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

杜思宝骑着闲了很久的自行车，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的重大的变化是，街上的行人稀少，没有了以往车水马龙的气象。商店里自然门前冷落，门内萧条。

范哲和小静当然高兴，她们本来要到单位接他，怕他责怪，忍了忍没有去。范哲一边给杜思宝做好吃的，一边给他讲了好多关于非典的事情。

范哲说，我们学校就那么二三百号人，也如临大敌。市面上的消毒药水卖光了，学校自制了“来苏液”，把学生食堂、教室、宿舍和卫生间喷洒得到处都是浓烈的药味儿，叫人恶心。学生们也不再翻墙出去上网了。学校里有一位女教师，她的爱人在大机关工作，有一个孩子在北京读书，打电话说自己发烧，两口子爱子心切，立即不顾各级严格的政策规定，开上车去北京偷偷地把孩子接了回来。这孩子回来后，去了孙丫丫的医院里住上院，诊断为疑似病例。两个单位知道了，把他们夫妇也送进了医院，听说那个大机关要对女教师的丈夫进行纪律处分。

杜思磊也给他哥打来电话说，外国人都因为中国发生疫情，不跟中国做生意了，出口不畅，工厂停业的不少。广东省政府对损失惨重的企业采取了免税措施。他的河南老乡饭店也开不下去了，却没有人给予补偿。现在汽车、火车都没有人坐了，上车的人要测量体温，不发烧的人上了车，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全部是卧铺票。杜思宝告诉堂弟，要多加小心。自己也知道这是多余的话，说了也是一种心情，没有人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

孙丫丫时不时地给杜思宝打手机，每次说话的时间很短，显然是工作太忙。杜思宝也担心她处在真正的非典环境里，稍不留神，就可能染上疾病，因此，每次都要反复嘱咐她当心，好好保护自己。

孙丫丫打电话，多属于报告工作的性质。有时说，好多病号被排除了；有时说，现在从来不很关心政治的护士们，那些缺乏理想的丫头片子，竟然要求火线入党。有一次，说的时间最长。她说，小宝哥，今天我们收治一个病人，趁自己办免费治疗手续时偷跑了。据说，他是坐在一辆公交汽车上来看病的，离城里还有七八公里时，突然晕倒了。一个乘客说：“这人八成是非典病人！”一车人惊慌失措，要求司机打开车门，全部逃了个不知下落。司机和乘务员无奈，把他拉到了医院。经过测量体温，有38℃多，还有胸闷咳嗽症状，就把他放进发烧病区观察治疗，没想到这家伙害怕，竟然跑了！

第三天，《唐都日报》报道了这一事件，题目是《动用九百人，追回一个疑似病患者》，详细地叙述了这个患者的逃跑和查找过程。记者写道，经医生认真检查，这个人不过是一个肺结核病病人。

远在马寨的母亲，十分惦记自己的孩子，她让杜思宝的弟弟思暖不断打电话来问候他们一家。

小暖像那次找到偷牛贼时一样，兴奋地告诉他，妈催他来唐都市看他们，他也想来，可就是出门很难。寨子里设了路障，严格地盘查过往行人。当然，凡是走亲戚的，都放行了，摆的路障是个样子。到了乡里，就不行了，出来进去，都要量体温。据说，过县城时，工作人员要对过路人用小手枪一样的家伙，顶着眉头，也是测量体温，叫人很害怕。测量以后，还要在路人的身上，喷一层消毒液，弄得湿淋淋的。到唐都市看你们，真是太麻烦。

杜思宝说，你千万别来，我们居民小区里的每个人，办的都有出入证。而且各个居委会的

物业管理人员，只认自己的证件，身份证在这里不起作用。你没有证件，想进来可不容易。

小暖也告诉他，思孝和小安在春节过后，再去广东打工时，非典的风声非常紧张，他们没有在那里停留，跟许多打工的一道，全部回来了。

说起这些，小暖问他哥，你知道周和尚不？杜思宝说，我出来这么多年了，怎么会知道？小暖说，周和尚就是周老九的孙子。杜思

宝马上想起了当年在忆苦思甜大会上，那个控诉1960年饿死人的汉子。对小暖说，哦，我记得周老九。

小暖说，周和尚可怜得很哪，他是在北京打工的。前几天，他不顾北京的封锁，偷偷地跑了回来。自己感冒了，有点低烧，怕人家给抓起来，送到小汤山医院里去，一直不敢坐汽车火车，一口气跑了七天，见人就躲，缺吃少喝，蓬头垢面，竟然跑回来了。要进寨子时，被值班人员发现了，知道他是从北京回来的，说啥也不让他进寨子。他一定要进，寨子里的群众纷纷拿着扫帚、扁担出来打他，有人掂着锣，边敲边喊，坚决不叫瘟神进村！他爹妈也哭着喊，孩子，你走吧，再不要回来了！

乡政府的人来了一群，都是戴着口罩和胶手套，要把他拉走去县城医院住院。他哭着说，自己想家，说啥也不肯去。没有办法，那些人把他反绑着手，硬是拉走了，治疗了几天，不过是感冒。治好后，医院里人把他送了回来。这小子现在见了寨子里的人，一个个当成仇人了。

杜思宝听了后，又是没有说啥，轻轻地把电话放下了。他知道，马寨这样做，也不是特例，自己尚且被隔离，有什么好奇怪的？多数村子，在村外搭了帐篷，专门让出门在外的人，回来时先在这里住下来，隔离一段时间。这就是人们对于病魔的态度。人类战胜自然，说说容易，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空气中，你咋能把

病毒捉了出来？乡亲们不近人情的做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一段时间里，杜思宝犯了他遇事儿喜欢追根问底儿的毛病，天天都要上网查看关于非典方面的资料。

他看到，医学界正在加紧研究发生这种可怕疾病的原因，为治疗这种疾病加速研制药物。在研制药物方面，很难说有一些制药机关，是科学的态度还是急功近利。“SARS疫苗试剂研制成功”、某市“一天内报批六个抗SARS新药”的新闻此起彼伏。

在非典的发病机理上，也有一番吵吵闹闹的争鸣。WHO认为这是一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命名为“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缩写SARS。发病的原因，有的说是“衣原体”，有的说是“支原体”，最后确定为“变异的冠状病毒”。这种病毒的来源说法不一，与“艾滋病”是非洲的猴子传播的一样，殊途同归，人们把产生SARS病毒的来源，最终把焦点集中在果子狸上。杜思宝想到自己在广州时，差一点吃到了这种野味儿，心中产生了后怕。他突然想到，“没有材料”的国兆，掂着毒药瓶子下河里药鱼，把鱼都药绝迹了。这些行为，都是人类不能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才造成的。

他在大学上学时，读过一本英国人怀特写的《塞耳彭自然史》。这是一本妙趣横生的好书，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光华依旧。这本书诞生至今，已经有二百多年了，它是英国18世纪的一部文学名著。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写作的手法奇特，既是文学著作，又是一本博物学著作。讲的是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塞耳彭村，是一个美丽的村子，作者以给友人写信的形式，对那个村子的山川形貌、花鸟虫鱼，以及大自然的一丝丝风吹草动，都给予了无比细致的观察和描绘，对上述种种自然界的造化，都有精确的文字记录，还有精美的绘画插图。

杜思宝想，有可能的话，他也要学学怀特，把那些将在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中消失或者即将消失的东西写出来，不管它有没有人阅读。多难兴邦，这次同非典的斗争，人们到一定时候，肯定好了疮疤忘了疼。要让他们记住，非典肆虐的原因，跟有人乱吃野生动物，确实大有关系。沙尘暴的产生，完全是因为人类行为在自然界的失当造成的。很多孩子刚生下来就得了白血病，这同环境被污染与破坏，也有着直接的联系。最后，人类破坏大自然的惩罚，都要一点一点地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

想到这些，杜思宝对组织上安排他当环保局的业务副局长，感到非常满意。他想，通过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人们对环保的意识有可能强化，自己的工作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津津有味地看了不少网友们，编造出来的关于非典方面的笑话。有一则笑话说，曹操被他的大将典韦从九死一生中救了出来，曹孟德感叹说：“非典，吾命休矣！”当时乐不可支，独自一人嘿嘿地笑，范哲怪他说，你发神经呀？

到了6月份，非典终于过去了，人们在庆幸之余，留下了许多社会后遗症。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客运部门的运输量恢复缓慢，旅游景点没有人光顾，导游小姐纷纷改行做其他工作，两种公司全都处于严重亏赔状态。

有一次，范哲问他，楼上李副局长家买的食盐吃不完，没有地方放，要送给咱们一些，这让人不好意思，要，还是不要？杜思宝说，他们家怎么买了那么多食盐？范哲说，还不是非典闹的！他们家买的其他物品也很多，仅板蓝根就有两大箱子，放霉了，全部扔了。别说是草根子，就是冲剂也不行，放得久了，也会失效的。

杜思宝想到，说书人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一个民族在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同样会有许多人惊慌失措的。大量采购药品和生活用品的愚蠢举动，都是在特定的形势下，恐慌的表现。人们完全可以持乐观态度。战胜病魔，最终还是要依靠科学。危机与反危机此消彼长，人类总是要在战胜侵害和战胜自我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动力。这一个过程，恐怕永远不会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