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年冬天．寒潮骤至。天阴却一直没有落雪。风一住，空气分外干冷。走在外边，脸颊冻得简直都要绷裂了。多年来很少这么冷过。

当时，我虽说是艺术学院版画系的教师，因患寇心病，久已卧病家中，不常到学校去。一天晚饭前，系里来位同事，带来一个叫人揪心的消息。他说今儿白天在全院教职员工大会上，国画系的老沈又被公开点名挨了批，批得还不轻。据说是上半年市里新盖好的友谊宾馆要布置大厅，把老沈等十来位画家请去作画，老沈画了几幅山水花鸟画，构图和手法比较新奇。前天市委的文教书记赵雄去审画，居然对老沈的几幅画勃然大怒，断言老沈的画里包藏着“反党”的毒箭。虽然，在今天的全院大会上并没讲到有任何根据。但会上的人却都感到祸事临到了老沈的头上。据说老沈当时就坐在会场后边。我这位同事围坐在前边，不知老沈听后有何反应。

这位同事小坐片刻，即离席而去。我送他出门走了几步。路上，他不住摇着脑袋说：

“这老沈，何苦来呢？他明知赵雄要去审画，又明知赵雄不懂画，专门在画里找毛病，而且一直看他不顺眼，还弄什么新奇？好歹用些大红大绿涂得热热闹闹算了。何必讲究什么构图呀、手法呀、笔墨呀。现在还谈什么艺术不艺术的，保住平安就不易！何必自讨苦吃。老沈这人实在太固执！这几年数他苦头吃得大，就是不认头。真是……”

听了这话，我真替老沈担心，但没搭腔。这些年来，我早养成一种顺应生活逻辑而明哲保身的习惯，就是每逢遇到不同见解、甚至在自己十分反感之时，也把嘴巴闭得紧紧的，非特别知心决不肯多话。就这样，我默默送走同事，回转进屋，坐在桌前端起热饭，却怎么也吃不下去了。

老沈和我，还有国画系另一名教师潘大年。是二十多年前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老同学。最初老沈与我同班学习西画，那时我们都是满腹壮志，未来好似一块巨大而光洁的画布，上面满是烟雾一般、五色缤纷、流动的图画。我们的性情又极投合，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老沈在校时思想比较激进，向来刚直敢言，由此而招致学校方面把他当做“赤色分子”加以注意。他学习十分刻苦。我记得他和我同班的两年中，他画的素描和速写塞满了他宿舍床铺下边的空间。他画得又好，人亦正派，同学们都对他怀着几分敬意。那时，人们的想法很有趣！他本来很想在油画上干出一番成就，可是在那外侮日亟的年代，人们甚至以买“国货”来表达爱国热忱之际，他竟放弃了钻研得已很有成绩的西画而中途易辙，改习中国的传统国画。好似画“国画”就是爱国！这样，他便与活大年同窗，又是邻座。他俩也结为好友。解放后，我们三人一齐扛着行李卷儿、画板、柳条箱子，来到这座学院任教。他俩在国画系，我在版画系教素描。老沈才力雄厚，笔头又勤奋，成就渐渐远超出我和潘大年之上，成了画坛上的头面人物。他在教学上也很有办法，成效为人所公认，桃李满园，不少门徒都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为此，他逐渐被提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我们三人各自还成了家，关系依然如故。

老沈这个人宛如一块坚石，经历了社会生活的凿到与磨洗，非但没有圆转光滑，棱角反更突出。别看多年来他笔下变得老练成熟，待人处世仍象我们在学校时那样，保持着未曾步入社会之前的青年人的那种纯真；只是直率得有些过分，甚至还有点任性。倘若遇到龌龊、暧昧不明、不合理的事情，他嘴下向来不肯饶过。不分上级下级，连面子也不给。这也使得一些爱挑剔、不够光明磊落和好生是非的人怵他，躲着他，不敢惹他，而另一些软弱、嘴笨和常受欺侮的人则羡慕他，想学他却学不会。是呵，性格是不能模仿的。软弱的人模仿一条刚强的汉子，反而会把自己用迁就和忍让筑成的防身的堤坝拆掉，搞得一团糟。有人说他是“天生的一副傲骨”。他听到这句评语，便咧开那给烟熏得发黑的嘴唇笑了：

“哪儿来的傲骨？不过是不想做纸糊的人。细竹条扎的骨架，一轧就碎，风一吹就弯腰。”

我呢？虽然在处世上比老沈沉着得多，很少与人磨擦，但在学术上却与老沈有些相似之处，即认真，不肯听任与自己不同的意见，甚至好争论，借以辩护己见--当然，在后来的不准在艺术上存在个人见解的年代，我这些容易招惹麻烦的性格习惯改了不少。不过，在那时，我与老沈常因为艺术见解上的分歧（现在想起来，我基本上属于保卫正统艺术观念，他却一直主张革新），两人吵红过脸。虽然艺术上相矛盾、相对立的观点并非是非关系，但我俩都常常会误把自尊心当做一切，一吵便弄得不欢而散。加上我们又不在一个系里工作，我与他的关系渐渐不如他与潘大年更亲近一些。潘大年比较温和、拘谨，向来不会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与人相争。不过，我同老沈这些大磨擦，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友情和艺术上的钦佩。好象几个小石子儿，怎么也填不满两人年深日久汇积成的深深的友情的湖泊。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三人一起受到冲击。一个时期内还关在同一间“牛棚”里。

做为那时狂热的学生们所攻击的目标，老沈比我和潘大年突出得多。他是系主任、名画家、本市文艺界的台柱子，被认做当然的“黑线人物”，自然也是首当其冲。家被抄了，住房被压缩了。我和潘大年是同他一起到这个学校来的，平日关系又好，便受到株连，一度被打成“小三家村”。每次开批判会，他头一名被押上台，随后便是我和潘大年。后来我们三人都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学校复课时，潘大年由于罪过最轻--这当然也是沾了他自己平日谨小慎微的便宜，而最先被调回学校。过半年，老沈也被调回学校。象老沈这种人，好坏事都少不了他，无论把他揪出来打倒，还是给他落实政策，都是由于形势需要，也由于他是个主要人物，这样做了就成了当权者工作中的成绩。我则不然，我是学院里的二流教师，家庭历史又有些问题，便象被遗忘了似的在农场、在春夏秋冬的田野．上整整呆了三年，后经老沈等人向院领导再三请求，才把我调回来。上课不久，竟然闹起冠心病来，就在家中养病，平时很少出门，只是偶而到老沈家去坐坐。

老沈受过重创，并不见有很大变化。一心授课和治学。在当时，艺术问题很容易被扯到政治问题上去，搞艺术的人闭口不谈艺术已成了正常的事。唯有老沈不这样，好似他是刚从天际下凡的外星人，对艺术仍是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地钻研笔墨上的创新。每当他谈起艺术来，就要站起身边走边说，好象一个得胜的将军在谈着他的部队。他以前谈艺术时并不如此强烈地冲动，他的冲动中，仿佛有种故意与什么人、什么势力相抗争的情绪。这情绪过于明显地外露着，叫人担心。我曾郑重地告诫他，并用一种吓唬他的口气说；“你难道不懂一句不沾边的话也能被他们上纲，说打成你什么就打成你什么？！你苦头吃得还不够，难道中了魔？不到黄河不死心，非得倒了大霉，一个跟头栽得爬不起来才踏实了？你就不能不说话？不再谈什么艺术不艺术的了？”忽然我停住口，因为我瞧见他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偏执的、不满的、挑战似的光芒，隐隐还有对我的一种牌照。他把手激动地打了一个制止我再说下去的手式。他说：

“不能！”

我默然了，垂下头来。却没有怨他如此对待我，因为我了解他。艺术在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心中的位置，别人是很难想象的。但我懂得，原先我也是这样，只不过我放弃了，或者说是收藏起来……

在那个风云多变的时代，他的处境并不稳，随时都会因波涛骤起而覆舟落水，由于他是名牌货，又总有一个把柄露在外边，很容易抓住，好象一块煮起来还会有味道的大骨头，成了一些人枪头上准星里瞄准的目标。我一直暗暗为他揪心，同时预感到祸事迟早要飞到他头上。就象在弹丸纷飞的天空中，一只不肯躲藏的照旧飞来飞去的鸟儿，早晚会被一弹击中而倒栽下来。但对于他，我毫无办法，似乎只有等待这场悲剧的来临。

现在，祸事果然临到他的头上了。他怎么样了呢？

想到这儿，我饭也没吃，戴上一顶厚厚的棉帽子，去他家看他。

我推开门。只见老沈坐在一张破旧的、掉了漆皮儿的小圆桌前。手里捏着一个六边形的白瓷小酒盅闷闷独酌。他见我来了，没有起身，只略略拾一抬他胡茬浓密的稍尖的下巴，叫我坐在他对面。然后才起身，拿一双极普通的廉价的竹筷子和一个同样形状的小酒盅给我。他用筷子头点点桌上的酒肴，示意我喝酒吃菜。

桌上摆着几只碟子，每只碟子里都是不多一点小菜：炸花生米，香千条，一段咸糟鱼和拌白菜心。另有一只竹没儿，放儿张饼，盖着块发黄的笼展布。碟儿中间有十多只鲜红的大干辣椒。老沈是四Jll人，他教学时为了使学生们听懂自己的话，苦练过几年京调，家乡口音竟很淡薄了。

我也不客气，只管吃酒。以前我来串门，常常遇到他喝酒，每次都坐下来陪他喝两盅。今儿所不同的是，气氛格外沉闷。。老沈也不象往常那样，端着酒壶一个劲儿地劝喝，并放开公鹅一般的响亮的嗓门，高谈阔论起来。即使在这心头颇感重压的两年里也是一样。但今儿他坐在我对面却一句话也不说，低头不住地喝酒，也不夹菜，白口咬着一根干辣椒来下酒。这辣椒想必很辣，使我这江南人望而生畏。

他穿着一件对襟的黑绸面的中式小棉袄，紧紧包着瘦瘦的身子，怀里照旧是鼓囊的，那里边多年一直揣着一只墨绿色的胶皮热水袋。他有胃口病，怕风寒，还是长期的高血压患者，人就过早地显得苍老，头发白了不少，梳成老年式的背头，但头发硬，总有一些不服贴地翘起来，散开，并象野草那样横竖穿插着。他又象个贪玩的孩子那样不爱剪发，长长的鬓发快盖上耳朵了，发根压在领口上。他习惯于抬起左手（因为右手总拿着笔），挖开手指，往后理理乱发。可是头发亦如其人，颇不依顺，才弄平整，头一动就四面八方地支楞起来。

他额顶的头发脱落不少，这是他艰苦的脑力劳动的见证。前额因之宽展开来，似乎占了整张脸的一半，圆圆的、鼓鼓的、光滑的，象个地球仪，上边有几条青筋。很象地球仪上所标示的山脊和河流。每逢他冲动的时候--无论兴奋还是恼怒，这些青筋就鼓胀起来。当下又都鼓鼓地凸起了。眉头紧锁不展。

我俩象在小酒店偶然同桌的陌客，都在喝自己的闷酒。

他身后的小铁炉子上放一壶水。水早开了，哗哗地响，热气顶着壶盖儿，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从垂挂着一块旧蓝布棉帘的里屋传来轻微而均匀的鼾声。那是沈大嫂在里屋睡觉。沈大嫂体质不好，他俩结婚十六、七年，没有孩子。只要他在外边遇到不痛快的事，家里就显得分外寂寞。

他从原先的两间大房子被压缩到这儿来。虽说里外两间，按面积只有一间大小，里边只能放一张双人床铺。接待来客、吃饭等等活动都在外屋。这外屋又是老沈的书房和画室。四壁上，用按钉、大头钉和铁钉钉满他的画稿和草图。有的几张重叠地钉在一起。靠墙还扯了两条线绳，把无处悬挂的画用竹夹子象晾衣服那样夹在绳上。屋角摆了一张画案，案上一半被成堆的书籍画册所占据，另一半铺着作画用的毛毡。前端堆着砚台、水盂、颜料缸和印床之类，杂乱不堪。墙上挂着两个筷子篓，一个放筷子，另一个却插满长短粗细的画笔。还有个绳钩。晚上他把屋子中间的灯拉过去，勾在绳钩上使之垂在画案上头。就这样，他便把不肯用于睡眠的时间耗尽在苹盏灯下。－－一

我不断地膘着他额上凸起的青筋，几次想开口说话，又怕惊扰他。他却冷不丁儿说一句：“你还是不肯尝尝这干辣椒吗？它辣不死你，你怕它作啥？”说罢，他抬起黑黑的大眼睛直瞅着我，浓浓而整齐的眉毛也扬了起来，这眉毛，象是他良己画上去的。看他这神气，听他这口气，显然他把心里憋不住的东西带了出来。

我想了想，用一种含蓄的方式探问似地对他说：

“你们四川人吃辣的确有些能耐。不过太辣了，你是否受得住？”

老沈听出我话中的含意，立刻现出不满的神色。不过这一次他没和我争辩，而是端起一满盅酒，一口喝下半盅，低头略打一下沉，猛地一仰脖子，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随后在碟里寻了一只手指般粗的大红辣椒，放到嘴里嚼着，并朝我笑了笑。这笑声，有一种挑战、任性和倔犟的意味，和因为酒的刺激而放纵不羁的劲头儿。这时，他站起身，走到墙角的画案前，在毡子上铺开一张雪白的画纸，磨好墨，又从墙上的筷子篓里取出一支长锋、尖头磨秃的狼毫画笔。始终一声没出。我却知道，他要作画了。便替他把悬垂在头顶上的灯拉过去，用绳钩勾牢。

老沈手握笔管，对平展展的白纸凝视片刻。忽然，他的双眉就象受惊的燕子的一双翅膀抖动一下，仿佛胸中有股激情奔涌上来。跟着，这激情跑到他的笔管上，这笔管就在他手中狂乱地抖颤，随即他的臂肘一抬，那饱蘸浓墨汁的画笔如同鹞鹰击兔一般倏然落到纸上。笔管闪电似地挥动，笔锋在纸面上来回翻转、戳擦，宛如狂风吹舞的柳条拂扫水面。在洁白的纸面上出现一条变幻着的捉摸不定的墨色的形体--但这只是须臾间的感觉。随后，一株苍拙劲拔的老梅树跃然而生。这时他的笔头落入盛满清水的水盆里一晃，笔上的墨在水中象乌云一样化开，混成灰色。那笔又在粉罐里猛点两下，重新落回到纸上。冲动而颤抖不止的笔头横额竖抹，一边豪放而不经意地把水点、墨点、粉点弄得淋漓满纸。于是，狂风暴雪，立时成形。他好象把外边逼人的严寒，用手中的笔卷来，抛洒在画面上。那些梅树的枝条愈发显得雄健、刚劲和峭拔不屈了。。他的肘腕肩臂、乃至全身都在用力，左手撑着桌边，仿佛不这样，身子就要扑在画上。由于振动之故，两组头发滑落到额前，他也不去管，任它们在光滑的鼓脑门上象穗于一般摆动。静静的屋中，只响着他带着脱力的笔锋在纸上的磨擦声，还有笔管磕碰水盆和色碟的叮当声。我斜瞅他一眼，只见他的嘴角用力向下一撇一撇，不知是浑身用力之故，是嘴里没有嚼尽的干辣椒所致，还是一种苦涩心情的流露。此时，他额上的青筋全都鼓凸出来，暗暗发红，是激动的热血在那里奔流……

这时屋门开了，从外边走进两个人来。我一看，原来一个是潘大年。另一个是老沈的女学生--当下也是他的同事，名叫范玻。我朝他俩点点头，并使个眼色示意不要打扰老沈。他俩点头表示明白，而悄悄摘去围巾、帽子和口罩，立在老沈身后看他作画。看样子，老沈知道他们来了，但他此刻正沉浸在一种忘我的冲动中，并没分神和他俩打招呼。范换和潘大年站在老沈身后时，脸上带着因为出了事而异常沉重的神色，但目光一落到画面上，表情立刻发生变化--他们给画上传达出来的、苦涩又刚强的心声打动和感染了。范被那双秀美的眼睛顿时包满亮晶晶的感动的热泪。潘大年摇着他胖胖的脸，神情感慨万端，止不住从胸膛发出一声声微弱而低沉的叹息。

老沈落好墨，换一支洁净的大羊毫笔，从洋红碗儿里蘸了浓浓的颜色，在梅树枝头点上几朵花儿，补上蕊。花丰蕊饱，艳丽如洗，光颜夺目。于是一株傲霜斗雪、不畏强暴的梅树便十分神气地跳了出来。它毫无淡雅幽婚之态，而全然是一派处在逆境中豪杰志士的风姿。然后他又拿起那支狼毫画笔，用枯笔蘸墨在画幅上端写了“斗寒图”’三个醒目的大字。字迹端庄沉着，刚毅跌宕，颇含金石气息，好象是熔了铁水铸上去似的，控也挖不掉，并与画风十分相合。

他署了下款，又把画面略扫几眼，稍微补缀，便“嘈”地掷笔在案头。扭头看看范模和潘大年，最后把B光停在我的脸上，咧开发黑的嘴唇笑了。他皓自的牙齿上沾着许多嚼碎的鲜红的辣椒末。神气自豪和昂然，目光闪闪跳动，还带着一些没有挥洒尽的激情。他很是得意，因为他用这幅画无声地回答了刚才我那句含蓄的问话，也回答了我们的关切。

我受了强烈的感染。范破和活大年也挺激动。我画了多年的画，从来没被一幅画这样感动过。当然它打动我的一半理由在于画外。潘大年冲动地说：

“老沈，你这幅画扫除了我们心里的担忧。看了它，什么话也不用再说了。人就该这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嘛！”

老沈听了，顿时感动得眼圈都发红了。他咬着下唇，似乎在克制自己要奔涌出来的一种情感。潘大年对他说：“我有个要求2”潘大年的表情郑重又诚恳。

“什么？”

“把你这幅画送给我吧！这幅画可以说是你的代表作。不。它就是你！画得实在太好了，简直难以描述。杨无咎、王显、金冬心虽好，但决无此豪气。不，不！这又决不只是有一股豪气，它……”潘大年说不下去了。看来他心中的话要比它表达出来的多得多。

又是友情，又是知音，此时此刻对于画家来说，没有比这些能够从中获得更大的安慰和满足了。他抬起左手往后理了理头发，精神显得分外里锻，同我刚才进屋来时的神情两样。“好！”他不加思索便答应了。立即回身在画面盖好印章，把画卷成卷儿交给了潘大年。我记得，在活大年高高兴兴接过画时，我心里曾产生过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可是没等我去想，外边就有人敲门，范模去打开门。只见六七个男女青年站在门口。原来都是老沈的学生。大概他们得知老沈挨批的事，象我们一样放心不下，都来看望他。这情景我见了，心里很受感动。

老沈自然更是感动极了。他伸直胳膊，向怀里招摆着手--每逢学生走进他家或办公室时，他都是这么亲热地打招呼。学生们走了进来，他忙着给学生们张罗座位，斟热水，兴奋得很。学生们对他这种神情先是惊异，随即都相互宽心地笑了。他们深知这位教师外露、刚韧和乐观的性格。虽然他猝然横遭挫折，但学生们所希望自己的教师应变的态度正是这样的。

人多了，小屋子顿时显得拥挤。我不想占着座位，遂向老沈告辞j范玻也要与我一同走。但这时却不见潘大年了。我们走出门，才发现潘大年躲在门外。口罩围脖包裹得严严实实。快把脸遮住了。大概他觉得老沈出了事，他来看望，此事若被学生们传扬出去，于他不大好吧！

老沈把我们送到院门外，范疾忽然疑虑重重地说：

“沈老师，您参加市美展那幅画是不是先撤回来？”

“为什么？”

“赵雄肯定要去市美展审画。我看他已经盯上您了。别叫他再来找您的麻烦。”．

“不！”老沈坚决地说：“我那幅画找不出什么毛病。甭理他！”

潘大年也在一旁说：

“我看也是撤回来好，有人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来，别再多事了！”

老沈听了却笑起来：

“那倒叫他挑挑看。世界上这种稀奇的事不多见，我很想由此长长见识！”

显然，老沈并非不知此中的利害，看他的神气，他分明抱着一种倔缓和抵触的情绪。这情绪于他是不利的，有害的。一个手里只有一支画笔的画家与一个掌心握着无限权力的大人物作对，会有什么结果？我真不明白，老沈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竟如此愚顽。我刚要上前劝诫他，他却已经对我们摆了摆手，转身走进院子里去。

我和潘大年、范换三人同行一段路，所谈内容主要是怎样规劝老沈撤回他参加市美展的作品。在我们三人该分手各自回家的当口，我觉得心里还有件什么悬而未决、隐隐不安的事似的，跟着我明白为了什么。便对潘大年说：

“大年，老沈这幅画你可得收好了。别给人乱看！”

潘大年听了，摇了摇他胖胖而扁平的脸，含着笑反问我：

“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吗？”

听他这话，我便放心回家去，脚步比来时略觉轻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