，曾与她探讨过这个问题，这使她很反感，她觉得阿伯下流。
就在那个时候，音乐再一次响彻云霄，又一次重复了《蓝色的爱》。阿伯有些激动，他忘了自己开始的失望，他预感到自己与这个女孩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事。
她走在人群里，灵巧地与认识的人打招呼，她看起来也认识一些这里的外国人，她好像开始采访他们。她与摄影者本人合了影，但是她的笑容使摄影者的女友有些不高兴了，阿伯看见了就在她和摄影师都笑的时候，那旁边的女人立刻抓紧了摄影者，就像是雨中的人用手抓紧了伞。阿伯似乎听到了那两个男女的吵架声：女人骂自己的男人说，看见这么低级的娱记你都会动心，你有多恶心。男人讨好地说这不过是咱们的一次作品展览，我得跟媒体搞好关系。女人说，你真是让我伤心。
麦子朝阿伯这边走了过来，像是说给身边的人也像是说给阿伯听的，好笑，她真以为我会抢她的老公呢，好笑。有人冷笑着说，那说不定也不是她的老公，而是她养的一个小白脸。
阿伯的心脏突然狂跳起来。他看着麦子，希望她能注意自己。
麦子一点也没有去看阿伯，她的眼睛是迷惑的。她落魄地站着，红色的帽檐几乎遮去了她的眼睛。她说，今天真是让人失望。
阿伯犹豫着是不是接她的话。他先是让自己的目光像手指一样富有弹性地触摸着她，从她的脸到她的裸露的双臂。然而她毫无知觉。他想对她说，我对今天也很失望，我的失望首先是从《蓝色的爱》开始的。
他两手插在口袋里一步一步朝她挪动。他几乎听到了自己的心跳，他想，也许我只消一开口她就会立即像一颗糖那样溶化。他闻到了她的体香，甚至闻到了从她口中所发出的气息。
他还想告诉她，我失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德里达没有来。如果他今晚真的不来，我一生都不应该原谅这个晚会的主人皮里松。这个混账的法国人，他明明出生在巴黎，却非要说自己和德里达一样出生在阿尔及尔。
事实上这个好事的皮里松，他非要让德里达来参观这个摄影展，并又以德里达的名义诱惑了许多像阿伯、麦子这样的知识分子。
可是像麦子这样的女孩会对德里达真正地感兴趣吗？她今天本身是冲什么来的呢？是德里达吗？不会，看她戴着那顶红帽子，她就不可能读懂德里达。连我阿伯这样的人，都会经常被德里达的语言弄得像进了地下水沟，混乱而阴暗。
麦子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德里达的，知识分子女性，面对理论和一个男人真正独特的思想，多是附庸风雅而已。她会例外吗？她是不是朴素一些？
他刚要转过脸对麦子笑笑，但是就在这时有人在大喊“麦子”。
麦子1
我回过头去看到是我的朋友导演柯。越过他的头顶我看到了那个女人正朝我看着，嘴角含着几丝类似讥笑的表情。她好像仍然在说，看，这么低级的女人……
那个女人有着精美的容貌和考究的服装。她大约四十岁，穿着一件黑色的低领毛衣，一头短发齐刷刷地覆盖着额头。刚才她是突然来到我和摄影师的面前的。她说话的声音虽然轻柔，但却是咬牙切齿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跟这种女人只要是睡上一觉你就会后悔的。
我的脸红着。幸好我的帽子低低的，一片阴影覆盖了我的脸，慌乱问我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但那是墙，墙壁上挂着那个女人的照片，我放眼望去，却第一次发现墙壁上的充满了阴暗的照片竟然全是这个女人，她的唇上浮起的都是嘲讽的笑容。似乎她用嘲讽组成了一条河流，一条哗哗流动的河流。
导演柯敞开毛衣的前襟，露出浅黑色的咽喉。
我一把抱住他。我那红色的帽子和他年轻的笑脸碰在一起了。他的唇滑过我的脸颊，使我立即感到了淡淡的潮润。
他说，麦子，你怎么还在北大，怎么总也毕不了业，兴许哪一天我还可以请你给我当女主角呢。我最近真的看土了一部小说，名字叫《长安街》。
《长安街》？这个名字不错。
可惜你还在北大啊，听说在读什么MBA，真是可笑，要不然还可以到我剧组里来混混。
我大声笑了起来。我知道那个女人正在远处注视着我。我对导演说，你是想请我当女主角？你如果让我演女主角，我可以不读MBA.你饶了我吧，我还得要为观众负责，就是我同意，观众也不同意。你，还是一边读书一边兼职？
我刚要张口说什么，他突然说道，你等等，我看见一个熟人了……回头我再找你……
于是他大声地喊“阿伯”，边喊边走过去。我顺着目光看过去，我想，当了“阿伯”的那人起码是五十岁了。但是我没有戴眼镜，只隐约看到那是一个头发较长的高个男人。
在这样一些重大场面我总是使自己的面部清清爽爽。虽然我不能清清楚楚地看清他们每一个人，但是他们是不需要看清楚的，就像一座建筑，我无须弄清砖与砖之间的区别瓦与瓦之间的不同。在大使馆里老是看到那些跟阿伯一样的长头发，他们的衬衣领子很脏，对了，我还看见了那些会说法语的长头发。他们这些长头发的男人眼光都是闪闪烁烁的，他们在等什么呢？在等待着美元或者法郎吗？
我在等什么？等德里达？
这时又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是皮里松他搂住我的肩膀，边说边向前走去。他的名字虽然叫皮里松，虽然那黄色的头发高大的鼻子和陷进去的一双蓝色的眼睛清晰地说明他是外国人，可他却说着一口纯正的中国话。两年前，他第一次来北大讲课的时候，许多女生都在想，自己倚在他那满是金色汗毛的胳膊上，沿着脚下的路走下去，走到远远的、远远的地方。然而皮里松却总在原地打转。
皮里松的眼睛泛出潮湿的光芒，像是游在水里的两只小蝌蚪。他说，别不高兴啊，麦子。德里达可能是你能见到的最有风度的法国老头，你不是喜欢像海明威那样的老人吗？你可能更应该喜欢像德里达这样的老人。你也许不去读德里达的那些书，他的解构以及他的思想对你来说可以都不重要，但是，你应该见见他，跟他零距离，要知道——这时皮里松停了停，望着四周的人，说，每一个北京的知识分子都在等着，想听听他跟我们直接说些什么呢。
我也望着四周，却不小心又看到了那个女人，她正在对几个男人发出几近疯狂的笑声。皮里松也听见了，转过脸去。我问，为什么在你的墙壁上贴着那个女人的照片，到处都是，为什么？
皮里松说，你不知道吗？今晚有人出钱。是摄影师搞的一个活动，墙上都是他的作品，他想给德里达一个印象，主要是那个女人。那是个很富有的女人，很有钱。你听说过沈灿吗？
沈灿？
只见墙壁上的女人宛如被风吹起的树叶悬吊着，散发着糜烂的鬼魁的气息……我看着她，思考她究竟是谁。这时，皮里松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来，我给你介绍。
他不由分说地紧紧抓着我的手，拨开人群。沈灿正要往外走，皮里松呼喊着她。
女人回过头来突然看见了我。皮里松把我朝她面前一推说，沈总，这是麦子，《娱乐周刊》的首记，她写的文章充满了思想性，大家都爱看，不过要留神，一不小心她也会把你写进去的。
我几乎碰着了她的隆起的胸部。女人看着我，轻轻点了点头，我也点点头。我犹豫着不知道是不是该伸出手，于是就注意她会不会跟我握手。她没有，挺直的身子一动不动。她把目光移向皮里松，说，娱乐？娱乐怎么会有思想呢？
说着她笑起来，我看见她的眼角有着明显的皱纹。几乎是一瞬间我把头仰起来，让灯光直接打在我的皮肤上——我的皮肤是年轻的。对于男人而言，年轻比思想重要得多。
皮里松的电话响了。他走开去接电话。
我和那个女人又相互看了一眼。她没有说话，我也没有，我们同时离开对方，不料屁股与屁股又碰了一下。我穿着裤子而她是短裙，她的腿有点短，于是我在心里又笑了。我想我刚才竟然想与她握手，真是可笑，女人与女人的手是可以握在一起的吗？
我顺着我的方向走去。我有我的路。这次我是为德里达来的。皮里松在电话里像背诵诗歌一样地对我说，在中国，我让德里达走向民间，走向你们。
然而女人在走向前方的时候，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被动的，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我想我仅仅是见见德里达，以一个好奇而无知的女记者的方式向他提几个问题，比如，德里达先生，你是怎么看中国有一本叫《读书》这样的杂志的？你觉得它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吗？我想，问完了就走，跟任何人无关，跟皮里松无关，跟导演无关，也跟那个女人无关。我也不会真的去关心那个叫《读书》的杂志。
我的肚子里已经怀着别人的孩子。
我要生下这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