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前门火场那头,只能见明亮的火光,其余什么也看不分明了。�
忽然,有个站在门外的伙友跑进字号,大声嚷叫:“前门楼子也着了,前门楼子也着了!”�
戴膺和大家一齐跑到门外,翘首西望,果不其然,巍峨高耸的前门楼子,已在喷吐火苗火花。在夜幕的映衬下,它仿佛在喷金吐银,比平素不知晶莹璀璨多少倍,真是壮观之极。只是,那壮观太叫人恐惧了!�
前门叫正阳门,为内皇城第一道门脸,居然就这样任大火毁了它?�
前门楼子都着了,咱们还不快走?但戴老帮依旧没有发话,只是站在当街,一直望着大火中的前门楼子。�
戴膺望着起了火的前门,惊慌了一阵,就平静下来了:前门着火,说明乘着东南风,火势在
向西北蔓延,在前门东南的打磨厂,也许能躲过这一劫?再说,皇城的正阳门都着火了,官家还能再坐视不管?�
所以,戴膺仍是叫大家全神待命,不要冒失行动。�
那一夜,戴膺和京号的全体伙友,就那样坐守待旦,没有弃庄逃难,也没敢丢一个盹。到天将亮时,火场总算熄灭了。�大家终于松了口气,当然也更佩服戴老帮的临危不乱。�
天成元京号虽然躲过了这场了大火,但第二天却没有开门营业。事实上,从五月十八这天起,它就再没有开业,直到两年以后。�
这也不光是天成元一家,京师金融业的所有商号,包括票庄、账庄、钱庄以及典当铺,在前门大火后,差不多全关门停业了。因为在这场大火中,京城的二十六家炉房,都被烧毁。�
炉房,是那时代金融界的一种重要行业。简单说,炉房就是浇铸银锭的店铺,类似于现代的造币厂。�
那时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须铸成法定的三种银锭。最大的一种,重五十两,为便于双手捧起,铸成两头翘起的马蹄形,俗称元宝。其次为中锭,重十两,有元宝形的,俗称小元宝,但通常都铸成秤锤形。最小的一种,称做银锞,或三两,或五两。这三种银锭之外,还有更小的碎银,轻重不等。�
因为白银易于磨损,使用稍久就会分量失准,所以银锭得不断重新浇铸。各地银锭的“平色”又有差别,外来银锭也需改铸成本地通宝,才好流通。特别是出入于各省藩库及中央户部的银锭,更得铸成“平色”统一,留有“纹印”的“官宝”。所以,各地的炉房,就成了金融业中的上游行业,实在比现代的造币厂还要须臾不能开。不拘你做什么银钱生意,不经炉房新铸的银子,真还没法流通。�
早先的炉房,都是民商开办,当然得由官府发执照。到晚清时候,官府也开办了“官炉房”,铸造“官宝”。�
京城的官炉房,加上有执照的民商炉房,到庚子年间共有二十六家,全都聚集在前门外的珠宝市。五月十七这场大火,吞没了珠宝市,二十六家炉房没能剩一家。�
炉房全军覆没,等于把京城金融业的上游给掐了,下头谁家能不给晾起来?�
当然,前门大火后,京城的金融商号跟着全都关了门,也是因为大家对时局已经完全绝望。
反正局面已经乱得无法做生意了,又出了这样大的灾祸,还不乘机关了门,避一避?�
前门大火后,西帮汇业公所很快有过一次紧急集议,大家都主张尽快从京师撤庄,暂回山西避难。但将这样的请求报官后,户部竟不予批准。�
咸丰初年,为避洪杨之乱,户部过早准许了西帮票商携带巨资,撤庄回晋,一时造成京城市面凋敝,很受了朝廷非难。那时,户部也未料到,西帮票号一撤,京师金融的一大半江山,竟给他们带走。这一次,户部当然不敢轻易准许了,谁敢担这样的责任!而且,珠宝市炉房全毁,京城金融已是一片混乱,哪还敢再叫西帮撤走?�
撤又不叫撤,留下,你朝廷官府又保护不了,义和团说烧就把炉房给全烧了,留下这不是等死吗?�
可这样的怨气,跟谁去说?�
皇城正阳门被焚,清廷也受了震惊,再次严令下头查禁义和团的横暴行径。可怜这样的严令,已经不能生效。义和团不但未有什么收敛,反而扬言要焚烧外国公使馆。�
这时的京师,已经是义和团的天下了。不但满大街都是拳民,三五成群,持刀游行,许多王公世爵也把拳团的大师兄,迎入府第,殷勤供奉起来。这时义和团散发的揭帖,已经是直指洋鬼子了:�
兵法易,助学拳,�
要摈鬼子不费难。�
挑铁路,把线砍,�
旋再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吉、俄罗势萧然。�
所以,义和团说要焚烧外国公使馆,朝廷也怕了。只得通告东西洋各国公使,请暂时回国避一避。�
东西洋各国见清廷已压不住京师局面,早在五月初就提出蛮横要求:准许他们派兵进京,保护公使馆。日本使馆的书记生被杀后,东西洋各国更强横提出:让出天津大沽炮台,以便更多外国军队登陆,进京保护各国公使馆和侨民。现在,你叫人家回国避难,哪能答应?�
五月二十一,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
五月二十四,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附近被清兵击毙。�
第二天,清廷颁布了《向各国宣战谕旨》,明令将义和团招抚成民团,“借御外侮”。当政的西太后所以下了决心,向洋人宣战,据说是在大沽失守后,接到了谎报:各国列强将勒令她归政光绪。这不是戳在太后的心窝上了!这种谎报,不用问也是端郡王载漪一伙弄的勾当。�
朝廷宣战后,怎么战法?不过是叫庄亲王载勋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统领京城的义和团,再加上董福祥带的一些甘肃兵,去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这一围攻,就是五六十天,久久攻打不下。义和拳刀枪不入的神功,这时也不灵验了,使馆区射出的洋枪洋炮,还是一片一片将拳民打倒,血流成河。�
京城已乱成了这样,官府哪还顾得上给你保护商家!户部虽然不叫西帮撤庄,但珠宝市的炉房也根本无法修复,金融生意就是不想歇市,也得歇了。�
天成元京号的戴膺老帮,见京城局面一天比一天险恶,当然也是加固了门户,购买了刀械,还雇了位相熟的镖局武师,驻进字号。生意既不能做了,伙友们只剩了一件事:日夜轮流保卫字号。�
字号里最值钱的,当然是账簿、票据。现在已从容作了处置,该匿藏的,精心作了匿藏;必须携带走的,也作了精简、伪装,到时候,说走就能带走。�
戴膺感到不大好处置的,还是银窖里那将近八万两银子。对于京号来说,八万两现银,不是一个大数目的存底。去年年底大合账,库底刚刚清了,今年又遇了这种乱世,生意清淡,所以现银的存底实在不多。但经历了前门大火的熬煎,才知道突然出个事,这八万现银真还不好带走!票号走票走惯了,突然要走银,真还得多费心思。眼下京师已成孤岛,信报电报都不通,往外调银只有请镖局。可这么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一家镖局肯揽这种危险的营生了。银市一停,放贷已不可能。再说,商家都岌岌可危,轻易又敢放贷给谁?�
戴膺经几天苦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京号全体伙友,都可以向京中的亲朋好友,出借银钱;以字号的商银或个人的私银出借,都成;写不写利息,也都成;往出借多少,字号给你支多少;日后时局平静,能收回多少,算多少,收不回的,绝不怪罪。�
听了戴老帮的办法,谁都不敢相信!�
西帮票号本来有铁规的:在外驻庄的伙友,从老帮到小伙计,都不准个人与外界发生借贷关系,也就是私下里既不能借外人的钱,也不能借钱给外人。为了这条号规,伙友驻外期间,字号只发给有定例的一点零花钱;辛金,身股所得红利,都是下班回到山西后,由总号发给。平时在外,谁也没有自己的私蓄。一旦查出谁有私钱,那是要被立马开除出号的。�
所以,初听了戴老帮的办法,谁敢相信?这不是叫大家违犯号规吗?�
而且,那样优待的条件,简直等于是拿了字号的银子,到外面去白送人!�
但戴老帮毅然决然说:“这事由我做主,日后老号、东家怪罪下来,与各位不相干。现在遇非常之变,所以要有非常的应对。看京师局面,我们就是拼死守卫,只怕也保全不了这八万两银子。与其如此,还不如借给京城的朋友,日后就是收不回来,也算是花钱买了许多人情。这总比被歹人抢去,要强得多!”�
这样一说,大家才明白了些。�
“再者,及早处置了这八万现银,我们也可一门心思来自卫保平安了。遇此非常战祸,作为领庄人,我拼死守卫的,首先还是各位同仁的平安。老号把各位派到京号来,能不能建功立业先不说,我总得叫各位能平安下班,有个囫囵身子回到太谷吧?”�
戴老帮这几句话,更说得大家心热眼湿了。�
结果,没有几天,天成元京号就不动声色将八万两存银处置了。说是借给了亲朋好友,其实也都是京城的一些“关系户”,做生意用得着的一些老“相与”。因为大家在京城既无家室,也无私蓄,实在也有不了几个私交。�
这样周济京中的亲朋好友,当然还是戴老帮和梁子威副帮借出去的银子多:毕竟他们在京交际广,常拜的衙门也多。除出借给私人外,他们也暗暗张罗着,借给户部和顺天府几笔官债。�
天成元这一仗义之举,果然在危难之时为下了朋友。京城的金融业瘫痪后,许多人拿着银票无处兑钱,正犯急呢,真难为天成元还能记着他们。这些受了优惠的朋友,当然是感激不尽
,多少年后说起来还是念念不忘。�
戴膺这一着棋,随着时局一天比一天险恶,更显出其英明来。�
京城的西帮票号同业,虽然也都关了门,在竭尽全力保卫字号,但对京师局面却有不同看法。大多老帮还是抱有一丝幻想的,尤其是几家大号,一直以为京师局面总不至坏到塌了底。
朝廷虽然对洋人宣了战,可也不见调集各地兵马开赴津门。像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袁世凯这些疆臣重镇,不但按兵不动,还都在紧急上奏:怎么能向东西洋这么多强国同时宣战?一国尚不敌,如此刺激众强国联合起来,一齐来犯大清,实在是鲁莽失当!听了这样的消息,许多老帮还以为,与洋人这一仗不会真打,至少是不会打到京城来。�
蔚丰厚的李宏龄老帮,素有毒辣的眼光。可惜他正回山西歇假,不在京城。日升昌的梁怀文和蔚字号的在京老帮,也对京师局面抱有幻想。这更影响了许多老帮。�
既认为乱局不至乱到穿帮塌底,各号就在一味拼死坚守,大多没有做弃庄撤离的准备。不但字号里的存银未作紧急处置,就是对账簿、票据,也没有作大的应急处理。等死守到七月,京师陷落,朝廷出逃,天塌地陷一般的大劫难降临时,真都抓了瞎。临时起了巨额现银出逃的,没有不被抢劫一空的。许多京号连账簿也没有带出来。蔚泰厚是在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前夕,起了十万两现银往出逃,只行至彰仪门,就遭到抢劫,一两银子也没留下。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五月六月间,对京师局面未存幻想的,除了天成元,只有乔家的大德通等少数几家。不过,大德通的周章甫老帮,也还没有戴膺那样的魄力,散尽存银,轻装应变。周章甫倒是早作了收缩,字号存银不多。�
到六月十八,天津被八国联军攻陷,消息传到京师,大多票号才慌了。洋人能攻下津门,京师大概也难保。但这时再张罗着做撤庄的准备,已经不太容易了。特别是处置各家的存银,真是运也运不出去,贷也贷不出去,还是只有死守。�
戴膺听到天津陷落的消息后,倒是很容易就能作出决定:尽快从京城撤离。他们说走就能走人,已经没有太大拖累。需要妥当谋划的,只是选哪条路回山西,路上又如何对付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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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南路,路过的涿州、保定、正定,那都是义和团的大本营。走北路,打听了一下,南口,延庆,怀来,直至张家口,也都成了义和团天下了。既然都一样,何必走北路绕远。�
在天津陷落前,戴膺已经和伙友们密谋了一个出逃方案:大家装扮成贩卖瓦盆瓦罐的小商贩,三二人推一辆装瓦盆的独轮车,慢慢往山西走。这种卖瓦盆的小商贩,本就游走四方,又都是卖苦力的,义和团多半不会找麻烦。瓦盆瓦罐,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用怕拦路抢劫。而瓦罐里,也正好藏匿必须带走的账簿和盘缠碎银。这样推车走千里,虽然苦了大家,但路上平安得多。�
在这种时候,还能说苦?�
伙友们都说:“别人倒好说,就怕戴老帮、梁副帮受不了这份罪。”�
戴膺说:“我不想受这份罪,难道想等死!”�
真是也没有选择。�
因为早定了这样的出逃方案,买来推车、瓦盆,以及做苦力穿的衣束,也就先一步办妥了。这也不难,不过是遇见卖瓦盆的,多出一点银钱,连车带货都盘下来,就是了。做苦力穿的衣束,那更好办,满街都是。
戴膺本来打算,在六月二十四就弃庄离京。但就在二十一那天,梁子威副帮却提出:他要留下来守庄。反正是一处空铺子了,也不用怕抢劫偷盗,他一人守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危险。
但空铺子里留守一个人,对天成元的名声,毕竟好些。西帮都没走呢,就我们头一家人走楼空?�
梁子威这样一说,许多伙友也争着要留下。�
戴膺见此,也深受感动。他何尝没有这样想过?但这分明是生死未卜的差事,交给谁?他自家留下,那谁也不会走了。可答应梁子威,实在也是于心不忍。梁子威跟了他多年,是个难得的人才,正可担当大任呢。�
�他就说�:“算了,算了。我看也用不了几天,西帮各号也得跟我们一样,弃庄离京。就这么几天,能坏了我们的名声?我才不信。”�
梁子威说:“戴老帮是信不过我吧?我留下晚走几天,也危险不到哪!我跟戴老帮这许多年,也学了些本事,看着守不住,我也撤得出来,不会傻等着送死。要是西帮都撤了,我保证带了一条囫囵性命,回到太谷。”�
梁子威一再这样说,戴膺也只好答应了。�
见答应了梁副帮一人,别人也更争着想留下给做个伴。戴膺想留一个精明的跑街,可梁子威只叫伙房的一个年轻伙友留下来陪自己。西帮驻外的字号,并不专门雇用伙夫,新去的年轻伙友都得从司厨做起。梁子威要留下的这个司厨的年轻伙友,倒还蛮精明,戴膺也就答应了。�
因为出了这档事,戴膺就有意推迟撤离的日子,想看看局面能否稍有好转。但已经很难打听到什么真实的消息了,一会儿是朝廷已经跟洋人议和,一会儿又是洋人已经打到廊坊了。京师官场中平时的一些熟人,都很难见到。而街面上见到的义和团,已显溃败相,随意抢劫的事更屡屡发生。一切都没有好兆。�
所以,在六月的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九凌晨,戴膺带着天成元京号的十多人,装扮成卖瓦盆的小商贩,悄然离开了打磨厂,出京去了。�
梁子威在京号守到七月十六,也带着那个年轻伙友,撤出了京城。�
七月二十,八国联军从齐化门、东直门、崇文门,分头攻入京城,竟无人向朝廷禀报,内廷的西太后一点都不知道。�
七月二十一黎明,洋人联军攻破东华门,直入紫禁城,洋枪洋炮声已传入大内了,太后这才听到禀报。她拉了被禁的光绪,仓皇逃出神武门,走京北官道,奔张家口去了。�
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后,当然是见义和团就杀。各国官兵,还被允许公开抢劫三日。京中商号,无一家能幸免。
庚子年四月,义和拳也传入了太谷。传入太谷的第一站,正是城北的水秀村。�
恰在四月,邱泰基的夫人姚氏到了临盆分娩的时候。�
对这一次分娩的期待,姚夫人实在是超过了九年前的头胎生养。那一次也寄放了许多的期待和美梦,也一心希望生下一个男婴。可头胎到底还是恐惧多于期待。这一次不一样了,自从断然将小仆郭云生揽入怀中,如愿以偿地很快有了身孕,姚夫人似乎什么也不惧怕了。无论如何,自己也会把这个孩子顺利生下来,十二分企盼的,只要他是一男娃!�
如果再生一个女娃,那她付出的一切,都算白费了。要真是这样,她会用棍棒将郭云生这个小东西远远赶走!�
十个月来,她没有一天不相信自家怀着的,是一个男娃。�
不过,在分娩日渐临近后,姚夫人也不免隐隐生出一些恐惧:也许偏偏还叫你再生一个女娃,甚至还有血光之灾等着你。你不守妇道,报应正在等你。今年的天象也是这样的不好,不但是不吉利地闰八月,旱象也是越来越凶险。去年就旱,今年连着大旱,麦子肯定不会有收成了,秋庄稼又旱得下不了种。遭遇荒年是一准无疑了。生这个野种,偏偏就赶了如此可怕的一个年景,真不是好兆。�
她极力想驱散这些胡思乱想,就是不行。�她又不想把心中的这番忧愁,告诉郭云生。告给他吧,又能怎样?你想听的话,他都能说,但他太稚嫩,不是女人的靠山,不是能擎天的把式。�
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姚夫人终于答应了本村那个二洋老婆的提议:请城里美国公理会西洋诊所的女大夫,给她接生。�
这位妇人婆家姓郭,男人就在本地经商。家道只是小康吧,夫妇俩倒都双双入了公理会洋教。在水秀村,这可是绝无仅有,村人就把这位妇人唤做二洋老婆。二洋老婆成天劝人入洋教,信基督。说入了洋教,以前的神神鬼鬼都管不着你了,还可以不纳粮,不交税,不服差役,因为官府也不管洋教。可惜,水秀村里没人听她的。听了她的,那不是既得罪官府,又得罪神鬼,今生来世都不用好活了?�
先前,姚夫人跟这个妇人还能说得来。自三年前入了公理会,姚夫人就不大愿意她来串门了。她来串门,也是不厌其烦劝说姚夫人信基督,入公理会。姚夫人当然不会听她的。为给长年驻外的男人保平安,自家天天求拜各路神仙呢,怎么敢得罪!近一年来她跟云生偷情,更不敢得罪神鬼了。�
不过,二洋老婆发现姚夫人有了身孕后,倒不再死缠了劝她入洋教,只是一味说公理会的西洋诊所,如何会接生,如何会保母婴平安,大人娃娃都不受一点罪。尤其是产后,女人只躺七天,就能跟平素一样下地了,没有那么多坐月子的忌讳。西洋人为甚那么强壮?就是坐月子坐得好。�
无论说的多么好听,姚夫人依然不会信。自己临盆分娩,叫洋人来接生?那更不成体统了!
只是,过年,开春,跟着花红柳绿的三月天,又一天接一天过去。对身孕的过分期待和暗生的罪孽感,也在与日俱增。女人临盆,那是过生死鬼门关。在这种生死关口,谁会更宽恕她?二洋老婆总是说,洋教的基督最能宽恕人了,洋教也没有太多的忌讳。而自家天天求拜的各路神仙,他们会宽恕了你?总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家是造了孽了,能逃了恶报?
姚夫人像是走投无路了,只好去求助于洋教。她并不入洋教,只是求洋教的大夫帮助自己一回,把孩子生下来。�
二洋老婆见姚夫人终于听从了自己的,非常高兴。邱家在水秀村,也算是大户了。能劝下这样一位大户娘子,信洋教洋医,也算是很大的功德。�
三月十六,二洋老婆陪了姚夫人,坐邱家的车马,赶往城南的里美庄,去拜见西洋大夫。�
那时公理会的西医诊所,设在里美庄的顺来子花园。里美庄是公理会在太谷的老基地了,不过庚子年间在诊所施医的,倒是两个中国人:桑爱清夫妇。先前在诊所施医的美国大夫,两年前患病返美,教会便从山东聘请来这对华人夫妇。二洋老婆说,桑大夫是留过洋的,西洋医术也差不了。�
姚夫人见大夫是中国人,倒先不太害怕了。拜见也没有什么仪式,进门就叫坐。坐下,男大夫问了问几个月了,饮食如何,有没有异常,就叫女大夫领进里间去了。女大夫也只是摸了摸,看了看腿脚肿不肿,又用一个冰凉的玩艺儿贴住肉,听了听。临了,说什么事也没有,只是不敢老躺着,尽量下地多走动,饮食上也是该吃什么,就吃。�
真会顺利临盆,顺利生下孩子?�
姚夫人一再问,桑大夫夫妇回答都没有含糊。这一对中国西医大夫,一直和气慈祥,不带仙气,也不威严,倒很叫人能指望。�
他们问了问水秀有多远,然后交待,下月临盆前,他们会先去一趟水秀,再做一次这样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