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荣花被贵亭叔他们从梁头上卸下来时，衣着整洁，舌头也没有像其他吊死的人那样伸在外边，灰白的脸色清秀安详。多年以后，人们还说，真是奇怪，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好看的“吊死鬼”。
尸体停放在院里她的那两个相好打过架的粪坑前面，用一条新的花格子土布盖着。寨子里的男女老少差不多全来了，看着凄凄惨惨的两个孤儿，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无不动容。妇女们对这个“大众情人”、她们眼中的“瘟神”，早已丝毫没有了往日的嫉恨，人人掬满了同情的眼泪。只有那些斗过她的红卫兵躲得远远的，仿佛做了一件亏心事儿。
贵亭叔组织了八队的劳力们，七手八脚地把胡荣花与孙满仓合葬在了一起。然后，两个孩子的安置，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大事儿。元叔的母亲让元叔去给队里的领导们说一说，情愿领养这两个孤儿。贵亭叔说，只要有人出面，就是一种善举，让元叔一家领养，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谁知给孙二孬一说，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元叔家。他说，自己已经十二岁了，完全可以照顾妹妹，一定要自己过日子，不给别人添麻烦。其实，这小子有一个不肯说出去的小心眼儿，就是嫌元叔家是地主成分。看他的态度这么坚决，队里的干部只得作罢，不再考虑他们的安置问题。虽然如此，孙二孬还是对元叔一家心存感激。多年以后，他从外地回来，总是要到父母和元叔母亲的坟上烧纸，还出钱治疗元婶的大病，对元叔在大学读书的孩子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刘八爷在忆苦会上所说的六队下粉条的院子，寨子里的人都知道。在寨子的西南角，有一处大院子，既是六队的牛屋院，又是六队干部的队部。院子很大，历年来，到了季节，都要在这里下粉条。下粉条的主要原料是红薯。
那年月，我们这里秋季的农作物主要是红薯。因为红薯的产量高，一亩地可以刨上一万多斤，作为肚皮的填充料最为合适。第一场霜冻来临时，红薯叶子一夜变成了黑色，红薯停止生长，就到了刨红薯的季节。红薯是不能直接交公粮的，必须分给各家各户处理。家家户户都打有储存红薯的红薯窖，就是在家里或者一块空地上，向下挖一个两三尺深的直筒，然后再向下留两条腿，分别向两边开肚，掏出可供储存几千斤红薯的空间来，把刚刚刨下来的新鲜红薯轻轻地排放在里边，平时吃多少就捞出来多少。那几年，由于饿怕了，群众种红薯的积极性很高，有了它，一冬一春人人可以吃饱饭。大家说：“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分红薯时，社员们把眼睛瞪得很大，一直紧盯着保管员的那杆秤，因为分到手的红薯，品质有好坏之分。一块地里的红薯，也不太一样，涝洼里的红薯，肯定不好吃，还有那些筋筋渣渣的小红薯，大家也不喜欢要。有一年，队里刚下来的两个省会的知识青年，因为分红薯，闹了一个大笑话。原来，生产队里为了照顾这些从城里来的洋学生，专门挑了一些大一点的红薯分给他们。他们拿回去后，不知道破开蒸煮，烧火蒸了很久，还没有把红薯蒸熟，就去找贵亭叔闹，说给他们分的是“老红薯”，不好弄熟，坑了他们。贵亭叔听了，哭笑不得，也让别的群众乐得前仰后合，成了多年的笑谈。
在那些年里，不仅群众喜欢种红薯，上级领导也很重视红薯种植。他们号召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推广了许多新品种和新种植技术。新品种最多的是“山农一号”，这种红薯产量高，皮色深红，内瓤较面，甜度也不低。还有一种红瓤红薯，我们叫做“里外红”，水分较多一点，也挺好吃。当然，红薯的口感好坏，还与土壤有关，沙壤地里的红薯，比黑油地里的红薯好吃得多。而且刚刨下来的红薯，还没有充分糖化，性子暴，不好吃。晒上一晒，干皮一点，外瓤软、内瓤面，香甜可口。做法上也有差别，烧烤的比蒸的好吃，蒸的又比煮熟的好吃。红薯这东西，吃多了伤胃，吃红薯的这一代人中，许多人都犯有“沥心”的毛病。吃了红薯，就从胃里往外泛酸水。现在，人们把红薯当成了稀罕物，我们县有一任县委书记，说过一句大实话，道出了怕吃红薯的心理。当宾馆老总请他品尝鲜美的红薯时，书记风趣地说：“算了，我就是不想吃红薯，才出来当干部哩。”
红薯的种植技术比较简单。在我们那里，一般是到了春天，生产队里把留下来的红薯种，排在筛得很细的牛粪池子里。牛粪这种东西既有养分，又升温快，很适宜红薯芽子生长。一天浇上两遍水，十几天就催生出一池子茂密的红薯芽子。红薯芽子长到五六寸高时，拔下来，就可以栽到早已挑好垄沟的地里，这叫做“春红薯”。待这些春红薯拖了一尺多长的秧子后，挑一些秧子剪下来，又截成小段段儿，仍然可以扦插在地里，叫做“晚红薯”。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这样种植红薯。
后来，上级从山东搬来一种新的种植模式，是把一些小红薯直接埋在地里，叫做“下蛋红薯”。这种种法，在母红薯下边直接接了许多小红薯，产量确实可以翻番。群众怜惜红薯种子，觉得这种方式太浪费，舍不得这么种。上边就提出响亮的号召：“种好麦稻蛋，埋葬帝修反！”把种植“下蛋红薯”提升到了政治高度。但是，无论上级怎么提倡，我们那里的老百姓就是墨守成规，要不是上边强压硬逼，恐怕一亩下蛋红薯也没有人肯种。
然而，交公粮是有任务的，国家征购的不只是粮食，红薯干也可以折合成粮食交售。每当刨了红薯以后，群众留够装红薯窖的，剩下的就地切成红薯干。切红薯干的工具是一块木板，一头刻出一个槽，钉上一片钐刀，只要拿着红薯在上边用力推，就可以擦出红薯片来，当然要小心伤了手掌。后来，有了一种手摇的、铁圆盘上装有三片刀片的切红薯片机，工作效率比木板切片工具高不了多少。红薯切成片以后，撒在地里，摆成一片白花花的，如果有风，有太阳，两三天就可以晒干了。就怕遇上阴雨天气，这些半干的薯片就会发生霉变，这是最令人懊恼的事情。要知道，红薯干也是人们最需要的粮食啊。队里要逐户收一部分上缴，自己家里也要留下一些作为口粮。
红薯秧子其实也是一种财富。红薯叶子可以拌面蒸蒸吃，干了的秧子可以用来喂羊、喂牛，家家户户都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挂在没有树叶子的树杈子上，各家门前的树上，都挂有大团大团的红薯秧子，群众用这种简易的方式，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当做冬季的牲口饲料。一天夜里，下了一场雪，黑团团的红薯秧子上边，蒙上很厚的一层白雪。小宝奶奶帮助小宝爹在树下拽一些红薯秧子喂羊，上边“扑扑”地落了小宝爹一脖子雪，小宝奶奶一边帮小宝爹扑打着雪，一边嘟囔着说：“唉，要是六○年有这些红薯秧吃，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哪！”
小宝奶奶的叹息说的是一个真理。吃，无论到任何时候，永远是人类及所有动物的第一需要。现在的人，讲究的是阳光、空气和水，把食物似乎给当做小数点后边不需要精确的数字，给忽略不计了。可生在杜小宝以前多少时代的人，对食品顶礼膜拜，长大以后的杜小宝，想起这些就揪心地疼。他记得，七太爷在喝饭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把碗再刮一刮吃掉；奶奶也在有时候，煮的饭少了，自己只吃一碗，吃完后在碗里舔一舔，舔得干干净净的。奶奶不仅舔碗，就连吃红薯时，也从来不剥皮，他们家的那条瘦狗在奶奶吃饭时，就不到奶奶的跟前，只跟着小孩子们拾红薯皮吃。
1958年全民过大集体生活，吃食堂饭的时候，家家户户不允许再做饭吃。刚当上大队民兵营长的刘庆典血气方刚，带着一群纠察队员挨家挨户搜查，谁家要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动烟火，就把这家的主人弄到大队里“炒铁蛋”。“炒铁蛋”是当时人们发明的一种斗争人的方式，让被斗的人站在中间，一群人围着前后左右地推搡。到了杜小宝家时，小宝三岁的小妹妹小朗，正在吃一块玉米饼子，听到人声，“刺溜”一下钻进了里屋。在搜查的过程中，简直吓坏了小宝的妈妈，小宝妹妹小朗一直贴着墙根站着，瞪着一双黑黝黝的小眼睛，跟着这群如狼似虎的人转。纠察队员们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一窝蜂地转向了另一家，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小宝妈妈把小朗拉了出来，小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从胳肢窝里把那块小小的饼子交给妈妈，说啥也不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