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卫与他的儿子在客厅里上演战乱后重逢的重头戏时，妈妈坐在起居室她那张长沙发上，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她见我走来，对我说：海伦，你爸爸出事了。

就在爸爸访美期间，他遭受了人生中另一次背叛。他的合伙人趁他外出卷款而逃。爸爸因此债台高筑。妈妈愤愤地说：太可恨了，他怎么可以出卖你爸爸呢？他也忍心？！他是你爸爸光屁股玩大的哥儿们。话一出口，却感觉自己不配说这话，于是退到一边自卑起来。我爸爸一次一次对人家掏心窝，一次一次被人家捅刀子。用我奶奶的话说，爸爸此生最大的不幸就是遇人不淑。

以后的一个星期，妈妈就一直这样坐在那长沙发上，不哭不笑，也不说话。我希望看到泣不成声的妈妈，让我知道她和我一样难过。她是那么平静，也许她心里难过，只是没有表达出来；也许她还有些庆幸，庆幸自己离开了这个倒霉的男人。

我禁止不了自己这么想，因为有一次一对家道殷实的台湾老夫妇来我们家做客，说起他们的经历：１９４９年那年我们去了台湾……妈妈笑道：那你们可走对了。我想妈妈现在也一定认为自己走对了。不然她今天就是一个穷光蛋的家属，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坐在长沙发上。我从来摸不透我妈妈，自从六岁那年对我妈妈会回国的判断失误，我就一直处于对她的不了解当中。

就在我们母女各有心思时，大卫拿着一张纸走来。他的脸像鸡冠一样通红通红。佩戴这种色调的一张脸走来，将会发生的不难预测。大卫与妈妈爆发了我知道的最激烈的战争。不是吵架是战争。

比起和我爸爸，她与大卫的相处和谐多了，已经有了完美婚姻的雏形——就是大卫和他前妻的样子。大卫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他感受新鲜的异国婚姻中，重新找到了他熟悉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安心。当然也会遇到意见相左的时候，他们首当其冲地把这怪罪于“文化差异”。比如大卫问妈妈：今天下班后需要我去接你吗？妈妈说Ｎｏ。大卫当真。妈妈回家发脾气：你为什么不来接我？大卫说你自己说不要的。妈妈说：我说Ｎｏ的时候心里想的是Ｙｅｓ。大卫说：那你就不能想Ｙｅｓ的时候说Ｙｅｓ吗？妈妈说：那你就不能在我的Ｎｏ里听出Ｙｅｓ吗？！

对对方异于自己的行径的探讨，对彼此永远达不到的理解的渴望，这使他们的关系不像他与他前妻那般相知相识，可也使他们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乏味的。

大卫冲我妈妈扬了扬手中的东西，说：我们得谈谈。

好啊。妈妈坐在那张宽松的长沙发上故作自然地说。那种塌陷感让她一开始就处于低人一等的劣势。妈妈很快意识到这一点，暗里做了改变。

大卫弹了一下手中的纸：这是什么？

什么？哦，不就是一张银行结单吗。

我认为你欠我一个解释。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妈妈的坐势看似随意放松，其实不然。她使了一股劲儿有效地防止自己陷入这种被动。从她手抓扶手的用力及两条直绷的腿，不难看出她的不适与紧张。她把自己放在沙发上，却没有把体重放上去。

哦，停止这套吧。立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你欠我的。

我真的不明白你要我解释什么？我妈妈还是一种大而化小的语气。她在与大卫兜圈子，争取时间考虑作战方案。

那笔钱你做什么去了？大卫站在厅堂的一角，抖着我妈妈的私人银行结单。

这对异国夫妻，尽管来自两个最善于理财的民族，两人脸上都有一股子要改变原本生活状况并且要为此付出努力的精明，还是对对方异于自己的金钱观念拿不出一个合适的态度来。

首先大卫很吃惊他太太的勤俭。比如他以前每一两个星期看一部电影，现在他太太用录像带取而代之。比如他太太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减价出售的机会，总是耐心地剪下大小报纸的减价卷。这个勤于家庭建设的上海女人比他这个犹太人还精打细算，将他那点菲薄的教授收入打理出相当不错的日子。他们付清了房屋贷款，而且打算另外购置一栋房子，用来出租。这些年下来，大卫好不容易才明白：他太太需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看得到的地方。

更让他奇怪的是：在他看来，这个只要一撮米和一点酱油就能没有怨言地活下去的中国女人，会突然为了宴请宾客铺张浪费地大摆酒席；会突然为一个派对买一件上千元的名牌大衣。去年他们决定把他的车给海伦开，他再购置一部新车，他太太立刻翻开帐本，盘算了一会儿说这次要买奔驰。他说有这个必要吗？她笑：节约就是为了可以奢侈。他想：她到底是个中国人，可以在节约与奢侈之间达到如此并行不悖的统一。

可是现在他再次糊涂了：这笔钱怎么就突然看不见了，连个打水漂的声音都没有。他实在想像不出这个女人有能力突然开销这么一笔钱在一处看不见也听不着的地方。

我妈妈也很奇怪：中国人讲的“非淡泊无以明志”和“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在大卫身上一点也不奏效。大卫孜孜不倦地追求纯学术的精神世界，过着近乎于僵化刻板的生活，可这并不妨碍他对另外一个极端——金钱的务实且精明的态度，他对家里每一笔钱的分配、去向与目的毫不含糊。她想：他到底是个犹太人，可以将代表精神和物质两个极端的学术和金钱并行不悖地统一起来。

两人一直以来对彼此的金钱观抱着存异求同、殊途同归的思想，今天终于发现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再问一遍这笔钱去哪里了？我想我有这个权利知道吧。他蓝灰色的眼睛一抖，抖出了一股子气短：我有吗？

对不起。我妈妈面对如此大的气势，站起来缓解道。

我不需要道歉，我需要一个解释。

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有想好，也许什么也不做，只是存一笔私房钱。妈妈连忙为这场战争降级。她大概是这样想的：钱用到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钱不见了。

而大卫却为这个真正地生气起来。他声音沙哑颤抖道：操你。大卫只有在公路上被人无缘无故地按喇叭或者被人冷不防超车时才会脱口而出的脏话出现在客厅里，他自己都料不到。显然他把我妈妈的强词夺理当做公路上毫无秩序的蛮横超车，甚至更甚。

先来看我妈妈，垂着手，端着肩，背景是一片深蓝色的丝绒窗帘。像一个被丢入大海的孩子，她的表情相当无辜——像一个孩子做错了事却全然不知。但我得说，她是不天真的，是女人对作为女人的便利的了如指掌而来的狡猾。

太太存点私房钱在中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妈妈突然为自己辩解了这么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