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零碎地过去，我已经在上海两年了。不短不长的日子，而这种不短不长的感觉，实则是对回国的热忱一点一点地消失，对所有不习惯一点一点地习惯。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的“融入”热忱都会随着时间的推进，一点一点地开高走高；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再一点一点地回落走低。直到趋于平稳——就是那种有点悲观无奈的自我放逐。心里总有遗憾，带着一团驱之不散的烟雾，似乎有一个阻碍物，使我无法在“融入”这条路上走得更顺利些。这个阻碍物无疑就是另一半文化带给我的。
上海下着上海的雨；三藩市吹着三藩市的风。上海和三藩市，我分不出我更眷恋哪里。从中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中国，我不可能真正地融入任何一种文化。
我在上海一所颇有名气的大学学习中国文学。随着时间的推移，母语又恢复了她的地位。语言实在奇妙，就像一条通道，可以进入一片湮没的天地。没有通道的时候，你迷惘，现在通道有了，你更迷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迷惘，尤其是在中华文化如此高大幽深的山岳之中。
教授对我很好，但我仍能感受到那份友好的距离感。就像一个西方人突然对京剧产生兴趣，会让一个中国人陡增好感，但他有所保留，因为不相信你能真正地理解它。比如我说我想写文革，教授立刻说，你写不了的。你们这一代人已经不了解中国了，何况你是国外长大的。比如你谈《红楼梦》，必须说出点道道来，别来虚的。他们知道什么是真货。
同时我也在一所中学教英语。教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就是我当年出国的年纪。以今天一个成年人的目光来看这些孩子，我绝对相信我小学班主任当年对爸爸说的，孩子就应该活泼，孩子就应该有孩子的样子。当我看到一些少年老成郁郁寡欢的孩子，心里常常为他们着急，认定他们的一生不会快乐。
当然我花更多的时间在写作。我的第一本中文小说就是在家人的鼾声中完成的。
我把稿子交给出版社，很快书的封面就设计出来了，上面醒目地写着：�美�宋海伦。编辑的解释是，这样有利销量，别说你是美国公民，就是那些拿了绿卡的也都打上个�美�。现在像你这样有国外成长背景的人，像Ｃｏｃｏ李玟，就很红。我开玩笑：你这样一搞，我还以为我写的不是中国文学是外国文学呢。他笑了：当然你写的不能归纳成“外国文学”，既然不能算是“外国文学”，我们也就应该把它“认”下来。当他说“认”字时，点了点头，目光庄严而神圣，像一个慈善家收留一个不能正名的孩子。那种收容和救济的壮烈感，我毫不陌生。我在美国深受其累。我拔腿想逃，抱着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要的不是这些。
书出版了，没有太大的反响。人群中有声音说：又是一本写海外的，不就是苦呀奋斗呀发财呀什么的，再夹一两个外国情人，刚看那一两本觉得还挺新鲜的，看多了没有什么意思。我能感受到他的潜台词——这类作品写不出什么气候，只能在书店占那么小小的一片，就算有人看，也是以猎奇的目光。中国的巨作，应该产生在中国本土，总之不可能在海外。
似乎没有人对我的内心世界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我在美国过什么水准的生活。而我的水准总是让人失望的。可是有一天我收到署名“你最最最忠实的读者”的来信，我一下子就猜到是大卫，只有继父热衷于这种不太好笑的小把戏。信中说我小说出版他十分高兴，因为他终于有希望可以从我这里收回以前对我的投资了。又说这些年来我流浪四处的惟一收益，就是为我当一名作家提供了一个美学立足点。
我没有国土，也没有固定的读者群。我把自己形容成失去家园的犹太女人，将所有的财富背在肩上。我想起大卫常常讲到的一个词：ｄｉａｓｐｏｒａ（流散），Ｄｉａｓｐｏｒａ对我并不准确，这个词是指犹太人亡国两千年的心境，可中国还在。但因着犹太继父的缘故，我不可避免地总会对两个民族进行比较分析。他们像落地的水银一样四处逃窜，因着宗教存在，又会很快地凝聚在一起。犹太人没有家园，宗教就是犹太人的家园。中文就是我的家园。
小说出版不久，我的父亲就彻底病倒了。我们一直以为爸爸对自己的病不知情，可是有一天，爸爸对我说：小歌啊，你知道爸爸得的是什么病吗？他们都不肯告诉爸爸，可是爸爸心里有数。爸爸得的是……
我不等他说出自己的病情，慌忙制止道：爸爸，别乱猜了。没有的事。你就安心吧。
爸爸茫然地看着我，脸上再次出现他那顽童式的委屈，眉毛眼睛耷拉着：连你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同时明白——其实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只是不说自己知道。继而他又现出长辈式的谅解，他深知这一真相我比他更不堪承受，于是反过来安慰我：别担心，没事的，爸爸不会有事的。好像生病的那个人是我。
直到现在，爸爸离开我之后，我才明白我的隐瞒不是为了爸爸好过一些，而是为了自己好过一些。在一片人为的健康气氛中，这些年对亲情的冷淡才得以缓解。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从来只想着自己。回到上海后，我还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只想着写小说，想着自己那点无关人类痛痒的小忧小虑。
一开始医生叫我们不要给他吃这个不要吃那个，他还有希望。后来医生对我们说，他要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爸爸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许多亲戚朋友来看望他，说是顺便来的，其实是担心明天会见不着此人了。爸爸也跟着装糊涂：本来应该是我带小歌登门拜访的。自从得病后，我就只做主人不做客人了。
我记得那天他心情很好，叫我忙自己的去，他需要休息一下了。去吧，爸爸最后说。没有想到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这是一句箴言，带着宗教般的智慧。
从此之后，我就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没有了父亲，对一个女儿意味着什么？没有了父亲，我还是我吗？没有了父亲，上海还是上海吗？从此上海对我而言，永远是失落的版图。
我没有了爸爸，上海还是上海，到处是轰鸣的机器声，尘灰漫天。年轻貌美的上海小姐仍然把自己打扮得体体面面、丰衣足食的样子，站在路口打的，同时接受着别人目光的检阅；趿双拖鞋站在馄饨摊子前的上海妇人，仍然是一边监视着老板下锅的种种动作，一边机智地同时是懒洋洋地趁着老板不注意从案板上挑起一两只馄饨往滚水锅里投。
我没有了父亲，他们还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