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在无声的静寂中汇合。忽然，闪电用它尖利的手撕裂天空；霹雳用它粗壮的声音的锤震撼大地；狂风扰动起一切空间。大自然在这紧张的喧啸中显出蓬勃的活力。万物被暴雨猛烈地、彻底地冲刷之后，涤尽了污垢，无一不呈现出本色。汹涌的洪流使旧日沉默下来的长江大河重新变得生气十足，然而，它不可抑制地冲决堤坝，泛滥开来……
回溯一下吧，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生活中骤起的无比剧烈的风暴！
这是光明赢得了胜利之后，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一次大反复。
一下子，无形潜在的对立，变得具体可见，尖锐地冲突起来，殊死地搏斗着。所有人的目光都从日常的事物上移开，凝望着一件抽象的最庄严的大事：党、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命运，也思考着自身。几万万人，不管是投进，还是被卷进，都在这疾转的斗争旋涡中跃动。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在发生转折。
刹时间，界限没了，准绳没了，秩序没了。更多的是怀疑而不是信任，更多的是废除而不是保留。存在的一切，都需要重新甄别、判断和划分。一切人都要重新站队。一些人过了时的面具揭去了，另一些人悄悄蒙上更应时的面纱。敌我友、真与假、忠与奸、是非和曲直全纠缠一起。赤诚的战士、政治的赌徒、利欲熏心的冒险家、化了妆的魔鬼，一时混杂不清。拔剑相向的双方有时恰恰是阶级的手足；并肩的伙伴很快又化为仇敌。这是空前奇特的、不可思议的、不拿枪的大混战。
斗争渴望行动，行动需要精神。在众人注目的地方，巨大的标语，显示着一种空前激烈的情绪。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社会空气搅得异常紧张。当一系列暴烈的行为被奉为“革命行动”，而风行于世的时候，它的矛头所向，即刻化为灾难。检验它的代价无法计算。另一边，权威在被窃用，真理在被偷换。冒牌货总有它更为炫目的外表。隐身的骗子们在蜜果四边撒下拌了糖的毒粉，在征途两旁布下铺了花的歧路。分辨它，不单需要时间，还免不了经受痛苦的磨难、上当、受害，留下深深的创伤。这也是成就一身钢筋铁骨前真正的锤炼。历史即便在重复，也以一种完全陌生的、全新的形式开始的。革命是开天辟地，不是精雕细刻。它要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它把它的教训留给后人。
现在呢？炽烈的气氛象热空气注人人们的大脑。脑袋里的细胞发了酵似地膨胀起来……一白慧，十七岁的姑娘，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她穿一身绿色的军衣，和她的同学们站成一排，横穿马路，象占领城市的队伍那样把一条街的街口封锁住。
身后是他们的学校。今天，另几个学校在这里联合开批斗大会。白慧他们执行保卫会场的任务。
他们的左臂上套着一色鲜红的臂章。在那过去的、使人不能忘怀的、可歌可泣的时代，红军、工人纠察队、农会，都戴过它。这是正义、光荣和神圣的标志。她感到今天戴上它，不单很神气，还意味着过去那严酷的斗争又回到身边，红色的天职落在他们身上。他们每人手里端一支军事操练用的模拟的木枪，并不觉得是一种象征。感觉是真枪，是讨伐旧世界残余的逼真的武器。
愤怒的火在白慧心里猛烈地烧着。心里没有杂质，火烧得那样纯，还有两朵炽热的小火苗跳到她细长的眼睛里。在挑起来的黑眉毛下边，闪出逼人的利剑似的光芒。这张白晰、清秀、少女的脸儿冷若冰霜。她抬着细俏的下巴，凸着微微隆起的胸膛，双手象拚刺那样端着木枪。自我的正义感在她身上塑造了一副感人的姿态。
她和所有的女同学一样，把辫子塞进军帽里。军裤簇新而碧绿；军衣褪了色，是爸爸当年的战服，曾在漫长的征途上雨淋日晒发了白，有硝烟熏黄和子弹擦过的痕迹。袖子上还有一个枪洞，正是爸爸当年负伤的地方。这个洞眼已经给一块略新些的绿布补上了。细细的针脚是死去的妈妈留下的纪念。爸爸一直珍藏着它。白慧非要不可，因为穿上这件褂子会感到充实，增添许多力量和勇气。
褂子大。她个儿不高，还没有长饱满。帆布腰带紧紧一扎，下边的衣襟象短裙一样张开。
后面有人喊她。她回过身。
一个瘦高、穿绿军衣绿胶鞋的小伙子跑来，到了她的面前。这小伙子长得端正，脸盘瘦削，轮廓象刀刻那样清晰有力。一双眼大而亮，显得很精明，只是两眼的距离近了些，挤在隆起的笔直的鼻棱两旁。他叫郝建国，现在改名叫做“郝永革”，是白慧的同班同学。原先，郝建国是学校团总支副书记，白慧是总支委员。目前，共青团不再工作；学校、教师、同学这些概念也不存在了。他们一切都是军事化了，“红卫兵”这个极端的组织取缔并代替了一切。郝建国做了连长，白慧是排长。噢，对了！连排长的胸前还都悬挂一只亮晶晶的金属哨子。
“白慧，批斗会马上开完了，各校押走的那些坏家伙都要从这儿经过。咱们拉开阵势，等他们来了，再狠狠压压他们的气焰！”
白慧嘴唇抿得紧紧的。在微微张开的唇缝里吐出了三个字；
“我知道！”
白慧吹响哨子，下了命令。她的一排人立即向后转。一排木枪头向着学校的大门。
大铁门漆成红色。一长方形的洋灰门垛上挂着校牌。在迅急扑来的新思潮中，校名改了，来不及重新剧写，就在牌子上贴一张刺目的黄纸，写上“红岩中学”四个墨笔字。大门两旁的高墙全被大字报盖住。这些大字报揭发、谴责、控诉昨天站在讲台上的所谓“有罪”的人。无数粗大的惊叹号和狂怒的词句混成一片。“我校必须大乱！”“坚决砸烂校党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大幅横标穿插其间。远处，教室大楼、办公楼、图书馆、实验楼，从下面墙根到三楼的陡壁也都给大字报和标语包严。看不见砖，象一个写满了字的大纸盒子。屋顶上插着红旗，站着几个绿色的小人影。那些小得勉强能看见的胳膊激烈地挥动着。
校园里的批斗大会进行最后一项：呼口号。一阵阵接连木断的声讨敌人的怒吼，如同重炮阵地在打炮。巨大的声浪越过院墙，象擂动战鼓一样擂动白慧的心。她的脸颊火辣辣的，烧得通红通红。紧攥着枪杆的手背上的血管，象秋海棠的叶脉那样鼓胀起来。
郝建国大步跑到一排人面前，仰起头高喊：“同学们！敌人就要来到咱们面前。对敌人应该怎样？”他的声音很嘹亮，金属一般，象吹铜号。
“狠！”一排人整齐地呼答同一个字。
郝建国满意又振奋。他看了白慧一眼。
白慧没喊出声。她心里有更激荡的字眼。
大门开了。
被斗争的“罪人”排成竖行走出来了。按规定，他们穿蓝或黑的褂子和裤子。一律低头，垂着胳膊，慢腾腾地走来。两旁是持枪的学生，象押解俘虏那样。
这些人在白慧的眼里逐渐清楚了。高的、矮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白头发的、花白头发和黑头发的；还有的被剪成秃头的。他们一概失去了素日的神气。狼狈、灰溜溜、服服帖帖。一大群学生在后面呼口号。
郝建国在她耳边说：
“中间开个口。叫他们一个个通过。认罪、态度老实的，放过去；不老实的，打垮他的气焰！”
封锁线中间开一个小口。
白慧端着光溜溜的木枪站在一边，郝建国倒背手威严地站在另一边。第一个俘虏走到通过口。他在白慧硬梆梆的枪头前停住了。郝建国用审问的口气喝道：
“你是干什么的？”
“我吗？”这是个瘦瘦的人，头发很长。他略微扬起头说，“我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历史上当过……当过中统特务……可是早已结案了。”
“放屁：”郝建国立即怒叫起来，“什么结案？！以前结的案，今天都不算了！你那是给修正主义路线、给走资派包庇下来的！走资派搞招降纳叛，就是想用你这种人向无产阶级进攻，搞破坏！要不是走资派包庇，你早该给砸得粉碎了！你还不服罪吗？”
“我是有罪！罪孽深重！我做过特务。我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被郝建国和这场面吓得赶忙顺应地回答，不敢再做半点申辩，然后抬起上眼皮窥探着白慧的态度。白慧见他长着一副可憎的容貌，没有血色的干黄的脸，拉得很长，形状象鞋底；松弛的向往下垂，面颊上都是垂直的深沟；嘴角向下撇，带一种霸道惯了的样子。只看这样子就知道准不是个好人！但此刻他眼里却放出恭敬、殷勤和乞怜的神情。
他是特务--白慧想--反革命的暗箭。手上沾着革命先烈的鲜血，灵魂是一摊乌黑的臭泥。白慧曾经在银幕和图画上看过的那些特务可憎的形象与眼前这个人重迭在一起了。她气忿得声音都颤抖了：
“你……你认罪吗？！”
特务埋下头。“认，认罪。我接受监督改造，重新做人，赎自己的罪恶！”他做得太服帖了。软软的，象一团破絮；不管他真的也罢，装出来的也罢，反正对他使不出劲儿来。白慧的脸然白。
郝建国不想为他耽误时间，朝他大吼一声：
“滚！”
特务走过去。第二个人停在这里。这是个白发、方肩膀、结实的男人。他嘴唇发黑，穿一双矮(革幼)的绿球鞋。
“你是干什么的？”郝建国喝问。
“当权派！”
“你认罪吗？”
“认罪。我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我接受革命同学的批判！”他诚恳地低声说。
“滚！”郝建国吼着。
跟着第三个、第四个……十几个。随后是最末的一个。
这是个中年妇女。个子不高，胖胖的，蓬乱的花白短发，黑黄脸儿，穿一身抓皱了的旧蓝制服，裤腿和胳膊沾了土。她和前面通过的人不一样，没有低头，眼睛瞧着前方，慢慢地走来，站在白慧的枪头前。
郝建国的目光忽然象聚了焦似的，炯炯放光。他敏锐地从这女人身上发现了一种顽固的迹象。他叫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低头？！”
这女人抬起她一双眼，又黑又大，相当沉静，直视着郝建国和面前持枪的女孩子清秀、却冷若冰霜的脸。
“你为什么不回答？”郝建国威吓地叫着，“你是当权派吗？你不认罪吗？”
“不，同学们，我是人民教师。我，没有罪！”她一字一句平和又执拗地说。
女教师的回答大胆到了极点。学生们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先例，先是感到意外、惊讶，跟着被激怒了。在这种场合，反抗是一种刺激剂，马上引起一片不可遏止的吼声：
“她不老实，不认罪！”
“这是向咱们挑战，是反扑！”
“好顽固！打垮她！打垮她的反动气焰！”
女教师的态度依然那样沉静。她的做法可以认做是失去理智了。她对着四周愤怒地叫喊着的人群，固执地说：“不，过错我有，愿意接受同学们的批判；罪，我没有。我一切都为了党，为了祖国……”她居然眼泪汪汪了。
郝建国一把抓住这个顽固而死硬的女教师的衣领，用力摇着，冲她喊道：“你放屁，你毒害青年、腐蚀青年；你妄想把我们培养成修正主义分子！不准你的臭嘴玷污我们伟大的党！你为的是国民党，为了复辟你失去的天堂！”然后猛地搡开她。
“我？为了国民党？天堂？你们怎么知道……”她说不下去，流泪了，嘴角痉挛般地抽动着，使干裂的嘴唇渗出血来。
郝建国踮起脚对同学们大叫：
“同学们！在我们中间这个敌人是顽固不化的！她不服输！变相地和无产阶级拚刺刀！咱们怎么办？”
跟着响起一片喊打之声。
押解女教师的一个瘦小的男学生对白慧和郝建国说：“她是我们学校里最顽固、最反动的。怎么斗，怎么打也不认罪。要不今天弄到这儿来！就是想打垮她的气焰，她还是不服！”
白慧听着，狠狠咬着下唇，死盯住面前这个顽石一般的敌人。
女教师黑黄的脸上满是汗污，油腻腻的。失去光泽的象鬃麻似的花发粘在上边，显得狼狈。痛苦的表情使这张脸变得更加难看。在白慧仇视的眼里，简直丑恶极了！白慧心中的怒火，已经猛烈燃烧起来。
郝建国忽从身旁一个学生的手里夺过木枪，叫着：“今天非叫你老实不可！”他的动作很大，疯狂一般抡起木枪。左右的人要不是急忙躲闪，很可能被枪头扫上。木枪带着一股有声的迅风，“蹦”地打在女教师的双腿上。
女教师猛摔在地上。剧疼使她来回打了两个滚儿，双腿抽搐似地一直弯曲到胸前，两只手胡乱抓着腿上挨打的地方。她没叫喊，而是偏着脸对郝建国哆哆嗦嗦、愤怒地说：
“你们、你们这么做，不是革命，是法西斯！”
白慧的怒火爆发了。她的脸象喝醉酒那么红。脖子、耳朵都红了。她大叫：
“反动，反动，你诬蔑革命，对抗革命！”
郝建国喊着：
“打，打，打，打死阶级敌人！”
学生们怒不可追。有几个学生拥上去，手中的木枪在头上闪着，在狂乱的冲动中砸下去。没有选择，一支枪的枪头击在路面上，折断了；郝建国不停地把他砸下去的枪棒再举起来。白慧挤在这几个人中间，朝敌人狠狠一砸。这一刹那，她感到身后有人拉了一下她的胳膊，但没起作用。木枪头打在女教师的头上，位置在左耳朵上，靠近太阳穴的地方。几乎同时，一股红色的刺眼的鲜血从头发里涌出来，沿面颊疾流而下……这之后的一瞬，女教师的肩部还挨了另一支枪重重一击。
女教师从胸腔里哼出沉闷的一声。她黑黑的眼睛睁得特别大，最后的目光停留在白慧的脸上。这目光好象没有任何含意，象井里的水，黑亮亮，冰凉的，随后闭上眼。脖子失去了支撑力，脑袋象个鼓鼓的布袋子撞在地上。
白慧身旁一个矮小的女学生，不由自主地叫出声：
“死了？！”
这声音如一股电流从白慧全身流过。她控制不住自己，惊栗地一抖，不自觉收回了木枪。刹那间，好象一切都停止了，不存在了，只留下一个可怕的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耳听郝建国依然怒气冲冲地喊着：
“装死！她装死来对抗运动！先把她押回去！”
白慧一动不动地立着，眼瞧女教师被几个学生拖走。女教师整个身体的重量全压在那几个学生的胳膊上。那一群人挤在一起，晃晃悠悠地走去。好象一架行进艰难的笨重的耕地机。后面伸出两只耙，那是女教师的双腿，软软地拖着。脚尖在地上擦出吱吱(口丑)(口丑)刺耳的尖音，在给伏日晒得快融化了的柏油路面上，划出两条歪歪曲曲、断断续续、漆黑发亮的线。
白慧的目光无意中碰到自己的木枪头。那里粘着一块鲜血，蚕豆一般大小，湿的，粘稠的。她看呆了。
郝建国正在她身旁，敏锐地看了她一眼。说：“看什么？这是光荣的，我们就是要和敌人血战到底！”说着，他跑到同学们的前面，举起手里的木枪，用嘹亮的声音叫道：“同学们，战友们！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敌人并没有全部缴械投降，他们还在疯狂地进行反扑。用狡猾的伎俩和我们较量。我们要鼓足勇气，不能退缩。在敌人面前退缩是可耻的！为了保卫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给我们换来的胜利果实，为了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们就是要和党内外的阶级敌人血战到底3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血战到底！对顽抗之敌，必须用革命的铁拳砸烂他们！格杀勿论！”他给自己的话冲动得满脸通红；脖子伸长，使枣儿大小的喉结整个凸出来。他使着全身的力气，两条瘦长的胳膊激烈地比划着，好象在空中胡乱划着圈儿。挂在胸前的哨子象秋千那样摆动跳荡。他用喉咙里最高的一个音节，鼓舞他的同学，“敌人在磨刀。我们呢？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们什么也不怕，为革命敢做敢当，敢于冲锋陷阵，浴血奋战。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的！”他把拳头用力举到可能的最高点。
勇气又回到所有人的身上。热血重新沸腾起来；在口号声中，一齐庄严地举起手里的枪。白慧也举起枪。在她白白的脸上，自我的正义感赶跑了刹那间的惊慌，恢复了先前那种冷若冰霜的容颜和坚定的神情。刚才给疑虑弯曲了的眉毛，此刻又昂然扬了起来。
然而，枪头上还粘着那块血，看上去有种肮脏和腌(月赞)的感觉。她转过枪头，使那块血看不见，但这杆枪拿在手中仍觉得不舒服。她急于抹掉它。在回到连部时，她乘别人不注意，装做无意那样，将枪头在门框上用力一蹭。她再没敢看，谁知那块血留在什么地方了。二她做了整整一夜恶梦。
一大堆破碎的、可怕的形象纠缠着她。其中一个短发的女人背朝她站着，就是不回过头来。她恐惧得使劲喊叫，但怎么也喊不出声来；跑也跑不掉。
爬到窗前的火一般的骄阳，用热辣辣的针芒把她刺醒了。她探开眼睛，看见一面雪白的墙壁，显得特别干净、纯亮。随后是柜子、门、发光的玻璃杯、衣架；衣架上挂着一件套红臂章的绿上衣和哨子。爸爸坐在过道的方桌前吃早饭。
她起来梳洗过，在爸爸对面坐下，拿起大饼和腌菜卷成个卷儿，闷闷地吃。爸爸戴着一副普普通通的黑边的花镜埋头看报纸。他象编辑看稿子，逐字逐句，唯恐失漏什么似的；嘴唇轻轻蠕动，无声地念着报纸上的话。他满头花发正对着白慧。白慧的目光忽然惊跳一下，这花发使她又仿佛看见昨天那个同样花了头发而不知死活的女教师。她心里还残留着方才梦中的感觉。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爸爸问，眼晴没离开报纸。
“我？”--难道爸爸知道了什么？
“当然是你。昨夜你又喊又叫。我叫醒了你。不一会儿又喊起来……”爸爸的目光仍滞留在报纸上。
“……我喊些什么？”
爸爸抬起头，从透明的镜片后面看了女儿一眼。女儿的脸自得象梨花瓣儿，目光惊疑不定。
“我一句也没听清楚。你怎么啦？小慧。”
“没什么。我们……昨天开了整整一天会。太累了！”她好象急于要把什么秘密掩盖住，又怕脸上露出破绽而扭向一边。
爸爸注意又疑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低下头，接着看报纸。
爸爸近来沉默了。
本来他也不爱说话。整天忙他的工作，很少对女儿讲话。耍是白慧回忆起爸爸说过的话，差不多每句都能记得，因为他说得实在太少了。有时，爸爸那张方方的、红润、皱纹很深的脸显出高兴的样子时，会多说两句什么“好家伙，这回提前一个季度零两天！”或者“这回可好了。来了一台新式铣床！小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就好象……好象当年弄到手的一挺机枪！来，爸爸今天高兴，出去请请你！”于是，父女俩就出去吃一顿丰盛的饭。
爸爸的话顶多如此。也许因为那时她是个小孩子，对她说有什么意思？后来她大了，老习惯也延续下来了。她所知道的爸爸的一些情况，还是从爸爸单位来串门的叔叔伯伯口中听到的呢！连爸爸由办公室主任提升为厂长、兼任书记的事，也是从旁听来的。爸爸的单位是个机床制造厂。原先有五百人，后来听说发展到七百人、八百人、一千多人了。她去找过爸爸。那儿有六七层楼高的大烟囱，机声震耳的大厂房。开会和演电影的礼堂又漂亮又气派。在厂里找人办事，常常要骑自行车才行。她从爸爸的同事和朋友那里，感到爸爸是个宽和、正派和值得尊敬的人。
爸爸常把女儿从自己的日程表上挤出去，很晚回来才想到女儿没吃饭，他挽起袖子动手来做。这时，他会对女儿歉意地笑一笑，还要骂她“小累赘！”他就这样爱自己的女儿。多年来，白慧没过几次生日。大多是因爸爸忙得安排不了；或者忘了，也是因为忙。但妈妈牺牲的日子，年年都要纪念。每逢此日，父女俩的神情都分外庄重。在悬挂在墙上的妈妈的遗像下，摆一个用白纱、丝带和花纸自制的精致的小花圈。父女俩面对遗像并排肃立。年年此时，爸爸都要对白慧说这么一句：
“别忘了你妈妈。”
妈妈小时在一个开烟馆的人家里当童养媳。她带着满身紫色的鞭痕冲出樊笼。在扫荡日寇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和爸爸相识、相知、相爱，结了婚。部队南下过长江时，妈妈怀着孕还在野战医院里坚持工作。一次战斗结束后，爸爸去找妈妈。野战医院的同志们眼里噙着热泪，交给爸爸一个刚生下来两个月、哇哇哭的婴儿和一个小小的绿布包袱。妈妈在前四天被敌机炸死，尸体已经掩埋。这个婴儿就是小白慧。包袱里装着妈妈的遗物，包括几件旧褂子，一把蓖发用的、掉了几个齿、粘着头发的小竹梳子和一本识字课本。那时人们没有更多的财物，也不需要它。遗物中顶珍贵的是一张妈妈本人的照片，夹在课本里。这是她参军后的第三年，一位随军记者照了送给她的。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回忆便失去了可以附着的轴。白慧也不知道谁是她的妈妈。
爸爸把这张照片翻拍放大，装在一个朴素的镜框里。原片太旧，本来拍照和冲洗就不大好，磨损得厉害，还有折痕。放大后模模糊糊，好象蒙着一层薄薄的烟雾。妈妈那双与白慧一模一样的细长清秀的黑眼睛，就象透过漫长岁月的烟尘似的冷静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与骨肉。白慧不会忘却妈妈。她自信深深了解死去的、差不多没见过的妈妈。知道妈妈的生命为谁贡献出来和被谁夺去的！她应当有一个多么美好和圆满的家庭，有一个多好的妈妈呀！万恶的旧世界和阶级敌人呵！
爸爸和妈妈的过去成了她的精神财富，何况这中间还包括她自己呢！
妈妈的遗像最早挂在爸爸的房间里，自她懂事那天起，就亲手把它移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她的爱和恨分明而强烈，从来没在这方面怀疑过自己。爸爸对她这方面也深信不疑，因为她一直是班级和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一年级就戴上红领巾，上了中学就加入了共青团。她能力强、肯干、办事果断，在团组织做总支委员。每年两次，她都把一张填满红“五分”的成绩单拿回来给爸爸过目，再拿到妈妈的遗像前给妈妈过目。她做得真诚和纯洁极了；
爸爸满意女儿的一切。以他的习惯，他对女儿的全部慈爱，都装在一个缄默、甚至有些严肃的套子里。白慧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不自觉地学会了。她和爸爸象一大一小两滴水珠儿那样相似。不过大水珠里含着许多酸甜苦辣，浓重而混浊；小水珠纯净透叽，晶莹闪光，象一颗水晶珠儿。
她非常自信，感情坚强而不外露。她从来不要别人帮助，一切都希望自己来做，自己解决。因此在同学中间显得有些落落寡合。由于自小就不象一般女孩子那样爱唱爱跳，因此带点僵硬气，脸上缺乏表情。爸爸也习惯了她。在这个仅仅两口人的家庭中，有时近似是无声的，各忙各自的事，很少交谈，却不寂寞，充满安静又和谐的气氛。
大革命来了！家里的气氛变了，虽然还是沉默，但是另一种沉默。
爸爸只要回到家，就跑进自己的房间，不是看报纸、读文件、翻看毛主席的著作，就是独自思考着。他抽烟抽得挺凶，以致夜晚睡觉时咳嗽得很响。
外边开始揭发当权派。爸爸是当权派，他究竟怎样呢？近来很少有同事来找爸爸，旁听也听不到了。白慧只问过爸爸一次：
“你单位怎么样？有你的大字报吗？”
爸爸脸上的皱纹反而舒展开了，现出少有的宽和的表情。
“大字报？它是去掉身上灰尘最好的扫帚，没有可不好。有！”
白慧的心也舒展了。她多么相信爸爸！他真行！一个不是为自己活着的人，胸怀必定是豁达的，必定欢迎各种形式的批评，必定不会在个人得失上打转转儿，必定痛恨自己的缺点而希望快快除掉它！还用自己来给爸爸说教吗！
最近，外边斗起当权派，斗得很厉害。白慧他们在学校里也这么做。她不敢再问爸爸而留神察看爸爸的神情。她常常看不见爸爸。爸爸有时回来得很晚，一声不吭地吃过饭，回到屋里，给抽得浓浓的烟裹在中间。事情就是这样离奇、凑巧。她去革人家的命，人家来革她爸爸的命。但她相信这一切都是对的，尽管在感情上接受起来有些困难。
现在，她在想：爸爸是不是也挨打了呢？他不该挨打，因为他和那个女教师不一样。爸爸是真正的革命者，那女教师是敌人。难道敌人还要受保护吗
她吃着东西，没滋没味。那件事象只小甲虫总在她心里爬，轰也轰不走，真有点折磨她了！从来没有一件事象这样，说又不能说，不说真难受。
“爸爸，你说应该怎样对待敌人？”
爸爸的眼球在镜片后面显得特别大。女儿的问题并不成问题。难道生活中早有了答案、非常明隙的问题，也需要重新思考？也有了新的含义吗？爸爸没吭声。
“爸爸，你们过去捉到敌人的俘虏怎么办？”
“你都知道，孩子。党有一贯的政策！”
“如果他顽固怎么办？应该打吗？”
“打？！那不是党的政策，不是毛主席的政策！”爸爸忽然激动了，这也是少有的。不知什么原因，他被这个问题刺激得又痛苦又气忿，好象已经超出了问题本身之外。他把眼镜摘下来扔在桌子上，站起来向一边走出三四步，停住猛回过头，脸涨得很红。“敌人才打俘虏呢！因为他们虚弱，理亏，无理可讲，不敢讲理，不能以理服人！我……曾经在战场上抓到一个敌兵。连长从别的俘虏的口中听说他也是个穷庄稼汉，就叫我给他做工作。我找他，他挺硬，不服我。我气极了，给他一个耳光。连长批评我一顿，说我犯了纪律，叫我向他道歉。我想不通，但还是眼从了命令，憋着火向他道了歉；再和他谈，谈呀，谈呀，谁知居然谈到一块儿去了。最后真把他教育过来了。那时，我才真正懂得革命是怎么回事。不单要在战场上杀敌，还要消灭反动阶级的思想，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反动阶级的思想不都在反动派身上。不是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吗？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个道理是后来才听到的。那个被我教育过来的人，参加了人民军队，编进了我们排。他懂得了谁是他真正的敌人，所以在战斗中很勇敢，立了功。我还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
……当然，为了这件事，现在有人说我把敌人拉进党。他们还
……”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有一股怒气从胸膛涌上来，又给他压下去。然后他好象空过半句话，一下子跳到他的结论上，“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还要分清是非。敌和我，是和非……都要分清，迟早要分清。嗯，迟早要分清！”
这是爸爸有史以来头一次对她说的成本大套的话。显然他心里的话也是拥塞得太满了。爸爸抬起手腕看看表，赶忙收抬起眼镜，戴上那顶檐儿店毛、晒得发白的旧军帽。近来这顶帽子在爸爸头上显得大了些。
“我走了，该上班去了。”
爸爸走了。他的一番话，把白慧思维机器的开关全拧开了。
阳光从明亮的卧室向幽暗的过道迈进了两步，又渐渐退去。
问号有时有很强的繁殖力，成倍地增加。
她面前放着一堆无意识中撕碎了的小饼块。
有人敲门。她开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胖胖的、圆眼睛的姑娘。她左眼有点微微向外斜视；整齐的短发又黑又亮，梳着一条小歪辫儿；穿一件崭新的绿军衣，缩着袖子；斜背个军用挎包，包儿贴在后腰上。这姑娘笑着说：
“怎么？不认得啦！你还做着梦吧！”
“噢，莹莹，进来……”
她叫杜莹莹，和白慧同年级，不同班。所以目前她们在一个连，但不在一个排里。她父亲在军队里，是个团政委。四年前她随爸爸到这个城市来的。开始上初中时，她插班插在白慧班里，两人同座，家住得又近，很要好。后来升到高中分了班，两人依然常来常往。杜莹莹是个无忧无虑、不爱动脑子、性情温顺的姑娘。从小因为患上心脏病，受父母的照顾和关心太多了，自己的主见反而不多。她无论有什么事总要告诉白慧，请白慧替她出主意，做主。白慧自己的事也告诉她，’却不听她的意见。白慧是把事情连同自己的决断一同讲给她听。
杜莹莹告诉白慧，郝建国催她快去学校，今天上午又开批斗大会。白慧方才想起，她已经把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忘掉了。
白慧今天说话有气无力，心里的事从脸上透出来。杜莹莹根本没注意到，只管催促白慧快走，一边在怨怪父亲送给自己的军上衣的袖子太长。
她们走在街上。白慧闭着薄薄的小嘴。杜莹莹只管张开扁长的嘴巴，饶有兴致地谈论郝建国。她对郝建国的口才很欣赏，还埋怨自己没长这样一张嘴，以致在辩论中说不局一句带劲儿的话来；有时明明有理，就是表达不出来；还有时，自己所占的理总是事后才想起来……
“莹莹！”这招呼，好象要阻止住对方喋喋不休的议论。
“嗯？”
“你说，阶级敌人该不该打？”，
“打？该吧！你说呢？”
“该不该打死呢？”
“怎么会打死呢？”杜莹莹笑呵呵回答，根本没认真去想。
白慧顺手一巴掌“啪”地拍在杜莹莹的手背上，气恼地说：
“哎！你真是所答非所问！”
杜莹莹这才发现她的好友今天有些反常。她略感惊讶又莫名其妙。昨天，她俩没在一起活动，她连白慧那块心病的边缘也摸不到呵！
她俩来到学校。校园的广场做为会场，主席台设在一个洋灰和砖石砌成的方形的高台上，这原是上课间操时体育教师领操用的。台上一切都已布置好，一大片绸制的红旗在阳光下缓缓翻卷，两三丈长的巨幅横标扯在中间，写着“红岩中学红卫兵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罪行大会”一行大字。台下已聚满学生。学生们都穿军衣。绿色连成一片铺满会场，很是壮观。还有些队伍在场外集合，整顿好的陆续开进来。尖利的哨子到处响着。很少有人说话。会场四周站了一圈戴红臂章、持木枪的学生……
会场的气氛庄严而肃穆，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人人脸上都很严肃，紧绷绷的，没一个人面带笑容。犹如战前摆列阵容，一种闻不到的火药味混在空气里。一段时间以来，白慧已经很熟悉这种气氛了，但置身其间，心里仍免不了象潮涌一般一阵阵激动着。
她找到了自己的排。副排长马英--一个矮小、黑瘦的姑娘已把队伍列好。白慧站在队伍后面和马英等几个同学小声说了些话。那些同学谁也没提到昨天的事。
郝建国大步从人群中走来。他在很远的地方就发现了白慧。
“白慧，你来主持今天的大会吧！”
郝建国和白慧都是学生们的中坚人物。
“不，不，还是你来吧！”白慧推辞说。
郝建国明亮的目光在白慧不舒展的脸上停留片刻。
“你不舒服吗？”
“嗯？嗯！”
郝建国立即判断出，这不是白慧的原因。她另外有事。郝建国便说：
“好吧，我来主持！”
主席台上很快地出现郝建国瘦长的身影。他用嘹亮的、金属般的声音，象吹起进攻号角似的宣布大会开始。被批斗的对象，拘楼身子，由一对对学生用木枪头顶着后腰，在口号声中押上台。他们在台边面向群众密密站了一排，向台下弯下腰、低头，垂着胳膊和头发，好象河边一排弯弯的垂柳。此后便是一连串控诉、揭发和批判。这情景凡是从六十年代末期生活过来的人，都清楚记得，并恍如昨日。
一个少年架着木制的单据，一瘸一拐上了台。他的控诉使这场战斗上升到沸点。
这少年曾是全市中学生知名的、最优秀的跳高选手。他控诉一名叫李冬的体育教师，用“运动健将”、“第一名”、“奖杯”诱惑他，使他对锦标的荣誉痴迷了。他说李冬象“恶魔”一样，每天天刚亮就到他家门口招呼他去训练。他太疲乏了，摔坏了胯骨。一条腿完了，成了终身残疾。一个生龙活虎似的青年，现在还不如一个老人。他哭了，哭得伤心而痛苦！
“他，就是他--”这少年倚着单拐，伸出一只手指着站在台前的一个高高个子、宽肩膀的男人，愤恨地说，“事后，他还假惺惺地跑到我家来看我，还掉眼泪。当时真把我骗住了。现在我才把他看透。呸！这是鳄鱼的眼泪！他用资产阶级的功名利禄腐蚀毒害我。他使的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几乎要了我的命阿！他害了我，夺去了我的一条腿，夺去了我的青春，他必须偿还！”
一条腿、一条腿呵！
义愤填满所有学生昂然凸起的胸膛。广场爆发起愤怒的吼。声，一只只拳头不断从人群中举起来，仿佛翻腾的绿色的怒海上掀起的浪花！
愤怒犹如一只无形的手，狂扯着所有人的心弦。
白慧挥着她攥得坚硬的、白白的小拳头。她喊着，一时恨不得自己能象炮弹一样飞过去，打在那罪人的身上。她喊着喊着，感到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畅快。这时身旁有个男学生猛叫了一声！”
“打死他！”
白慧一惊。扭头正和这男学生面对面。这男生脸上洋溢着的高涨的激情，热烘烘地感染了她。
“真应该打死他！”白慧对那男学生说。
“对，他太可恨！打死他！”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白慧随着喊起来，周围的人也跟着喊起来。似乎这三个字，此刻最能倾泄出他们的情感。她喊得嗓子都哑了。然而，一天来一直挂在心里边那个沉甸甸的东西，仿佛随着喊声甩出来了。她觉得分外轻松、兴奋，痛快淋漓，浑身轻快而舒服地流着热血。
会散了。她刚走出大门。
“白慧！”
郝建国追上来。他显得精神十足，皮肤上泛着激动过后尚未消失的血色。瘦长的手抓着一个白色的纸卷，哨子在胸前跳动。
“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好：”白慧流露出的心情比嘴里表达出来的更强烈。
“你身体觉得怎样？”郝建国问，同时留意白慧的表情。郝建国的目光有种穿透力，好象能看进别人的心里。
白慧头一次怕他的目光，赶忙低下头：
“郝永革……，
“什么事？”
“我并不是因为什么不舒服……”
“我知道。”
白慧怔住了。他俩目光相遇，跟着白慧的目光就象兔子遇到了鹰那样，滴溜溜地乱跑，不知躲闪到哪里才好。她惭愧地嘟囔着：
“我动摇了！”
“为了昨天那个挨揍的牛鬼蛇神？”
白慧惊异地看了郝建国一眼，诚实地点了点头，并默默佩服郝建国的敏感和观察力。
“你同情她吗？”郝建国问。
“没有。她是阶级敌人。我恨她！”她肯定地说。
“你害怕了？因为看见血了？”
“我想不是……”她说着，同时也在探索一天来自己产生那些心理的根由。
“你认为我们不对吗？”
“我……我不知道。”
“不，白慧，我必须提醒你！你可要警惕右倾保守思想，警惕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侵袭呵！这些思想毒素，正是那群乌龟王八蛋多年来拚命向咱们灌输的！以此麻痹咱们的斗志，瓦解咱们的队伍。把咱们变成一群小绵羊，好任他们宰割！刚才对李冬的控诉你听到了吧！说明什么？说明阶级敌人的凶狠。他们虽然不拿刀，不拿枪，却和拿刀拿枪的敌人一样狠毒！咱们文质彬彬、客客气气地和他们斗争行吗？不行！革命就是大杀大砍，就要流血，就要掉脑袋！”这时，他明显冲动起来，面对白慧，两条瘦长的胳膊上上下下比划着，好象在轰赶蚊蝇，并且不自觉地把嗓音放得很大，和喊一样，“革命是非常时期，什么条条框框、规章制度？叫它们见鬼去吧！在非常时期，连法律也可以保护敌人，成为敌人防止冲击的挡箭牌。你爸爸当年在战场和敌人用的是法律还是暴力？很明显，是用革命暴力击垮反革命暴力。现在仍然是这样。我们必须高喊‘红色暴力万岁’！‘红色恐怖万岁’！你不要一听‘恐怖’两个字也感到恐怖；感到恐怖的应当是敌人。如果他们真感到恐怖了，那很好，就表明他们感到革命威力了！你应当高兴，应当欢迎！一个革命者应当使用和发挥这种威力！”
当下，他俩是站在大街上说话，但谁也没觉得。好象两只船在激荡的波涛上兴奋地颠簸着。白慧心想，郝建国真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他演说从来不打腹稿。可是每次演说记录下来都是一篇有头有尾、非常精彩的文章。他又富于激情和号召力，真能把素不相识的路人过客也号召起来，把石头也点起火苗。当郝建国讲他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卫革命，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时，他的理论就叫白慧完全拜倒和心悦诚眼了。因为这个姑娘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可以拿她的生命来做考验。
“可你呢？白慧……”他把到了嘴边要责怪白慧的话收回去，抬抬略尖的下巴说：“看你的了！”
他没再要求白慧表达看法。因为他从白慧眼睛里已经看到了一种燃烧的思想，还有对他的感激。他对这姑娘感激的目光有一种朦胧的快感。
白慧象一个气球，给他打足了气，鼓鼓的，饱满又充实，似乎再一碰就要弹起来。
那看不见的创伤，仿佛涂上一层颜色漂亮、油烘烘的止疼膏，不再作疼。
她好了。三公园的大门早被一群大学生用大字报封死。他们谴责这里是“少爷小姐消闲享乐的乐园，是阶级敌人逃避革命的避风港，是培养资产阶级情调的温床”……大字报白纸上的墨笔字，个个都有椅子面一般大，拉开一种不可侵犯和违抗的架势。此外，还贴了一张学生们自撰的要“永远”禁园的通令。
几个月来一直是这种样子。公园的工作人员改从一个窄小的旁门进出。园内的野草都快长疯了。
昨天是国庆节。大批学生和工人群众组织来这里搞庆祝活动。人们喊着：
“放屁！谁说无产阶级不准进公园？”
大门就被轻易地冲开了。那张禁国令的有效期只好截止到昨天。
今天是十月二日。天气好。无论阳光照在脸上，还是风吹在脸上，都柔和而舒服。郝建国的连队在这里庆祝国庆，随后就分散活动。白慧和六七个女同学分开上了两条船。她们都不会使桨，几个人的胳膊全累酸了，船离岸并不远。
两条船上的姑娘们互相打闹着。使力撞船头，往对方的身上撩水。杜莹莹满脸水珠。她肥胖的手指合拢起来没有缝隙，象只勺儿，把对方一个姑娘的上衣泼得湿淋淋的。长时间来，她们一直严肃地板着面孔，头一遭儿这样开心打闹，笑得也那么尽情。
唯有白慧没笑，孤零零坐在船尾，身于朝外，光脚丫拨着清凉的、滑溜溜的秋水。船儿摇晃，撩起的水珠儿溅在脸上，她一点也不觉得，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处出神了。
爸爸的景况愈来愈不佳。他在厂里认真做了十多次检查。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了严肃的自我批判。工人们认为他的话实在，没有虚假和藏藏掖掖的地方，态度坦白诚恳，历史又清白，可以通过了。但总有不多的几个人和爸爸纠缠不休，抓住爸爸的缺点错误不放，在爸爸的检查里挑毛病，说爸爸是工厂里“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死心塌地的黑帮分子”，非把他打倒不可。好象他们几个是和爸爸有私仇的冤家。他们甚至说爸爸是“反革命”，并把这样的大字报贴满工厂内外，也贴到家门口。白慧又气忿一又害怕。她怕不明真相的邻居、朋友、同学、路人真把爸爸当做“反革命”看待。她不敢到别人家串门，连学校也不常去了。爸爸明明是老革命，为什么偏说他是反革命？她气极之下，写了一张支持爸爸的声明。声明上面向外人公开了爸爸和妈妈光荣的历史。她要把这张声明盖在家门口的大字报上，还要找那些人去辩论。爸爸火了，和她吵得厉害极了，骂她“帮倒忙！”爸爸向来没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好象要把心里憋着的闷火全泄给她似的。她委屈又赌气地把声明撕了，哭了一夜
这期间，白慧的同学们发生了分歧。那个矮个子的副排长马英认为郝建国前一段时间的做法“打击面太宽”、”“动手打人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等等，在连部里与郝建国吵翻了。运动前郝建国做团总支副书记时，马英担任过支委，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总支书记。他俩和白慧关系都不错。郝建国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很强，又一直非常肯千，把学校当做家似的，因而深受马英的钦佩和信服。这一点，郝建国都曾愉快地感到了。现在马英这样指责他，他受不了，便骂马英“攻击革命小将”和“替牛鬼蛇神翻案”。两人分裂了。马英不再到学校活动。白慧站在郝建国一边，因为郝建国在她眼里一直是个充满激情、虔诚的革命青年。然而马英的观点无形中碰到了白慧心里的那件事。
伤快结痴了，此刻又在药膏下隐隐作疼。
现在她脑袋里象打仗那样太混乱，没能力给那件事作出结论。
她在摇摆的船上。同学们笑得那么响，她一点儿也没听见。白得刺眼的阳光在坦荡的湖心闪耀一片迷乱的亮点。
杜莹莹打败了邻船的女友。对方笑嘻嘻地投降了。杜莹莹要跳到邻船上，慰问那几个湿淋淋的败兵。她站在船边刚要跳出去的一刹那，眼底下漾动的水波使她害怕了。但重心已经出去，慌乱中她使劲一蹬船舷，人扑过去。只听“噗通”一声！杜莹莹没有落水，她蹿到了邻船上；这边的船猛烈摇晃着，船上的两个姑娘站不住，都蹲下了。但船尾白慧坐着的地方却是空空的了。
“哎呀，白慧掉下去了！”
“哎呀：哎呀--”
“快救人呀！”
只见水面上忽然涌出白慧的黑头发和一只白白的手，胡乱抓着；跟着又象水底下有人拉她似的，沉下去不见了。白慧不会游泳。船上的几个姑娘也都不会游泳，急得向四外大声呼救，声调都变了。杜莹莹又哭又叫……
岸边有人跳下水，奋勇游过来。幸好船离岸不太远，来人飞快赶到。翻身一个猛子扎下去，水面留下两个漩涡。跟着咕噜咕噜漂上来一串气泡。很快，人浮上来了。一个蓝色的，一个绿色的。白慧得救了！
这人把白慧托出水面，姑娘们抓住白慧的胳膊拉上船。这人也上了船。
在船上，这人帮助白慧吐出两口水。白慧没有昏迷。她满身是水，倚着一个同学的身子，伸开腿坐在船板上。她扬起了挂着水珠的眼睫毛，直视着救了她的人。同学们也才注意到这个见义勇为的人。
原来是个青年，高个子，模样普普通通，却显得挺淳朴；黑黄的脸儿，厚厚的嘴唇；唇上生着稀疏的软髭，眼睛非常黑，不象郝建国那样光芒外露，而是含蓄又幽深。他下水前没来得及脱衣服，全都湿透了；湿衣贴在身上，显示结实的身形。他面对白慧站着。从裤腿淌下的水在脚周围汪了一摊。
“你怎么样？”他问白慧。
白慧摇摇头说：、“没事。”
“你回去多喝点热姜糖水就好了。哎--”他对姑娘们说，“你们把船靠岸吧！我走了。”
姑娘们向岸边摇船，一边对他说了许多感激的话。白慧没说。她觉得无论说些什么都显得多余，没份量。人家救了自己呵！
姑娘们还问这青年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青年无声地笑了笑，作为回答，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做什么事。完全没有施恩求报，乃至接受谢意的意思。
他脱了鞋，把鞋子里的水倒入湖中。又脱下褂子拧下许多水来。姑娘们争着要把自己的外衣借给他穿。他不要，但穿这件湿衣怎好回去？他只得答应了。杜莹莹把自己外边的军上衣脱下来，摘掉臂章，给他穿上。这件上衣穿在杜莹莹身上显得肥大，穿在他身上却非常合适。杜莹莹说：
“你穿去吧！你住在哪儿？怎么称呼？过几天我去取好了！”
“河口道三十六号，我叫常鸣。”他说完马上又改口说，
“你别来了。还是我给你送去吧！”
“不，不，我去取！”杜莹莹客气地说。
“不！”常鸣以坚持使对方服从自己的口气说，“我明朝下了夜班就给你送去。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红岩中学。以前的五十五中学。我叫杜莹莹，她叫白慧。”
常鸣看了白慧一眼。白慧一直在静静地瞧着他。那张白白的脸习惯地没有笑容，一双给水泡得发红的眼睛里却温和地闪着深深感激的光。
船靠岸了。常鸣绾起裤腿跳上岸坡。他摇了摇手中的湿衣服说：“再见吧！明天我给你们送褂子去。”就转身走了。
姑娘们和他道“再见！”白慧站起来目送他。大家全都怀着感激的心情，看着他走进一片给秋风吹得疏落了的小树林子。
她们也上了岸，岸上围过来几个人。这几个人刚才都目睹到白慧落水又被那个青年奋勇救起的一幕。一个上了年纪、胡茬挺密的人对白慧说：
“你好险呀！这湖是个锅底坑。你懂得什么叫做锅底坑吗？和锅底一样。人掉进去，一碰到底儿就往中间滑。中间有四五丈深，满是水草。要是陷进那里边，甭说你，就是水性好的人也没命了！多亏那小伙子救了一命呀！”
另几个人也这么说。听他们的口气，显然都被那个青年的行为感动了。
他确确实实救了白慧的命呵！
白慧扬起头，追索般地往大堤那边望去。在那边夹杂着茶褐色的绿柳堤上，走着那高个子青年渐渐远去的身影。
转夭上午。白慧来到河口道三十六号的门前。她还是穿一身绿，但没戴帽子，一双梳得光溜溜的短辫垂在后肩上。
这是所旧房子，三层楼的大杂院。残缺不全、满是红锈的铁门大敞四开。门轴已经锈死，固定住了，再开大点或关上都不行了。
楼房的东侧大墙给爬墙虎浓绿色、巴掌状的叶子盖得严严实实。秋风把一些老叶子染红了，瞧上去斑斑驳驳。窗口处的枝叶都被剪掉，露出一个个方形的洞，当下窗玻璃在幽黑的洞里反着晨光。院里几棵枝叶繁茂的洋槐长得和楼顶一般高。
院子挺大，安静。由于房身遮翳，大部分躺在凉爽的阴影里。靠墙根停着几辆自行车。扫过的地面又落了许多干卷了的槐树叶子。一个蓬头发的老大娘在门口生炉子，从长筒的拔火罐冒出来的浓白色的烟升到半空中，在阳光里化成一片透明的蓝雾。
“老奶奶，您这儿有个姓常的吗？”
“姓常……”她偏过耳朵，干哑着嗓子说，“是姓常吗？没有。”
“这不是河口道三十六号吗？他说住在这儿呀！姓常，叫常鸣。”
“没有，没有。我在这儿住了四十年了，从来没有过姓常的。是不是姓藏？姓藏的那家十年前也搬走了呵：没有。你准是把地名弄错了。”
白慧觉得奇怪。这时，院里跑过来一个十来岁、模样挺伶俐的小女孩。她刚才在院里玩，听见这位老大娘的话，她叫着：
“呀，张奶奶，您真糊涂。前些天刚搬来的那个人不是姓常嘛！”
“唷！对呀！您瞧瞧，您瞧瞧！连小丫头都说我糊涂了，可不是吗？！”老大娘皱巴巴的脸带着窘笑说，“对，是姓常。一个单身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儿，对吧！人家天天上班下班碰见我，还和我打招呼，叫我‘奶奶’，我倒把人家忘了。来，您就进楼吧，见了楼梯一直往上走，上到顶头。他就住在顶上边的一间。”
从这儿看得见那间屋子的窗户，是扁长的，快被爬墙虎的叶子吞没了。大概是间亭子间。
在楼梯的尽头是个两米见方的小过道。迎面是扇低矮的门，早先涂着白垩漆，已经发黄。门两旁堆着破木头、炉子和炉具、花盆等物。还有一盆玉树没有死，绿叶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尘。这儿的房顶抬手就能摸到，的确是间亭子间。她敲门。
“谁？”房里有人问。声音微弱。
“我，我找常鸣同志。”
“请进吧：门没锁。”
白慧转动门把，门开了。她走进去。屋里光线昏暗，空气窒息，如同进了山洞一般。迎面的窗子透着厚窗帘，却有一长条的地方没这严，射进一道强烈的阳光，恰好拦在白慧面前，好象一堵固体的墙，反而前面什么也看不见了。
“噢，是你。我应当给你把褂子送去。不巧发烧了，叫你跑一趟。衣服在柜子上，你自己拿吧！”常鸣的声音在对面发出。
白慧向前走了两步，穿过阳光，看见常鸣躺在床上，盖着薄被和一条毯子。
“你坐吧！这有椅子。”
白慧坐下。椅子和床之间是一张小圆桌。桌上放着水杯、药瓶、破报纸、书和一只竹壳的旧暖瓶。
这个还挺陌生的青年面颊烧得很红，白眼球也红了，目光浑浊而黯淡，一些头发贴在汗津津的脑门上。他好象烧得很难受，连打起点精神应酬一下来客的念头都没有了。白慧见桌上有一支温度计。她提着玻璃杆儿横在眼前。银色的水银柱指示数字的一端，停在40度刻度的边缘上。
“哟，你烧得这么厉害！我，我给你请医生去！”
“不，不用了……我刚吃了药。”
“不行。要不我陪你去医院。”
“不，没关系。我只是有点感冒，没别的病，退了烧就好了。”他从被窝里伸出手用力又无力地来回摇着。他仿佛也有一种拒绝别人帮助的固执的个性。
白慧拿起桌上的药瓶，是安痛定。
“你还有别的药吗？”
“这药很好。有它就足行了！”、
白慧听了，忽然站起身说。“我走一会儿就来。”跟着出去带上了门。
“你去哪儿？”常鸣在屋里叫着。
白慧跑回家拿了钱，到了药店急匆匆地问；“有哪种药治感冒、退烧退得快点的？”她扶着玻璃柜台头向里探着，好象要跳进去似的。
药店的售货员见她这副样子，很觉好笑，但知道她很急，立即说了一长串对症的中西药的药名。
“一样来点儿吧！安痛定不要了。”她说。
售货员便一边把各种药的眼法告诉她，一边把几种药按剂量包好放在一个小盒子里交给她。她拿了药付过钱，转身就走。售货员惊奇地看着这个姑娘匆匆离去的背影，对另一个售货员说：“真稀奇！买糕点倒是有一样来一点儿的，买药还没见过。头一遭遇见！”说完，他笑了起来。
白慧真去买糕点了。还买了一大包鸭梨和苹果，都要最好的。随后她回到河口道三十六号，把这些东西往常鸣床旁的小圆桌上一放。
“你……”常鸣非常不安。
“先吃药！”白慧说着一拿暖瓶，份量极轻，“哪儿有热水？”
“我每次都找邻居要。”
白慧没说话。下楼找门口那位姓张的老大娘要了一瓶热水。拿回来给常呜斟了一杯。然后把药片从撕开的药盒和纸袋里挖了出来。“先吃阿斯匹灵，快！”
常鸣对她笑了。笑里含着被对方的真情感动了的意思。他吃了药，把一双胳膊交叉在脑袋下边枕着。
“你昨天下水着凉了。”白慧说。
“不是。我夜里没关窗户着了凉。”
白慧想到他说的不是真情，因为照他昨天在船上说的，他昨天上夜班，夜里不会在家睡觉，显然是下水救她时着的凉，回来就发烧了。
随后两人无话可说。他俩还很陌生。白慧拿起水果找水来洗。
“要不要给你家里人送个信？”
“我家里没旁人，只我自己。”
白慧一怔，看着他。
“我是孤儿，早没了父母。”他停顿了一下说：“是叔叔养大的。他前两年也病死了。”
白慧把水果洗好擦干净，放在一个碟子里，又反复交代了两遍药的眼法，便要返回家去。“再见！”白慧站在门口说。
“你不用再来了。我明天好了就上班去。”
白慧没吭声，低头走出去了。她走后，常鸣发现那件借穿的军上衣依然放在柜子上。
屋里静静的，只有常鸣自己。阳光移到身边的小圆桌上。洗过的、擦得发亮的红苹果，颜色非常鲜亮，散着香气；纯白色的小圆药片一对对排在一张干净的纸上。这个刚走的、脸上没什么表情而话又很少的姑娘，在他心里留下一个最初的、却有份量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