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杜思宝与孙二孬一直联系得比较密切，隔上几天就会见一次面。有时没有时间见面，两个人也要打手机，扯上一阵子。杜思宝作为一个机关干部，手中的权力并不大，他与孙二孬的交往，没有“傍大款”的意思。反过来，孙二孬也确实没有少接济他。当然，很少是金钱上的来往，主要是一些实用的物品。孙二孬来看杜思宝一家的时候，总是不空手，有时是送一台电热水器，有时是送一个微波炉，连杜思宝用的第一部手机，也是孙二孬送给的。

杜思宝买的这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商品房，以按揭贷款的方式付款。孙二孬说，这处房产，我没有把开发权争到手。要是我盖的，“老”问你要钱。我说小宝，你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啰唆，办什么分期付款？你的资金不够，我给你出！说毕，立即要给杜思宝划一笔钱，让他给开发商一次结清，被杜思宝坚决地拒绝了。杜思宝说，谁弄几个钱都不容易，我凭什么要你的钱！孙二孬说，就凭你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还不够？杜思宝说，我主要是想给自己一点压力，不然花钱太厉害。再说，住自己掏钱的房子心里坦然。孙二孬见说不服他，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由他来装修，杜思宝只得答应了。

当杜思宝的房子位置确定后，孙二孬给这处房产的开发商和施工队打了招呼，不让人家粉墙、安门窗和铺地板砖，全部留成荒茬子。开发商说，这样办不行，会影响我的工程验收。孙二孬说，怕个，你就说，就这么一户，这是房主的意思。都是同行，开发商只得答应了他这个近乎荒唐的要求。

房子一交工，孙二孬立即派来了一支施工队伍，乒乒乓乓地干了起来。其间，孙二孬只是给了杜思宝夫妇一张效果图，让他们认可，其他一切都不让杜思宝夫妇插手。一个多月后，孙二孬派出工人、车辆给杜思宝搬家时，室内的一切家用电器、厨房设备全部更新换代。杜思宝的妻子非常高兴，原有的家具淘汰下来了，让她娘家兄弟拉走了。杜思宝说：“二孬，你这样办，叫我说你什么才好？”孙二孬说：“什么也别说，我哪一天下了大狱，小蜜们指望不得，马玉花也指望不得，还得让你去看我，给我送烧饼吃哩。”杜思宝说：“行，到时候，我给你多夹一点卤肉！”

令杜思宝感动的，不仅是他经常在经济上的接济，在其他方面他也神通广大，帮了杜思宝不少忙。如杜思宝偷偷地埋葬父亲这件事儿，就是孙二孬给摆平的。

在杜思宝父亲死后的那一年四月份，他在上班时间，收到了一封来自我们县民政局的公函。杜思宝在这几年中，没有少收到家乡县里来的公函，往往是捐款方面的邀请。有各级母校的，村里的，乡里的，也不知怎么让他们记起来了自己，好像是漫天撒网，把他罩了进来。这些信件的行文客气，语言恳切，请求他为家乡人民做出一点贡献，可以赢得美名和尊敬。杜思宝被这些信件搞得不胜其烦，不打算拆开它。但他转念一想，能让乡亲们记起来，说明自己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个人物，掏钱难买尊重。让他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自己与民政局从来没有什么来往，怎么还有人朝他头上集资？打开一看，头立刻有一股血向上涌。

信纸共有两张，一张是打印好的公函，编号为0189号。在“尊敬的”和“领导”中间，填写了一个“杜”字，内容是，“经群众举报，您在×月×日土葬了您的亲属，违反了县人大通过的《关于移风易俗在全县范围内严格实行火葬的规定》，请您务必于×月×日来我处接受处理。否则，我们将情况汇总上报，由此产生的后果自负”。语气中强硬而不失尊重，署名是“县殡葬改革稽查大队”，附有联系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的电话号码。

另一张是群众举报信的复印件，字迹歪歪扭扭的，内容如下：

举报信

我们强烈举报马寨在唐都市的大官杜四保，在×月×日土脏（葬）了他的父亲。我们的亲人不接受火脏（葬）要罚款，当了大官就可以消摇（逍遥）法外。我们咽不下这一口气，要求上级作出严肃处理。

中共马寨村村民

×年×月×日

这是一张复印件，稽查大队在下边注明：“我队留有此件的原件”。

杜思宝看后，又胆怯，又生气。说什么接受处理，无非就是罚钱。自己埋葬父亲时，马寨村表现出了一派安静和祥和。谁知这只是表面现象，风平浪静的背后，有着波涛汹涌。对同一件事，如果处理得不公平时，当然会有人着急，但自己老家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么做的，并没有大官和草民的区别。从编号顺序看来，在外工作的人，出现此类问题的并不少。自己算不得树大招风，竟然让人算计，朝他的背后捅刀子，可见人心险恶。如果不回去接受处罚，看来不是闹着玩儿的，真的让他们捅了上去，虽不至于受到多大处分，通报一下，也是件非常丢面子的事情。

正在杜思宝纳闷的时候，孙二孬来找他。看到杜思宝脸色不好，孙二孬问，小宝，有啥不顺心的事儿？杜思宝就把那些东西从抽屉里拿出来扔给了他。

孙二孬皱着眉头看了一遍，气愤地说：“这八成是刘继先的祸害。他自己心中不平，胡啃乱咬。县里只是为了罚钱，罚到钱也没有他小子一分，你说他这么做，到底图个啥？你们这些当官的，最怕有人反映问题，见到这种信，肯定乖乖地交钱，悄悄地把事办了。这要是我们，才不理这一套！小宝，咱光棍不出眼子钱，我给你办。”

说完，扒拉出一个电话号码本，给我们县的民政局局长打电话。很容易就接通了，他们两个人称兄道弟地打了一阵哈哈后，局长问他，贵哥轻易不打电话，有何事情要办？孙二孬就把杜思宝的遭遇给局长说了。局长说，我这手下的人，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并不是专门对杜局长的。请你转告杜局长，叫他放心，没有问题，不用再找任何人了，只当没有这回事儿。

后来，孙二孬对杜思宝说，这个局长够弟兄。他把那个稽查队长叫去，对队长说，杜思宝是市里管的干部，咱管不了。队长心领神会，知道这是局长的铁关系，这事情从此就不再有人提起了。

孙二孬的大名孙丙贵，在马寨从来没有叫响过。可他在唐都市的建筑界，已经很有名气，官称“贵哥”，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孙丙贵的大名。他的小名，在唐都市，只有杜思宝等几个圈内人叫。唐都市的

汽车配件市场、“在水一方”住宅小区等十几处

房地产开发项目，都是他开发的，事业越做越大。

孙二孬在县城起步的时候，确实蹲过一阵子监狱。说监狱也不准确，就是市检察院曾经“下过他的米”，把他投放在看守所里，让他喝过一段儿稀饭。

检察院这个部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司法制度健全了，才发挥出日益强大的作用的。在他们低迷的那些年里，人们不晓得有检察院的存在。有一个笑话说，一个育龄妇女孕检，径直进了检察院，说是找医生，看一看自己的胎位正不正。这个笑话，让在检察院工作的检察官们，好没面子。等检察院的反贪部门成立后，孙二孬成了最早领略检察院厉害的人。

那时候，孙二孬带领的建筑工程队，刚刚在我们县站稳了脚跟。他用孙丙豪给的钱，把妹妹孙丫丫的房子、工作安排好以后，自己开金矿发了一笔财，举家搬进了县城。人是不能闲着的，有了钱也要有活干，这人生才有意义。孙二孬通过长时间观察，看准了建筑业挺有市场，就组织了一批人，成立了一支建筑队，到处找米下锅揽活干。他的性格豪爽奔放，出手慷慨大方，再加上三斤不倒的酒量，善于交际应酬，做活认真细致，让他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终于在工商局注册了一个建筑公司，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老板。正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反贪工作加大了力度。唐都市各个县（市、区）的检察院做的第一批反贪活儿，就是从建筑工程上的腐败现象开刀。

就在他的公司挂牌的那天，他请来了县城各个职能部门的头头们捧场，在县宾馆安排了十几桌酒席。检察院里也来了两个同志，他没有在意，只当做客人招呼。这两个同志冷静得很，看着他做完了一切，把客人安排入席，挨着桌子敬了一巡酒。大碟子碰酒下来，他的脑袋稍微有点发晕。检察院的同志把他叫出来，客气地对他说：“贵哥，请您跟我们走一趟，有些情况需要问您一下。”孙二孬一愣，就想借酒劲儿发火，忍了忍没有发出来，乖乖地跟着他俩走了。

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我这里确实没有说瞎话，他开始被接到另外一个县的小宾馆里，被几个检察官们轮流看守，七天七夜不让他眨眼，不停地问话，甚至被他激怒，惹得几个检察官还拳打脚踢，痛快地揍过他几顿。他这个人嘴死得很，什么也不供认。这几个县里的检察官见他是“茅缸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又把他移交到了市检察院审查。审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供出给那些有权的单位领导行贿的事实。他心里想，为人要讲义气，我送了礼，人家也没有亏待我，干吗要反咬人家一口？咬了人家不打紧，我出去以后，还怎么混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反正大不了是一个死，这时候就是死了，也比父亲为了一块牛肉割牛舌头，被吊死在椿树上强多了。

有了这个念头，孙二孬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检察院官员们不让睡觉，用大电灯泡子烤，就是不说自己给人行过贿。逼急了，他用脑袋往墙上撞。审问他的人，想方设法折磨他的神经，连吃饭也刁难他，只给他干食品吃，不给他水喝。把他渴急了，他就在卫生间用手接自己的尿喝，甚至抢了痰盂，捧着喝了里面的脏水。各种煎熬受尽了，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他就是什么口供也不说。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建筑工头们就比较熊包，把以前行贿的情况全部倒了出来。全市上上下下，迅速“双规”了一批城建局的主要领导和有关的人员，在建筑行业引起了

地震都不能够产生的重大效应。只有孙二孬到底没有说出任何案情，检察院的领导非常恼火，说他极其不老实。为了怕他出来串供，把他关押进看守所，关了一阵子，最终不了了之，把他放了。

出狱的当天，他给杜思宝打了一个电话，杜思宝立即从唐都市专程赶回到县城看他。在前去的路上，杜思宝以为他一定会狼狈不堪。谁知瘦了一圈儿的孙二孬，精神状态十分良好。二人见了面，孙二孬异常兴奋，他对杜思宝说：“大难不死，我今后算在建筑行业立住脚了，你放心，谁都愿意同我打交道。”

孙二孬果然料事如神，晚上就有人请他吃饭，为他接风洗尘。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银行、城建、土地、工商、税务等部门的领导，还有那些让他干过工程的单位，纷纷不顾影响，轮番拉他出去吃喝。受到他保护的人，像对待英雄一样对待他。与他没有关联的人，也对他十分敬重。那时候，还不时兴招标承包，他到哪里联系业务，哪里就会满足他。有两个即将倒台的建筑公司，也被他兼并了，孙二孬的事业迅速壮大起来。

最出乎意料的是，县检察院的一个副检察长也出面请了他，半是表示歉意，半是表示敬意。那两个请他出去说情况的年轻检察官也到了场，大家谁也不说案情，心照不宣地在一起吃喝。席间，喝高以后，两个小伙子给他敬酒时，才说了句对不起的话。孙二孬赶紧接过话头说，没有什么，你们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嘛。这一次，不打不成交，我确实交了不少检察院的朋友。接着，顺嘴说出了市院的曾处长、小高等人，说他们人好，对他的帮助教育太大了。实话说，这些人都折磨过他，他却当成了朋友，丝毫没有芥蒂，这更加叫人越发敬重他的为人，“贵哥贵哥”喊得非常亲热，把根本不存在的恩仇一笔勾销了。

在县里干了几年以后，孙二孬觉得发展的前景不大。于是，挥师北上，把总部迁到了唐都市。活动的范围扩大了，正赶上了加速发展的机遇。由于他善于用人，精于办事，机智灵活，与市里的几个领导打得火热，他的公司迅速膨胀，规模和实力足以和国有的大型建筑企业抗衡。到杜思宝父亲去世这一年，他的公司已经相当规范，成为唐都市大型民营企业之一。

关于他的传闻，越来越多，越来越奇。人们对于他经营的手段，有许多猜测，却永远是一个猜不透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