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久处逆境的老人，以为我是故意瞒哄她。她那塌陷的一双干紫眼，把我盯了很久，似乎才判断出我讲的是实话。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破涕为笑地问我：“是真的？”
“这是曹队长叫我转告您的！”
“怎么，那边怎么还有人哭？”
“那不是思想犯。”
她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你们不去呢？”
“您甭问了，反正我不去兴凯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后喜的母亲，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说：“我连夜给你絮的厚棉裤，不去也带走吧！在漫荒野地里干活，容易得寒腿。”
母亲领着小儿子走了——那次接见时间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觉得母亲微微佝偻的腰仿佛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尽管这算不得什么喜事，在劳改单位，却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来，并非专政机构对落难知识分子发了什么慈悲之心，而是出于对右派比对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这一点点欣喜中又深藏了许多难以言喻的酸楚。
当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徐恭瑾。我们在营门有着劳改的情谊，我那失手的一锤，给他脸颊上留下一块小小伤疤。尽管他表示不在意脸上这小小记号，但我心中总觉得愧对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绝密新闻悄声地转告给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样，判断出中苏两国的“蜜月”期彻底结束，“离婚”己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当然要防范老右跨过边界投靠“苏修”了。说话时，我俩的心情十分压抑，因为这预示着我们劳改的岁月还很漫长。之后，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曹茂林身上，觉得在劳改单位他是个少见的劳改干部，他内心同情进了“大墙”的知识分子，但又有国徽镶嵌在大檐帽上，使他不敢过多流露自己的心声。他能做的只可能是这一点，但仅仅这一点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他的心灵也在被镣铐囚禁，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五七年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带上假面具，这是为了生存。
刑事犯不久就开拔了。行前，曹找了几个知识分子分别进行个别谈话。我是其中的一个，他的话虽短却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识分子在这个环境里一定要自珍、自重、自爱。也许是我的瞎想，终究有一天国家还是要使用你们的才智的！”我们的谈话是站在帐篷外的路灯之下进行的，蚊子在耳畔乱飞，不时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尽管如此，这次谈话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进我记忆的皱纹，使我至今不忘。夜有微风，闪烁灯光下，他那只风泪眼里的泪珠晶莹发亮……
直到第二天，对刑事犯吹响集合笛声时，我突然想起我存放的“英格表”和“派克笔”，还在严队长手里，便匆匆找到了他。他烦躁地训斥我说：“为什么你不早说？”“我忘了，您管内勤应是不该忘记的。”
他风风火火地检查着存放物品的花名册，又从一个上锁的箱子里拿出“英格表”，叫我签了收条。
“还有一支罗纹派克笔呢！”
“来不及找了，你看，那边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装起手表收条，回过头来对我说，“到了兴凯湖给你邮寄回来。”
我讷讷地站了一会儿，目送着那些刑事犯上车。
车开了，曹、严等昔日在营门的干部，都随车去了兴凯湖。
回到帐篷里，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笔带来的忧郁？似乎有这个成分在内。这支笔是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使用过的，不知严队长是有意还是无心，反正挺刺激人联想的。当然，更使我产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劳改干部，和我们心灵相通的朋友。刑事犯去了。
政治犯来了。
我至今能清晰地记住名字的有肖乃信（原铁道部工程师）、温承谦（原某工厂技术员）、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台搞“数学天文”的科技干部）。其他同类的姓名，因年代久远而忘却了。之所以只记住这三个人姓名，也是不无缘由的。其中的肖乃信，后来和我在一起劳改过一段时间，是个很有意思的右派（见后文）。温承谦是50年代青年诗人温承训的哥哥，我和温承训昔日在北京文联相识，因而我能记住温承谦的姓名。至于林盛然，我所以记住了他，因为他具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苦难经历：他出身贫寒，因其根红苗正被挑中派往民主德国深造，并任莱比锡留学生团支部书记。灾祸是他的堂堂仪表引起的。一个家住西柏林的年轻德国姑娘，对林盛然很感兴趣。有一次便将林盛然带至西柏林她的家中。仅仅这么一次，就铸成了林盛然终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国，在一个区别于普通拘留所的审讯室，反复追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去西柏林；第二，你为什么又回来了。虽然没有直接询及他是否参加了什么间谍组织，但曲里拐弯他说来说去却正对准这一政治靶牌。林盛然只从违反了留学生不能和外国姑娘谈恋爱的纪律，不断检查自己行为有失检点，但多次检查一律不被认可。就这样，他在一间隔离室被隔离审查了很久，最后并没因无任何凭证而放他回原单位，而是送迸土城劳教收容所。
林君长着开阔的大脑门，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窝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偷愉看着一本有关“天文数学”的书。他感慨地对我说：“学我这个学科的人极少，这一行正等着我去为之奋斗呢！但命运不济，一头扎进土城来了。”我从他枕下抽出来书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数学书，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小心点，劳改干部不懂德文，会怀疑你读的是一本间谍密码，那你可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他眼神里流露出一片凄惶之情，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知识分子呢？我们不都是解放后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么？现在是把我们当敌人监管起来，你从维熙在五七年想推翻共产党了吗？”
回答就会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没作回答。
“你是怎么看的？”
“把劲头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个转移。”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吗？”他有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认真。在讲到“进化”和“退化”问题时，他引证了许多哲人名言。我在这方面知识浅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了，却记下了他思索问题时，那双直对着我的炯炯目光。
肖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态度截然相反。他的岁数居这些右派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干活唱，休息时也在唱。他个头矮矮，下巴颏已然钻出了白胡子茬，表现得却像个老小孩。他不唱民族歌曲，专爱哆嗦着嗓子唱西方歌剧《茶花女》什么的。有时他还以音乐先知自居，盘问一下徐恭谨西洋声乐方面的问题。在右派群体中，我们都称他为“老活宝”，对此他毫不气恼，豁达地对待这个戏谑性的绰号。一个昔日的高级工程师，如此和常态相悖，使我们都感到惊奇。有一天我俩奉命去食堂给集体打饭，食堂里的窝头不知因何没能按时下屉，我和他靠在荫凉的墙根下闲扯起来，我才找到了他今日变态的生理依据。从他划为右派分子时，家里的妻子和儿女已声明和他彻底决裂并脱离关系。这个打击几乎将他置于死地。当他从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欲念，他就强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而昔日家庭的欢乐，是他首先要从头脑中驱除的，所以，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他说，成天地唱，不让脑袋有瞬间的空隙，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精神变态狂。但作为社会中的一个能呼吸的活人，无法割断往昔，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饰着辛酸悲楚的内心，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同情他——从心底怜悯这个“同类”。
后来才知道伙房误了开饭时间的原因：日前伙房里出了一桩凌亵女号的案子，不知是伙房里的哪个男号，在蒸窝头时用玉米面捏了一个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后故意送到女号那边去。女号发饭时惊叫起来，便找来女劳改队长控告伙房。刚才伙房正在开会，追查制造这个模拟性器官的元凶哩！
“混蛋——”肖乃信提着菜桶，走在归途上愤然地骂了起来。
我只是低头苦笑着，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让我们和这些臭流氓吃一锅子里的饭！”肖乃信的破锣嗓子很响，“这是我们的耻辱。我抗议——我抗议——”
我制止了他，但我尊敬他的这声呐喊，只有在这一刻，他才还原了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他皱着眉头，瞪着眼，唇边粘着白色唾液、严然像个凶神一般。
吃饭之际，几个老右议论着这件事。有人说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有人说车道沟里的王八身上驮着的圆帽石碑，也是男性生殖器造型。还有的人说，列祖列宗的石碑也是这么延续下来的，说明×是人类得以繁衍的老祖。肖乃信对这些议论十分恼火，他说：“是不是土城把你们都同化了，按你们的说法，那男流氓应该做那个‘玩艺’了？堕落！这是堕落！”没有人和他争辩，因为他有着绝对的固执。明明身子已全部掉进了井里，脑袋却想留在井上。他想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因而将嬉笑怒骂集于一身，这也是他特殊的精神平衡术之一吧？！
直到初秋时节、我们才得以离开土城，奔往茶淀农场（劳改单位内部称它为“清河农场”）。仍然和去塞外营门铁矿那样，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公民，后几节车厢拉的是囚犯。
跟去营门不同的是，我妻子张沪就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命运也把我抛向这儿来了，这多少带给我一点幻想的快意。列车过了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塘沽，铁路沿线开始荒芜起来。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盐碱滩外，到处是茅草和芦苇塘。
这挂列车由于拉了我们这些特殊公民，车尾显得超长，以致我们到站下车时，没有站台可踩，路基是个斜坡，站立不稳的就要滚到坡下。腿脚不十分灵活的肖乃信，行李就是和他一块打着滚儿下来的，他站起来拍拍尘土，看看周围岗哨林立，不但有机枪，还有马队巡逻，便又耍开了半疯。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岗哨及马背上的士兵大声吆喝“仪式可太隆重了，谢谢列队欢迎！”
战士没有理睬他，带队的队长却训斥他：“你这老反革命，不老实铐起你来！”
押送囚犯的劳改干部，衣里总是要装着几副“镯子”的，在这漫荒野地里下车，手铐对囚犯起着威慑作用，行车途中，前节车厢中有个扒窃犯想跳车逃之夭夭，就“咔嚓”一声被戴上了“铁镯”，然后以他作典型，到各个车厢去作示范。待到从火车转乘大卡车时，三个武警表演装车绝技，一人抓住带铐人的后衣领，另一人抓住他的双脚，像往车上扔一麻袋粮食似的，在下边悠了几下，便狠命往车厢板上一扔；这时第三个武警，趁势向上一托，那个逃号就被掷到了卡车上，身体撞击车身发出“嗵”的一声巨响。
这儿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边关押着万名左右的各种类型的囚犯，是北京市的最大劳改点之一。解放前这儿曾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后犯人在这儿开始了劳役性的屯垦，到了我们去这儿服劳役的1961年，里边已是岗楼和铁丝网交错，稻田、葡萄园和茅草、野蒿相织的劳改“圣地”了。
“圣地”二字是我们用的形容词。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环境。这儿遍地长着铁杆芦苇，特别是被称之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见芦苇不见树，只见碱蒿不见土，是个混沌待开的自然世界。要是单从空气新鲜这一点来说，这儿理应属于第一流的休养圣地。东半球由于囚犯开发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镇的规模，有一个造纸厂，有一座大葡萄园，葡萄园中矗立着一座白色的二层楼房（人称“小白楼”），里边住着总场的政治委员，往西走不远还有一所公安医院，这医院是为劳改干部和囚犯而开设的。总场场部下设一个犯人剧团，梅葆玖、叶盛长、赵慧绢等名角，都曾是这个犯人剧团中的成员。著名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作家孔厥也都在这东半球上服过役。
西荒地则是以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有581分场、582分场、583分场、584分场、585分场和586墓地（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埋在“586”的乱坟岗子中，本书第二部《折梦“桃花源”》中有所记述）。“581”到“585”一律是单一模式建筑：几排红砖房，中间有一广场。周围挖有积满污水的壕沟，壕沟旁编织着铁丝网，以示楚河汉界。“586”没有壕沟，死了的“大劳改”和“二劳改”在那儿获得了自由，离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个个小木牌或竖起一块红砖，上边写着死者的姓名。
我实在无法估计大跃进后的饥荒，在这个偌大劳改农场究竟投下多么浓厚的阴影。我最初的落脚点是“西荒地”的“583”，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看见衣衫褴楼的老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送。他们对这些新号的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地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
这个镜头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对这一场面的记忆仍清晰如初。难怪营门铁矿那些老号谈起去农场，惧之如临虎口呢！按说这儿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理应吃饱肚子，恰好相反，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的“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红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窝头爽口，吃第三口觉得顺食管往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时一个小窝窝头就光了。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汤，里边有几条像蚯蚓一样的麻绳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泼掉了它。
几个老右重新回归到五毒混杂的队伍当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个组。肖乃信和我分开了，但还在一个中队。领队出工的两个小队长皆为在这儿改造了两年多的右派，一个叫朱诚，另一个叫徐洲。朱诚原是北京市某小学的小学教师，人长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台区某中学的音乐教师，人很温良恭谦。掌管我们的劳改队长姓刘，部队转业军人，共和国之初曾经入过朝；教导员姓姚，老号们偷偷叫他“姚菩萨”，从绰号中可见他对劳改分子并无恶迹。但这些干部都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处境，刘队长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相信党处理你们是正确的（先给自己支撑起保护伞），就是有处理不当或个别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这儿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这儿是执行单位，谁闹事惩处谁，准消极混泡收拾谁！”话虽说得过于粗鲁一点，实际上就是那么一回子事。
我们队属于大田队，干的是挖沟开渠一类的活儿，间或也到田野里收割稻子或砍高粱。到这儿不几天，就听见一件这样的事儿：有两个莱园队新号，偷拿黄瓜带回宿舍的手段令人心颤，甲和乙各把一条拉秧的黄瓜，塞进对方的肛门里去，以躲避回宿舍时的检查，偷拿手段如此下流，但还有能识破这种下流手段的岗哨（此工作由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承担），这两个人被脱下裤子，从肛门中各被拽出来一条黄瓜。乍听到这条新闻时，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后被莱园队的一个老右证实——他亲眼目睹了这个悲凉场面。
“黄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劳改农场的饥饿程度。说起来也很好笑，我和杜高（“二流堂”吴祖光小集团成员）所以能在农场里蝼蚁般的人丛中相见，也是饥饿当了我们的引线。一天黄昏收工后，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饭，当我从那扇小窗口拿到两个白薯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匆匆往宿舍走时，发现了一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跑着一边往嘴里填塞着窝窝头，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在后面边追边喊：“喂！你站住——”“嘿！他抢走了我的窝头了！”
“大伙截住他。”
我顿时明白了。前头的那个年轻号，是抢了后边那瘦汉子的晚餐。虽然这儿贼多如牛毛，但在饥饿年代抢吃别人那口饭，仍然是众矢之的。于是有人奔了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大伙朝那抢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汉子和众人赶到“小强盗”身边时，他已经把两个白薯面小窝头都填进了肚子，并可怜巴巴他说：“我得了浮肿！等肿到肚脐眼，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啦！你们愿意打就打，愿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号上去揍他！可这瘦汉子长叹了两口气，把年轻号给拦了：“算了！算了！我饿一顿认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窝窝头来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片刻的回忆之后，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他也认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尴尬。昔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艺的剧作家，居然在这里见面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怪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有保卫那一口食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阻拦别人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哀吧！人群散了，我俩才开始叙旧。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发配到兴凯湖农场去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使得兴凯湖凡属右字号的，像候鸟南飞一样，离开了那冰铺雪盖的世界。到清河农场之后，老右就化整为零，分散在了东、西两个半球的各个劳改分场。其中文艺界的人士不少，我能记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杰，中央工艺美院的何雁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巴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男高音兼指挥莫桂新，本来也应随候鸟南飞的，但是在兴凯湖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死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了，葬身的乱坟岗叫太阳岗，多么辉煌而美好的讽刺，囚徒死后才能得到太阳的照耀，真是个绝妙名字。那儿临湖风光十分秀丽，小小土丘一字排开，上边插着一块块小木牌：劳教分子×××之墓。后来干脆用红砖代替了木牌，红砖上用白粉笔书写上死者的姓名，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后来，在劳改队，偶然间遇到了巴鸿（《智取华山》导演之一），他说他在莫桂新临终时，曾有幸见过莫一面。当时，莫刚刚被一辆牛车从七分场拉到总场医院门口，巴鸿当时在文教队改造，匆匆赶到现场去看他，莫桂新此时已骨瘦如柴，分辨不出站在牛车旁的就是巴鸿；之后，巴鸿到分场演出，归来时莫桂新已经不在人世了。使巴鸿深感悲凉的是，莫桂新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鸿和另外几个演员挖下的。当时文教队的任务除去排“革命戏”外，就是在“太阳岗”挖坟坑；每个人定额三个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时坟坑不够用。巴鸿还干过埋死人的活儿，从总场医院把尸体弄上担架，直奔“太阳岗”。要是赶上“大烟炮”飞舞的冬天，尸体冻得梆梆硬，抬尸人到坑前把尸体向沟里一翻，再把担架抬回来，莫桂新的命运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块冷土上了。几铲黄沙一盖，他就去了天国。
初到清河农场时，我觉得这儿比兴凯湖要人道些，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586”行进（各个分场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是一口无底的棺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586”。我不太相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我的长篇小说《龟碑》中，写了这一细节）。
原来这是伪装出来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甚至想象过我或许有那么一天，也被罩起来拉往“586”，因为每天能听到农场往外拉死人的消息。为了抵挡饥饿，为了活下去，队伍出工和收工时，不断有人跑出队列，蹲在那儿拔一株野蒜或抠一个漏挖的萝卜头什么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进嘴里；不太急于“进口”的，把路上捡到的野物装进衣兜，晚上下锅煮熟后才吃。这成了每个人的条件反射，走路时眼睛总像满地找银子似地向路边窥寻着。我没有勇气跑出队列去挖野食，但用铁锨翻菜地时把翻出来的一个个白菜根，装到兜里，回去煮白菜根以充饥倒是常事。初冬时节，每到吃晚饭的时候，各个墙角都闪烁着火光，好在清河农场处处是芦苇，拢上一把当干柴，把铝锅往两块砖头中间一架，就吃起“加餐”来了。
记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沟，以加深沟的容水量。就业的“二劳改”队（解除劳教的人员，住在铁丝网外的红砖房内）紧挨着我们的工作段挖河泥，一个叫刘岳的“二劳改”的活段正好和我邻界。我正在低头干活，耳畔忽然听得“咯吧咯吧”的声响，有意无意地扭头望去，顿时使我瞠目结舌，原来他正在嚼着一条水沟里捉到的活鱼，露在嘴外边的鱼尾巴左右摇摆，发出咯吧咯吧的抽打声（若干年后，我看见电影《苦恋》中有个镜头，正和刘岳饥不择食地生吞活鱼的情景一模一样）。我怕他不好意思，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干活，哪知他反而吆喝起我来了：“喂！水沟里有鱼。咱们身上就缺动物脂肪。这东西虽有点泥腥气，但能解饥就行！”听了这汉子的动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细想想，若不是饿得难耐，他会把一条活鱼生嚼了吗？“活下来就是胜利”，是这儿劳改人员的口头禅，它不是很唯物吗？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去那层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态，前文提及到的工程师肖乃信，在土城骂流氓骂得那么尖刻，但在一次晚间集合站队时，我亲眼目睹他捕捉飞向电灯亮光带翅的蝼蛄，抓住一只往嘴里填塞一只，直到队长向他大声斥责为止。事后，我曾间及肖乃信：“什么味儿？”
“没吃出味儿来，只知道往嘴里填。”他说，“肚子总像个无底洞。”
“克制一点不行吗？”
“你家里老母亲给你邮寄食品。我是孤坟野鬼，谁管？只有在困境中自己求生！”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丢人。”
“我担心你吃了有毒的东西，坏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
不久，从六中队传来一个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陆丰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洋场，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他属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在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即将毕业的日子，赶上了反右派斗争，他在民主专政与“内行”、“外行”问题上鸣放了一下，被戴上右派铁帽送进了劳改农场。昔民，一个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爷，在这儿竟然吃开了五毒，他把捉到的一条蛇、一只蛙、一只癫蛤蟆和一只老鼠，放在一口小铝锅里煮熟吃了。夜里，他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哆嗦。几小时之后，他已经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亏分场的医务室里一个“二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人员）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把他从死神的怀抱中抢了回来。因为我和他常在墙角煮食时见面，虽然不在一个中队，还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后我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智虽已清醒但面色蜡黄。在炕边上，我说：“你怎么能乱吃五毒？”
“饿。”他声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癫蛤蟆有毒，剥了皮先洗了几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开了膛，把五脏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而回，事后，他身体略略好了一些时，并没有改变他煮食小动物的习惯，只是不敢再把癫蛤蟆掷进铝锅里就是了。至今，他那口破了边沿的铝锅模样，在我记忆中形象仍十分清晰：被苇火熏得成了炭黑色，上边只剩有一只锅耳（中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我借用了这口锅的形象）。他的命运也像这口缺耳的残锅一样，留给历史一个残缺故事，后文将有详细叙述。
面对饥饿引起的种种惨状，好心肠的劳改干部装作视而不见。比如，绰号“姚菩萨”的教导员和镶着一颗假金牙的刘队长，在队列前训话时偶尔提及两句“不要到处点火熏黑了院墙”，“上边有令不许点火煮食野物”等等，这只是官样文章，实际上对饥饿的囚号煮野菜充饥，是一种出于同情的默许，更确切他说在那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饥饿也危及到了那些奉公守法的干部家庭，他们的家属宿舍就在壕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家家户户的檐下晾晒的青菜叶和萝卜干。基于如此严酷的事实，他们对囚号点火煮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是挺合乎逻辑的事情。
但是绝非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心肠。有一次我因患牙疼在监舍休病假，看见有几个身患浮肿的老残病号，用锅不知煮什么东西。这时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场长（我已记不起他的姓氏来了），来到宿舍院内，他看见墙角有人煮食，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把所有的破锅都用大头鞋踢翻了。从其中一口破锅里淌出来的是一只鞋底子，那场长声严色厉地训斥道：“你为甚煮这东西？是不是想成心丑化无产阶级专政？”那浮肿号低头弯腰地解释道：“没有人给我寄吃的，我饿。”“这鞋底子能当食物吗？”那场长继续暴跳着，“你马上给我扔到厕所后边去。”那浮肿号只是两眼盯着那只快要煮成烂泥一样的鞋底，舍不得把它扔上垃圾堆，连连说：“红军过草地时，不也吃过棉絮吗？”那位场长不再说话，弯腰拾起鞋底，用力向厕所方向一掷，鞋底断了，只扔出去折断的半截，另外半截仍留在场长手里，他把手中半截鞋底往地上一摔，狠跺两脚，便扬长而去。
我蹲在墙根下，亲眼目睹了踢锅事件，只觉那只病牙疼上加疼。更使我心颤的是，待麻脸场长走后，那老号又蹒跚着两只肿腿，把那半截鞋再捡起来，夹着铝锅另找生火的地方去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位麻脸场长为什么踢锅，因为市公安局要来什么大人物到“西荒地”检查卫生，早上直属队留下几个人用刷子沾着白灰浆，把院内熏黑的墙都刷白了。但是不久，白墙又变成了黑墙，因为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十分顽强，这不是任何命令可以制约住的。那位麻脸场长的下场也并不美妙。记得是在过春节劳改队吃饺子的夜晚，院内各监舍都听到了枪声。传出来的消息是，这位麻脸场长因为和某干部之妻搞男女苟且之事，事情败露，这个大麻子于午夜开枪自杀了（亦有一说，他先开枪打死了那女人，然后开枪打死自己）。
饥饿的人们对伤风败俗的桃色案件不感兴趣，能活下去是囚号的第一宗旨，在这一主导神经指挥之下，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刑事罪犯这么干，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在这个环境里也无法脱俗，原中央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张欣，他在早上去打粥时，先悄悄在饭盆底下挤上一点牙膏，打上熟粥后用筷子一搅动，粥就显得格外地稠。牙膏中究竟有什么化学因子起到了凝固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稀粥变稠粥确是事实。当然按照物质不灭定律来解释，加上牙膏而变稠了的稀粥，还是那么多的米，还产生那么多的热量，但饥饿中需要用精神幻术来自我解脱。我的“同类”，原北影导演巴鸿告诉我，他在田里经常抓蛇吃，剥掉蛇皮，就地用柴火棍儿一烧，半生半熟时入肚不但解饿还香得很哩！有一次他的“同类”在田埂上捉到一条蛇，正要剥皮时，劳改队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急忙把蛇扔掉，而是“咔”地一口先咬下三角形蛇头，并迅速把蛇头吐到埂捻下的水沟里；第二个动作是把无头的蛇装进衣兜，让蛇已然成为他的“进口货”时，才回答队长的质询。无论怎么说，那条在衣兜中蠕动的死蛇，他也没交出去，队长口头上批评两句，走走过场也就算完了。至于在菜地吃菜，收稻子时吃生稻谷，则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虽然没有饿到那样的程度，但是采一些绿树叶回来，放在暖瓶里泡食以解饥，或到萝卜地干活时，偷偷拔几个萝卜吃是常有的事。其实，萝卜是助消化的，越吃越饿，但在当时几乎无人考虑生理学中的因果关系，肚子中有食就是最大的精神自慰。我所在的583分场，中队建制约百人左右，因饥饿而导致的浮肿号约占1/2左右。严重的不断死亡升天，其他的病号有的只能在炕上挪动，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虽能走路，两腿一按一个大坑。浮肿是自下而上地发展的，濒临死亡的病号连生殖器都肿得怕人，脑袋肿得像个老窝瓜。在这种形势之下，人人自危，便拼命往嘴里塞食，以挣脱死神的拥抱。这里，我不能不写上一笔知识分子在饥饿的生死劫中，自身素质上的亮点和霉斑。当时，巴鸿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令人悲恸的事情：有个“右派”叫林澄，他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才生。由于兴凯湖缺乏医务人员，他到兴凯湖二分场服劳役后不久，就被调到八分场犯人队去当狱医。在劳改单位狱医是最吃香的，因为他不但给犯人看病，还给劳改干部看病。无论从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劳役的老右有着很大的差别。住房是单间不住大连炕，吃饭吃干部小灶而不吃囚号的大伙房；相对他讲，他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背起红十字药箱来，可以涉足劳改农场的每一寸土地。饥饿对于林澄不存在，训斥对于林澄也不存在，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羡慕不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对此并不感到有丝毫幸运，正好相反，他觉得他和许多献身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都不该承受这样的劳役惩罚。为此，一天他趁在田间巡诊之际，一个人躲在小土坡后，掏出红药箱中的手术刀片，割开了腿部大动脉，面对波浪滔滔的兴凯湖以死抗议五七年对知识分子的“仁政”。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古代传统中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条，潜入他鲜红的血液和每个细胞。他用自己的死，在“太阳岗”为这一时代的殉难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难纪念碑。
我没有死的勇气。
我是弱者。惟一能够实践的是：洁身自好，尽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记得，那是1961年的寒露时节，古农谚中说“农十月，高粱红”，清河农场的高粱地却缺乏那种醉红的色泽。这儿是开发出来的盐碱地，高粱不易成活，尽管场里种的是抗碱的多穗高粱，但十月秋阳中仍然难见高粱的红色。尽管这是高粱绝对欠收的年份，囚号们对于收割高粱，还是有极高的热情。如果把收割高粱，比喻成蝗虫飞进了庄稼地，那是有些夸张，因为这些浮肿的囚号，既无蝗虫的翅膀，也无蝗虫一跳八垄的弹跳能力；但是蚕食起生高粱米粒来，却不亚于蝗虫过境。他们先把高粱折倒在地，穗头部分铺上一块手绢，用鞋底一搓，高粱粒儿就滚滚而落；然后把手绢往嘴里一扬，当场偷吃，或把手绢里包着的高粱粒儿抖进衣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好在前后左右都有青纱帐遮目，饥汉们当然可以美美地野餐一次。我的胃不习惯于嚼食生粮——尽管它对我有强大的诱惑力——我手拿镰刀割砍高粱时，不断把甜甜的高粱秆儿伸进嘴里，按照营养学的解释，人体不可缺乏糖分，那不长穗子的矮子高粱，甘甜程度和甘蔗相差无几，我觉得补充人体内的糖分，或许比吞吃高粱粒儿，肠胃吸收得更加直接。
领班干活的小队长是我的一个同类，对这些只装没有看见。但到收工集合站队时，他在队列前呼喊开我的名字。
“有事吗？”我诧异地问道。
“今天是你‘值星’（值星是值日的同义语，即轮流值日一个星期的意思）。”他说。我头脑轰鸣了一声，顿时明白了其中含义：这是让我在这儿执行检查任务，要把人们身上带的粮食都检查出来。我装作不解其意的模样，把球踢了回去。我说：“小队长，‘值星’是指内务卫生而言，监舍大院之外的事情，没有‘值星’的责任。”“干活的事你也要管。”他说。
“这不是干完活了吗？”我反唇相讥。
“还有个任务你没完成。”他态度变得蛮横起来。
“什么任务？”
“队长有过指示，凡是到菜园或粮田里干活，集合站队回号以前，都要搜身。”我急了：“对不起，这差事我没有干过。”
“什么？”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讽意味，便指责我说，“没干过也得学着干，政府改造的就是你我的反动思想。”
“我就是不干！”声音是斩钉截铁的。
“你不干不行！”
“我就是不干！”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粮食，便把所有衣服兜儿都翻个个儿，抖给他看，“我嚼过高粱秆儿，没带一粒粮食，这是因为我身体还没有浮肿，还咽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儿！”
争吵之际，几个身上揣粮的浮肿号央求说：“小队长，这么办吧！为了不使你为难，我们走到大门口时，要是看见有检查岗，就把高粱粒儿倒在地上喂田鼠，要是没设检查岗，你就高抬一把手，装成不知道。咋样？”
我的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类”，看看事情已然僵到这种程度，便退却了一步。他说：“大伙也得替我想想，队长让我干这份差事，我总得对得住政府。我不是不知道大伙肚子里缺少油水，但也得让我过得去。话得说狠一点，要是有检查岗，都得把粮食扔在道沟里，要是翻出来谁带粮食，那是‘值星’拒绝执行搜身任务而非我的责任。”
我的这位“同类”到底还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认这一条件。一路上我心里虽然忐忑不安，但总觉得没有出卖良知。幸好，那天大门没出现检查岗，事后我的那位“同类”，并没有向上报告我的“恶迹”，因而没有酿成一个事件。过了许多日子，那位“同类”找我道歉，我们都深感自己灵魂深处，深埋着许多杂质，在生死劫难的面前，暴露出知识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来了，饥荒造成的浮肿大面积扩散。上边下令：劳逸结合。遇有风天、雪大，便坐在炕上“认罪学习”，专政机构的词汇叫它“冬训”。封冻的大地上无食可觅了，便倍感严冬之漫长，监舍里无火取暖，大家就围着被子打坐说道：我偷吃过白菜啦！我偷吃过高粱粒啦！我偷过伙房一个窝窝头啦！我偷吃过……夏日里使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物，此时都成了犯罪材料，因为凡是产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哪怕小到一个菜帮菜叶，也都姓公而不姓私。于是在检查中纷纷上纲上线，编演着一出既荒唐又虚假的时代闹剧。除了闹剧也有真戏，这事情发生在秋天：我们一个“同类”（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因浮肿而死亡被大车拉往“586”，他爱人在某医院是个大夫（模糊记得是西四人民医院的大夫），当时正好来探望他；当她追踪到“586”，对着小土丘痛哭了一阵后，里边居然有了微弱的回应。凭着医生的职业敏感，她意识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开他丈夫身上盖着的一层薄薄新土，真是历史戏剧《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过来。这件奇闻像一阵风一样传遍“西荒地”，成为饿汉们闲扯淡时的热门话题。
当然，这样的奇闻少到绝无仅有，“586”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着的净是饿死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的周围有密密的铁秆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有被秋风吹尽的银白色芦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鬼插着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是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边的死者姓名已荡然无存，不知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联想到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1961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我手拿割苇的镰刀，一个个地查阅牌上姓氏，这固然对我有所安慰，但接着就是一连串悲恸的问号：我们的法律到哪里逍遥去了？
我们一直标榜比“人道”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又到哪儿去睡大觉了？那么多“有名氏”，变成了“无名氏”，万一有死者家属来收殓尸骨，该怎么对号入座呢？
就是家属不来收殓尸骨，清明节时来上坟，该往哪座坟上拍土？该哭哪座坟头呢？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计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来，一旦倒下就要来与这些“无名氏”为伍，过不上一个夏天，有名有姓的张三李四，也就变成无名野鬼。这些活着的人，分明都害怕到这儿来，但到劳动歇息时，却又都喜欢到这里来转悠。周围芦苇沙沙作响，成群的“苇扎子”（水鸟）喳喳地叫个不停。从这儿一直向南走，就是波光粼粼的金钟河了。那儿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着堆堆白骨，它在蓝天和白云之间，编织的是一个轻柔的梦。
至今，回忆起“586”来，还像是一场怕人的梦。当时，尚未泯灭良知的劳改干部，也常常使出浑身解数来为本队成员寻找补充热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那天早晨下着初雪，队长让我们集合出工，队长特别强调，希望爬得动走得动的浮肿号都要出去转转。浮肿号们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惊愕地观望之际，见小队长朱诚和徐恭瑾抬一口大铁锅排在队列前头，似乎意识到和“进口货”有关系，便纷纷尾随在队尾，出了院门奔向田野。
原来刘队长偶然发现有两块漏收的胡萝卜地，他叫我们到地里来吃一顿加餐。有人架锅，有人烧火，有人用铁耙和铁锨，去挖刚刚上冻的胡萝卜地。那是少见的劳动场面，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身体好一点的干挖胡萝卜的活儿，那些浮肿号有的拾捡干柴，有的当“火头军”。面对着一大锅冒着热气的胡萝卜，囚号们忘记了天上飘飘飞的雪花，忘记了自己是在冬天的旷野上进食，有人竟然呼喊开了：“刘队长万岁！”“胡萝卜万岁！”由于这一发现，刺激了囚号们的联想，有人拿铁锨到界邻的白薯地里试了几下，居然挖出一块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于是，人们疯了般地涌向了白薯地。这块地不同于胡萝卜地，漏挖的胡萝卜，能隐隐约约看见头上枯萎的黄叶；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尽管连挖带刨仍难见收获。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刘队长的机智，他派人去喊猪棺，叫他们赶着猪来白薯地当雷达探测仪，凡是猪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里边一定有白薯。遇到这一情况，囚号们把猪一脚踢开，顺势来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说《风泪眼》中，对这一绝妙的细节，我进行了移花接木）。
这位想出轰猪来当探测仪的刘队长，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难忘他在困难年代中对囚号施行的仁政。一个分场里有几个中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以诚待人的队长，他积极想各种办法减少浮肿号，使尽浑身解数增加饥汉们的热能。可想而知，在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这种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则是我难以忘却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刘队长（包括绰号“姚菩萨”的指导员）对我个人也曾给予人道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站在队列中等待出工，这位刘队长突然把我喊出了队列，问我：“你想去看看你亲人吗？”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来：“想。”
“我早就觉察出来了。”他说。
“我没有对人说起过。”
“这还用说？”他咧嘴笑了，“都是人么，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我，同时叮嘱我说：“姚指导员给她们女队打过电话了，她们队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证说：“队长放心，我下午就赶回来！”
他笑笑说：“用不着当天就赶回来，你在那儿可以过一夜。七月七还有个‘天河配’，你跟你爱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褴楼的衣衫刚要启程，他又从背后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雨伞：“天不保险，带上它。”
从西荒地“583”分场到东区的女号驻地葡萄园，大约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刚行至大堤下的农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伞只能遮住上身，而裤子淋得湿透。加上清河农场为粘性土质，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来，夹在腋下。尽管这样，我还没走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浑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东西没有沾上湿泥，那就是行前我领到的三个大米面窝窝头。我必须把它保护好，我想和妻子会见时与她同吃。离开土城前，家里转来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说她身患浮肿，没有力气出工，不能出工的病号定量21斤，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那么，这三个大米面窝窝头，就算是受难丈夫向受难妻子馈赠的礼物吧！
大雨连哭带嚎，“西荒地”的农道上看不见一个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绪十分复杂：时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体浮肿到了什么程度。见面该怎么说第一句话？她性格比我坚强，一定不会掉泪；而我则难以保证这一点，因为此时此刻我的酸楚泪水已经与雨水同流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走了五六个小时，走出，‘西荒地”踏上了沙石公路时，雨停了。我到一个水沟旁洗净脚板上的污泥，蹬上那双解放牌矮帮绿球鞋，按着路人指点的方向，直奔女号的驻地。关于那儿的环境，事隔二十几年记忆已经模糊了，外边似乎有木栏状的围墙，在大门口的大值班是个年轻的姑娘，可能这儿绝少出现男性之故，当我出现在门口时，她觉得有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她比一年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两眼直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问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没有彼此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俩的反动立场有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队。”她走了，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一个小小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问没有桌椅板凳的房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行李从宿舍里搬到这里，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大的狗舍，女号搬到这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他说。
我就把在营门、“土城”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当然，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
她告诉我：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住着洋妓、老鸨、小偷、流氓……无穷的争吵，无穷的格斗，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这儿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防身术呢（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曼陀罗花》。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到了，还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1960年底的“严厉打击”，把她当作思想反动分子掷到这儿来了。
去时的一点点欢快之情，归途上一荡而光。来时觉得路短，归时觉得路长。举目四望，“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碱地，黑黑的乌鸦在灰色的云片下噪叫。我坐在农道旁的土埂上休息腿脚，既感到身体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两个淘金者历尽艰辛，穿越死亡线的严酷情形。其中的一个途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个经历了人与狼的搏斗，终于逃离了死亡地带，后来疲惫地走不动了，便像龟一样硬是爬到了海边……我想我和张沪也是一根绳索上的两个弱小动物，正在经历和淘金者场景不同但实质并无差别的挣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丧生的淘金者命运一样，那将会是谁呢？
我身体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坚韧。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这场漫长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1959年那样自杀。否则，走不到驿路尽头的，一定是我。
到了该年的冬天，浑浊而多云的天空仿佛微露了一隙蓝天，不知从哪儿传出来的“谣言”，说是“右派要受赦兔！”“右派要时来运转了！”“右派要离开劳改单位，另外安排工作了！”对此种种，劳改干部表示沉默。这块地盘，凡是不予追查的“谣言”，事后常常得到证实。有一天晚上，中队集合站队进行点名时，指导员“姚菩萨”在队前训政时，讲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虽说都在这儿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样。反动知识分子喝过墨水，有文化有知识，只要擦净脑瓜子里的反动污泥，就像钟表一样，还是能够使用的嘛！”话里有话，弦外有音，这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开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场去学习待命。地富反坏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涨。本来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知识分子在其中又属于最底层。搬迁那天，那些犯流氓盗窃的囚号，居然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行了！你们是有盼头的人了，要是出了大墙。铁丝网，别忘了一块受过罪的哥儿们、爷儿们。我心情惶惶，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发生了什么命运的转机。“584”集中了右字号的有二百多人，话题的中心是分析形势。从京、津、沪三大城市来探视亲人的右派家属，带来如下的消息：一，社会正在给反右倾机会主义中落马的“右倾分子”吹平反风；二，三月份文艺界在广州开了一个“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居然讲到，在过去的两年中，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受到限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从大气候上分析，显然是从“多云”向“半阴半晴”转化的迹象，或许是这股暖风吹到“西荒地”来了吧？
主管“右字号”中队的指导员叫李文山，个子又瘦又小，行动风风火火。我们到“584”集中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跑步出操。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以喜幸的调子说道：“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会上去工作，也得有个新的精神面貌么；从今天起，不能总低着头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账，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回答是响亮的。
气氛宽松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这也被老右们看成气温回升的具体标志。在一片天真的狂热中，我难以忘记同类陆鲁山，因为他和我都是独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因而闲聊的时间，比和其他同类要多一些。他说：“我固然可怜，我看周围的同类，比我更可怜！”他的理由是，在阶级斗争喊得山响的政策下，虽然偶然出现某种缓和，这可能酝酿着“暖后大寒”。
我不以为然，说：“也许中央发现了五七年的失误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我虽然从理智上承认他是对的，但幻想着对改变处境的渴求，因而谈问题常常在理智中掺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纯酒中掺水。便说：“刘少奇也许能起到一点制约作用！”“算了吧！”他谈话从不含糊，“在我看来，咱们从‘583’到‘584’来，是向‘586’更贴近了一步。”
“这倒未必。”我觉得由于他的激烈，使判断流于偏颇。
“唉！”他长叹一口气，“前途在哪儿，有人编了顺口溜，有意思极了。”“说说。”
“向前看，老残班；再向前看，冒青烟！”
老残班的含义我懂，就是说一直要改造到老，进了老残队为止。至于“冒青烟”，我还不知其意。
他说：“‘冒青烟’就是进火葬场呵！当然了，这儿现在没有火葬场，等到咱们到了老残年龄，这儿保险会出现一个炼尸排气的大烟筒！”
这段谈话所以记忆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为他的这些激烈言词，在事后都被铁一样事实的验证，还有一个比上述两个原因更为使我悲恸而难忘的因素，陆鲁山和另外几个同类，孙本桥、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枪毙于南京。姚祖怡原是外贸部的工作干部，王同竹是马列编译局干部，陆鲁山和孙本桥都是大学生，青春和年华凋谢于悲惨的年代（见书后附文《金陵寻梦》）。
当时，对形势具有陆鲁山这种尖锐观点的人，在老右群体中是绝对少数；多数老右对现实均抱有幻想，我则处在理性和感性剧烈冲突之中。比如：指导员李文山找曾经在北京丰台区当过中学音乐教师的徐洲谈了话，询及他一旦重回社会，手指能否适应再弹钢琴的问题，就立刻被老右视为一颗解禁的信号弹，升在了阴霾的天空。前文提到过，因煮吃癫蛤蟆险些丧命的“上海少爷”陆丰年，似具备从细微中透视宏观的特异功能，他说：“不要忧心忡忡了嘛，咱们集中到‘584’来，本身就是向社会跨了一大步。你看咱们后院的成员，属于社会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不属于劳改范围。由此可以推论，我们正在向回归社会过渡。”“584”的后几排房，确实住着一些非劳改成员。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内无依无靠的老者。后来渐渐知道了这些鳏寡孤独所以弄到这儿来，而没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抚养，并非乐天派陆丰年推论的那么简单。我和一个老者交谈过，他告诉我，凡是到清河农场来的老人，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来国民党的遗老遗孀；或解放前天桥的混混和妓院的老板等，貌似由民政部门抚养，实际属公安局十三处管制。我确信这个老头儿的话并非虚言，因为他本人就是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再看看这些老头儿老太大的生活处境，更觉陆丰年君的推论过于浪漫：他（她）们的衣衫皆褴褛不堪，老太太蓬头垢面，老头儿甚至伸手向老右要烟头吸，他们的房前屋后堆放着垃圾，闲饥难忍的遗老们，半天半天机械人一般地在垃圾山边翻腾，仿佛下边埋着金银财宝似的。但那一双双长满黑皴的手指拾进锅碗里的东西，不外是烂菜叶一类的玩艺儿。有时，他们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阳的墙根下，闭目养神。奇怪的是很难见到他们彼此说话，一个个的形象倒是酷似电影《红岩》中的疯老头子华子良。他（她）们似乎靠回忆为生，在向阳的墙根下静待夕阳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
没有希望的日子愈显其长。
有的不甘心这种命运的人，开始挣脱铁丝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志华。他原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极其聪明，还常常制几句诗以露文采。有一天清晨，他一人推着一辆小车（上边装有铁锨、扁担和抬筐），提前往场工地运送工具。待等大队人马抵达工地后，只见工具车放在那儿，人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躲在土坡后或什么避风的地方拉屎，因而并没在意；时至中午收工集合时，才发现张志华逃跑溜号了。这无异于另一颗信号弹，他给在幻灭中彷徨的“同类”心中塞进了一团疑云：既然是前途充满了希望，为什么他还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改农场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队长不在屋的瞬间，递给我一封短信；信尾没有署名，但那字迹我分辨得出来，这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我，王蒙重新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邵燕样在《人民文学》上也有诗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将在《北京文艺》上亮相云云。这个信息，对我说来比姨兄带来的那一堆食品还重要，因为那是冰河解冻的消息，是关联到劳改农场一大批落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所以，我姨兄一离开农场，我立刻把这一准确的佳讯，告诉了我的那些“同类”，于是老右们心中渐渐熄灭的火，又重新开始冒烟，大家都把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视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征兆，觉得同类已然能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解放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遥远了。有人唱歌。有人写诗。简陋的监舍里，偶尔还能听到二胡琴声，有京剧爱好者，还常常来上一两段清唱。大家归心似箭，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话题几乎都是一个：我还能不能重新从事过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时日中的种种表现，既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失，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也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的透视和洞穿的能力，他们往往不去思考功与罪的界限，而沉溺于个人前程的幻灭感之中。因而一颗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灭的萤光，也会在他们心头掀起波浪——我也不能摆脱知识分子心灵上可悲的积淀，认为解禁的日子确已到来。
所以，在1962年暮秋，农场里传来“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车去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的消息时，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痴。在去往茶淀火车站的途中，不知谁带头在卡车上唱起《歌唱祖国》，立刻一唱百和。
歌声穿过荒芜而饥饿的土地。
歌声在黄尘滚滚的农道上飞扬。
“再见吧！清河的芦苇塘！”
“再见吧！死亡的天国‘586’！”
“我们‘拜拜’了！”
“我们去北京！”
梦！这些痴情的知识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
1988牟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