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准备在景山上召开“中国大趋势与我们怎么办”讨论会，现在正站在市中心制高点的亭子里，俯瞰着北京城。

“咱们先观一观景吧，感受一下历史与现实。”不知是谁这样提议道。

将近七点钟的夏日傍晚，北京城披着一种说不出的神思悠悠的色调。夕阳已沉入西山，西边天弥漫着黯红的、溶着黛色的晚霞。整个京城被灰蒙蒙的雾霭和橘红的光亮笼罩着，融融的倦怠中含着繁闹。景山对面，在楼厦林立、街道纵横的现代化城市中央，是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这是北京的中心。南北中轴线上，由南及北，由远及近，可以隐约看见前门——正阳门，然后是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一直下来，是紫禁城的北门，然后是他们站立的这座景山上的万春亭。

紫禁城——这座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皇宫——凝固着红色与金色，雄伟方正、肃穆森严。上万间宫、殿组成的庞大建筑群浮荡着一种幽深莫测的雾岚，令人想到东方古国几千年的巨大历史。

他，李向南，俯瞰着这一切，能感到此刻那种俯瞰天下时常有的开阔胸怀和宏大气魄。一瞬间，他用一种旁观的角度“观察”了一下自己与同伴们，突然又感到：临空站在这高度上，脱离着地面，被高空的风吹着，他们是太渺小了。是悬在空中的一小撮沙粒。只有走下山去，沉入这广大社会中，他们才能延伸自己的手脚，放大自己的脑力。只有依靠社会本身的巨大杠杆，他们的力量才能撬动点历史……

此刻站在自己身边的小莉，咖啡色连衣裙已经干了，周身又洋溢着动人的气息。然而，现在他完全能抑制自己的冲动，因为此时这个世界不仅是他和她，现在他立身于一群生气蓬勃的青年思想家之中，他准备在这场讨论中开展一个漂亮行动。面对京都全景，他有着一种要指点江山的豪迈感。人是社会性动物，毕竟要有点社会性理想。他始终以改造社会、推动历史为己任。女人、爱情终归是其次的。要女人，要爱情，也要配合事业。他想到林虹。

“你怎么来了？”刚才看着林虹与十几个人一起说说笑笑上山来，他没有理睬小莉的脸色，上前两步招呼着。

“是他硬拉我来的。”林虹指着身旁的范丹林说道，“我也想听听你们的讨论。”她用力登完最后几步，喘吁吁地站在他面前。

此刻，她明朗大方，和昨晚车站上判若两人。

他和范丹林打了招呼。他认识范丹林。对于这号活跃人物，北京并不算大。他在相视中感到了范丹林那男性有力的目光。范丹林同林虹一起来的，对林虹便似乎有了一种类似保护者的责任和特殊权力。

他感到了内心受到的刺激。林虹与范丹林的随意谈笑就让他受到刺激。林虹顿时显得更漂亮了。一瞬间他明白了：自己在爱情上的抉择再也不能犹豫拖延了。同在政治上一样，既需要深思熟虑的慎重，也需要当机立断的胆魄。

是林虹还是小莉，这次在北京必须做出抉择。或者都不是，是其他某个女性，也该有所决定。三十而立，成家立业，都不能再拖了。他既不该失去应该得到的，也没精力去承受额外的感情负担……

这时，有人招呼讨论会开始了。

他，商易，一个很怪的名字，常常让人开玩笑“商议（易）、商议（易）。”这时转过身来，向大家招呼道：“怎么着，咱们是不是开始？本人商易现在和你们大家商议商议。”大家全笑了，四下散开，在亭子四周围圈坐下。有人还掏出面包大嚼起来。“谁先开始？咱们可就开一个小时会啊，抓紧时间。是自告奋勇呢，还是让我点名？”商易依然笑呵呵说道。他中等身材，宽肩，手长，腿有些偏短，额头很大，鹰钩鼻。目光鹰一样锐利。照理他的相貌会给人阴险的印象，但因为他永远在扮演大大咧咧的角色，所以反而让人觉得可亲。他在农村插过队，现在中央的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任职，借工作之便，“手伸四处”，联络八方，北京没有他伸不到的触角。大家都戏谑地称他为“联络官”、“盟主”、“信息中枢”，背后也有人称他为“思想二道贩子”、“说家”。他并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但他善于把所有人的思想都收罗来，变为己有，而且转手又“贩”出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生来就是为着不停地说话的，是为着从早到晚和各种人聚会的。上瘾。北京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没有人不知道他。谁也不太尊敬他，谁也不轻视他。很多时候，大家都需要他。

譬如，今天这“景山讨论会”就是他牵头召集的。他绝非公认的思想领袖，但惟有他和各“思想集团”都有着直接联系。

现在，各“思想集团”都簇拥着他们各自的领袖坐在四面。

亭子东面的这六七个人，有男也有女，一股子学究气，这是现在很有名气的“百科全书派”；南面这一团，为首的是个神情严谨的中年人（这是讨论会中唯一的中年人），叫许哲生，垂着皱纹深刻的额头，似乎总在苦思苦想，这群人被称为“改革先锋派”，许哲生及其同伴们是中国农业改革的先行者；西面这一群，以范丹林为首的，是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人们称他们为“经济智囊团”；北面，就是商易和李向南为核心的这群人了，差不多都当着“官”，或经理，或厂长，或县委书记，或政策研究人员，他们被称为“改革稳健派”。当然，人们是自然而然坐成这样的，也并不很分明。还有许多较小的“思想集团”和个人，或散落于大群中，或三两一伙地簇集在亭子四角，处于四大集团间的“接合部”、“边缘地带”。

人们纷纷点着了烟。商易也掏出烟点着，猛吸了一口：“怎么着，又是三十秒冷场，这惯例就破不了？”他嘻嘻哈哈地说道，“关于大趋势，咱们讨论过，关于怎么办，诸位更是天天在研究，今天把大伙儿约到一块儿，是要正面接触一下。你们不讲，我可要开始了，我一张嘴，可就跑马收不住缰了。”

众人笑了，他也笑了。他太明白这种冷场是因为什么了，人人都在认真地考虑发表一个像样的演讲，神经便都板住了。他才不会这样煞有介事呢。他是走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人们相互之间不很熟，恰恰给了他一个特殊地位：中心的地位，联络各方的地位，因而也是一个组织者、领导者的地位。他心中掠过一个思想：领导者，有时不过是因为处在一个中心的联络者的位置上而已。

他很满意自己此刻所处的位置。为了这种位置，他可以热心地做很多事，白天黑夜地张罗，累死都不要紧。但为了抵御别人侵占这种位置，他也时常有些狭隘的考虑。

她，张抗美，很认真地开口了。“我提个议……”她说。她长得不好看，满脸雀斑，又矮又小，像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实际上她已经快三十岁了，而且在北京颇有知名度。她的几篇关于爱情婚姻的洋洋万言曾引起广泛反响。人们很难把她的相貌与她那笔锋犀利的论文统一起来。她与丈夫都是研究物理学的，丈夫已去美国留学，她也将出国。她明明知道那些初次见到她的人会因为她的相貌感到失望，她经常遇到这种令人难堪的失望，噢，你就是张抗美？她知道，此刻有人正在交头接耳地议论：“她就是张抗美？”她不在乎。她就是她。她是勇敢的，无所顾忌的，就像她的文章一样。要生活得幸福，首先要生活得勇敢。她坦然地笑了笑，接着说道：“咱们的讨论会最好采取走马灯和辩论相结合的方法。”

“什么？”人们都不懂了。

“走马灯，就是转着圈，每个人都简单扼要地发个两三分钟的言，这个言应该是你的思想宣言。但每人发布自己的思想纲领时，又不要互不相干，要和前面发言者的不同观点展开辩论。这就是和辩论相结合。概括起来就是：发表宣言的同时进行实质性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一定要讲出自己的宣言。最后，人人都转圈讲过话了，我们就能在已经展开的思想面积上找到中心的争论，在那里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她的方案太卓越了。不愧为张抗美。她不是难看的小姑娘。她与她的方案都站立住了。

“我打头炮吧。”他，焦莽安，一个不足二百人的水泵厂厂长。胖而且壮，粗脖颈上一颗又圆又大的脑袋，已经开始秃顶，脸色红润，浓眉大眼，一股子热乎乎的憨厚劲儿。“你说完，我给你补充吧。”她，叶枫，焦莽安的妻子，是大学的经济系讲师，一个苗条干练的女人，紧挨他坐着。

夫妇俩坐在李向南身旁。他们曾和李向南在一个公社插队，是李向南的崇拜者。李向南感到左右簇拥着他的力量。他们讲话比自己讲话，更让他感到自己的分量。

“我认为中国的大趋势，简单说，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拨。这当然不是指我们的政策了，是指历史本身的趋势。反拨的政策是反拨的历史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也算我的宣言吧，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推进经济上的改革，脚踏实地地干，不要讲空话，拼命地往前拱，在二三十年内，造成民主政治的稳固的经济基础。”焦莽安说着，脸上渗出汗珠，他的嗓门很粗，口才不甚流利，显得有些笨拙。他表述的思想显得很平常，谈不上精彩，而且三言两语太简单，连一分钟时间也没用了。

叶枫远比丈夫聪敏，丈夫的话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引起了某些人的轻视，这些她都感觉到了。丈夫不是思想家，他的长处是善于实践。他像台大马力的发动机，滚烫地、不知疲倦地突突突不停开动。只要有人为他规划出战略，他就能以其精力旺盛的社会活动来实现它。而在思想上，她远比焦莽安更深刻、更有才华。

十几年前，在同一个县的插队知青中，她也远比他引入瞩目得多。后来，他们共同在一个农村小学当老师。她也从未看起过他。然而，她渐渐地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行动力量——这正是她所缺少的，最后竟出人意料地嫁给了他。婚后，她不仅感到了他那火热的、让她喘不过气来的拥抱是有征服力的，而且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丈夫都成了这个小家庭的顶梁柱。盖新房，挖菜窖，拉煤，种菜，担水，一切都靠他的忙碌。进县城过河时，他每次都背着她过。她成了被娇惯的“小妻子”。虽然，她仍然比丈夫有思想，有口才，然而，她还是崇拜他。

现在，丈夫的话讲得很“柴”，她并不以为耻。到底是他开的头一炮。讲的不深刻不要紧，有她“补充”呢。“我补充焦莽安的思想吧。”叶枫抽了一口烟，伸手轻轻弹了弹烟灰，然后目光平视很从容地说，“‘文化大革命’这个苦果不是凭空结下的，它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的残余累积而成的。刚才咱们看到的故宫就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它的颜色、格局、结构、造型，都集中表明着中国的皇权，表明着一种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包括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伦理哲学、美学观念。这些物质的、观念的东西，社会上到处都有残留。‘文化大革命’这种封建专制的东西发展到顶点了，物极必反，法西斯专制终于破解了，民主的力量向四面冲开禁锢。所以，今天中国的大趋势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运动，表现在政策上，就是放宽。开放就是一种放宽。然而，只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拨还不够，原来十亿人被捆成一捆，现在绳索断了，松绑了，可以活动了，整个社会还要继续发展向前，还要进一步改变经济、政治体制。所以，我认为：正确的战略与有效的实践在当前是最重要的。”

对面坐着的是许哲生。此刻，他垂着眼轻轻咳嗽了一声。就像他自己所知道的，他的咳嗽声是有分量的，众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问题就在于什么样的战略是正确的战略。”过了好几秒钟，他才声音沙哑地慢慢说道，“其实说大趋势并没有多大意义，那是政治算术，人人都能说一套。关键在于正确的改革战略，这里面就自然包括着你对大趋势的估计。”

“对。”他身旁的几个年轻人立刻附和道，“‘正确的战略，有效的实践’，你们说的正确战略具体是什么？”他们的话锋都向着叶枫。

“我简单说吧，在当前，在调整上当坚决派，在整顿上当强硬派，在改革上当稳健派。”叶枫看着他们很从容地说道，显出一种男性般的干练。

许哲生垂着眼，脸上布满深思。几秒钟的沉默中，他完全能感到人们在注视他，也能感到簇拥着自己的年轻人在跃跃欲试地想要发言。“这是个貌似正确的战略。”他说了一句，又微微停顿了一下。

万春亭上立刻出现了尖锐对立的气氛。南边，许哲生这群人，北边，李向南这群人，同是改革派，但在战略思想上却经常发生像这样尖锐的争论。

“在改革上当稳健派，谁是激进派？我认为叶枫刚才的那个口号是个暧昧的口号。我不是不同意经济调整，比例失调需要调整，我也不是不同意整顿，我们面对着十年内乱留下的巨大经济困难，整顿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但是，根本又根本的出路是改革。要坚定不移、全力以赴地改革。有人说我是先锋派，我认为，在改革上就是要当先锋派，当彻底派。提所谓的当稳健派，实际上是面对现实阻力的妥协。”许哲生声音低哑一句一句地讲完了。

几秒钟沉默。

商易笑了，通融而圆滑地插进话来：“我以为当稳健派的意思是：要在复杂错综矛盾的社会诸力量中找出合力线来，按合力线方向制定我们的战略，这样才实际可行。是吧？有的时候，先锋的战略，并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轨迹。”

“我们不应该站在平衡点上，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努力尽量使社会的平衡点往前移动一点，知道吗？”许哲生的声音提高了，露出一丝激烈来，“整个社会的轨迹是不会和先锋部队的努力完全一致的，但有了先锋的努力，社会的合力线才能往前移动一些。如果，先锋力量退到合力线位置，合力线还要往后退，知道吗？”

他是1966年的大学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他一个人跑遍了全国农村搞调查，写了不知多少篇关于农业政策的“反动文章”在地下流传，为此，他被抓，被判刑，被打坏了身体。现在，他在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中任职，一直怀着一种疾恶如仇的斗士情绪在搞改革。四十多岁了还未结婚，而且发誓独身。也许是由于长期迫害的身体状况不能结婚，也许他是想当个以身殉事业的大改革家，起码，人们普遍对他是这种印象。

“你全面讲讲你的‘宣言’吧。”张抗美笑道。

“你们可以去看报、看杂志。我的观点早已公布于众。”许哲生说道。

他，石涛亮，讲话了。这位眉清目秀的南方人看模样还像大学生，其实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学者了。“我认为，大趋势我们不仅要谈，而且要从历史更宏观的角度来观察。我们要把握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的历史大趋势。”他的好听的南方口音显露出一种类似女性的文雅来；他急促的语气和微微带出的一点口吃，则显露出他的率真，“不这样看清历史，我们会犯近视的错误。我们会把精力消耗在一些并非最重要的事情上。”

“我完全同意石涛亮的观点。”坐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妻子唐莹，这时用一种像小儿科大夫那样温和的上海口音说道。她的外貌像她的声音一样，美丽、纤弱、娇小，穿着一件浅绿色连衣裙，目光中含着温善。

石涛亮感到了唐莹的支持，他停住话等妻子讲下去，妻子的口才比他好，然而，唐莹讲了这一句之后便不再开口。他知道，在公开场合妻子总是尽量扮演配角。她希望他更多地讲话。就像他们合作写书，妻子也常常不愿署上她的名字一样。

还讲什么呢？他刚才的话已经对争论的两派都含蓄地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他们太急功近利，缺少更长远的历史眼光。

他是富有历史远见的。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延续达两千年之久？对这个陈旧而崭新的问题，历史学家们从未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然而，他，石涛亮，在妻子唐莹的协助下，从1968年在大学“逍遥”开始，把控制论、系统论引进了历史研究，得出了引起世界学术界瞩目的结论。根据控制论理论指导下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它一方面有着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周期性振荡。这种系统巨大的稳定性，正是依靠它本身具有的周期性振荡的调节机制得以实现的。在这里，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改朝换代的周期性振荡，第一次同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性内在联系了起来。他第一次大胆指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明显有别于世界其他封建社会，保持“大一统”这个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儒生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存在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没有人能够和他争论历史。然而，却有人与他争论现实。

“那你的结论呢，你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有人问。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引进和开发新思想。能不能把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普及给中国广大人民，特别是普及给比我们还年轻的下一代，我认为是中国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内能否较快发展的最大关键。”石涛亮说。

“一二十年内，能不能使整整一代人、两代人在思想上、在整个思想体系上，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历史观、政治观、方法论、思维方式、科学哲学等等都全面更新换代，这是决定中华民族今后几百年乃至一千年命运的。”唐莹神情认真地补充道。

“对。所以，传播普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新成就，是现在最重要的工作。”石涛亮又说。

这就是他们的“宣言”。这就是为什么他不仅自己著作，而且正全力联络那些在各学科有创新建树的中青年学者成立一个编委会，准备编写一套介绍当代最新思想成就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型丛书，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称他为“百科全书派”。他将要：毕生精力，尽瘁于斯。

唐莹坐在他身旁，为丈夫自豪。与在场的许多男性相比，石涛亮显得文弱瘦小，既无有些人那种伟岸的体魄，也无有些人那种谈笑自若的风度，他讲起话来至今仍像中学生回答老师提问那样拘谨，还微微露着口吃。然而她知道，石涛亮是思想上真正的伟岸者，在场的人中，没有谁比他看得更深远。

现在发言的又是一对夫妻。女的叫郦雅，二十七八岁，梳着朴素的短发，穿着件发皱的旧衬衫，说话时神情显得有些迟钝。她那敦厚温善的形象，如同一个子女众多的市民家庭中整天操持家务的长女，实际上，她却是个学者型高级干部家的独生女。女性中很少有人像她那样温和善良，更很少有人像她那样刚毅果断。三年前，坐在她身旁的丈夫夏光鉴还是刚被释放的政治犯，一个“文化大革命”中因“反动言论”被判刑二十年的大学生，一个出狱后仍然背着许多黑包狱的上访者。郦雅，这个暂时被抽借在国务院接待站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却对这个衣衫褴褛的“神经病”产生了深刻的同情。她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毅然决然地要为他翻案。近两年时间内，她的告状活动遍及党、政、公检法各最高部门，其活动量之大令人惊愕。人们常常在看见她弱女子的温善相貌后瞠目结舌。她终于把一个看来根本无法推翻的案子翻了过来。而正当人们，特别是父母亲戚对她这不可思议的、有些发疯的行动责怪纷纷时，她却宣布：她要同这个比她大十来岁、满身是病、性格怪僻的夏光鉴结婚了。整个家庭都震惊了，三姑六舅九姨子同父母一起站出来反对。她却不声不响地走了，在一间晦暗简陋的单人宿舍里与夏光鉴组成了一个只有一张双人床，一个两屉桌的家庭。仅仅一年之后，夏光鉴便在思维科学这门新学科中写出了卓越的论文，并在美国发表，又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

“我觉得大家讲得都挺深刻的。”郦雅很绵软地笑了笑，“我只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应该重视打破中国哲学伦理化的传统局限性和重视伦理道德方面的反传统。”她停了停，语气像说家常一样平和，“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哲学自古以来都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研究。西方古代哲学家大多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他们除了关心人，还关心人以外的自然，关心主客体关系。中国哲学，比如孔子，从来也没有见他论述过宇宙的起源等问题，他们不关心社会和人以外的世界，他们关心的是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境界，其中，伦理道德占有特别中心的位置。这有很大的局限。所以，”她往后掠了下短发，“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两个重要工作，一个，就是要打破中国哲学伦理化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挺根深蒂固的，到处都存在，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哲学变得更开阔、更完整，不光重视伦理规范，而且重视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的掌握。刚才唐莹讲思想上更新换代，特别对。我觉得，打破哲学伦理化传统的束缚，也属于更新换代过程要做的。”她笑了笑，好像因自己讲话时间太长了而抱歉似的，“还有一个，就是在伦理道德范围之内，许多旧传统观念也要打破。我作了一点研究，我们每个人受到的不合理束缚中，最大的常常是伦理道德方面旧传统的束缚。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考察一下自己，这方面的束缚有时就比其他束缚多得多，也更难挣脱。”

“你呢？”商易开玩笑地问道，“我看任何伦理道德的旧传统，对你都可能不存在束缚力。”

众人都笑了。笑声中包含着对郦雅冲破世俗舆论与夏光鉴勇敢结合的亲热逗趣。

郦雅看着大家也笑了，她转头看看丈夫。

夏光鉴有些神经质地扶了一下他那高度近视镜，皱着额头，用一种怀有戒心的目光左右看看，过了一会儿，才不情愿地勉强笑了笑。他对一切玩笑都难以接受。他总疑心别人在轻视他、讽刺他。他对一切与郦雅亲昵的男性都怀有敌意。他身体内又开始那种神经质的轻微颤抖，腮帮子又克制不住地抽搐，然而，他感到了妻子的小手抚慰地放在了自己的手背上，这是一个熟悉的信息。他稍稍平静了。

“我认为，还应该重视思维科学的研究。我只补充这一句。”他目光直直地盯着眼前，发狠似地干巴巴地吐出一句。

范丹林端了端肩，郑重其事地发言了。

“改革是急迫的，我要强调的是：改革最根本的在于经济的改革。经济奠定整个上层建筑文明的基础。我也完全同意普及当代各学科最新成果，进行思想上的更新换代，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当前要特别重视经济科学思想的开发与普及。你们可能认为我是搞经济的，就强调经济，不是这样的。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由于中国近代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段，我们各级干部中有许多对于现代经济方面的知识相对而言是较为薄弱的，对经济客观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1958年的共产主义狂热病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过分相信精神的、政治的、政权的力量，而忽略经济的客观规律性。现在，这种情况得到了有力的改变，这是富有历史意义的改变。但是，如果我们不进一步彻底改变人们头脑中忽视经济的思想观念，这在中国也是一种顽强的传统习惯势力，我们很难有长久的、稳定的发展和现代文明……”

他讲话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铿锵有力，因为林虹正坐在他身旁低着头帮他做记录。能听到她的笔在刷刷刷飞快地、动听地响着，活页夹中的活页纸在一页页翻动着，能感到她那文静的女性气息。

……“你干什么，是要记录吗？”讨论会一开始，看见他打开活页夹，林虹问。

“是。”他对一切类似的讨论都习惯做点记录。

“我帮你记吧，你专心考虑你的发言。”

他把活页夹交给林虹了。一瞬间，感到浑身涌上一股暖热……一个有事业心的男人，最幸运的莫过于身边有一个完全理解自己又能帮助自己的可爱女性了。讨论会上多少男人有这样的伴侣，那是他们的骄傲，那是他们力量的显现。有力量的男人总能得到那样的女人吧。现在，他也不是光棍一人参加讨论会了。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夜一昼，然而他感到已经和林虹完全了解了。他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女人。

……“他们要我演电影。”离开烤鸭店后，他约她一起来景山，路上，林虹说道。

“《白色交响曲》吧？你肯定能演好。”他鼓励道。

“你怎么肯定我能演好？”林虹笑了。

“今天早晨我不是说过，我了解你。”

“了解我什么？”

“什么都了解。你能演好电影，而且，以后可能还会干别的，肯定也会干得不错。人相互了解，不需要那么多复杂过程。”

“你了解我的过去吗，知道我离过婚吗？”

“丹妮已经告诉我了，富有人生经历是令人尊重的。”

林虹目光透明地看着他……

他说的是真话，他喜欢富有人生经历的女人。他不喜欢浅薄的小妞。他不在乎林虹结过婚，他只要知道她现在是独身就行了。

林虹字写得很快，他用不着看，就知道她一定记录得非常漂亮。

“好，我就讲这些。”他转过头笑着问林虹，“你补充吗？”

“我？”林虹看了看他，“不。”她微微摇了摇头，“你讲得很清楚了。”

她毫无一丝惊异，那样坦然。她的气质太好了。

又有许多人做了言简意赅的发言。万春亭，这座三重檐、四角攒尖的古代建筑里，充满了最现代、最生气勃勃的言论。在暮色中，各种各样的手势在画着坚决的惊叹号，各种各样的激动面孔上掠过着明亮的目光。他们在指画世界、指画历史、指画未来。关于几千年传统的沉重包袱与宝贵财富；东西方文明的对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估计；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系统工程学与改革的总体战略；科技及教育体制改革之方略；对帝国主义发展规律的重新研究；全方位的外交战略与世界和平；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中国法制的发展趋势与当务之急；历史、现实与抉择；二十一世纪的着眼点；五十年及百年展望；一个兴衰剧变的大时代。……

轮到李向南发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