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与被台湾关押多年的台湾作家王拓先生会面于北京惠中饭店。是巧合？还是……台湾中转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顾名思义就是土屯之城。据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时，元朝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北京首次被定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时的遗址。其城墙皆由夯土而成，这个收容所的赭黄色残破围墙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驳，标志着它的年轮久远。为了掩人耳目，土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上一圈高高的红色砖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门口矫饰得如同一个普通机关，陌生行者只观其外表，绝不会想到里边是个“劳教收容所”。
来土城之前，我们已在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张沪去了女号，我和赵筠秋押放在男号。那是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识）分子吧？”
我拒绝回答。
“别想不开嘛！笑一笑，十年少，于嘛总耷拉着脑袋！”
是啊！难道我哭就能哭回来自由吗？我感谢他们的提示，苦涩地笑了笑。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4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灌起来的（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
我潸然泪落……
又慌忙把眼泪擦掉。
张沪关押在找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其中，一个脸膛黑黑名叫张啸虎的东北人，讥笑我说：“像你这种人，只配在度荒的年头饿死。看一眼咋的了？他们是能给你加两年刑，还是能抠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励之下，我斗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19日早晨，她是带病去报社开会的，看样子，现在她的病还没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的一个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1960年12月20日——我们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我写的长篇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这天被装走的）。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叔叔！给！”
“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
“好看吗？”
没有回答。
没人理睬。
我母亲询问他们我俩的确切去处，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不知道！”
我岳父也询问他们说：“他俩究竟又犯了什么错误？”
“没错误就不会处理他们！”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关押在东城分局。出于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她幼小缠足），跟着那位老太太给我俩送来衣物。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张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灵魂己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大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人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递给了她。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走！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
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岗楼上的武警，已经训我一顿了。”我说。
“给他一双耳朵，让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开枪。”张啸虎把行李横扛肩上对我说，“我是‘二进宫’了，这里边的事，我都门儿清！”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蹲下——”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犯的身价——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派后偷拿过一次别人的派克钢笔）。他点过花名册后，毕恭毕敬地把罪犯名单交给一个脸膛黧黑的中年人。这个货真价实的劳改干部，开始了对我们训话：“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叫北苑，也叫土城。说句粗鲁话，这是社会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们收容进来，因为你们是社会上的垃圾。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把你从屎窝挪到尿窝，又从尿窝挪到干净的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养你们这么大，你们都对得起当老人的吗？偷、盗、流氓、打架，搞右派反革命，你们拍拍心窝问问，你们对得起谁？告诉你们，这儿是专治恶人的地方，是龙你给我卷起须子，是虎你给我趴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反改造分子决不手软。现在，你们首先要交代罪行，学习好了，才能送你们去各个劳改点，在劳动中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至今我难忘那个黧黑脸膛的劳改干部，因为他是我身陷囹圄后的第一个监管人员。坦率他说，我对这个带有北方浓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并不坏，他不像机关人事室或保卫处的干部那样，对人横眉竖目；他训斥我们蹲成一排的“五毒”时，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不忘以人性来启示人的良知。很显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会找一个劳教右派当他的文化拐棍儿，那条右派“拐棍儿”姓张，而今，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在监管干部训话之后，“张拐棍”宣布我们每个人住的帐篷编号，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处。我住的是三号帐篷。离训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没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时值冬日，天气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门帘紧紧下垂着，在北风中显得十分荒芜寂寥。但是当我挑开门帘的时候，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地铺上坐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罪犯。
“怎么不喊‘报告’就进来？”坐在帐篷中心的值班班长对我喊叫。
“我……我……我不知道规矩。”我木讷地解释。
“记住，以后无论进哪个号子都要先喊‘报告’！”
“是。”
“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儿原地坐下。”
我又应了一声，把行李靠在帐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号的样子，盘腿坐在地铺上。屁股反馈给我的信息是：地铺上没铺木板，只铺有一层稻草，稻草上铺着的是老号们的行李。冷鼻子传导给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经发了霉了，那霉烂气息掺杂着肮脏被褥发出来的潮湿臭气，就是一个化学家也难以罗列出这气味的化学分子式。好在帐篷角角上，有缝合不严的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儿，可以嗅到帐篷外吹进来的清冷空气。
“你总往外瞎看什么？”值班班长见我经常歪头吸气，以为我在向帐篷外边窥视，对我进行管教说，“身子进了土城，心也应该跟着进来，不管你在社会上是干什么的，到这儿一律是罪犯，留恋过去是没有用处的，进土城就是劳动改造的开始。”
帐篷里几十号人的目光都转向我，我的脸腾地烧红了。那值班班长不容我说话，对我继续进行开导：“现在，你首先要学习好坐着的姿势。第一，两眼前视；第二，挺胸收腹；第三，盘腿坐正；第四，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你看，就这样坐——”他做了个示范的姿势给我看，“你看明白了吗？”
我看看周围的“同类”坐姿，虽说没有值班班长那么标准，却也不亚于一尊尊罗汉打坐，我只好应了一声，强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帐篷里的读书声重新开始，那标题我已忘记，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大意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必须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实行严管。读过报后由值班班长布置讨论，讲明发言时必须联系每个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类型的老号，抢先发言，在赞颂政府改造政策伟大英明的同时，还不断检查自己不该把个人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这般，周而复始。他们好像对这儿的环境已十分习惯了，发言时喜笑颜开，毫无痛苦之表情。不知是哪个小子喊了一句：“让那‘新号’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后好能彼此监督。”“对！”七嘴八舌地响应。
我对此毫无准备，推脱着说：“我还不懂这里边的规矩，先让我好好学习两天再发言吧！”
“应该抢先脱裤子割尾巴嘛，没有一点自觉性，你还能够改造得好？”值班班长说道，“也不难为你这新号，简单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乱搞男女关系了？是书写反革命标语了？是……”
“我是右派。”无奈，我只好亮了字号。
“右派？”值班班长狐疑地问道，“右派都在社会上改造，怎么会被送到土城里来？”“不认罪错，并且重复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说。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响了批判的第一枪。
“右派本来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等于是双料的反革命！”“交代罪行时干吗往脸上抹粉！”
“这新号态度不老实。”
“样儿倒挺斯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至今，我对初进“蒙古包”时的被迎头批判一顿还记忆犹新。其实，那些老号是在帐篷里闷得难受，彼此之间的车轱辘话已经听腻味了。每每帐篷里来一个新号，都是如此这般一番，用十分庄严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盖几十口人内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个值班班长，他来自清华大学，1959年因为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分子身份进了土城。
替我解围的是那顿中午饭，饭簸箩一进帐篷，批判声立刻云消雾散。一双双眼睛都盯向那冒着热气的窝窝头。收容所的窝窝头比拘留所的窝窝头大一点点，白菜汤稀稠和拘留所没有差别。分窝头和汤、咸菜疙瘩的任务，由值班班长执行，在我看来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每每遇到窝头缺个角或窝头被笼屉布粘去一层，都会引起麻烦。
“为什么给我缺了皮的？”
“赶上谁是谁。”值班班长说，“没看见吗？我如同瞎子摸象一样抓窝头。这里边没厚没薄，全看你的运气好坏了！”
值班班长两眼看着顶篷，像赌徒玩弄赌具一般摸着窝头。没过一会儿，抗议声又响起来：“我这个窝窝头眼儿这么大，换一个吧！”
值班班长笑道：“伙房大师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细，谁赶上张飞的手捏的窝头，谁认倒霉。”
我很惊奇这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谎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称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舔得干干净净，真比水洗的菜碗还要干净。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加上帐篷外的“蹲下”和帐篷里的“见面礼”，心情灰到了极点。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我口干舌燥，学习时就想喝上一杯开水。可这儿甭说开水，连冷水也没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正好当白开水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后，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伤神地闭上双眼。
好比一只生命之舟，当它已被搁浅在无水的沙礁，心里反而比在海雾之中苦渡要安心多了，因而我靠着行李就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睁开眼看看，帐篷里一个紧挨着一个躺着，鼾声粗细不匀，那值班班长用一张报纸盖着脸，身子斜靠在帐篷门口打盹；每次头往下一低，那张报纸便从脸上滑下来，他睡眼迷朦地再把它抓起来盖到脸上。
帐篷里只有一个人没有睡，就是刚才吃了我那份窝窝头的老号。他是个精瘦精瘦的小老头儿，坐在地铺的铺沿上呆呆发愣。
“你怎么没有休息一会儿？”我悄声问他。
“是想躺一会儿，可是伸腿的地方被你占去了。”
我悟性顿开，在这张方圆二十平米左右的帐篷里，躺着有几十号人；人挨人，人挤人，由于我往行李上一靠，只留给他屁股大小的一块地方，他只能在那儿和尚打坐了。“来，你躺下，我坐会儿！”
“不，快吹哨了，哨声一响都要爬起来学习。”
“对不起，我占了您的地方。”
“你还给了我窝窝头吃呢！”老头儿小声说，“不过，今后你再给我窝窝头得背点人，刚才值班班长接到一张告状纸条，说新号拉拢老号。在这里人和人不能有来往，不能伙吃伙喝！”
我愣了。
“没关系。值班班长睁一眼闭一眼。下回你把手背到身后给我，别让那些混蛋王八羔子看见就行了。”接着，老头儿开导我说，“到哪站说哪站；你别愁眉苦脸的，我初来时也和你一样，不思茶饭，现在肚子就成了无底洞。”
“您什么罪条进来的？”
老头儿看看帐篷里的人都睡得像死狗，便紧挨着我的耳梢，低声说起他进土城的缘由。这老头儿原是北京郊区一个公社社员，论出身三辈子贫农，论资历土改年月斗过地主老财，可算得上根红苗正了。饥荒年间，他到大队长的自留地里（社员没分自留地）去偷青，被大队长的小崽子发现了，于是叫他背着偷的青玉米敲锣游街，一开始，这老头儿一边敲锣一边作践自个儿，喊着：“我饿得肚皮挨了脊梁，犯了偷青罪，乡亲们千万不要学我，当好吃懒作的‘三只手’！”喊着喊着老头儿觉着不对味儿，说我他妈的偷青犯罪，你他妈的这块自留地不是偷社里的么，他妈的你当队长就能比社员多一块青庄稼地？我是暗偷，你他妈的不是明吞吗？老头儿一时来了火性，便擅自改了游街时的词儿：“我偷青固然不对、可是我没进社里的庄稼地去掰青玉米；我是进大队长自留地去偷青的。许州官明着放火，还不许我暗中点灯？人家把几亩地划归自己，我只不过掰了几亩地上的半麻袋青玉米呀！”老头儿的调门儿一改，惹出了麻烦事，游街示众倒是停止了，但是没过半月，公社政法干部找上门来，人家不说自留地的事几，只说他偷青是破坏青苗的反动行为。坏分子的帽子戴上不说，还押送他到了土城。“他姥姥的，在哪儿不是干活吃饭，我想开了，吃劳改这碗饭还省心哩！”老头儿朝我笑了，算是抖落净了他的悄悄话。
这是我进了劳改队以后，结识的第一个同号。“第一个”永远印象深邃，而这“第一个”就有满腹冤情。
哨子声终于尖利刺耳地鸣响起来。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于是“认罪”守法之类的词儿，不断从每个成员嘴中吐出来，就连我身旁的这位老头儿，也能扮演两面人，说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词儿。这位老农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记下他的姓氏，因为他在“认罪学习”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汉奸汪精卫曾勾联在一起，尽管这是十分荒诞而荒唐的联系，但是“蒙古包”里没有人笑。人们好像悟出了一点道理，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这精瘦精瘦的老农民，最后把偷青行为比喻成拿着铁锨去挖天安门城楼的地基，是和反革命同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的反革命行为。当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时，省略掉了是偷大队长自留地上青苗的情节，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了他内心的愤懑和悲哀。烦闷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认罪学习终于完结。天黑了下来，帐篷里亮起了灯火。偌大的帐篷里，只悬挂着两只二十瓦的灯泡，光线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儿，睡觉的命令就下达了，待我把行李扣儿解开，已经没了我睡觉的地盘。在值班班长强令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邻右舍呼唤起来，但刚刚容我铺好被褥，忽啦一声那些成员就抢先躺倒！只留给我能侧身躺下的一条窄缝。这时，我才发现所有成员一律颠倒着身子睡觉，甲头朝里，乙头朝外；丙头朝里，丁头朝外，依此排列顺序，是几十号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卧睡的办法。因而每个人的头部两侧，都有四只臭脚相陪，机会均等，不偏不倚，无论你向左右哪边侧卧，都有脚臭可闻；而仰卧占地面积又太大，不被左邻右舍许可。奈何？但是侧卧膝盖又没有弯曲的余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杆一样直溜溜地躺着，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帐篷半坐半卧。很快我的地盘就被挤没了，这个姿势我一直坚持到天亮。
进公安分局的第一夜我彻夜未眠，进土城收容所第一夜我也彻夜未眠。这不仅仅因为帐篷中的脚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宁的是这一幅入睡图，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闭的沙丁鱼罐头，身躯一个挨着一个，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顿起，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竟是这等睡相。男号如此，女号可以想象，我难以预料我妻子张沪的病弱之躯，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苦难，能否把这条苦难的驿路走到头！或者说这条路就没有头，像一首无休止符号的悲怆乐章，不知哪儿才是脱胎换骨的彼岸，哪儿才是这首苦难乐曲的终止。
姓汪的老头大概前列腺有毛病；一夜起来解小溲几次，有一次他见我靠壁静坐，曾提出互换位置叫我在他的地盘上睡一小会儿，我谢绝了他的一片好心。和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一样，帐篷里也不关灯，一只偌大的尿桶摆在靠近帐篷门帘附近的地方，不时有尿碱臊气钻鼻。除我之外，那些老号们睡得都很香，似乎他们的鼻子对这混浊的臊臭之气已经司空见惯了；间或有人起来哗哗地撤一泡尿，帐篷里依然是座不起波澜的死城。
倒尿桶差事按铺位轮流。按道理讲，一个星期以后才能轮到我。是不是因为我是刚来的新号，值班班长点名要我去倒尿。这倒挺合我的心思，因为借机可以到帐篷外面去透透新鲜空气。吃早饭了，粥桶放在尿桶摆放的地方：在这“蒙古包”内，“装车”和“卸车”在一个地方，食物装进肚子，黄尿排泄出去。但是，队长讲起人道主义来却毫不含糊，饭罢那面孔黧黑的管教干部发布命令说：“政府对俘虏都讲人道主义，对你们也不例外，今天上午给你们衣裳消毒，用蒸锅蒸煮虱子。带来衣裳的换衣裳，没带进来衣裳的，围上棉被。快入‘九’了，别着了凉闹感冒。”
一声令下，纷纷脱衣。有衣可换的抛出自己的脏衣裳，没衣裳可换的围被而坐。在一片混乱中，邻居汪老头对我耳语道：“这是摆花架子，棉被缝里都成了虱子窝，煮衣裳有屁用？”说着，他从棉絮上捏出一个大黑虱子，放在掌心里让我看。“瞅！喝血喝得像口小肥猪了。”
“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我说。
大值班发现我们在交头接耳，立刻说道：“你们昨天就搞窝窝头的拉拢，今天又搞啥名堂哩？”
我忙扭回头坐直了身子。
那汪老头儿一伸巴掌：“没搞什么拉拢，我让他看大个儿的黑虱子！”
大值班伸头看了一眼：“捏死它！”
“这是棉被里边的。”老头儿说，“是不是把棉被也拿出去冻冻！”
有人说：“虱子不怕冻。”
又有人说：“去晒棉被，我就得赤身露眼儿了。”
“流氓——”值班班长训斥同类道，“政府为我们蒸煮衣裳，已经是为我们健康着想了，别扒着房檐上房，不知天高地厚。都坐好，现在我们开始认罪守法的学习。”于是周而复始的学习开始。穿衣裳的和往常并无异样，披棉的像一个个披袈裟打坐的和尚。后来，管教干部觉得这实在有碍观瞻，给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属于盲流犯罪的）发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裤，说是到了劳改单位后还要把棉衣钱扣回。
不管怎么说，寒天送衣还是解急的行动。结合实例，“感谢政府关怀”和“一定努力脱胎换骨”之声，在帐篷里不绝于耳。
帐篷内透骨奇寒，我不属于无衣之列，身上穿着的是一件赶大车人披着的破皮袄。老母亲曾告诉我，这是我姥爷穿过的，几十年的风蚀虫蛀，破皮袄的板面已经脱落，老母亲怕我冷，在灯下一针一线把那些残破的皮块连结成一体，外边罩上一层黑布面儿，在帐篷里的同类中还不失为衣着体面人物，乱茸茸的毛皮中是藏虱子和窝生虮子的好地方，因而坐在那儿打坐念经，浑身不断发生搔痒。我自知这件破大氅已经是虱子繁衍子孙的大本营，几次想过要扔到帐篷外边去，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我不是惜怜这破皮板子，我是惜怜老母亲的心！唐代诗人盂郊留下名篇《游子吟》。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件爬满虱子的破皮袄上，凝聚着母亲的心血，母亲的眼泪。因为她不是为出行的游子缝的这件破皮祆，而是为发配劳改的儿子，缝就的这件衣裳。
更有纪念意义的是，这件破皮祆，成了我身为囚徒的象征。有一天，值班班长传下指令，上午免除学习，排队去照像。在收容所照哪门子像，我真是太幼稚太不识相了，公民有公民的档案，罪犯有罪犯的档案，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我的手蘸满黑墨按上了手印和掌印，留在那张白纸上的活像一只粪叉和狗熊爪子，那是为了罪犯手印存档用的；在土城照像当然也不会例外，是为这些另册公民编撰另册档案而用，果然不出所料，当我排队等候在一间红砖房之外时，值班班长拿来一叠长方形纸条，上边没有姓名，只有阿拉伯数字的编号，塞到我手里的数字是273，这就是我在特殊档案馆里的姓名和编目。我仿照同号的办法，用大头针把这个号码别在我破皮袄的胸膛部位，这一霎间，我觉得自己似乎是等待枪决的死囚，已经和人类诀别，惟一不同的是押赴刑场的死囚草标插在背后。这个号码虽只是轻薄的一张纸条，压在胸口部位却无异于沉重磨盘，在磨盘下的我，可能被绞成肉泥，挤成粉齑。“273号！”值班班长呼唤着我的代号。
“有。”
“进来照像。”
出于习惯，我拢了拢头上乱蓬蓬的头发，走进那问红砖房。没有座位。没有木凳。我背靠着砖墙颓然而立。没有镜子，因而无法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我知道此时的眉字之间，一定凝聚了卑琐和凄惶。我在青年时代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著作，其中一部名叫《死屋手记》的长篇扉页上，印着陀翁面部的特写照片。他半低着头，脸上沉沉的忧郁，那是一幅死囚等待死刑来临之照。想到陀翁的脸，我心头似乎轻松了些，尽管我也是等待发配的囚人，但毕竟不是等待断头，我还能像蝼蚁般地活着；活在这混沌不清的世纪，活在这知识分子欲哭无泪的年代！
这次照像给了我很强烈的精神刺激。使本来就忧郁的我倍增了愁楚之情。记得，有一次收容所全体人员集合，几百号人排在帐篷之间的空隙上听劳改干部训话。我正低垂着头想心事，有人偷偷拉我的破皮祆袖，回头一看，是在来收容所的路上帮我扛着行李的盗窃犯张啸虎。他悄声地对我说：“别耷拉着脑袋和老二算账。愁也是活，乐也是活，你就是有天机妙算，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哩！”
“谢谢！”
“听说快要发配了！”
“去哪儿？”
“远到中苏边界兴凯湖，近的地方也许在市郊。全看命了。”
“女号呢！”我想起了张沪。
“没听说。反正不会跟你去同一个劳改点。”
“碰巧了也许会……”
“没那么善心的菩萨，别做梦了。”
“万一……”
“我是‘二进宫’了，对这里边的事门儿清。女号不是去通县‘小五金厂’，就是去清河农场。那儿是大劳改农场，里边关着万八‘五毒’呢！”
我仍怀有侥幸之心：“就没有照顾一下的可能？”
张啸虎低声笑了：“雷公打豆腐，无产阶级专政还讲照顾夫妻？要是那么慈善，何必送你俩进土城收容所？”
众目睽睽，身旁有耳，我不敢再多谈什么，便朝他点头致谢（后来，他被送往北国边界兴凯湖改造）。在我的记忆里，迈进劳改队的门坎，走进大墙墙圈之后，他是第一个为我指点迷津的朋友。他说的“愁也是活，乐也是活”，给了我一点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领。古来早就有“逆来顺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过把它更加具体化了而已。
另一个对我有影响的人，是个右派同类。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戏剧学院声乐系教师。他在土城的任务是指挥各个号篷里等待发配的人唱歌。徐脸庞消瘦，下巴颏尖尖，但却有一双圆而明亮的大眼睛。60年代初期，社会还不太时兴留长发，他脑后留了长长头发，在他指挥“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时，不时甩动一下披落到额头的散发，无遮盖地显示着一个落难艺术家的风姿。他年纪大我一轮开外（1960年我27周岁），眼角眉梢布满了中年人早来的褶纹，尽管他指挥牛鬼蛇神合唱时，眉字间，总要表现出喜悦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亢奋背后隐藏着悲凉，就像舞台上的悲剧角色偶尔也露出欢颜一样。
记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报记者编辑岗位时，在文化生活版曾读到过艾青一首诗作。诗的大意是这样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却咧嘴在哭；那黑人的小女孩明明过着极为贫困的日子，却偏偏在笑。由此诗推断开来，“逆来顺受”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哲理之一，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只不过在世界的一角土城，这种生活哲理得到了强化，也只有强化这种本能，知识分子才得以生存。
后来，我逐渐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坛，并取得社会上的承认。解放后，中国舞台上许多的后起歌坛名流，都受过他的指点。他音域宽厚而洪亮，音质中还有劈裂感，很适合于演唱男中低音，但在这里他要走串每个帐篷，指挥着那些音盲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唱再唱，唱个没完；间或有集合之际，徐恭瑾则站在土台上，指挥土城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时，他显得英气勃发，真像个乐队指挥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着的管教股长。劳改队长，也对他投以赞赏目光——在这一瞬间，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骆驼，群山中的珠穆朗玛峰了！
这种情绪对我是个强烈的启迪。他启迪我要坚强地活下去。至于那爬满破皮祆的虱子，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个健康的人，让它拼命吸吮血浆就是了。同时，心头升起了强烈的愿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龙江，无论去哪个劳改点都行，在这不见天日的棉帐篷里打发日子，憋得心里难受。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发配的人的共同心愿。终日的盘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使帐篷里凝聚了烦躁的气流，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占卜去处，有的在半夜的睡梦中叫喊起来：“叫我去劳改吧！黑龙江兴凯湖我也愿意去！”
我不知土城的劳改干部是否有意等待这样的契机。就如同被久困在笼子中的野兽，一旦出笼，它们会产生千百倍的疯狂奔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刻，待发的囚徒才会自愿地奔向条条驿路，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各种苦难的惩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离开土城的讯号终于传来了：先是在空旷的院子里响起哨子声，接着传下口令，各帐篷里的人一律到空场集合，听候训令。
那天天空阴沉，天上还筛着雪粒，我穿着那件破皮袄，站在三号帐篷的队伍当中，遥看周围，同类们个个面露期待之色。仿佛大家面临的不是去经受长期劳役，而是马上要释放回家似的。这天队伍排列得十分特别，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块的密集队形，而是单行排列，每个单行之间，都留有约两米宽的空隙，好像有什么人要从这空隙间通过，就如同国宾检阅仪仗队的那种阵势，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不知什么人的检阅一般。
汪老头铺位挨着我，站队也紧挨着我。他低声说：“真要离开土城了，还不知你我运气咋样呢！”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他的话。
“这是劳改队来挑人了，只是不知哪儿来的！”
“不是‘连锅儿端’吗？”
“哪个劳改队也不愿意要老残！”他在为自个儿忧心。
原来行列之间的空隙，是为来挑人的劳改干部留的路，并不是所有的土城人，都能离开这地盘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惶惑感，万一要是挑选不上，还要在棉帐篷里呆下去，那简直是一种最严酷的惩罚。
一些“二进宫”、“三进宫”的流氓、扒窃，倒是神态自若。他们在队列里探头探脑地张望，好像对他们能被来者选中，从而离开土城充满自信。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去留之间，而在于去的地点。团河、清河……是带有“河”的都愿意去，因为这些劳改队都离北京不远；他们最怕带“湖”字的劳改队，比如兴凯湖劳改农场地处黑龙江的中苏边境上，冬天雪飞像“大烟炮”，一年有半年过冬天。严冬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使他们望而生畏。更使他们心悸的是，兴凯湖远离铁路公路，到了那儿再想逃跑难如上青天，而这些年轻的刑事罪犯，虽然认起罪来是卖盆的进村———套一套的，但又不甘心于在劳改队受苦，不然怎么会有“二进宫”、“三进宫”呢！
我也十分怕去兴凯湖。我并不怕那里的严冬，50年代我跟随北京青年垦荒队去过北大荒，体验过那儿的冰天雪地。对于感情上无牵无挂的人说来，那儿是一块远离凡尘的绿洲净土，无论是冰封雪飘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季，那儿的风光都是很迷人的。我之所以怕去那儿，是为老母亲着想，兴凯湖和北京相距几千里，她去探望一次儿子，至少要有半个月的行程；弄得不好，她那条命会埋在漫天飞舞的“大烟炮”里。要真是兴凯湖劳改队来挑人，那也只能感叹自己的命苦了。
土城劳改干部出现在队列的尽头，旁边走着一个陌生的人。矮矮的个子，车轴一般粗壮的身体，他没穿着和土城劳改干部一样的蓝棉大衣，而是披着一件绿色的山羊毛的大皮板子，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狗皮帽子。他那穿着打扮和他的身段以及威风凛凛的神气顿时使我想起电影《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我的心一下子如同结了冰，浑身每个毛孔似乎都在往外冒着寒气。还用问吗？这一定是兴凯湖来挑人的劳改干部了，那些“佛爷”（小偷）及“氓爷”也从来者的打扮上，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不吉利，用行话低声地骂开了大街：“×他妈的，咱爷们儿怎么这样倒霉！”
“是‘湖’里来的‘雷子’！哥几们认命吧！”
“该在‘湖’里淹死的，进不了‘河’汉子！”
“从‘大轮’（火车）上撒丫子！”
“黑枣（子弹）会叫你脑瓜开花！”
来土城不过半个多月的光景，我已经能听懂这些“行话”的意思了。这些“二进宫”、“三进宫”的“天不怕”，虽也是网中之鱼，但是他们敢于钻网。用血肉之躯作赌注，去干他们想干的营生，可是队伍里的知识分子，却少有这样的“勇士”。他们乖乖地站在队伍之中，惶惶然地转动着目光，如同一只只即将摆上祭坛的羔羊，端肩缩脖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土城的那位面孔黧黑的干部，陪同那个外地来客开始在队列中穿行了。那“杨子荣”目光像打量摆在两边的白菜、萝卜一样，用手指点哪个，哪个就是被他选中的货物，要离开队列向前跨上一步。倒也省事，不问姓名、案由、职业……一切删繁就简。不一会儿，单行队列就变成了双行，甩下的尽是老、弱、残、缺。当“杨子荣”披着山羊毛大衣出现在我们帐篷的队列中时，我仔细地看了他一眼，除了威严如故之外，我发现他脸上生有许多麻子。我迅速地低垂下头，尽量装出卑琐的病号神态，心里默念着：老天有眼，千万别让他选中了我。
“抬起头来！”
谁知道他在喊谁？
“叫的是你！…
我只好抬头。
他目光如同一道闪电，在我脸上烧了一下。接着，用手指点了我一下：“站出来！”我被看中了。
往前跨了半步。
当天晚上，睡前来了两道指令。第一道是被选中的成员和没被选中的成员分家。那个汪老头儿和我分开——他属于老、弱、残、缺之列。第二道指令是明晨早起，先把行李装上卡车，人员随行李车开拔。到底是不是去兴凯湖，不知道；没人告诉你，劳教机构任何一次人员调动，都是个闷葫芦，进行没有必要的例行保密。
记得，第二天清晨，我们是乘大轿子车抵达火车站的。土城用大轿子车送我们，绝非出自于怕我们承受不了五更苦寒，而是有车窗玻璃，可以防止囚犯跳车逃号。令人费解的是，车行方向没有朝“北京站”和“永定门”车站行驶，而一直驶向了西直门车站。车站上，武警战士架着机枪，如临大敌般地早已严阵以待，没容我们在站台上停留，就被强令立刻上车。
第一件事就是点名。土城劳改干部和领人的劳改干部，每人手持一本花名册逐个地清点人数。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意味着收容所的任务完结，车上如有跳车的逃号，那是领人方面的责任了，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故，车厢两旁的汽门，早已站好了押送我们的武警。直到这时，那个长相很像打虎上山杨子荣的劳改队长，才向我们透露一点口风，他跳上车厢的坐椅高声宣布说：“我是来接你们去改造的队长。听说，你们心里一直打鼓，说我是兴凯湖来的，现在，先出第一张安民告示，我不是兴凯湖来的。至于从哪儿来的，又领你们去哪儿，到地方你们就知道了。我只告诉你们一点，那地盘离北京不算远也不算近，反正比兴凯湖要近得多。”他发布完安“民”告示，紧接着是一项通牒令：“你们都放老实一点，车窗一律不许开，开一条小缝也不许可；现在是冬天，打开车窗容易感冒。告诉你们，谁要是找开车窗，哪怕是一条小缝，就要按逃跑论处。我们不怕个别坏蛋跳车，你跑的再快，也没有子弹的速度快。听明白了吗？”
先是安抚。
后是警示。
这一切都为了在行车途中不发生问题，即使大脑属于低智，也能对这刚柔并济之策有所体察。特别是第一道安“民”告示，对喧嚣骚动着的列车，显然起到了镇静作用。只要不去兴凯湖，这就是最大的喜讯，因而车厢里还升腾起一点点欢快气氛。那些对劳改单位并不陌生的刑事犯，掰着手指头算计着我们的去处；几经议论，终于揣摸出来我们要去的地点：那儿既非“湖”，也非“河”，而是地处居庸关外新建的劳改点——营门铁矿。我们要在四面来风的山口子康庄下车，据说营门劳改矿山，离康庄有四十多华里。一出关就是塞外，我们是要去塞外山洞洞里去脱胎换骨了。
有个亡命之徒迅速打开车窗看了一眼，说这列火车是开往张家口方向去的，去张家口又必经康庄，我们要去高山大峒开铁矿是定而无疑的。果然，不一会儿站台上架设的机关枪搬走了，旅客开始涌上站台，也登上了我们这列火车，同时女广播员的婉转歌喉鸣响在车厢：“各位旅客请注意，这次列车有几节车厢是专列。上边的成员是被押送去劳改的专政对象，对此乘客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我不禁哑然失笑。专政对象乘坐的几节车厢内两头都有持枪把门的武警，何以会到其他车厢里去捣乱破坏呀？不知历朝历代被流放塞外的人，除了木枷和押送的武士之外，是否也要制造出一种瘆人的气氛，使你的灵魂时刻处于惊颤之中？！
列车徐徐开动了。我落泪了。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返京华！也许砸死在劳改矿山，也许病死在什么改造驿站；即使能活下来，也可能意味着和文学的彻底诀别。在车轮的滚动声中，我的思绪异常复杂，老母亲、病妻子、小儿子……以及许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现在那块车窗玻璃上。我不知妻子张沪是否还在土城等待发配，前几天晚上，在一次晚点名之后，那位皮肤黧黑面孔敦厚的劳改干部，点到我的名字时，曾停顿了一会儿，他说：“你过去是个青年作家？”
我受宠若惊，站得笔杆条直地回答说：“是个记者。”
“你老婆也在土城？”
“是。”
他刚要继续往下点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问道：“能叫我见一面吗？她身体有病……”“当初你们不坚持反动立场，何至于有今天的下场！”劳改干部不正面口答我的请求，反而朝我心脏部位刺了一刀，“记住，这儿不是什么施舍仁慈的地方，更不施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惟一的前途就是脱胎换骨，等你们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听了训政本该知趣地坐回地铺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觉仍然支配我讲了这样几句话：“队长！能不能把我们送到同一个劳改队去，不然我母亲探视儿子和儿媳，还要跑两个不同的地点！”
回答是可想而知的。
坐在发配塞外的火车上，我为自己的懦弱而浑身发烧。扭头看看武警，武警头戴国徽庄严而立，那闪亮的手枪插在皮带间，一只手紧握住枪的后把。回过头来看看窗外，八达岭起了风，夏日那葱郁的绿色荡然无存，七八级的大风摇撼着枯枝枯干，穆桂英点将台蒙在一片混饨之中。影影绰绰可见山巅上的烽火台，它像个历史证人一样，看征人出关，看犯人远行。今天，它又冷眼看这列爬行的火车了，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装运着几百名不寻常的旅客吧？！
大山巍峨！
大关雄浑！
我甚至后悔自己没有在春日来过长城。从进入《北京日报》，我就为当好记者。编辑而忘我工作，稍有闲暇，我还要提笔写描写新生活的小说。从进入京城之日，虽知长城近在咫尺，但舍不得抽出时间来瞻仰这条盘卧在山尖上的龙。这次倒是见到长城了，却是在这寒风凛冽的冬日，没有春色，没有诗情，有的只是萧萧万木和在万木萧萧中出关服劳役的囚徒。早晨登程之前，每人发了两个窝头。此时在没有暖气的车厢里，冻得石头一般。我机械地嚼着窝窝头，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当初，秦始皇修筑长城时，这儿走着数不清蝼蚁般的民夫和苦力，据说那是为了抗御外侮之必需；今天送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人们，又是保卫“钢铁长城”之必需！是“把北京变成水晶城”之必需……
强权即真理。
无权即无理。
别了！未来的“水晶城”！
我等待着这位大人物的诺言兑现。
列车穿过了大山，关外尘沙飞扬。这儿风更凛冽，远远看见一个旋风拧成的通天上柱。当车停在康庄车站时，我们这些成员面面相觑。像西直门车站一样，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机枪恭候。由于风太大，士兵们那绿色棉军帽下边的带子，一律紧紧地系在下巴颏上，有的怕风沙迷眼，还戴上了风镜。
我们摇摇晃晃地先搬运行李，把卸下来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车后，才被通知登上无篷卡车。没有泯灭尽净的羞耻，使我在搬运行李时，一直低垂着头，因为我怕列车上的旅客中，有亲友或相知的目光。在这方面，我很钦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气，他们在搬运行李时还不忘和车窗里的旅客逗乐，因而不断招来战士的怒斥：“低下头来走路！”
“没脸没皮的家伙！”
那位“杨子荣”此时严然就是圆睁二目的门神，他在大风中屹立着，一动不动地监视着我们这些搬运夫。直到我们最后一个成员登上卡车，他才钻进卡车的驾驶室。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条黄尘滚滚的驿路，它从康庄曲曲折折地向东北方向延伸，十几辆卡车中只有头一辆是幸运儿，后边一串都要吃前边轮下滚起的黄尘，所有车上的成员一律面向车尾；即使这样，我头上一顶系着扣儿的破呢面棉帽子，还硬叫大风给刮去，不知飞向了何方。“这是好事。”一个东北小盲流对我说，他叫那德广。
我无心回话，把头埋在虱子成堆的皮袄领子里。
“到那儿就摘你的右派铁帽！”这个小土猴儿，闪着一对大眼睛对我唱着喜歌。在土城帐篷里他年纪最小，初进上城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大孩子，也被关在“五毒”当中。后来在他交代罪行时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后裔记不准了）的一个浪儿，在饥荒年间流入北京，公安机关几送几来，后来他偷拿一个副食商店的蛋糕，当场被抓，便以屡次盲流加偷窃为由，送到土城来了。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一笑露出虎牙尖尖。他常常自动去抬饭簸箩或倒尿桶，帐篷里的成员却对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象不错。那次队长点名无心地露出我的原来职业以后，他特别显得和我亲近。一次，在厕所里大便时碰在一起，他便问我：“写书这活儿好学么？”我说：“我已经被开除出那个行列了，别谈它了。”他说：“随便聊聊，我又不给你打小报告。”我说：“算了！别学这一行，这行挺害人的！”他听不懂，刨根问底没完没了地问。我心绪很坏，提起裤子走了。在帐篷里他坐在我对面的地铺上，每每望见他那双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觉得我亏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开他那双幽亮的目光（十几年后，当我在山西伍姓湖劳改农场的窑洞里，偷偷写小说《远去的白帆》时，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时的模特之一）。此时，在黄尘滚滚的路上，他浑身上下虽成了土人，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而动人。他不该来这儿——他进来的太早了。风势仿佛渐渐小了一些。回头望去，是一座高山挡住了风路。汽车一路上盘，我们终于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势而起伏的排排红砖房，红砖房的周围站立着高高的岗楼。“到了！”兴奋的声音。
“到了！”疲惫的声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们的脸上开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从空中掉在了地上。总算是到了“站”了，这儿虽属塞外，离北京还不算远；离北京近一寸，仿佛就和母亲的心贴近了一尺。别的都丢了，离老母亲和小儿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
卸完行李，站队点名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有一个逃号，那“杨子荣”冰冻的脸上露出一丝温意，并在队列前，对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训导。他说：“凡是跟我来营门的，都是有福分的。这儿是劳改矿山，下矿井的壮劳力每月粮食定量52斤；此外还要发工作服和柳壳帽。”每月52斤定量，在饥荒年间确实是个十分诱人的数字，不要说那些“盲流”和扒窃犯，就连我都为这个数字而心动。在饥荒席卷中国的1960年量器秤杆脱销，除了特权和社会上层“不知饿汉饥”之外，几乎家家买了秤，每顿饭都计算下锅的米。我住家里的外院有五六家，家家都这么干。至于“天府之国”四川以及产粮区河南也饿死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小道消息，已是乌鸦满天飞。“瓜菜代”年月应运而生了一批丧尽良知的谎言家，在报纸上硬是把“人造肉”说得和猪牛羊肉含的热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这一切仅仅为了符合形势需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每月能有52斤粮食进肚，当然又是一张最大的安民告示，因而当这位“杨子荣”训话之后，在岗楼下的空场上，竟然爆发出一阵炒豆般的巴掌声。掌声过后，又引发了“土猴”们一阵哄笑，这是因为他自报姓名时，他也姓杨，因而当真落了个“杨子荣”的绰号。
劳改铁矿的矿长姓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只记住管教股长姓严，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脸型，但语锋尖刻犀利如刀。还有一个小个子，人长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给我留下深刻而难忘记忆的，是那位曹队长。他中等身量，一只眼睛略略大于另一只眼睛，每逢在队列前训话时，那只略大的眼睛里，常常坠下一两滴泪水——那叫风泪眼。害这种眼症的人，一遇风就落泪，而塞外的风一年四季很少有间断的时候。
从地铺搬到了大土炕，从吃窝头变成偶然吃上白馍。生活上浮了一个等级，多少给人带来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绳扣儿依然系得紧紧的，集合、站队、出工、学习、训政，此外就是吃喝拉撤睡。睡，还是几十个人睡在一条大炕上；吃，虽然口粮定量提高，但其中有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矿山医务室没有医治便秘的药物，使人苦不堪言。我到矿山不久，就得了这个病。在大便坑蹲上半个小时，用劲用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大便也排泄不出。记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双脚蹲麻了，还是拉不出屎来，没有办法，只好用手指抠肛门，把那硬硬的屎团，从肛门中抠出来。留在手上的除了粪渣还有鲜血——那是我把肛门抠坏了。收工回来一看，裤权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于矿山常常吃高粱面，这种令人作呕的抠屎动作，便周而复始地循环，好在大家都这么干，在群丑当中也就不觉得自己丑了！
仔细分辨一下，害这种病的多属于知识分子，在土城领着大伙唱《东方红》的右派徐恭谨，一机部的俄语翻译右派程海炎，还有和我同时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可能由于知识分子消化系统细嫩之故，简直对高粱面窝头望而生畏。后来，东北来的小盲流那德广（和我分在一个班），出于对我的同情，积攒下玉米面窝窝头和我交换高粱面窝窝头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样，这种交换只能秘密进行，不然就会被指责为“彼此拉拢”。按照改造规定，这里的人只有彼此监督互促改造的关系，而不许有任何友谊来往。我实难揣摸这个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肠胃，我和他每次交换，都是以多换少，而他总是像饿死鬼投生的一样，把窝窝头风卷落叶般地吞下去；还嫌不饱时，便抢起小铝盆咕嘟嘟地喝下半盆水，弄上个水饱。
这种饥饿症的表现千奇百怪。用舌头舔净粥碗的声响，前文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叙；他们有的人还把在院子里拾到的小木屑，在砖上磨出木刃来当小刀使，把窝窝头切割成指甲大小的小方块，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地往嘴里送。好像这是生活中的最大享受，消磨的时间越长，心理上越感到满足似的。按照物质不灭的学说来解释，无论大口吃窝头和慢慢品味指甲盖似的小块窝头，到肚子里总量是等同的；但饥荒给社会底层留下形形色色的扭曲症，导致了精神变态。这种变态在劳改队有极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广也很快学会了品味窝头的“慢动作”，他那双巧手把碎木片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刀叉，用这个插一小块，再用那个插一小块，一顿中饭或晚饭，能品味上一个钟头。
最初，我对这种病态表现，投以鄙夷的目光。后来见的多了，也就不觉其怪了。可是令我不解的是，监房里还不断出现偷窃食物的行为。52斤口粮，按说是能吃饱肚子了，但食物丢失的红灯不断报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刚刚响过，躺在大炕最头上的“天津卫”（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弯的天津腔骂起来了：“我×他八辈祖宗，谁他妈的把我油炒面给偷走了？我×他妈的，家里从天津往这儿寄这玩艺儿容易吗！”
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把疑点集中在一个姓傅的中年汉子身上。据说，他是个惯窃，专门在大轮（即火车）上作案。当天正好是个雾雪交加的天气，劳改队长担心有人借大雾逃号，便歇工半天，召开这个贼的批斗会。
在土城我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先在那汉子脖子上挂上四块红砖（一边两块），然后责令他跪到地当中来。没有任何论证之前，几个“氓爷”就上前一阵拳打脚踢：“臭贼！是你偷的不是？”
“说！”
“别死鱼不张嘴！”
“爷儿们哥儿们可有办法撬开你的铁嘴钢牙！”
那汉子铺位在对面炕上，和我的铺位正对门。初来矿山那几天，由于他患有二度浮肿，走路还要扶着炕沿，看他行动不便，我曾帮助他端过一回洗脸水。他脸色虚黄如纸，两腿粗肿得像发馒头用的面肥。他每天挣扎着去出工，是为了那52斤粮食（病号口粮28斤）。有一次在集合出工时，队长曾强令他留下，他还是偷偷地尾随在队伍之后，跟着大队伍去出工干活。这样一个病号，此时跪在两炕之间的走道上，脖子上还坠上沉沉的砖，引起了我的极大同情。扭头看着那位劳改队长，不知何时他已经离开了监舍，后来才知道每逢遇到类似的事情，队长都退避开去，没看见打人，不算他的过失；看见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违反政策的行径。留下“五毒”们“以毒攻毒”，队长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说得更直接一点，有的劳改队长就是有意纵容罪犯自己惩处自己，相信拳打脚踢对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可是这个汉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卫”的油炒面，却几乎没人问津。几个耳光打过之后，那姓傅的浮肿号嘴角便滴下血来了。这时，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气，但必须让他承认是他偷的。因而武斗的间隙，审讯并没有停止：“说，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汉子声音极低：“不是！”
“再给他加温！”
于是脖子两边的绳头上，变成了六块红砖。
“说！”
“我没偷。”
再打下去那汉子就该归西了，这场无端殴打和无端审讯只好收场——仅仅因为他的前科是个窃贼。如果他确实偷了油炒面，那是因为饥饿，他浮肿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补充；如果他确实没有偷，那“天津卫”因为两三斤油炒面而动怒，也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补充营养。至于那些“氓爷”对一个浮肿的同类，大打出手，除了产生于本能的职业病之外，就是饥荒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发作了。
由于上述的种种缘由，家属来矿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规定每次送来的食品不得超过二斤，但是那个劳改队长对数量检查也不那么认真。所以，如何把带到监舍来的食品，确保吃进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窃贼偷吃，就成了一桩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时把食品背在身上，收工后搂在被窝里；有的人夜里上厕所也要带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丢失。老母亲给我邮寄来的食品，因夜间我在厕所抠高粱面屎球的时间长了一些，一盒“桃酥”被连窝端了。我很难过，因为这个贼咬噬了一颗老母亲的心；我没敢声张，因为那种武打的场面令人心悸。
我没有浮肿，身体在“五毒”中属于上等货色。平日沉默寡言，干活却很卖力气。到矿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任命当了劳改组长。营门依山，我们干的营生多是和石头打交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迁送往井下的机械设备，间或也带着十几个组员，挥锹往卡车上装炼铁的矿石——延庆有个劳改钢铁厂，营门铁矿就是为这座钢铁厂的吞吐而开掘的。
与我同组的成员，能记下名字的已经寥寥，只有其中的三个，我难以忘却。一个名叫周林，他原是门头沟的一个理发员，因男女关系构成的罪过进土城来营门的。到营门后继续干他理发行当，并为我理过发，因而我记下了他。第二个组员叫李玉铭，之所以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雨蚕蚀，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胡同只有寸步之隔。正是由于地理关系上稍近，在组内他常以“氓爷”的横劲为我撑腰。他的口头禅是：“咱们谁也不能欺侮老实巴交的‘吃屎分子’，想耍胳膊根的，是骡子是马先和我过两下手！”第三个就是前文提到过的东北小盲流那德广，这个刚满18岁的大孩子，不但生就一双能把木屑雕刻成刀叉以及各种小工艺品的巧手，还长就一双飞毛腿。有一段时间，我们组干的是从山下往山上运料石的活儿，百十斤的重量压在背上，已使人喘气都感到困难，加上山路崎岖，每背一趟料石上山，两腿都会酸软如泥。这小家伙的腿，仿佛是铁铸的一般，经常是我们背一趟，他背两趟。在下山时跳蹦着若同一只轻猿，嘴里还哼哼叽叽地唱着东北小调，但就在小组里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表扬时，一天中午收工不见了他的踪影——这小子摸准了岗哨的换岗时间，借警卫交班时溜号跑了！
中午，大值班传话叫我去中队办公室。半路上，我心跳如击鼓，脑子里编织着自己的失职检查。主管我们中队的曹茂林队长，站在向阳的房檐下，听完我的叙说后并没动肝火，而是宽慰我说：“这是警卫人员的失职，你用不着给自己上纲！”
我十分惊愕地望着他，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这样的盲流耗子，鬼着哩！铁丝网是圈不住他们的！”他说，“他背石头爬山爬得那么快，就是想躲开你们的目光，寻找逃跑的机会哩！”
“噢！”我恍然大悟。
“我干了几年派出所工作，了解这些‘大眼贼’！”他说这个形容词时，脸上没有憎恶的表情。“其实，这孩子素质不错，只是当浪儿当得野了性子，成了标准的‘飞鸽’牌！”我没敢点头，也不敢摇头。一个劳改干部对一个逃号如此宽容，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我甚至怀疑他这番话是个诱饵，在暗暗审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态度就是缄默，像哑巴那样一言不发。
“你写过几本小说？”他突然改变了话题。
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击了党的三面红旗，不然……”
他打断了我的自卑而廉价的检查，问道：“你爱人也跟你一样进了土城？”“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她去了哪个劳改支队？”
“不知道。家里来信没提起她。”
“她叫什么名字？”
“张沪。”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说。
归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凭着我的直觉，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的曹队长，对我并不带有审查之意。我甚至觉得他的许多潜台词，都是没有办法破译的密码。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他是个十分宽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劳改队长。我特别注意到一点，是其他劳改干部从干部食堂吃饭回来，快要走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才中断了和我谈话的。
谜。
从这天起，这个谜就不断困扰着我。也许是创作这个职业病的缘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茂林队长来了。他在队列前讲话，声音不高，但面孔严厉，特别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对社会的危害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很少严厉地训斥“思想犯”，顶多说上几句“思想反动”这个流行字眼，显得空泛而无内容。只有一次他对一个右派发了脾气，那是他看见一个原大学助教，在厕所后面的垃圾山上捡烟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着：“你还算知识分子哩？简直是自甘堕落！几年下去，我推断你会变成地痞流氓！无耻！无耻！”是牵动了真情，还是他迎风站在院内的缘故，此时他那只患有迎风落泪症的大眼睛，滚动下一滴一滴的泪珠（1986年我写中篇小说《风泪眼），是从他那只滴泪的眼睛上得到某种悟性的启迪）……
曹茂林的形象顿时在我眼睛里高了许多。他这几句话讲得十分深刻，使我铭刻在心。劳改队里集结了三教九流，说它是个大染缸并不过分，他及时提示知识分子们要警觉，不可随波逐流。几天之后，我们在搬送石头的料石场休息，他走过来把我叫到一旁，我以为他要布置什么学习任务，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消息：“我打听了一下，你爱人已经不在土城收容所了，估计是女的都去了清河农场。”老实说，前两天的谈话，我只当他是随便问问，事后也就淡忘了；他却当成了一件事情，特意来告诉我。他是专政干部，我是被专政的对象，能够如此真诚相待，使我十分感动。掐指算算，在我20年的改造生涯中，我历经了几十位劳改干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诚待人，并对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过三四个人，曹茂林算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第一个。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可以让我老母亲来这儿看看，从西直门乘火车到康庄下车！矿山每天有车往返于营门——延庆——康庄之间，和司机师傅说两句好话，一直能把老母亲拉到矿山来。“儿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里睡觉也就踏实了！”这几句富有人情味的闲话，说得我泪眼模糊。
够了。
他对我的情谊是够了。五七年反右之后，开始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人们说点违心话，必要时把人生当成舞台演演戏，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对劳改干部而言，他们在监督改造罪犯，而上层也在审视监督着他们。他们最容易因犯“划不清界限”的罪过而失足落水。不是吗？！（因而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阅读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以主观上强烈的爱憎，取代了劳改队的客观现实。他只写了残酷压榨的一面，这是真实的；但生活中存在着的另一种真实，却被他的憎恶吞噬了。有恶无善或有善无恶，都构不成一个社会的总体。而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总要审慎地认识这个总体中的个体，特别是在《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宏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个体生活内容抽掉了，把憎恨宣泄到了极至的地步，这不能不被视为政治扼杀了他的某种文学真诚。这是题外话）。
井下需要壮劳力，我被从井上调到了井下，并被曹茂林任命为大组组长。这个差事本是可以东溜西看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我没有自寻解脱，因为劳动可以麻木人的中枢神经，人在紧张的劳动中可以忘却烦恼。矿井里一片幽暗，几盏照明灯悬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动物的程度。营门铁矿出产的又是红褐色的矿石，每天被开掘矿石的风钻震得两臂发麻，以致在夜里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颤动，就若同地震一般。进井脸是白的，出井后个个成了红脸关公，红矿石的褐色粉尘染红脖子和脸，涂红了你的眉毛，并被你呼吸到肺部。劳改队发的纱布口罩，只是一种装饰品，繁重的采矿石劳动使人汗流浃背，井下没有一个成员是戴口罩干活的。
铁矿石开掘不比煤矿开掘。它的岩层结构坚硬如铁，风钻钻头顶在石头上打眼，溅出一串串闪亮的火星。而大部分人手中没有风钻，要从事原始的开掘方式：一把大锤，一根铁钎，一个人手扶铁钎，另一个抡锤击铁钎。钻出孔眼来装上雷管炸药，然后引爆放炮。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是和歌唱家徐恭瑾配套干活。他抡锤时我扶铁钎，我抡锤时他扶铁钎。在空旷阴暗的矿井下，两个老右派到一起，自然是倾吐苦水的最好时机。他在社会上留下妻子和小女儿，既担心妻子跟他离婚，又怕小女儿有了继父，因而话题不是他的歌唱业务，就是感叹人的命运蹉跎，间或在劳动休息时，看看队长不在身边便唱起催人泪下的苏联古老的民歌：草原望无边路途遥又远路上一车夫饥寒快死去告诉我老婆再不能相见结婚的戒指请你送给她矿井拢音，歌声雄浑，沙哑而悲壮的回声，经久不散。我常常在他的歌声中潸然泪落。紧闭双目，靠着凉冷的井壁想自己的心事：母亲额头上的皱纹，小儿子的笑靥，妻子因消瘦而塌陷的两腮。曹队长的消息当然是可靠的，但她究竟到哪儿去服劳役呢？她那弱不禁风的身体，又能干些什么活儿呢？我不存在徐恭瑾的犹豫，我们俩双双身陷囹圄，命运像一条苦藤把我俩紧紧地捆在一起，在整个北京市也算绝无仅有的一对苦瓜了。
“你的命运比我强一点，到底是一个人进来的！”我说。
徐长叹一声：“各有各的难处！”
“你妻子不是没提出离婚吗？”
“还没到那一天，那一天一定会来的！”
“她善良吗？”
“就是她有菩萨娘娘的心肠，在这个年代也会变得冷酷起来。”他说，“到那一天，我不会怨恨她。时代每天制造着生离死别的悲剧。”
“你没死，你说得很好。”我内心充满苦涩地为他解忧。
“好？谁知道这纤夫的纤绳要拉到哪年哪月！”
“唱支《船夫曲》吧！”
于是“用力拉，使劲拉”的宽阔而深厚的歌声，从他喉问喷发而出。我嗓音不好，但酷爱音乐，陪他一块儿唱这首歌。每当此刻，我就觉得自己真像是一个背纤的纤夫，拉着一条沉重的木舸，在积满泥沙的古老河谷弓背弯腰而行。古俄罗斯的纤夫还有伏尔加河为他抒解忧闷。古老黄河的纤夫每天还能听黄河的一路诗歌。这儿无曲无歌。由于埋有矿藏的山皆为秃山，因而这儿没有一棵绿树，山上也不长青草，春日到来之际，难以觅到任何一朵报春的野花。有的只是岗楼、铁丝网和到处书写着的“认罪守法前途光明”一类的标语。每每从岗楼下经过一次，都要先笔杆条直地站好，向持枪警卫的士兵喊一声：“报告班长。”然后说明通过岗楼的原因：我去打饭。我去队部。我去打水。我去取劳动工具。我去……八个小时钻在山洞里抡锤打眼，头上不见青天，洞内尽是龇牙咧嘴的石头。有一次，我和徐恭瑾钻石打眼，由于采石的角度需要铁钎自下向上倾斜，因而铁锤也要由下向上击打。他扶铁钎，我抡大锤。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劳动技能，我一锤打上去偏离了钎帽，铁锤一下子打到徐恭谨的额头上，鲜血顿时淌了下来。他面色苍白地倒在石壁上，我先是用手绢为他捂住伤口，然后叫几个人来架他上了医务所。医生给开了工伤假条叫他休息几天，他硬是头上缠着绷带，重新返回井下。
矛盾！劳改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陷入这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压把自己送进了大墙；另一方面在劳改中又显出极度的虔诚，想争取提前走出大墙，幻灭感常常上升为一种希冀，希望早一天从专政对象还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脚气病，一次在赤足装卸木料时被病菌感染，一只脚肿得像大馒头一样。医生给我的肿脚涂上药膏，缠上绷带，我便拄着一根木头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劳动工地。曹队长逼我回宿舍休息，我就是不回。几十年后回首当年的这种现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潜影，更有几千年知识分子传流下来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响，总是想通过”逆来顺受”，而最终达到解脱痛苦的目的。
知识分子大脑是发达的，而对迷茫的现实，常常不如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氓爷，更能剖析现实。他们常常对我们的这些痛苦挣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态，并编出顺口溜，讥讽我们说。好好干闲扯淡你有千变万化不如政策一变意思是说，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脑涂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变了，你就是随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车。这种“反改造”的顺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我至今仍记得，那大会的召开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体成员集合于队部前的一块空地上。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会议，但是那阵势显得与往常集合不同：矿长来了，管教股长来了，劳改队长来了，内勤干事来了……矿长的开场白告诉我们：今天是对全体犯罪分子，宣布劳教期限。
平日集合，喧闹不止；今日开会，鸦雀元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符。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分的，一不强制你剃光头，二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却和劳改划了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叫我们“劳改犯”或“二劳改”。
尽管如此，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劳动教养”期限短一些。所以，肃静的会场上，都在倾听着命运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干部是管教股王股长，他宣布的顺序是半年、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为最短期限，三年为最长期限。半年、一年的名单很快就念完了，还没有念出一个右派的名字。到此，营门的十几个右派面面相觑，都知道自己是获得最长劳改期的人了。这真是“好好干、闲扯淡”的具体验证。特别亵读法律的是每个人的劳改期都从即日——5月25日起计算，那么在“土城”和在营门服劳役的半年时间，算白搭。噢！原来法律是根儿童玩耍的猴皮筋，愿意拉长则拉长，而这些据说是经政府政法部门审定了的，由执行法律的劳改干部宣布它，简直是那个年代一幕最荒诞的政法界头头们强奸法律的恶作剧。
我们这些沉沦社会最底层的右派，本来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层，又被权法合一的所谓法律，再次强奸。可悲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悲凉，还幼稚地推算着：三年，不过1095天。苦苦熬过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了，就可以从另册公民还原到正式公民了。这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无知，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的人们一经有了“前科”，就别做再想回到伊甸园的梦。那“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将永远把“另册”人员打入地狱。
会后，几个老右偶然在厕所或工地相遇，一边抨击已服劳役的时间没被算到三年期限以内违反天理，另一面又庆幸到底有了个盼头，觉得这是“无期变有期”，谁能想到诡辩术还能把“有期变无期”呢！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当时正好收到上海寄来的食品邮包，在星期天休息时便叫上我和徐恭瑾到一个背人的墙角去“聚餐”，糕点很少，我记得每人吃上几口就吃光了。但在那个年月，仅此一点已经属于违反改造条例的“彼此拉拢”了。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对形势分析说：“三年后，我们单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是不是用小卧车？”我挖苦他。
“部里工作需要我！”
“你比彭德怀还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观调子，“别说缺了你一个翻译，就是缺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小道消息说彭德怀倒了大霉，中国这列火车不是也没翻车脱轨吗？”“党的政策明明白白写着‘既往不咎’么！”程海炎仍然固执地申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写在《人民日报》社论里的！”“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后，但愿我们都划到可以团结的范围以内！”
三个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点心渣子往嘴里一扬，我们各回各的宿舍去了。劳改队的星期天是最最无聊的时日，没有书看，没有棋下。年老一点的多在炕上缝穷，把衣服补丁补得层层叠叠，因为天天跟矿石打交道，费衣服费鞋；年轻的“哥儿们”，则躺在土炕上侃大山。内容不出两个内容：一吃——聚在一起精神会餐，从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到西四牌楼的炒肝、东四牌楼的豆腐脑，一边谈着一边蠕动着喉头，把馋水咽下肚子去似乎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二色——流氓对女性的专称为“圈子”，他们谈女人的胸脯、屁股、大腿……语言下流淫秽，不堪入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檐外，眺望铁丝网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从这里南望，能迷迷蒙蒙地看见长城。往西看是山，往东看是山，往北看还是山，使人倍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间的狭小。据这里的一个老号告诉我，在劳改部门，他到过一个特殊角落，那儿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里边关着一些男疯子和女疯子。有一度他曾在那儿值班把门，一天管女疯子的女劳改队长跑来求援，她说有一个女疯子用扫帚沾上黄屎，满院子追打同伙，连女队长也不敢接近她。这个老号进了院子就吓了一跳，原来这个女疯子浑身一丝不挂，高扬着手中的屎扫帚，追打着犯有精神病的同伙。见此情景，他退了出来，但女队长对她无奈，还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这老号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干这份差事。几经折腾，那女囚虽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终于从身后拦腰抱住了这个犯有疯癫症的女囚。那女号自己也弄了一身黄屎，她被几个人强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紧身衣，绑在特制的床板上了。她叫着。骂着。当她折腾得没劲的时候，就反复唱那支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时，那女劳改队长才告诉他：“甭理她，这是个极端反动的臭右派。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走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讲的那个疯癫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张沪。还没有被送进“大墙”时，她已经自杀过一次，她能经受得住劳改队的种种精神煎熬吗？！
直到夏天，母亲拐着那双缠过足的小脚，带着刚满四岁的小孙子，来营门探望我时，才带来我妻子给家里写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淀（即清河）农场去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无力出工干活，每月吃21斤口粮，在病号组养病（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3期的小说《曼陀罗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劳改队，要家里转告她我的劳改地点。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笔画绵软无力，看到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涨满了泪水。再看看老母亲脸上的尘土汗痕，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小儿子对这些一无所知，连连叫着：“爸爸！爸爸！我可想你啦！”我抱起他来亲他脸蛋时，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铮铮男儿汉。老母亲和小儿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坝完全崩溃。
陪她一起来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张玉华（1985年被一辆拖拉机碾死），共产党员，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从我和妻子划右派后，他就成了我母亲的生活拐棍，这天他背着大包小包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亲到营门。他们是按曹队长告诉我的那条路线来的，康庄下车就遇到了往返于营门铁矿的矿石车，好心的工人师傅体谅这一老一小的艰辛，把他们让进了驾驶室里，并一直送到了矿山的招待所。
当时正值中午收工时间，我身穿工服，头戴柳帽走进了接见室。内勤干部严队长看见我进屋，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你母亲和表（姨）兄来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带得太多，每人限二斤，他们带来有十多斤，要动员他们带回去一部分，这是纪律要求；第二，要向家里人汇报你的改造成绩和不足，让家庭也督促你尽早地抛弃反动的右派立场，成为自食其力劳动者中的一个分子！”
接见的屋子是里外套间，严队长坐在外问屋的一条长凳上，面孔严厉地监视着母子的会见。当他听到我抱起小儿子“哇”的一声哭了，便从凳子上站起来训斥我说：“这叫什么话，你哭什么？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认罪的表现。再哭！停止接见！”我老母亲忙向队长解释：“他想小儿子了！”
“这话没有阶级观念。”
我姨兄忙上前打圆场说道：“队长说得很对，接见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给你——”他塞给我一块手绢，强作欢颜他说，“三姨，你看维熙劳动半年多，脸胖了，身子骨儿可结实多了！”
多亏这时候曹队长来了。他让严队长去吃午饭，他顶替了严队长的角色，进到屋来就喊了声：“大娘！您这么远路来看儿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这儿表现很好，用不着挂记他！”我母亲的神情还没从严队长的训斥中解脱出来，曹队长摇摇桌子上的暖壶空空如也，便说：“这么热的天不喝水还行！你先去打一壶凉开水来。”
奔向锅炉房的路上，我长叹了一口气。我骂我自己确实太缺乏男人气了；当着那位黑脸阎主，一个男子汉应该把眼泪咽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负数。我没能做到，结果招来一场他对老母亲的训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于苦命母亲的事情。打水归来时，曹队长已然不在屋内了。不一会儿，一个勤杂工端来几个馒头。一筒打开的肉罐头（当时矿山干部吃这种肉）。一大海碗菜汤和四个饭碗。我心里明白，这是曹队长吩咐下来的。我见过来这儿探亲的家属，吃的倒是干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买。除非是公安局、劳改局出差的来营门，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这是我在半年多的劳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里人吃的一顿团圆饭。四缺一，少了我妻子张沪。饭罢，严队长再没有到这个接见室里来。因而我母亲来探视我的时间，得以延长到下午出工。哨声响起之时，曹队长又来到了接见室，告诉我两件事：一，超规定的食品不必叫老母亲带回去了，省得伤老人的心；二、老母亲来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会儿再来工地。我母亲非常感动，我也十分激动。在劳改队这是破例的照顾。我母亲督促我立刻去出工，我有些犹疑，因为下次见面不知在什么时候。但在我姨兄张玉华的劝说之下，我匆勿亲了小儿子脸蛋几口，带着大包小包，通过必须经过的岗楼，把东西放回监舍。然后，大步流星地直奔矿井。
当天下午，我母亲带着小孙子搭乘矿石车走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给我留下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怅。在矿井口，我遇到了头戴柳帽准备下井的曹队长，他看到我这么快就奔赴矿井，似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我和他并排顺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冒失他说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母亲。”
“我可以写信告诉她，您说吧！”
“算了！不告诉她也好，省得老人悬心……”他欲言又止。
限于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询及究竟是件什么事情。但从他这句话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不是一件吉利事。过了不久，矿山到处传播着一条小道消息：工业要下马，营门铁矿要关闭了。
可靠吗？
去哪儿？
死寂的矿山，喧嚣浮动起来。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地猜测着议论着。劳改队长只当充耳不闻，既不承认，也不追查谣言。于是这些罪犯们认定：挪窝儿的日子不远了……本来劳改队的流动性就是“大回旋”的，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换过十几个落脚的码头。但是离开营门的转移，确属“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缘故。盛夏时节，在噪人耳鼓的蝉鸣声中，我们奉命收拾行装，像在土城一样，这群“五毒”将转移到哪儿，我们是不得而知的。
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号作出预测：这回他妈的要远离北京城了。你看，从矿山的机电设备到伙房的蒸锅和笼屉都装上了卡车，或许他妈的是到漫荒野地去开辟新劳改点吧！行前，几个老右聚在一块也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去哪儿不是我们话中的主要内容，几个人窃窃私语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经济的大滑坡。大跃进吹牛皮的神话已经破产，大炼钢铁的超英赶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谭”；由于这种“杀鸡取卵”的狂热，已经破坏了工业的生产秩序，特别是扼杀了农业腾飞的生机。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举，可能意味着中央头头发热的脑袋瓜，开始恢复正常。会不会对“反右派斗争”也回看一下呢？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卡车长龙的前端，有押车的武警，枪口对着后边。卡车的最后边一辆，也是武警车，枪口对着前边（小说《风泪眼》中有详细描写）。夹在中间的是罪犯们的卡车。在车上灌满耳朵的除去风卷黄尘的呼啸声之外，就是连连的惋惜声：“这回完蛋了！劳改农场的定量要比矿山少20斤呢！”
“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粮了！”
“他妈的，粮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
“天无绝人之路，到地方再说。”
到了康庄，卡车并没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乱哄哄的猜测声中，卡车驶进了土城。阔别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绿了垂柳，绿了菜地——我们告别土城时正是万木萧条的严冬，这多少给这群重返土城的归客一点视觉上的差异。
土城原是收容所，在劳改系统的工业落潮声中，这儿又充当了中转站。那一座座陈旧破烂的帐篷中，不仅仅有营门来的人，还有从其他劳改队来的同类。比我们早几天到这儿的人，已经得到了队长口信，全体成员一律发往兴凯湖。那儿大草甸子连着天，正等着服劳役的罪犯去开发哩！
哪一壶不开专提哪一壶，几乎所有成员都怕去兴凯湖，这口厄运算被我们碰上了。我以沉默对之，而那些刑事号对此事却如热锅上的蚂蚁。曹队长出乎人道精神索性告诉我们给家中写信，争取能在此行前跟家里人见上一面，我怕老母亲在见面时承受不了这重大刺激，便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点将要远离北京的消息，让老人精神上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以免为此而突然晕倒在接见场地。尽管如此，那天一见面我就看见老母亲哭肿了的眼泡，老人接到那封明信片后，想必经受了几个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着我的小儿子从众，他戴着一顶布制的大檐遮阳草帽，帽子下一双大眼睛专注地望着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矿上看见我时那么欢快，四岁半的小小人儿似乎知道了他这个右派爸爸，要到离他们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因此那双童眸里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家属来探视要排队进行登记。当我母亲出现在登记的桌前时，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来。他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墙角，低声对我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凡属犯右派罪过的，都不去兴凯湖了！你可以告诉老人家。”
“为什么？”我按捺不住欢欣之情，大胆地问道。
“你们去那儿，管理起来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我马上明白了：当时中苏关系已日渐紧张，兴凯湖地处中苏边界交壤处，把这些政治犯弄到那儿去，上头认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郁积我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欣喜的程度近于发狂，所以当我出现在我母亲面前时，没等我母亲哭天抹泪，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这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