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皮皮)
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
大约清晨六点到六点半左右，在你二十五岁时的一个早晨，有人敲你的门。你怎么能知道把敲门人放进来，就立刻把自己推上了悬崖（那种前后都是峭壁的悬崖），无路可退。
一个女人，如果真的无路可退，那不是完了吗？
可我连想都没想，乘着夜里还未散的酒兴，胡乱地在睡袍上披了一件军大衣，然后用力扯开院子的小门，向后一掼。我没看清外面站着等候开门的人是谁。那天早晨有雾，我只看见了一个大致轮廓，像是个男人。
如果我夜里没喝那么多种类的酒，我不知道事情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形。他站在灯下看我。我不看也知道我是什么模样：脸色青黄；眼睛像是刚刚消了肿，眼皮松松垮垮；嘴角堆着密匝匝的皱纹。我没做过比喝酒更坏的事。不是吗？我总以为，二十几岁干什么都行，别说多喝几杯！因为你总还有机会，自新、改过、悔过等等好多机会。可是站在灯下的这个男人认为女人喝酒就是在堕落的起点上迈了第一步，喝多得不得了的酒就堕落到最可耻的街区了。
我当然看清了他是谁。我还记得我曾经被他爱过，像电影里那些专门镜头差不多。我们因为喝酒和穿裙子这两件事才没一块进坟墓。除了喝酒，他也不喜欢我穿裙子。他说我裙子比他裤子短，这不公平。
可此时此刻，我想靠近他，想拦腰抱住他。分手以后，他可能走得很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过这个城市，反正我是快一年没再见到他。这一年我总是穿裙子喝酒，冬天我也穿裙子，穿稍稍厚一点儿的裙子。厚一点儿的裙子冬天穿暖和。还有我四个季节都喝酒。各种类型的酒混着喝，所以我总是看不见男人，有时候好容易看见一个半个，总是局部，不完整。有一天中午我看见一个男人，缺脑袋那部分。这事儿还能假吗？
我朝他走去。我因为有些摇晃才走得慢。我不是不急切，我是不想嫁给他。我努力嗅他的味道，不熟悉了，那没什么。新味道可能带来新感受。我走到了他的面前。
他向后退了五步。我一边数着，他一边退。
他伸出手（戴着白色线手套），做了一个警察让司机停车的动作。我站住以后，他满意地放下手，微笑着说：
“听我说，别走过来。你就站在那儿听我说。”
我左右看看我所处的位置。他让我不由得紧张起来。我后面是墙（不用看我就知道），前面是他，左边是另外一面墙，右边是厨房的I’1，虚搞着。
他停顿一下，又说：
“咱们先礼后兵，我说完你就可以跑。”
他这么一说，我又兴奋起来，心跳快得不行。
“你先看我的手。”
他慢慢地摘下手套，伸出十根手指。即使我喝醉了，现在也清醒了。可除了那十根似曾相识的手指头，我也没见着别的。我近视，镜子只在看电影时才戴。
“现在再看我的脸。”
他倒过脸探向我这一边。他的脸跟从前没什么两样，有红有白，挺不错的。这时他说：
“看见了吧，这就是麻风的病兆。不瞒你说，我得了这玩意儿。也明告诉你，我现在要干的就是抓住你，然后一点一点地杀了你。”
我常在噩梦里浑身一下软下去，像化了的猪油。我听明白他的话以后，就僵在了那儿，像凝住的猪油。我一动也不能动。
“我说过了先礼后兵，你跑吧。
我僵成了一块石头，脑袋里一片空白。
“我会放你一码，你倒是跑啊！”他大叫。
我的感觉好像是听见了他的喊声，悄悄地回到了我的四肢和头脑里。
‘你要是还不跑，我现在就……”
我没等他的下文，不会是好话。我扑向厨房门，一闪身，进去，回身插门。平时我难得一次插好的门，被我一卞插死。厨房的后窗离地只有一米高，它就在我面前。
我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不容我迟疑。我爬上后窗，由窗台上跳下去。可是后窗外这片只有一条阴沟的空地上，有三个跟他一样的男人朝着我。我晃晃脑袋，依旧是三个，我又是朝最右边的那个冲过去，因为我知道永远也不会有三个男人跟他一模一样。
当我觉得就要撞进那男人的怀里时，我跨过了阴沟，像是冲破了一张蜘蛛网。我一口气冲到大街上。早起的人们尽情地咳嗽，声音传向四面八方。
我跟一位走路很慢的老人并行。我在老人身旁边走边回头。我们的身后甚至没有行人。我停住脚步，这时发现我光着脚掌站在路上。我的拖鞋跑丢了。再往前看，老人也走到我看不见的地方了。
我的双脚红赤赤的。我想它们一定是冻得不行，可它们自己似乎并没有这种感觉。我再一次四下张望，看见了警察，他在用钥匙开岗楼的门。是个交通警察，可制服是一样的。我多少松弛了些。
清晨六点半到七点
我朝警察的岗楼走过去。我活这么大从没进过那玩意儿，没有借口。我想我是该对警察说说的。可我的思路却急速地朝时间的逆方向前进，我清清楚楚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有关老七的。
老七很聪明，这我知道。我还知道她有坏心眼儿。我们不是总在一起。可老七张口就这么问过我：
“你说咱班谁不是处女？”
“你。”
“还有哪？”
也是，在大学里不是处女的，哪能就老七一个呢？
“谁？”我自然非常想知道。
“刘吉。”老七这么说。
“还有谁？”
“还有别人我管不着。”
“那你怎么能管着刘吉？”
“这不用你管。”
校园后面有片小树林，此外还有一条不宽的有臭味的人工运河。运河南岸是片菜地。这儿很僻静。
我听见老七约刘吉到这地方来的。我当然也来了，听见了她们的全部谈话。难说我是有意无意。
老七先发制人，她说：
“刘吉，你最好别总跟辅导员说我这儿那儿的。手伸得太长没什么好处。”
“你想干什么？威胁我？”
“当然。你要是再说，我就把你的事抖楼出去。”
“我什么事？”刘吉一定有什么事，因为她急了。
“什么事？你怎么忘了呢？那天我们不是都没去上课吗？你从外面回来，我躺在床上。想起来了吧？”
“没有。”
“那好，你一进门就慌慌张张地脱裙子，马上就按进水盆。”
“我天天都洗裙子，这犯法吗？”
“好，有种，不过你裙子上不小心路上的东西我可不陌生，生理课老师讲过，那叶…”
“如果你叫我来就是跟我说下流话，那我不奉陪了。”刘吉急忙发话，借以打断老七的话。
“你反咬一口，是不？刘吉？我说什么下流话了？”
“只有你才能往那方面联想，因为你有那方面经验嘛。我怎么就没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呢？”
“一句话，还汇报不？”
“我自己的嘴巴，你管不着。”
“那好，明天我就把这事告诉所有人。你不用担心，我老七脸皮厚，男生我都告诉。”
“真让人佩服。我都怀疑你的性别，女人还有你这么不要脸的，真希罕。”
老七的手在发抖。
刘吉又说：
“不过，我有一天在地上捡了一封没有信封的信。我看了。真巧，是个男人写给你的，信上写的都是头天晚上的感受，感性方面的。”
“你想怎么样？”老七间。
“能怎么样？看了没信封的信也不犯法。”
“到底怎么样？”老七又问。
“那要看你怎么样。”
“我决不食言，明天就把你的臭事告诉大家，说到做到。”
“你做不到，你没有证据。我倒是可以把信贴在教室里。”
“你贴。不瞒你说，那信是真的。我老七这点事从没想瞒谁，你千万贴，我不在乎，我这人就是脸皮厚。”
老七挺胸握拳，等着刘吉下文。
刘吉想了一下，最后说；
“老七，开玩笑。不就是几句话的事儿吗？都好说，怎么样？”
老七说：
“你要是这么说我没活儿。”
刘吉走了。老七却一屁股重重地瘫在地上。她哭了。她承认自己害怕了。她说她并不是不在乎，她怕刘吉把那封信贴出去。我明白了，老七是硬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硬撑着你才有可能赢。我告诉老七她赢了。可她说，以后谁还知道呢？
清晨七点到八点前后我终于进到那个警察温暖的岗楼里，坐在他和红外线烤炉的旁边，看着下面偶尔驶过的车辆。我把清晨发生的事前前后后都对警察说了。我没对他说老七的事。那是我脑袋里想的事，对谁也没说。
警察问我那个麻风患者在哪儿，我朝外面张望，他不在附近。我对警察说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警察岁数不小了，可能快退休了。他让我看我的脚，脚掌被玻璃碎片扎破了。我告诉他不觉得疼，因为脚不疼。警察让我穿上一双旧拖鞋。他说这拖鞋是他夏天坐岗楼里穿的。他有脚气，总穿皮鞋不透风。他脚难受。
警察把我送回家。我的院门和房门都没锁。等我在床上躺下以后，警察又去厨房看一眼。他回来告诉我说厨房的后窗关得好好的。我说那一定是过路人顺手推上的。他说什么事都没发生。他让我好好睡一觉，他说我这是梦游。
临走他问我用不用告诉我们单位领导，我想警察不相信我，别人也不会信。我向他摇头。他笑笑，拎起床下他的旧拖鞋，告辞了。上午九时前后我躺在床上最先担心的是染上脚气。我把脚从被窝里伸出来，举在空中，让流动的空气透过脚丫瓣，希望风带走细菌。这时间里我很专注。可没过多久我累了，我的脚落在被上。我马上就想起了刚才的事，我甚至一下子就喊出了他的名字。他叫江寻，那个麻风患者。
这里有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像是张干燥的报纸由什么上面飘到地上。我坐起来，竖起耳朵继续捕捉那个声音。接下来该是试探的脚步声，然后是推门的声音，然后是那张白脸。
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跳下床，站在地中央。我想换上衣服出去到大街上人多的地方跟晒太阳的人在一起。可我却站着不动。我担心我脱下睡袍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时，江寻进来。我从抽屉里拿出剪子，把睡袍由膝盖处剪掉。然后穿上毛衣一件，裤子一条，最后穿上早晨就曾穿过的军大衣。
最后我穿上鞋，脚掌上的伤口已经被血痴糊住了。我觉得自己完整了。
我锁上门出去绕过房子来到厨房的后窗外。流着臭水的阴沟还在，可没有我的拖鞋，那拖鞋是红色绣花的，像小媳妇穿的那种。我顺着拖鞋可能遗落的路走到街上，没有我的拖鞋，此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判断了。我不敢再往深处想。梦游或是臆意，我没病，无论神经方面还是精神方面。我不想这么想。刚刚发生的事假得了吗？
我有个好朋友住在第一小学的隔壁，她叫罗兰。
上午九时四十二分
老七常说：“人不可以像鱼那样躺在水的中间睡觉，除非你已经死了。”
我倒想人该像鱼离不开水那样离不开人。罗兰是我的朋友，现在我不去找她那是我犯错误。
罗兰家隔壁小学校里的自鸣钟高出了校园的墙院。我无意中看一眼，九点四十二分。上午九时四十四分到十一点前后
罗兰亲热地抱住我的肩头，突突突说了一大堆话：我为什么好几天没来，我是不是喝多了。她为什么好几天没去（去我那儿），她忙得要死，等等。我就这么被推操着进了客厅。她丈夫叫王成正坐在那儿抽烟。
“你先坐着，我给你拿点芒果，是别人从尼泊尔带进来的。”罗兰说，“然后，我告诉你一件让你大吃一惊的事。”
我吃着芒果，他们夫妇看着我。我一向都爱吃这种水果，有股香皂味儿。可他们看着我吃，好像我在做吃芒果表演。
罗兰又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太听见。我吃得很有胃口。她说着说着有个不小的停顿，可能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她说：
“你猜王成在大街上碰到谁了？”我知道我不用猜，她会马上说出来，“碰见江寻了。王成问他这一年多哪儿去了，他一会儿说这儿一会说那儿，没说几句就走了。”
罗兰说完了，我反应一下，接着就吐了。什么都来不及只好吐在地毯上。看他们收拾，我在心里安慰自己，吐在丙纶的地毯上还好，要是纯毛的，我的罪过就稍大些。
我请他们让我在他们家里呆几天。罗兰问我是不是病了，王成说也可能是芒果吃多了，我坚定地摇头。罗兰要去倒水给我喝，被王成拦下，他要罗兰呆着别动听我说。王成是从我脸上看出什么了。看王成那么聪明的样子，我心里安稳些。男人的好处之一就是非常时刻能给你一些安全感。
我都说了。
罗兰马上问我：
‘生碰你了吗？”
我先看一眼王成，他正转头去看罗兰。
“没有。”我说。
“一点也没碰着？”罗兰好像还是不放心。
“一点也没有。”
我这时候的神志相当清晰，我觉得有什么东西从我体内轻轻地飘飞出去。我想那东西该是一种错觉，是这以前我对朋友间所存关系的一种错误理解，老七早就告诉过我，真正的友谊和信赖只能存在于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之间，我记得我还为老七有这种想法表示过担忧，我提醒老七该进行一下自省。她说永远都不必。我说一个善良人不会有她那种想法的，可老七说：
“好人总是没有好报。”
我认定罗兰是为掩饰刚才的失言才拼命晓叨，她安慰我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见。她不停抚摸我前胸后背的那只手让我心烦。我几次想开口说点什么都没成。我知道我一张口就会求他们让我留在这儿，求他们别赶我走。人穷志不短，以前我行，现在不行。我现在胆小，一害怕就垮到底，怎么地都撑不住了。
王成把烟屁股拧在烟灰缸里，他说：
“躲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向公安局报告吧。”
“不，”我立即反对，“我不能长久躲在这儿，就呆一会儿吧。”
“为什么不报告呢？”
“警察不会信我的。他们要是再找个大夫询问我，我会被警察送进疯人院的，你们知道我现在说不清什么，我记忆力越来越差。”
“你没病你怕什么？”王成说。
“我不是怕，谁知道谁有病？”
“那你觉得你神经有不正常的时候吗？”罗兰问我，我看她一眼。
“我没觉得，你这
么问我什么意思？”
“不是什么意思，”罗兰急急地说，“你没病你就对警察说，你就说我没病不就完了？”
罗兰的话清晰明了，坚决肯定。我开始怀疑自己。是我在把事情搞复杂？我出毛病了。我马上抛开这个想法，决定绝不去找警察，哪怕我最后真的落到江寻手里也不找警察。
我对王成说：“帮个忙，怎么样？”
“行。”王成马上说。
王成的爽快让我把他和罗兰分开看待了。其实我也知道我怎么看人家这无关紧要。可我的看法对我重要。这就像你从悬崖上落下的途中抓住一根老藤一样，是意料之外的希望。我还是需要帮助，因为我是女人。
我请王成把我的存折从家里取出来。我告诉了他存放地点。
王成问我要干什么。
我对他说我还有一千元钱，我想把它寄回家。
王成说：“我看没必要，你多半是自己吓自己，乱想过了头。”
“你的话我听见了。替我跑一趟怎么样？”
王成出门后半天，我和罗兰竟然谁也没开口。冷场。
我打破了沉默；
“罗兰，我以人格担保，江寻没碰到我，一根指头也没碰到。”
“你怎么得罪他了，他这么恨你？”
我想不出答案，只好继续冷场。
王成回来了。他对我说：
“我找到存折了，可我没把它拿出来。”
“为什么？”我很吃惊。
“那上面没有存款了。”
我什么也没说。可能有一丝冷笑挂在我的嘴角，我觉得那儿的肌肉紧张。
“存折会把一千元吃了吗？”
王成说：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我就直说了吧，你平常酒喝得太多，经常神志不清。你自己可能觉不到。所以你记错事也是在所难免，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就认定你神经不正常。其实就是酒，价不喝那么多酒，就不会这样。”
他接着又说：
‘如果你要用钱，我们借给你一些。”
我在心里笑个不停，笑得心都颤了。
“那就借给我一点吧。非常感谢了。”
我拿上钱就往外走。王成和罗兰问我去哪儿，我说去街上转转。
他们说：“那你一定回来，我们等你。”
正午十二时左右
冬季的阳光照在头上却没有一些暖意。冷清的街道都在做着准备，随时迎接就要到来的属于午休时分的喧闹。
我的肚子发出挺大的响动，惹得路人忍不住回头。我朝我常去的酒馆走去。
酒馆在小昭广场的西北角上。临近朗廓胡同。这个酒馆设招没幌，没牌没匾，可来喝酒的人不少。酒馆没窗户，白天也不点灯，老板娘说，那门不是总敞着吗？太阳比灯亮。酒馆里挨墙摆了两排桌，每排三张；两排桌中间的过道稍胖一点的得侧身通过。柜台在最里面，里面较门口光线暗了许多，所以来调清的总是往里坐。
我刚进去眼睛一时适应不了，外面的阳光太强了。老板娘趴在柜台上睡着了。有个常客腿搭在长条凳上，脑袋靠墙也睡着了。他的酒还剩半林放在那儿。他一天喝不了一两酒，可他一天都坐在那儿。
我推醒老板娘也要了菜和酒，可老板娘说厨子出去了，来凉的吧。我点点头坐到老地方。
菜上了之后，我自己斟了酒。酒终于在杯中安静之后，我开始大口吃菜。差不多快吃饱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看外面广场上溜自行车玩的康巴汉子们。
我没喝酒。
我一定是害怕了，怕我喝了酒看不清人，怕我这时候被江寻抓住，他会用那有麻风的刀子逼近我……
酒像水一样恬静地堆积在杯子里。
这时候，诗人进来了。
诗人长得又瘦又小。他笑嘻嘻地坐在我对面，吃我盘子里还有的东西。他说着不打紧的活儿，我却在拼命地想他的名字。
他喝了那杯酒。我眼见那酒随着诗人喉结的蠕动，一点点地消失了。我还是没想起他的名字。我多少有些紧张，在几个一闪即逝的瞬间里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正常。可又一转念“诗人”这绰号被大伙儿叫久了，想不起他名字的人决不会是我一个人。
“你怎么不喝？”他问我。
“等你哪。”
“真的？太棒了。那咱们往里坐，坐最里面去。”
“那别人会骂你是占着茅坑木同屎。”
“怎么会？我是喜欢你的，尤其你喝醉以后的那模样，有股脱美。”
“滚你娘的。”
“开玩笑急什么？听着，最新的：‘最后的光明！在诗人瘦马的左肋。”
“怎么样？”他问我。
“行，挺好。那右肋呢？”
“右肋有右肋的用处。都放一首诗里那叫啥？太对称，破坏效果。现在讲究反和谐美，就是不能左肋右肋写进一首诗里，懂不？”
“懂。可你知道吗？我有一千元存款。”
“真的？”诗人的小眼睛猛地大张一下。
“王成他是害怕了。他根本就没进我的屋，他不敢进，他害怕麻风。所以他才对我说存折上没钱了。你说对不？”
“对。”诗人点点头。
“他说没钱了，所以才没把存折拿出来。你说这事还不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就是明摆着。”
“我没说错。”
“王成是谁啊？”诗人问我。
“是罗兰的丈夫。”
“你让他进你屋干啥？”
“你说句诗。”
“罗兰是谁呀？”
“你说句诗。”
“行，听着：‘我的草原向我走来。”’
“你干吗不自己回家取存折？王成跟你啥关系呀？”
“你要是不说诗就别张嘴。”
“行，有钱气真粗。不过一千块，太少了。”
“我还有。”诗人再一次睁大眼睛。
“我再叫几个菜，你陪我喝酒怎么样？”
“你今天怎么了？”
“我一个人不敢喝。”
“行。听着：‘假如上帝把我们赦免！我要跪在乌克兰的樱桃树下。”
“听见了。还有吗？”
“就让我陪你喝一顿儿，这些足够了。”
“以后你想跪去我那儿，乌克兰太远了。”
“哎，这你老外，诗的妙处就在这儿，想跪哪儿就跪哪儿。”
午后四时左右
太阳渐渐弱了下去，酒馆里的人多起来。有几个带女人的康巴汉子大声叫喊，要老板娘开灯。老板娘一边开灯一边埋怨，她说下辈子要是还托生老板娘，也决不再开酒馆。有个把女人搂在腋下的康巴汉子说：
“你要是今晚给我找个便宜的，明天我多付你酒钱。”
“你不是有了吗！”
“多一个两个的不算多。”
我又要了一瓶葡萄酒，耳朵里充满了男人的声音，诗人却在我没看见的时候溜走了。我的眼睛还顶用，也许还没到往日那样的最后时刻。我还能看见由酒馆敞开的小门进出的人。我又一次想呕吐。
我平时喝酒绝少吃菜。菜的混浊把酒的醇香都破坏了。那些狗尿莱美口不美心，吞到肚子里，它们又是什么？可是酒是不去肠子那里的，它直接进入你的灵魂带领你上下浮游，进出仙境。我今天似乎有点不对头，喝得比往日多，却走不到那个境界。我总是能看见酒馆里的人说着笑着。
我几次努力站起来可是不行。当我终于扶着桌沿站起身时，仿佛眼前有人燃起了一把通红的大火，我的头猛地后仰，跌坐在凳子上。半天，我什么也看不见。
当我视线重新清晰以后，我打量起酒馆里的人。我不再试图站起来。我甚至能看见酒馆外面昏暗的世界，是天快黑”了，夜快来了。
门旁的桌前坐着一个帽檐压得很低的年轻人。他似乎是这酒馆中的例外，没长胡须。在白炽灯下，他光洁的脸泛起一阵阵青光，丝毫没有柔和的暖色调。他的面前有酒有菜，可他不吃。他用一根筷子拨弄盘子里的菜，他看上去优哉游哉百无聊赖，可他就是江寻。
他自然就是江寻，这判断平静地侵入我的脑海，并没引起我更多的思虑，甚至没有恐惧感。我顺利地一次就站了起来并向前迈出了一步。我回身端起酒杯，伸出另一只空着的手探路，我朝江寻走去。
“阿寻，你等我，我，我这就来。”
我坐在他对面的空位上。我依旧伸着那只手。我心里愿意像从前那样不停地抚摸他光溜溜的脸蛋。他向后躲，我只好欠起屁股，把身体极大程度地向他倾斜。可是他跑了。我明白，他这是想把我往大街上引，想在黑透了的大街上下手。
我喝了太多的酒，可并没像往日那样畅快。我没忘了付酒钱。我把票子拍到柜台上，发出牛皮鼓声一样的回响。
黄昏五时许
我奔出酒馆，一心想追江寻，要跟他去。可越来越凉的晚风不由分说就灌进我大张的嘴里，我高叫江寻的呼喊还没发出，就像喷泉那样又吐了。
我是可以追到江寻的，我也同样可以下手。
傍晚六时
朗廓胡同口上的曼丽酒家难时放送摇滚音乐。每晚这个时候它用音乐通知该去那儿的人们，营业了，快去吧。
在我们这儿，每到夜晚总是有许许多多的说法，街上可以听到的都是流浪汉的话题。而这座城里有身份有钱的人都在曼丽，那里的话题随着服装档次的提高都变得温文尔雅了。
我的头有些沉，脚步凌乱，可我很清醒。不是我说我没喝醉，我的的确确没醉。
我朝旗杆下的人们走去。旗杆伟岸可是没有挂旗。旗杆下的水泥台在夜晚却难得空出位置。有两个流浪汉坐在那扯探，其中一个高叫：
“快来人啊，他要强好我！”
不会有人过去，因为他们是流浪汉。他们找好夜晚安眠的位置以后，就对这晴朗的夜空抒发欲望。我从酒馆回家总是路过他们，我已经错过上百次机会，这次不会再错过。
两个流浪汉中的一个被人叫走了。剩下的那个就势躺在水泥台上。我推他一下，在他身体屈成的弯里坐下。
他说：“那边不是还有地方吗？”
“睡这么早没劲，起来扯扯。”
“起来就起来。”他起来坐定打量我一番，然后说：“你怎么穿得这么好。大衣哪儿来的？”
“解放军给的。”
“你没跟他干好事吧？解放军咋不给我呢？”
“不许说解放军坏话，他们都是好人。”
“那你敢不敢跟我去西草坡？”
“去干啥？”
“去看大白屁股。”他说着抬手在空中画个半圆，“又肥又白。去不去呢？有月亮什么都看得见。你只要不被他们看见，不会挨揍。他们可都是外面来的有钱人。”
“那要是没月亮呢？”
“他们有摩托车，车灯一开比月亮还亮，看得更清楚。都是日本买来的名牌摩托。”
‘宏达吗？”
“还有川奇。”
“你自己去吧。”
“你装相。那天你跟一个大个儿我们也都看见了。在贸易公司的窗户底下，你可真没劲。人家大个儿那样是喜欢你，你喊什么警察？那时候谁喊警察呀？你看你自己多丑，太不懂事。”
“你瞎说吧，我怎么想不出有这回事。”
“瞎说？真是！他们都看见了，咱们可以去问。”
他说着站起身，我就势倒在他刚才的位置上，我一阵难过，怎么会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我迷迷糊糊躺在那儿，有人推操我。我想刚才那家伙来要位置。我说：
“西草坡怎么样？月亮还是车灯？”
“嘿，哥们儿今晚撞好运了，这妹儿知道西草坡一定错不了。”
我睁开眼睛：
“你是谁？”
那胖男人费力地蹲在我跟前：
‘哪有这么问的？是跟我走还是我跟你去？”
“随你便。”我马上明白了。
“开价吧。”
“一千。”我说。
“嘿，你怎么敢跟猪要一个价，刚混的？”
“哪儿，老杆子了，跟你奶奶干的年头差不多。”
“你”
“告诉你，本姑娘一千还打不住，我有麻风、这还得再加五百。”
他像弹簧似的跳出好远。我高兴。我一说我有麻风我就畅快得不行，真神。就像没家没业的流浪汉一样，无忧无虑乐得逍遥。
我活着这么久了，从没活出现在这个味道。我哪有什么家？我不用回家就是没家，我可以睡在这儿，那儿也行。饿了去酒馆能找到各式各样的菜底板报。我再也不用洗澡，下半辈子都可以不洗。白天晒太阳，晚上看月亮。我可以在阳光好的时候把身子骨儿拿出来晚晾。把虱子挤死，把虱子的鲜血路在裤子上。别容那么多衣服，长裙短衫的纯粹是装蒜。我可以探着满是污秽的肌肤对那些我能看上眼儿的小伙笑笑，飞个媚眼，吓得他们脚步慌乱，屁滚尿流，我还可以大喊“我有麻风”冲进人群，把他们吓得望风逃窜，警察抓我我说我没麻风，在街上，那是说时候忘了说“没’字……
“你站这儿干什么？滚！”
他站在我的侧面一定很久了。我转头看他时他一劲咽吐沫。他是酒店老板娘的儿子，十五岁的小男孩，那么腼腆。
“你真扫兴，快走。”见他还没走的意思我又补上一句：“我正做梦呢，你快滚。”
“你喝多了。”他说。
“管不着，快滚。”
他站着不动，握着两只拳头。像是有种的样儿。
“小男孩你爱上找了？告诉你我有麻风。你不走就过来吧，让我给你点甜头儿。”
‘哦妈让我给你送钱，你喝酒剩的。”
他说话时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我。他紧张地往前近一步把钱放在我面前的水泥台上，然后退着走，直到酒馆。他把我刚刚确立的一切都搅了。
我不禁又生疑心，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难道我常在这儿呆吗？
夜里十时左右
我终于离开小昭广场，想去罗兰家。路上只有树木和建筑，我觉得孤单单的。可这会儿能想起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江寻，一个是老七。
老七不漂亮但是丰满，线条起伏跟洋人似的。老七跟我说她跟男人的事，总是省略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那些男人也没名投姓，就是从前有个男的多大岁数。可老七真奇怪，她这些事怎么能瞒得了我呢？
跟她谈恋爱的那小伙儿是班上最高的男生。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总爱以老七的男朋友自居。老七讨厌他这模样。
老七居心叵测，干什么总想瞒我，可我总能事先知道，这事也真奇。
老七和郑泽一块回到寝室，可别人却在教室。老七事先要四下看看，可郑泽着急去上课一劲摧她快说。
郑泽是个苍白瘦小的女孩儿。有好几个人知道她爱老七的那个高个儿。郑绝曾跟自己的密友说，她愿意跟高个儿走遍天涯海角。那密友把这话告诉了别人，大家都知道了。
老七说：“你喜欢丁文？”
郑泽看着老七，等着下文。
“我把他让给你。”
郑泽吓了一跳，她看看房门，关着。
老七说：“我跟丁文合不来。”
郑泽说：“你不怕我给你说出去？”
老七说：“不怕，我知道你认识一个叫白瑞德的，听说还当教师呢。比《飘》里的那个白瑞德年轻吧？”
郑泽嚎叫了一声，亏了大家都去上课了。
“你偷看我日记？”
“谁让你不锁好。”老七不示弱。
郑泽捂着脸嘤嘤哭起来。
老七安慰她：“我不会说出去。白老师还是白老师。师生关系本来就微妙，你又长得太动人，白老师生邪念也是情有可原。你放心，这事我也不跟丁文说。”
郑泽打开自己的小柜，拿出一本黄皮日记，老七划了一根火柴，日记在脸盆里烧了半天。
郑泽问老七：“丁文能喜欢我吗？”
老七说她有办法。
毕业不久，丁文就跟郑泽结婚了。老七绞尽脑汁却做了一件蠢事。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找到那么高又一心护着她的男人。她后来遇到的男人再也没有善意了，都是西草坡的月亮。
夜里十时半到十一时
我很快走进了那个毗邻小学校的院门，敲响了油漆剥落的厚门板。夜里声音被夸张以后传出很远。
没有应答的声音。他们说好了要等我的。我再敲时，看见了挂在门鼻儿上的那把大锁。这锁我好熟悉，老七不也买过这样一把锁吗？
老七知道那门除了暗锁还可以锁明锁。她是在学校外面的那个小商店买的。她要丁文先去等在里面，丁文却愿意跟她一块去。老七说，房子不是你朋友的吗？
老七敲门时，丁文马上就开了。他兴奋得满脸通红，他一直在盼着这时刻。老七拿着媚笑，哮着嗓子让了文先进屋别看她。丁文跌跌撞撞地进了里屋。老七一转身出门，把躲在门旁的郑泽推了进去。然后她锁了门。
我想我应该使劲敲，我要告诉了文这是老七的阴谋。我不能让他们那么尴尬地呆在一个屋顶下。
我用力敲门板。
“别敲了，姑娘。两口子一块走了。你刚走他们也走了，一直没回来。”
“大娘，他们说等我回来的。”
“那大娘就不晓得了。”
午夜十二时
我回到自己家里。你可能问我为什么不回广场流浪汉那儿去。我想我很可能有自己的打算。
我坐在床边打量我住过的屋子。我不用说我此时是怎样一种心境：屋子里像是很久以前曾住过人的样子没有一丝生机。早晨江寻还来过，可就这一天的工夫，似乎有了许多变化。江寻也不会再愿意进一次这么阴冷的房间。
屋子里推一移动的东西是石英小闹钟的指针，已经过了午夜。
我来到桌前，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随手翻一下台历，我翻到一个嫩绿的日子。是星期六，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是冬至。在这页日历的记事栏，有一行钢笔字：
“今日戒酒。”
是我的笔迹，我莫名地激动起来，我要找到那块好久不见的自动手表，我想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自动手表的日历显示的是个阿拉伯数字：
22。
就在这一刻里我把什么都决定了。
我拿出手提箱，放几件衣服进去。接着我又打消了给谁留个字条的念头。没这份必要了，既然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就不必跟已经过去的日子说三道四。
我找到火柴，拉开抽屉，拿出日记、信件、影集扔在地中央。我的用意明显不过，我要抹去有关我的一切文字影像，寄希望于未来。
由于我扔上面这些东西时过分用力（也可能是无意），影集敞开着，在我蹲到这堆东西面前时，我很清楚地看见了影集上面的照片。有两张合影，是我学生时代留下的，密匝匝的人头挤在一起。我又翻过一页。
照片上的九个姑娘站在一排铁栅栏后，笑盈盈的。我突然想起来：她们都是我同寝室的同伴儿。最左面的是老大张军，然后是老…我坐在地上，把影集放在腿上，我凑近它，我竖着食指一个一个数：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
我没能再数下去。我站起来走到镜子前，看一眼镜子中的自己，再看一眼照片上的老七。
我是老七，老七就是我自己。
照片不会撒谎，连警察也会相信。
过了许多天以后的一个清晨阳光刚由国子射进来
大夫刚刚出去，他说明天早晨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出院了。我想这时候正是上班时间，路上的行人车辆一定少不了。
我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带的东西不多。其实我剩的东西也不多。我划火柴把屋子里能燃烧的东西都弓防了。我没忘了打开所有窗户和房门，这是为了江寻，我现在也这么想，他迟早还会来，因为我们之间的事还不算了结。
我用那片被我放在固定地方的小刀片，轻轻一划，左手腕的血管立即像跳动的水管，喷突不停。我一点也没害怕，在我还有知觉的时候，心里畅快得不行，好多我这辈子也没见过的东西在眼前闪动，都像罩上了一层薄纱。
是起夜的人看见火才救了我。当我从医院醒过来时就意识到自己被彻底地挽救过来了，所不同的是我那会儿正置身于美好的幻境中。不客气地说，是他们打搅了我。
我已经向有关人员表示过谢意。
你前面看到的文字就算是一个自杀未遂者的自述吧，你怎么想她都认可了。现在她要说的最后几句话都是不打紧的，说着玩的：
“至于我的未来，我无法想象。距离下一个冬至还有许多日子。走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