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范哲说的那样，非典过后，一些人抱怨自己遇到的所有倒霉事情，全都说是他妈的非典闹的！公司破产了，是非典闹的；本来能挣好多钱，没有挣到，是非典闹的；就连没有能够结婚，女朋友跑了，或者在心中想象的恋人，没有弄到手，也都是非典闹的。反正非典是个筐，怨天尤人时，什么事情都可以朝里边装。
人们的心理恐慌逐渐消散，经济也在逐步回升。大灾大难过后，完全没有必要总是沉浸在伤痛之中。瘟疫没有能够流行开来，说明从中央到地方，采取的措施是十分得力的。全国十几亿人口，患病人数不上五位数，死亡人数不上四位数。人们无法估计，要是没有这些措施，究竟会发展到何等局面。经过这一场人与自然的抗争，整个民族都是一次心理免疫。以至于后来“禽流感”爆发时，大家没有像在非典时期那样惊慌失措，而是平和应对，顶多到饭店里不吃家禽的肉。中国没有发生过“疯牛病”，猪牛羊肉没有什么可怕的，照吃不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又回到了社会上。
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依靠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手段，足不出户地了解到疫情的发展状况。现在，在我们那里，从城市到乡村，彩电已经普及。电视机已经不再是
奢侈品，而是家用电器了。县一级的广播电视局，曾经是最糟糕的单位。一个职能局，不过三二十个工作人员。一个电视差转台，一个广播站，就是全部家当。乡镇的党委书记们，如果提拔不到县级领导岗位上，肯定不愿意去广播电视局当局长，因为职工打架就可以打到他的面前。后来，有了有线电视，就有了收费项目，这单位马上红火起来。经费宽余了，办公楼盖起来，人员大幅度增加，再想当这个局长，领导们就要看谁的能耐大了。
县里有了有线电视以后，乡镇所在地和好一点的行政村，集资办起了有线电视。我们马寨村，就是在刘庆河支书的倡导下，最早办起有线电视的。村里在刘庆河家的房顶上支一口天线大锅，屋里装上信号增强装置，把调制好的信号通过传输线路连接到家家户户。
由于居住分散，传输线扯得远了，信号衰减得厉害，那些远一点的家庭接收到的电视节目，就会出现雪花斑点。这些人闹意见，找刘庆河算账说，我们集资的钱，算他妈的白扔了。
刘庆河专程到县城请来技术人员，好酒好肉地招待人家，让人家解决问题。其实很简单，人家用信号强度测量仪测量以后，在一些倍分线前端，加上了一个信号增强器，这问题就解决了。村里也制定了收费标准，很低，但足够养护费用。这一切，都是小暖在电话里告诉杜思宝的。杜思宝最怕他打来不好消息的电话，对这一号电话还是喜欢听的。
随着有线电视的增多，无线电视处于衰落状态。只保持了两三套节目，时断时续地播放，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乡下的村里纷纷办起了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就没有多少人收看了。只有离有线电视装置实在太远的地方，还架有电视天线，不得已才收看为数不多的那么几套节目。
村级的有线电视一般只有十几套节目，乡镇所在地有二十几套节目，县城有线电视可达三十多套。到了市里，节目可达四十多个频道。无线电视那几套节目，基本上没有人收看，估计那些向空中发射的电波，都耗散到太空里去了。
杜思宝两口子，因为女儿小静一进家就打开电视机，成了一个小小电视迷而发愁。孩子进入初中以后，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习，两口子干脆把电视机装进了箱子里，因噎废食式地彻底把电视打整了。到小静读高中的时候，前两年半，孩子住校，夫妇俩才把电视机重新摆在了
客厅里，到了星期天，把电源拔掉，遥控器藏起来，不让小静犯电视瘾。
小静不在家时，两口子看电视，杜思宝喜欢看足球赛，范哲喜欢看肥皂剧，两个人看不到一块儿。杜思宝就去玩电脑，让范哲一个人把电视承包了。到了小静要考大学前的冲刺阶段，范哲在市第七高中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下班以后，到那里去陪着女儿刻苦攻读，这电视又进入了休闲状态。
现在小静考入了一个省里的“三本”学校，上学去了，两口子又恢复了以往的状态，在一起没有话说，分别看电视和玩电脑，各自都有事情做，省得产生不必要的摩擦。杜思宝又经常很晚才回家，范哲有时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搭一条毛巾被，在沙发上歪着脖颈流涎水。两个人每天没有十几句的话要说，弄得时间长了，范哲把所有的电视明星的名字和风流韵事儿，记得挺熟，却对他们扮演节目上的人物记混淆，说起来乱七八糟的。
市里的有线电视台，开始向市民推广
数字电视的时候，一个机顶盒要六百多元。范哲对杜思宝说，咱们也买一个，听说有五六十套节目，还比较清晰。杜思宝说，算了，这四十多个节目还不够你看吗？范哲也就不再提起。
这以前的节目，从有线电视台传出来的是模拟信号，报纸上经常宣传模拟电视不如数字电视，卖电视机的“家电大世界”，不断加大广告力度，说自己的“绿色环保电视机”，已经接近数字化。杜思宝知道这是胡说八道，欺骗消费者的。果然，有了机顶盒，才标志着电视节目进入了数字化阶段，从高端传入的已经是数字信号。
插下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在一个机顶盒六七百块钱的时候，那些有钱人就开始赶时髦，购买了机顶盒，手里又多了一把遥控器。
这年头，家家户户的遥控器成堆，电视机有遥控器，空调有遥控器，VCD有遥控器，就连摇头电扇也配有遥控器。如果你家的电视机连接有录像机、VCD，再加上机顶盒，你的手底下就拥有四个遥控设备。往往用了这个用那个，同样手忙脚乱的。遥控器的多寡，仿佛是一个家庭进入现代化程度的标志。
机顶盒的价格一降再降。有线电视网络公司，为了占领市场，采取了更加优惠的手段。有一段时间，他们在报纸上公告市民，在三天以内，每一部电视机，只要交了有线收视费，可以免费领到一个机顶盒。他们设立的几个服务站，马上排起了长龙一般的队伍，人们疯了一样到供应站点，抢领机顶盒。范哲和他们学校里的几个老师，也挤了一身臭汗，领回来了一个。
安装当然是杜思宝的工作。接通以后，范哲在杜思宝的指导下，学会了怎么使用机顶盒上的遥控器。两个遥控器并用，还要转换到AV端子上，才能收看。虽然麻烦，总算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但她发现，除了多了一些频道外，信号的质量并没有改善，甚至会出现“马赛克”块，就抱怨说，原来都宣传数字电视好，净是瞎说的。
杜思宝很内行地告诉她，你的电视机还是那个机器，只会处理模拟信号，本来就没有一点变化，只是多了几套节目。范哲不相信地说，要是按照你说的，我挤了半天算白挤了？杜思宝说，也不算白挤，网络公司传来的确实是数字信号，只不过通过这个机顶盒，又转换成模拟信号罢了。范哲还是不懂，但很有思辨能力，她说那为啥还要转换成AV？杜思宝以少有的耐心给她解释说，那只是接收的格式不同，格式转换了，信号的模拟性质没有变。说了半天，范哲似乎明白了，又似乎更不明白了。得出的结论是，这不是坑人嘛，白白又多了一个遥控器。
前几个晚上，范哲为了掌握复杂的遥控装置，不让杜思宝去玩电脑，一同看电视，好教她学习使用遥控器。杜思宝有幸陪着夫人，看了几天电视，连他最喜欢的甲A足球联赛也看了。
按照杜思宝的理解，加上了机顶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电视。仍然是那么多的电视台，播出什么你收看什么，用户没有一点主动权。那些形形色色的广告，插播起来，没完没了，惹人讨厌。只有达到了互动状态，观众想看新闻，就看新闻，想看电影就看电影，想看多少集电视连续剧，就看多少集，想在什么地方停留，就在什么地方停留，想把同一个节目的内容，反复观看就反复观看。总之，一切随着收视人的意愿办，并且电视机本身处理的是数字信号，这才真正叫做电视的数字化。
懂得再多也没有用。当时，电视业的发展，也就是处在这么个阶段，这个过渡时期，是不可跨越的。你总不能让人把刚刚买到的新电视机给扔了。如果真的那样，马寨的乡亲们，就不再说日本人把黑白电视机扔在马路上是作孽了，改说城里人把彩色电视机扔掉是作孽了。
网络电视公司的强力促销，并没有实现用户的100%转换。因为收视的费用高出了许多，仍然有人承受不起。他们宁愿少收看几套节目，也不愿意接受每月的收视费，从五六块钱涨到二十多块钱。因此，还有很多的用户没有贪便宜，挤死挤活地转换机顶盒。网络公司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再一次发出通知，要在十月一号，彻底停播模拟信号。到了这一天，没有使上机顶盒的用户，每天收到的电视节目数发生递减，最后终于真的停止播出了，大家无计可施，只得换上了机顶盒。
有线的模拟信号停止播出以后，无线发射台也因为收视率不高停止播出了。市人大代表、政协的委员们，对此十分不满，质询电视台，为什么不再播出无线节目？要知道，处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大有人在，这一些社会困难户，全靠无线电视台播出信号，才能有电视看。这样一来，他们再也没有受到教育的机会了。电视台只得继续播出无线电视节目，但是播出的质量很差，频道数目，跟当年马寨村开始有黑白电视时一样少得可怜。
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市场只有在竞争中，才能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当以有线电话为主业的网通公司和铁通公司，这两家公司插进来时，数字信号的电视节目，向前跨了一大步。这两家公司，过去没有传输电视信号的职能，现在电视节目市场放开了，他们就有了施展的空间。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他们的操作在悄悄地运行。先从农民那里开始，用户只要有电话线，就可以通过与机顶盒一样的装置，收看电视节目。只是，在即时新闻上，依然被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把持着，你只能收视昨日的“新闻”。电视机虽然仍然没有更换，在收视习惯上，基本上实现了杜思宝设想的互动要求。
杜思宝毫不犹豫地把网络公司的机顶盒拆掉，换上了网通公司的DVD放大器，又耐心地辅导范哲，学会了又一个遥控器的使用方法。从此，杜思宝忙到深夜归来时，经常看到范哲歪着脖颈，躺在沙发上流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