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中午，也没看到姜士安。午饭就和士兵们一起吃工地上的盒饭，就在这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同时身边的士兵纷纷跳起。我回过头去，是姜士安。脸似乎更黑了，两眼赤红，看来是一夜没睡。

他笑了笑，问：“你还好么？”

“挺好的。哎，你孩子怎么样，都大了吧？”

“都上大学了。”

“真好！你爱人呢？”

“也挺好。”

“你肯定也有孩子了吧？”

我说：“有了。儿子。不过不如你，才是个小学生。”

他没理我后半截话的玩笑，紧接着问：“他是做什么的？”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谁？”

“你爱人。”

“我离婚了。”

也许是无意识是下意识他紧接着又问了一句：“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的答案倒是现成。以往，不管谁问，我都会连连摆手摇头笑言“性格不合，两路人”。潇洒超脱不在乎无所谓——为了得到点儿同情就把伤口展览给人看，我不干。但这次为什么会这样不同？他那边话音刚落我这边眼泪已奔腾而出，汹涌澎湃止都止不住宛如决了堤的长江水，那所有的潇洒超脱，所有的意志力、自控力突然从我身上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惟有深深地低下头去，低到下巴都快贴上了前胸。周围人来人往，让人看到我这样的失态，算怎么回事？

不得不承认，从夜间见到他的第一眼起，那些我本以为已封锁心底的青春往事便在瞬间由标本幻化成了活物：那海上的月亮，那蜿蜒的小路，那两个相互关心着的少年男女，不同的只是男孩儿比女孩儿多了一分实际一分成熟。初恋不可忘却的不是初恋的对象，是青春初始时的悸动是对纯洁青春的怀念。岁月当然在他身上也留下了痕迹，但那痕迹不是苍老平庸而是成熟优秀：阳光下的他一身戎装，身材结实没有赘肉，神情从容坚毅，身后，是他带来的那支素质一流的队伍。……

直觉告诉我，我在他的眼里，似乎也不是前者。

耳边人声鼎沸，头上如烤如蒸，我感觉到了他的手足无措，从前每当我哭泣时他就是这个样子。才发现不知为什么在他的面前我总是爱哭，从前如此现在也是；我一哭他就慌就手足无措，从前如此现在也是。意识到这点我感到了温暖甚而欢欣，想：都是中年人了，都做到师长了，他还没有变一变么？

……我以笔记本遮脸仿佛遮挡太阳般遮住了我不合时空源源不断的泪水，全身心感到了酣畅释放时的轻松，这时，听到有人在喊“报告”，泪水一下子止住，耳朵竖了起来。

那人的报告内容是请师长速去某某地方。

“韩琳，我去了？”我听到了姜士安这样说。我用力点了下头。他接着又说，对前来报告的那个人说：“送韩编剧去军分区招待所，要有干部带车！”

然后，他走了；然后，我走了；然后，我们在九江再没见面。

我把这次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部话剧，《父与子》，借用了屠格涅夫小说的名字，私心里也是想使话剧能有一点屠氏的优美。抗洪背景极端尖锐的环境为强烈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性。戏因之非常好看非常煽情，惊心动魄感人至深。演出时，观众们哭了，包括对什么事儿都要说三道四的青年人。于是上上下下都很满意，咣，当年就给我立了个三等功；次年，话剧得奖，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曹禺剧本奖……所有的奖，于是，咣，又给我立了个二等功。

那天下午，参加完立功受奖大会回来，一颗心总也慌慌地落不到实处。也许是因为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对“功”有着根深蒂固的偏爱和崇敬，这崇敬随着那“功”的与己素无瓜葛而加深。痛苦需要释放，幸福也是同样。可是，跟谁说呢？

我试着给姜士安打了个电话。这是自离开九江一年多来我们第一次通话，电话一拨就通，一通就是他，他在办公室。

“太好了！二等功！我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几个三等功，几十年的兵了。”

深切的理解由衷的喜悦使我的泪水一下子又冒出来了，只得紧紧咬住下唇，以免情况由话筒里漏出。这次抗洪姜士安没有立功，抗洪结束后的北京庆功大会他们师都没有人来参加，那个方向来的基本上是在九江决口处封堵决口的部队，姜士安他们修筑的第二道防洪大坝因决口封堵成功而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韩琳，现在看，咱们连咱们这批兵里，数你最出息。”他在那边又说。

“不如你——师长！”

“师长算个啥，哪个部队里没师长？”

“还记得王志礼吗，荣城兵？……听说现在成大款了，到底多大款不知道，反正一次他来北京办事，请在北京的海岛战友吃饭，十二个人花了一万二！”

“嗬！一万二！吃钱哪！”

“可以理解，战友们多少年不见，证明一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