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韩丁打了十几遍呼机，也不见他复机。主编比我更急，他不敢催师思，只好找我。我只得回从前的住处看看。下楼时，正好碰上沙莎，她叫我今晚随便找个地方躲一下，别回家。她家里的人要找我算账。我知道这一天总会来临的，来得这么迟，这让我意料不到。

韩丁正在收拾东西，女邻居同一个嘴唇很薄的体面男人，围着他说话。见我进屋，他们都怔了怔。随后韩丁将那男人介绍给我，说他是女邻居请的张律师。

我说：“我们真要吃官司了。想打官司就打吧，大家都能提高知名度。”张律师深沉地看着我嗯了一声，示意女邻居同他走。

韩丁告诉我他有了一套两室一厅住房时，脸上并没有曾经盼望的兴奋出现。在我的追问下，他说出房子是“猫头鹰”给的，自己已辞去先前的工作被他们招聘作为编辑的秘密。尽管自己每天都在面对大量的“黑箱”操作，我还是对此事表示吃惊。

韩丁说：“这一切都是设计好了的。”韩丁又说：“包括文章中的女主人翁，她就盼着你们杂志早点将文章登出来，好同你们打官司，拿赔偿费。”韩丁从床缝里翻出一条粉红色内裤。他想也不想就扔进垃圾桶。

我说：“韩丁，你真是个混蛋。怎么不早点从股票交易所的大楼上跳下来！”韩丁说：“可惜只有大户们才能上去，我没有这个资格。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一不小心就成了蚂蚁，怎么好意思去跳楼。”

韩丁拒绝了主编的邀请，不肯去杂志社，他急着要搬家，也到两室一厅的环境中过过瘾。他坦白地告诉我，这场官司的赢家只会是女邻居，因为到时候他会道歉，申明自己确实没有经过女邻居的同意，而写了她和她家的隐私。他还告诉我，其实师思一开始就察觉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深究，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像《智取威虎山》中的那个抓鸡的傻大个儿匪兵一样，在马路上踩出沉重的脚印，领着女邻居和张律师往杂志社走。进电梯之前，女邻居的目光在病入膏肓的老赵身上停了好久。老赵要女邻居和张律师在他的窗口前填出入证。女邻居将表格填好后，还回去时，老赵看着她的名字，眼睛忽闪了一下。

他们走进主编的办公室不久，从紧闭的门里传出主编发怒的声音。

我们这边一共有六个人，大家全都竖着耳朵在听。只有师思仍埋头看校样。我忍不住将她叫到楼梯间里，将从韩丁那里听来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她。

师思说：“我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是在想，谁上去当主编更合适。”我表示自己不会袖手旁观时，师思说：“你别自作多情，人家要不要你帮忙，还很难说。”我嘴里仍然没软，师思开导我，还没弄懂武汉这城市里做事的规矩。她说：“这是烂屁股的事，没人愿意让自己现丑。”女邻居和张律师走后，主编将我叫过去。我将从韩丁那儿听来的话中，除了关于师思的那一部分外，一一告诉了主编。主编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我建议他想办法将韩丁拉过来，让他作证人。

下班时，钱主任来接老赵，刚巧我、沙莎和王婶都在门口等车，他们四人合伙叫了一辆出租车往花桥方向走。这段路，同乘公共汽车相比，每人只多花一元钱。我对沙莎说自己去找韩丁，看看他的新房子。事实上我去了韩丁和我的旧房子。

最多比我早到十分钟的师思正唱着歌打扫房间。我劝她就将这房子占住，这样就用不着急着同那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博士搞拉郎配了。师思说这房子都建了七八十年，上面说拆就要拆，那时又不知怎么办了。

我告诉师思，自己今晚得在这儿逃避。师思正在犹豫，呼机响了起来。她一看后，脸都变色了。

师思说：“你陪我回家去一下。”出门时，我们叫上了女邻居。

女邻居开着“麻木”送我们去六渡桥时，向我们打听主编这人好不好说话，有没有赔偿的意思。我吓唬她，这样同人合伙做笼子，性质相当于诈骗。女邻居不但不怕，还笑起来，说如果做笼子是诈骗要坐牢，除非将武汉的饭店都改成监狱，才够关人。师思也笑。在武汉做笼子的事，议论起来，人人都会会心一笑。做笼子的机灵、敏捷与狡猾，在这笑中，变成了一种类似耍猴的东西。

“麻木”开进六渡桥大街背后的一条巷子，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巷子中间对着一个中年妇女在叫。师思说这就是她妈妈和嫂子。下了“麻木”，师思上去问怎么回事。她嫂子抢着说，因为妈妈不懂得心疼儿子，所以她来补课。师思的妈妈气得话都说不连贯，说儿媳妇是想将公婆扫地出门。师思的嫂子马上说，这屋子小得舞不开扫帚，不用扫地就能出门。还说自己若是只有这么大的房子，根本就不好意思让儿子娶媳妇。师思还没说话，女邻居就丢下“麻木”冲上去，说师思的嫂子在当新媳妇时欠了一顿男人的打，所以才敢往婆婆头上爬。女邻居说，六渡桥的苕都能娶上漂亮媳妇，就因为这儿是风水宝地，摆只板凳在门口就能发大财。她当初想嫁六渡桥的男人都没资格。只好与六渡桥做邻居。女邻居说，别看她现在乳房不像乳房，屁股不像屁股，腰也不像腰，当初可比师思的嫂子漂亮多了。师思的嫂子这是沾了大便宜，要好好孝顺公婆丈夫才对。说着话时，师思的哥哥赶了回来，问是怎么回事。女邻居说，弄得长辈在一旁哭还能有什么好事，你应该二话不说，先给老婆一耳光，这才叫武汉男人。师思哥哥真的上去给了老婆一下子。师思赶紧上去拦，女邻居则将打蒙了的女人扯到一旁细细数落开来。我跟着师思他们进屋后，小小屋子站了四个人就难以转身。十二平方米的屋子被隔成上下两层。我无论怎么打量，也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安置下师思。

师思的爸爸羞愧得躲在邻居家不出来。我劝师思将妈妈爸爸带到老租界那儿去住几天，师思不同意，这个时候是关键，无论发生什么都得顶住。师思的妈妈哪儿也不想去，她说自己在六渡桥住惯了，换一条街都睡不着。

这时，沙莎打呼机唤我回去。回到家里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师思家住的那种地方简直比火车站里的公共厕所还不如。然后就想喊两室一厅万岁。

沙莎在努力收拾被家里人踩烂的房子。她对我说没事了。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哥哥为了自己的妹妹，将妹夫揍一顿的事，哪儿都会发生。所以才有天上雷公，地下母舅的说法。沙莎让我跪在地板上用抹布揩污垢。我擦了半间屋子后，她又不忍心似的将我拉起来，自己接着干。我蹲在一旁，她告诉我，她已说服家里人相信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我说谢谢时，心里一点也没有被感动，反而老在想师思家里的事处理完没有。

半夜里，沙莎对我说，她决定去监狱里看看牛会计。

半个月后，沙莎真的去了。回来后她说牛会计坐牢将人坐得又白又胖。

师思像是也长胖了些。她同杂志社里的那些女孩，一天到晚讨论减肥的办法。其中有一条是：当主编，然后被人追着打官司。

女邻居同张律师后来又来过三次，他们一次比一次强硬，咬定如果私了必须付给女邻居十八万人民币。他们还找了局长。局长表面没什么，但王婶说局长内心里开始烦主编了。主编当然比别人更敏感，他想早日了结这事，不惜将杂志社的财务家底和盘托出。主编自己提出的五万元上限是杂志社真实的承受能力。从这一点来看主编是急了。无论如何，主编不肯相信这事是“猫头鹰”在江南伸过手来操纵的，他要我们别提这事，事情没有这么复杂，世界也没有这么险恶。现在，我们都明白，主编这样做是不承认上了人家的当，他不能在这一点上丢人。据说，主编在这中间约过“猫头鹰”的头头，对方推说忙，不愿见面，才将主编刺激成这样。

在杂志为九八年的订数开始大战时，女邻居准时将我们的法人代表主编送上了被告席。作为第二被告的韩丁，也上了法庭，但他的表情是胸有成竹。当然，女邻居的诉状只要他赔偿三千元人民币。

主编独自一人应付官司，我们全都被他派到全国各地跑发行。断断续续地忙了一个月，到十二月初，订单终于回来了，两万多一点的订数让主编第一次冲着师思发火了。师思跑的是南方几省，那一带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好的时候曾达到过五万。不管怎么变化，南方几省的订数始终占有半壁江山。这一次，却掉得大，其中浙江一个省居然只剩下二十七份。主编说师思想让他下台也不能这么放冷箭。师思则说，她既不是鸡，也不是公关小姐，连请人吃饭的权也没有，她用尽了正常情况下的一切办法，没有空手回来，正好说明包括我们杂志在内的这个世界还大有希望。主编无论怎么愤怒，在师思面前也还是留有余地的。

春节很快就到了。腊月二十二，“猫头鹰”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迎新座谈会，我和师思都被他们请去了。所有人都得到一个红包。里面封了百元压岁钱。我得了两个，另外一个是他们许诺的百元美钞。他们的头头正式请我去他们那儿。面对那五十万的发行量，我不能不动心。让我犹豫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点是我看到韩丁的模样，比股市暴跌时还不开心。董博士倒是春光满面，他同我们握手后，正人君子般坐在师思面前不苟言笑。

我们的杂志只给一些关系户寄了贺年卡。大家都指名道姓地说，应该给主编吃点壮阳药。

难过的还是过年的日子，不管是回黄州还是去唐家墩，听到别人祝我和沙莎夫妻恩爱早生贵子时，我都要努力地笑着，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当然，在这个城市众多人口中，不快乐的也不只我们。王婶和汪总是门里门外的一对冤家。钱主任更惨，老赵病成这个样子，还要在局里值班，连三十、初一都不落下。在深圳工作的女儿，到新马泰旅游去了，钱主任闲得无聊，竟考虑起给王婶和汪总征婚的事。她还同沙莎说，师思的事已有七成把握了。她已安排好，让师思在情人节这天同男方见面。

我想雪上加霜，故意在给主编打电话拜年时，将师思的事透露给他。

对这事惟一高兴的人是沙莎。喜悦让她在情人节到来的日子里，一天比一天温柔。

情人节的前几天，老赵终于无法起床上班了。大夫来家里看过后，吩咐准备后事。老赵像一盏熬干的油灯，正一点点地熄去，他那眼睛里的火苗越来越暗。沙莎奉命翻阅老赵的档案，她意外发现老赵二十年前就是正处级干部，当时他是另一个局的宣传处长。但在十九年前，他不知为何一调到我局以后，就主动要求担任门卫并兼做清洁工。沙莎将这些基本情况，交给写悼词的人。我、沙莎和王婶被局里安排就近轮流照顾老赵。老赵的眼皮一次次无力地闭上后，又奇迹般睁开。二月十四日上午，我同沙莎、王婶守在老赵家的客厅里。钱主任看着挂钟说，这时候师思该同董博士见面了，她安排他们在一路专线车起点站碰头，然后一起去东湖游玩。我以为钱主任搞错了。钱主任说一开始就这样，这是她的经验，有些人将真实面目露早了反而不行。这时，老赵突然在床上叫了一声。钱主任连忙跑过去，坐在床边问老赵是不是有话要说。老赵拿起钱主任的手，慢慢送到嘴边。我们都以为他要同钱主任吻别。根本没料到他会张大嘴将钱主任的手狠狠咬住。钱主任惊天动地地惨叫起来。我们扑上去，费了很大劲才将钱主任的手从老赵的牙缝里救出来。钱主任的手腕一会儿就肿了。我们拖着她上王婶家里去敷药。待我们回来时，老赵手里竟握着一枝鲜红的玫瑰。玫瑰花瓣上的露水将花瓣和老赵的鼻尖粘在一起。我上前用手一试：老赵趁钱主任不在时，一个人永远走了。我跑到阳台上往楼下张望。上班时间，小区里静悄悄地一个人影也看不见。钱主任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将那支玫瑰从老赵手里夺下来，用脚�碎。

沙莎拿起电话给局长报丧。按道理，必须趁老赵尸体还在发热时将寿衣穿上。沙莎和王婶不敢动手，钱主任又只顾哭泣，我一个人没办法弄。幸亏汪总匆匆跑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有惊人的消息。王婶要他将老赵的寿衣穿好再说。汪总说这话他不说心里难受。结果，汪总边给老赵穿寿衣边告诉我们。长江大桥靠汉阳一头发生爆炸，一辆一路专线车被炸飞了，满满一车人全成了肉酱。我惊叫起来，因为师思很有可能就在车上。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师思同董博士已上了那辆大巴。突然间发现主编也在车上。师思就拉着董博士下去了。结果主编被炸得只有他老婆才能认出来。

在他的追悼会上，私下流传一句比悼词更容易让人记住的话：这样去死，不值得。

也就是这天晚上，我和汪总在我家里一人拿着一只啤酒瓶喝闷酒。隔壁屋里钱主任、沙莎和王婶，三个女人挤在一起抱头痛哭。她们反复嚷着一个话题：都做了一辈子的夫妻，哪来这样的深仇大恨。钱主任的手肿得像被蝮蛇咬过，打了两针先锋五号也不见消褪。

凌晨时分，很远的江面上传来汽笛声。沙莎突然一推我，她说：“我怕极了，人咬人太厉害了。蓝方，我们还是离婚吧。我怕你到时也像老赵一样。”我背对着她说：“要是你走在前面，我不就没机会了！”沙莎说：“你就开始咒我先死呀！”我俩不再说话。

天亮后，我揉着涩涩的眼窝对沙莎说：“好吧，我们今天就去将手续办了。”在婚姻登记处，意外地碰见王婶和汪总。他们是来复婚的。王婶说，他们也想通了，人只能活这一辈子，能原谅人的时候就要原谅人，上半夜为自己想想，下半夜为别人想，这事就过去了。沙莎冷静地望着他们，说我们现在正前赴后继。

离婚后，我和沙莎仍住在一起。对这套两室一厅里的一切物品与行动，我们都有详细的协议。包括早上起床后卫生间谁先用都有规定，所有一切都如美国法律那样周全。惟一疏漏之处是到了夏天，有空调的那间卧室如何轮流使用。在订协议时我想到这一点，但我没说。以沙莎的精明她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她也没说。有时我想这也许是我们与上帝达成的一种默契。

主编一死，韩丁那篇文章引起的官司就被人淡忘了。这天，女邻居突然领着那个在黄孝河路卖花的老太太来到杂志社。老太太就是女邻居的母亲，她对我们说，自己是那官司中的真正当事人，她来告诉我们的领导，什么赔偿也不用给，她要撤诉。我将师思指给她们。师思已被提升为惟一的副主编，主持杂志社的工作。她被过去自己造成的问题压得时常将眉毛抹得一只高一只低。

我问过她同董博士的情况。师思说就像到广东去吃那各种各样的虫子一样，开始有些恶心，后来情况就有好转。

有一天，我在外面同朋友泡酒吧回来，室里非常香。我忍不住敲了敲沙莎的卧室门。沙莎穿着睡衣，但她没有睡。她将自己的衣裙挂了满满一屋。床头柜上有只瓷罐，瓷罐里点着一只无烟蜡烛。上面的小盏里有一汪水。沙莎在那水里滴了一滴名为“岁月柔情”的香水，所有的香气都是从那水里蒸发出来的，让人不能不醉。沙莎要将所有的衣服都熏得像洒了法国香水一样。但是花费只有“毒药”等品牌的十分之一。这样的香味会倾倒这座城市的许多男子。我对沙莎说了声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里。我想起师思身上也曾有过这样的香味。我一遍遍地默诵着这些充满香气的名字。只有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构思。这种热爱藏在一个人的骨子里，看起来很庸俗。夏天的消息在窗外悄悄传递着。不知黄孝河路上的窨盖会不会再次飞起来。楼梯上汪总用普通话说了句你好。王婶马上讥笑他在用弯管子说话。夜很深时，难说城市有无秘密。

1999年3月8日汉口花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