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伯伦如今一听到行长叫他，头皮就发麻，双腿就发软，可是又不敢不去。今天一上班，行长就打电话叫他上去。他听口气，就知道没好事，磨磨蹭蹭捱时间，电话铃一响他就一哆嗦，不想接又不敢不接。行长第二次来电话，他借口刚上班，事情还没安排完，想再拖一会儿，行长破口大骂：“离了臭狗屎还不种荞麦了？你马上给我上来，难道还让老娘亲自下楼接你的金銮驾吗？”骂完，也不等他回话，“啪”地一声扔了话筒。

汪伯伦也被骂出了火，扔下话筒，心说你不就是个行长吗？就算你是我亲妈我不认你你又能咋样？老子就是不上去，看你能把老子的鸡巴咬下来。汪伯伦在心里过过硬气瘾，终究怕行长下来当众要他的好看，只好朝楼上行长办公室爬去。进了行长办公室的门，见到行长那张阴沉沉蜡黄色的尿脬脸，他的气就泻了，条件反射地本能地夹紧了双腿。

“你坐吧。”行长没像他想象的那样发脾气骂他，却让他坐，虽然脸还板着，语气却并不严厉。

汪伯伦笔直地坐在行长写字台对面的靠背椅上，如果再把双手背在身后，就成了一个听老师教看图识字的幼儿园的小朋友。

行长把抽剩的半截烟架在烟缸上，用指甲刀认真地修理着指甲，乜斜了他一眼，问道：“这几天忙些啥？”

汪伯伦嗫嗫喏喏地回答：“每天就是上班呗，也没忙啥。”

“我问你的是那件事。”

“噢，那件事我已经办妥了，姓王的博士底子我都摸清了，该办的也办了，除非他是二虎子，否则他不敢再插手这件事了。”

“这事你是让谁办的？”

“我的哥们，很铁的哥们，海兴黑道上有名气的主儿，保证出不了麻烦。”

行长瞪了汪伯伦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怨恨和蔑视：“就你那个熊样还能有什么像样的朋友？告诉你，姓王的博士根本没有尿你跟你的黑道朋友，他把事情捅到省政法委去了，省上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市里根本就顶不住了，这个案子要翻船，你他妈的还稳坐钓鱼台作黄粱大美梦呢。”

行长的话像一声炸雷，震的汪伯伦大脑嗡嗡乱响，一时间说不出话来，目瞪口呆地坐在那儿像座木雕。

行长像毫不留情的屠夫，一刀又一刀地切割着汪伯伦，又像希特勒的轰炸机，把一枚枚炸弹扔到毫无反抗能力的汪伯伦头上：“市里领导跟法院的人都给我打招呼了，这个案子很快要交回法院重审。经过前面那么一折腾，上面已经把这个案子盯上了，只要重审，八成我们要败诉。还有，市检察院已经立案了，如果我们官司败了，他们就可以拿渎职罪的名头来整治我们，到时候，哼，你就做好下半辈子喝面糊糊啃窝窝头的准备吧。”汪伯伦萎靡不振，垂头丧气，他明白，行长给他讲这些，一不是吓唬他，二不是要和他商量办法，肯定是要安排他做什么事。于是他打足浑身精神说：“行长，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也豁出去了，你说咋办，我全力以赴，你说跳井我就跳井，你说上山我就上山，决没二话，要是三心二意案我就不是我妈养的。”

行长微微一笑：“我倒不至于让你跳井，省法院你去了吗？”

“去过了，陪马丽芃去的，算是先接接头，认识认识，找的是经济庭的副庭长齐海山，吃了一顿饭，送了几千块钱的东西。”

“怎么找副庭长，为啥不找庭长？”

“马丽芃说他们的庭长是窝囊废，说了的不算，算了的不说，这位齐副庭长是正管，说了算，敢干。”

“东西他收了吗？”

“当官不打送礼的，哪有不收的？他还挺高兴，说尽量帮忙。江庭长又介绍我们认识了申告庭的庭长，说是要上诉事先认识一下有好处，申告庭庭长我们也意思了一下，他说要打二审让他老婆代理，他老婆是律师。”

“嗯，这条线先挂着，以后说不定真要靠他出力。”行长满意地点点头，又抽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汪伯伦急忙掏出打火机给她点上，她看了一眼汪伯伦，又抽出一支“红塔山”扔给汪伯伦。汪伯伦点着烟，吸了两口，心情松弛了下来。

“唉，说到根子上事情全都是程石跟那个博士王闹的，他的钱让骗子骗跑了，没本事找骗子，就想赖我们银行，让我们银行出血赔钱，你说这些人他妈的可恨不可恨？”

汪伯伦点头称是。

“程石一个人在东北，能搅得我们、法院还有市上领导不得安宁，你说为什么？”

汪伯伦摇摇头。

“怪我们自己心不黑，手不辣。”

“那行长您的意思是……您说咋干吧！”

“我说咋干，用我说吗？我能让你去杀人放火吗？你不是有黑道上的铁哥们吗？事儿是你惹出来的，你应该自己想想，怎么才能彻底摆脱这个麻烦，这件事你不了谁能了？”

汪伯伦明白了她的意思，做出痛下决心、破釜沉舟的表情说：“行长你放心，我心里有数，逼急了兔子都会咬人。不行我就干他小子，让他今后一听到东北这两个字就屁滚尿流。”嘴上这么说，他心里却在想：吓唬吓唬对方还行，要真的动手干对方，事情的性质可就全变了，万一被查出来，倒霉的还是他自己，到时候连个垫背的都没有。再说，他的那些哥们，平常混在一起吃喝玩乐还行，干点鸡鸣狗盗打群架之类的小坏事还行，要真干害人不利己的大坏事，不见得会为他卖命，也不见得能干得成。

行长听他说的慷慨激昂，微微一笑，说：“行了，别当卖嘴的和尚，你去忙吧，我还有事。”

汪伯伦如释重负地退了出来。

汪伯伦走后，女行长坐在椅子上没动，盘算着怎样能逼着汪伯伦发疯去明里暗里跟程石斗，如果真能像他讲的那样，让程石日后一提到东北二字就屁滚尿流当然更好，要是汪伯伦把他杀了才更解气，才更痛快，但自己决不能牵涉进去。她对汪伯伦恨到了骨髓里，如果不是他，她也不会陷到这个泥坑里，弄的心力交瘁。

她万分珍惜自己目前得到的一切，在行长这个位置上，她能谋到的政治荣誉和物质利益是外人所无法想象的。政治上，她是省级三八红旗手、人大代表，市党代表，每年的先进、奖励都少不了她，市长、书记见了她都是笑脸相迎。在这一切面前，她的头脑始终非常冷静，她知道她得到这一切并非她真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她所占据的位置和她手里每年掌握的上亿元的贷款额度。从事银行工作，她更加清楚钱的重要。就大处说，在商品经济社会，钱就是社会的主宰，从小处说，一个人只要有了充足的钱，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官可以不作，工作可以丢掉，只要有了钱，照样可以过上舒服日子。话再往尽头说，工作是为了挣钱，当官不过是为了可以更轻松地挣更多的钱。所以，她处心积虑地为自己捞钱，她做的很谨慎，充分运用了她从事金融工作所掌握到的一切知识和技巧。她的原则是：宁可不作，也不能失手。失了手，一切都是白做。她万万想不到，这一次她让汪伯伦连累了，所幸的是，钱她没有直接装进腰包，而是放在小金库的账面上。银行的小金库等于她这个行长化公为私的中转站，进了小金库的钱，虽然不是她私有的，却完全由她任意支配，而且更安全，即便查了出来，只是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与贪污受贿有本质的区别。如今，哪个单位没有小金库？法不责众，人人都这样干，也只能是查办时雷声大，处理时雨点小。一旦有了机会，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她就可以运用权力和技巧，合法地将小金库的资金不显山不露水地转入自己的钱包。

那家骗子公司是他们银行的老客户，基本账号就开在他们行，当时他们也并不知道这家公司是骗子。那天汪伯伦领着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来找她，说跟南方一家公司谈妥一笔大生意，对方款已经带来，但提出款不能直接付给他们，要在银行开个临时账号，预留两家的印章，货到了才付款。她答应了，并让汪伯伦去主办此事。不管怎么说，银行存款额增加总是好事。

后来，骗子公司总经理又提出，这笔生意要做成，发货、运输、厂家都要钱，因此这笔定金要动用，只要银行配合，他们可以拿出百分之十作为回扣给银行。她怦然心动，做生意急着用钱是经常碰到的事情，况且双方的合同她也看了，这笔业务是确实的，只是早点、晚点动钱的问题，况且这家公司又是本地的，在银行开有基本账号，估计不会有大问题，于是她又点头同意，指派汪伯伦直接办理。付款之前，骗子公司依照承诺，给银行送了二十万元现金，她让存入小金库，这笔钱没有列入，也无法列入银行的正常收益。而汪伯伦这个王八蛋，做事太过头，明知对方拿的付款委托书上“程石”的印文与预留印鉴不符，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款付了出去。她敢肯定，汪伯伦背着她拿了人家的钱，数额肯定少不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否则汪伯伦绝对不敢这么干。

最可恨的是，汪伯伦一直瞒着她，没让她知道假印章的事，直到程石发现上当，追到银行，她才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事到如今，她只有硬着头皮顶住，死咬真假印鉴银行无法分辨这个歪理，才能免遭灭顶之灾。如果官司打输了，纪检、检察院肯定要插手审查此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虽然她过去捞钱的事做得很巧妙，很机密，但终究是做过的事，谁又能想到那里有瑕疵漏洞，弄不好真要在这件事上一个跟头栽到底。她是彻底让汪伯伦套住了，她对汪伯伦恨的牙根发痒，却又无可奈何，还得想法保他，因为保他就是保自己。

眼前这一摊烂事真害得她心神不定，茶饭不想，有时她真盼厦门那个程石死掉，这样她就可以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刷干净，照样心情愉快、万事如意地当行长、当先进，过太平日子。

“行长，到点了，该吃饭了，要不要我给你带一份上来？”办公室的秘书伸头问她。

她强打精神，笑笑说：“不用了，我下去吃。”说着，起身锁好桌、柜，做出坦然自若的样子，昂首挺胸下楼来到食堂，跟她的下属们共进午餐，虽然她啥也吃不下，却仍然要了两份红烧鸡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