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李厂长又来家里。由于没打招呼，他将沙莎堵在屋里。见到沙莎，李厂长有些傻眼。沙莎给我使眼色，我只好同她一道否认自己见过这个人。李厂长走后，我终于明白，沙莎姓刘，牛会计姓牛。武汉人讲话从来不分刘与牛，刘也是牛，牛也是刘。这些送钱送空调的人，将姓刘的沙莎，当成了姓牛的会计。李厂长留下一句话：“你们搞邪了，想吃我的黑！”沙莎叫我别慌，向她学习点经验。
我一直猜，在王婶和钱主任两个人中，谁更可能是告密者。
我和沙莎做爱的次数比以前还频繁，而且总是她主动要。可我清楚，没有哪次她是真动情了。她那牛皮一样的嘴唇和干涩的身子，根本就是机械。有天夜里，我们正例行公事时，她突然痉挛起来，捂着胸口，直叫喘不过气来。我顾不上斯文，连忙敲开钱主任的门，找她要速效救心丸。钱主任拿上药后，让我就在她家呆着。她自己去料理沙莎。
老赵从鸡公山疗养回来，脸色更加不好。他当着我的面将钱主任熬给他喝的银耳汤倒进便池里。他告诉我，我同师思的事是钱主任打电话到鸡公山去报信的。他还告诉我，沙莎能这样忍着也是钱主任教的。他还设想钱主任这时一定正在同沙莎说，这是最关键时刻，一定要咬牙挺住。夫妻间该做的事一点也不能少，等真的挺过来后，男人就会死心塌地一辈子在家好好过日子。我问老赵身体怎样，他说他在等一个日子。
钱主任说沙莎没事了，沙莎就真的没事了。沙莎还妩媚地对我说：“咱们继续吧！”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行了。
沙莎惊慌几天后，很快买回一台VCD机，另外还从前进四路买回十几盘“顶级”的影碟。她陪着我看，当我又行了时，她流下了眼泪。然后，她真动情了。虽然想法不一样，我们都是由衷高兴。
就在我们高兴的第二天上午，局纪检组的人将我和沙莎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两个反贪局的人。初见面时大家都很客气。反贪局的人还问沙莎，怎么才两个月没见面就瘦成这样，是不是妊娠反应。我对武汉女人有时真有种说不出的佩服。每当大事临头时，很难见到她们有那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她们总能很快在纷乱中理出一二三四的条理来，并抓住其中最主要的。这种天赋应该是武汉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构成的。由于长江、汉江的分割，外地人总也闹不清汉口、武昌和汉阳，到底在哪条江的哪个位置。在武汉问路，得到回答总是往上怎么走或往下怎么走。由于有两条江交汇，这上下也变得混乱，况且又不比山里，这种上下是看不见的。只有武汉人自己能看见。这是地理。还有天文。武汉这儿夏天比广州热，冬天屋里比哈尔滨冷。多少年来，政策不允许武汉降温抗寒，这种冷热交替磨炼，使武汉人格外地精明。而热不叫热、冷不畏冷的女人又更强几分。此外，说是有山有水，但东湖枉比杭州西湖大许多倍，也枉清许多倍，谁也不买账。龟山蛇山名气倒大，去的人也多，不过大家也就是去了而已，在心里什么也留不下。这些不利练就了这儿的人在心里算计的本领。沙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典型。她一看架势，就毫不犹豫地说自己与什么李厂长没有任何瓜葛，他是找错了门。
沙莎说：“一定是将我当作了牛会计。我说我姓刘，他没有听清楚。”听见沙莎竭力地说刘和牛时，我就忍不住笑。反贪局的人也笑。他们像沙莎一样，虽然说话时分不清刘和牛，心里都很清楚。
接着他们问我，有没有接受一台别人送的空调。我说：“现在买空调，哪家不是送货上门。”还是沙莎主动建议，现在的家电都有货号，拿出发票来一对就清楚了。反贪局的人上我家将空调机的货号抄走了，还有发票号。然后就没有动静了。
虽然我心里慌，并后悔，但我心里没有责怪沙莎的底气。惟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师思每天在办公室里给我的无数微笑。
师思的微笑在杂志社里像春天的风在吹拂。只有主编在不舒服。师思越笑，主编越是不舒服。
我抽空问师思：“同韩丁相处得好吗？”师思说：“他？银样蜡头枪一根。”我说：“怎么啦？”师思说：“他吓得不敢进门了。”她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这一笑足有两分钟，闹得隔壁办公室的人都来打听是怎么回事。巧的是韩丁这时突然出现在门口。这让她笑得更起劲了。还是王婶在门外说了一句话：“等嫁了个男人，你就笑不起来。”师思一听这话就收拢了脸上跑位的五官。
我将韩丁拉到椅子上坐下说：“你来干什么？”韩丁说：“我写了篇稿子，给你们看看。”我将韩丁的稿子铺开，师思一伸手抢过去，她看了一眼说：“写下岗工人的，交给我编好了。”师思一口气看完后，连声说可读性极强，完全能够盖过“猫头鹰”今年发出来的那些稿子。我接过来看过几行就知道这是写老租界那儿的女邻居。越往下看越像，特别是踩“麻木”的经历，活脱就是那一家子。不过最让人感动的是女邻居的母亲那场爱情经历。我建议师思去同主编商量，将别的稿子抽下，就在十期上推出来。
师思去了五分钟就回来。主编已签了字，同意我们的意见。主编还跟过来，同韩丁握手，夸他初次写稿就达到这个水平实在不容易。主编欢迎韩丁以后多给我们杂志写稿子。
主编授权我们中午请韩丁吃一顿饭。我们去圣诞酒店。酒店老板一脸不高兴，要我们付现金，他说杂志已经欠了他们近两万元了。师思更不高兴，她威胁说，要换头头了，当心新官不理旧账。老板收敛一些，还是接受了我们。吃饭时，韩丁和师思的目光有多次会心的交流。韩丁还多次望着师思说，能在这座城市里拥有自己的住房，幸福才会开始到来。师思举起啤酒杯同韩丁重重碰了一下，说快了快了，好日子就要来了。
天气转凉了。夏天之后的凉爽也是武汉的好日子。
十期杂志出来后，接着又马上加印了三万。大家都冲着韩丁的那篇稿子而来。就连反贪局的人也开口要我送他们十本。他们说算我请客，毕竟还了我一个清白。沙莎那次立即去换空调实在太高明了，被抓住把柄的是牛会计，她被反贪局的人带走时，已查出她贪污和收受贿赂达九十一万三千元。牛会计被抓的那几天，我和沙莎身上一直在冒冷汗。家里也头一次备上了舒乐安定药片。
沙莎说：“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我吸着凉气说：“错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等哪天换到局长住过的房子，用上局长留下的电话，我们还要大捞一回。”沙莎说：“你这是做梦。”沙莎拿着油墨未干的杂志对我说：“我怎么觉得这上面写的那个处长很像老赵。”沙莎说的处长是韩丁文章中的母亲的情人。沙莎将杂志拿给钱主任看，钱主任看过后，轻描淡写地说：“这种文章到处都有人写。来我那儿征婚的人，经历比这传奇多了。”钱主任说“多了”二字时，声音有些颤抖。她马上对我们说，师思同她见面了。师思愿意与那位博士试着谈一阵。
我的反应很平静。
沙莎说：“你要难受就找个方式发泄一下。”我说：“我不难受。”奇怪，我真的不难受。电话铃响起来，现在我能自由地接电话了。我说：“你好！请问找准？”董博士的声音突然传过来：“蓝方，有件事我想同你通个气。你们发的韩丁那篇文章，可能有大麻烦。这是被人控制操作出来的。目的是想釜底抽薪，将你们杂志彻底打入泥潭。哪怕整不垮，也要让你们爬不起来。我是知识分子，我有责任提醒你们。当然我不能详细告诉你整个计划，那叫出卖，我是不会干的。
以你的智慧，你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学问的人讲话总是慢条斯理，好不容易等他告一段落，我才抢着说：“‘猫头鹰’太狡猾了，对吗？”董博士说：“市场份额只有这么多，竞争手段当然越来越不近人情。”董博士对我们仍将心理咨询专栏办下来表示钦佩，内容却被他贬得一塌糊涂，特别是我编的那一期，更是只有幼儿园的水平。我本想嘲笑一下他，说当年日本鬼子侵略时，当汉奸的都是有水平的人。话到嘴边后，心一软又缩回去了。
上班后，我见老赵坐在门卫室里，拿着一本“猫头鹰”在看。这时，门口进来两个扛摄像机的人。他们二话不说，就将镜头对准老赵。老赵发现后，顿时火了，顺手将那本杂志摔过来，并且吼道：“我同你们说清楚了，别人想拍你们去拍别人。想拍我，得等我进了太平间才行。”记者们很尴尬，宣传处的人赶紧上前打圆场。
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我找出老赵看过的那期“猫头鹰”。在董博士主持的栏目里，有这样一段话：日前，一位姓钱的女士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夫妻恩爱多年，最近老伴被查出患了肺癌。之后情形大变，一到没有外人时，两人关系就非常紧张。钱女士不肯往下多说。我只好如实告诉她，丈夫可能根本就没爱过她。往下是董博士的心理分析，我越看越觉得像是老赵和钱主任。
我将这些内容指给师思看。师思瞟了一眼说：“我就是患了精神分裂症，也不同心理医生打交道。”办公室里还好没有别人，我抓住她的手说：“你去了钱主任的婚姻介绍所？”师思的手动了动后说：“我觉得那是最讲实际的地方。我找到了一个博士和一处三室一厅。”我说：“人怎样？”师思说：“不知道。钱主任的规定是，没有好感前不能见面，也不能通电话。”我说：“你怎么会找她哩！”师思说：“不能再搞大海捞针，我得有的放矢。”外面有人在小声哼唱。
我放开她的手，等门口的人走过后才说：“你送我的礼物快没用了。我们有可能在一起。”师思说：“你是打算让我又同别人合住在一起？我心理很脆弱，不可能再承受这些。”这样的谈话没办法进行下去。我只好改变话题，告诉她董博士打电话告诉我的内容。
师思眼睛一亮说：“别管它。由它自然发展。”我说：“那样杂志会砸牌子的。”师思说：“砸了才好。到那时，我俩搭班子参加竞选，不就成了机遇。”师思想分散我对此事关注的心情，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信的行文逻辑性很强，像是读博士的人的手笔。我对他们以职务和学位来称呼对方，感到极不舒服。开头是“亲爱的编辑”，结尾是“你的博士”，这样的规定只有钱主任才能想出来，也只有着急要结婚的人才会接受这种规定。在修行老到的钱主任安排下，从哪个角度看去，我都觉得这更像是在作交易。
师思说：“市场经济的方式就是自由交易。其实你对真理的实践还早我一步。”电脑打印出的情书末尾，手书签名的“博士”二字让我觉得挺眼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