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伯真名叫刘玉山,后来在转成美国籍时,美国人送给他一个名字叫SAM(山姆)。来美四十几年,刘玉山这个名字几乎无人知晓。SAM这个美国名字除了在那本蓝皮烫金的护照上用过,也没有人这样称呼过他。
然而餐饮业里一提起刘老伯,地产界里一提起刘先生,乃至中国城里的老人们一提到刘矮子,却是尽人皆知。
他虽不是纽约城华人界的金融巨子,也不属于地产大亨,可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也算是赫赫有名了。
他原籍河北保定,踏上美国国土时才40岁出头。他身材矮小,身体不壮,人不出众,貌不惊人。他凭什么能在美国的华人界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呢?这或许与他的为人处事有关。他为人大度,他用过的人当中,不管此人曾对他犯过什么坏,只要跟他说了实话,他就既往不咎,并予以重用;反之,他重用过的骨干若是某些大事欺骗了他,他也毫不客气地一脚把他踢出大门。
铁花记得,在北京时老爸常常提起刘老伯,说他年轻时骂过国民党政府,30多岁了还跟学生一起走上大街,贴过标语,撒过传单,几次都险些被抓人大狱。在报社,他也是猪肠子,直脾气。他骂过社长,顶撞过总编,最后终于被报社解雇。说起来也叫人纳闷儿,他这种人人讨厌的直脾气,怎么会在美国吃得开?难道美国这社会就容他的坏脾气吗?回答应该说是这么个理儿。美国不仅容他,似乎还注定了他的这种个性定会获得成功。
当然,他的成功还有别的因素。他很聪明,反应侠,什么事都跟得上。他就认定了自己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出路只有一条:干,干,干。趁着还有把子力气,做,做,做。必须在短时间内,积累一笔小小的资金,然后做生意。他分析,用体力赚钱绝非自己所长,用钱去滚钱达到多赚钱的目的才符合自己的愿望。
他的实际精神还表现在他的经营上。他从不投机取巧,也不玩股票,更不赌博。钱少时他做小生意,钱多时则投资大的。
他不像有些商人,有一个吹十个,有十个照着一百个做。
人品上,他注重信誉,求他的事,只要他答应,就会全力以赴帮你办好;而他拒绝的事,谁也甭想再次开口。因此,为他打工的人对他都忠心耿耿,一做就是十几年。
他沿着中国人来美的传统道路,先以餐馆起家,赚到利润后又投资房地产。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后,现在在曼哈顿中国城的商业繁华区已有了一座16层的楼宇,在长岛已有三家高级中国餐馆的连锁店。另外,为了帮助年轻人开拓前程,他在服装业上也投了资。那么,他儿女的情况又如何呢?
大女儿从医学院毕业后嫁给了洋人,远在加州,开业行医,过年必来电话问候;儿子服役后转成职业军人,常骏马来西亚,是海军陆战队的尉级军官,每逢圣诞必寄贺卡一张。
铁花离开刘伯,前后已整整八年。这八年当中,她未曾再探望过他。想起来也充满内疚之意。可是,经过这八年的风风雨雨,她已焦头烂额,更无暇顾及探望刘老伯了。
临离开美国之前,铁花拨通了电话,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刘老伯自己明后天就要回北京,想约个时间过来与刘老伯告别。
铁花说完,本以为刘老伯会感到惊讶,却没想到他在电话里只淡谈地说:“行,行,来吧,来吧。”
她放下听筒,琢磨着。八年了,整整八年,当初离开他时,他已经75岁,算算,如今已是83岁高龄。他一定更苍老、更孤独了。想到这儿,她恨不得马上能见到刘老伯。
就在她和大丑起飞的前一天,他们来到了刘老伯家。
汽车刚靠近那朱红大门,冲在前面欢迎他们的是“虎姐”和“样子”——两只德国猎犬,连蹦带跳地窜着,前爪扑在篱笆墙上,仰着脖子狂吠。
大丑吓了一跳,后退两步,可铁花并不觉着十分害怕。她慢慢地走到篱笆墙边,试着伸出了右手。
“样子”和“虎婉”似乎认出了她,拼命地摇起了尾巴。铁花轻轻地摸了摸它们的头,它俩都伸出了大舌头,争着去舔铁花的手心和手背。
“留神!你……你当心。”大丑没敢靠前,在身后提醒铣花。
“吱呀”一声,朱红大门打开一扇,探出一个人头,不是刘老伯而是一位看上去30岁上下,有一张东方脸型的先生。
“哪位是常小姐,请跟我进来吧。”他操着南方腔儿。
大丑刚要跟随铁花进门,一把被他挡佐:“请您在外等候,刘先生只说了常小姐一人。”
铁花正想解释,大丑拦住她说:“我……我正好要……要……去旅行社,订……订位。晚上,我……我来接……接你。”
铁花随着这位先生进了大门,“样子”和“虎妞”想跑上来与她亲热,可它们的脖子被套上了绳索,绳索的另一头在一位肥胖女人的手里。
“该死的狗,一来人就拼命地叫,讨厌死了。”牵狗的女人也是满口的南方腔儿。
“这边请吧。”开门的男人说完,就领着她走人正门,来到了一楼那间她十分熟悉的中式大客厅。她站在中央环视着客厅里的一切,什么都是原样,一切都没有变:太师椅前的虎头,地毯上的蚊龙,紫檀木的家具,还有墙上的佛位,嗅,有一样变了,她记起了佛位上的香没有点着。“滚到后院去,不许再乱叫,还没到喂你们的时间呢,讨厌鬼!”后院又传来那胖女人骂“祥子”和“虎姐”的声音。
“请上楼吧。”那男人见她停着不走,就过来催她。
她上了楼,没去看二楼的西式客厅就急着向刘老伯的卧室走去。她正要推门,那个男的挡住她的手说:“等一等,常小姐,这个老头子古怪得很,见了人就爱胡说八道。他的医生告诉我们,每次见客不得超过半小时。”
“刘老伯病了吗?”她问。
“我看不是什么大病,有病也是神经病。医生叫他静养,你最好看看就出来。”铁花看了他一眼,没作任何回答就推开了卧室的门。立刻,从卧室里冲出来一股很重的腥臭味儿。
卧室很暗,只有一盏小灯在床头柜上亮着。刘老伯似乎正在酣睡,铁花走进来,他没有一点反应。
室内太热,刘老伯早已把盖在身上的毛毯踢开了。他穿了一套白色的睡衣,手脚缩在胸前,一下一下地呼吸着。
铁花站在床前打量着刘老伯,她觉得眼前的刘伯身体似乎小了很多。回忆起他以前的样子,怎么也不敢相信现在他竟成了这副模样:
满脸的老皱皮像个麻核桃,连同脖子上的皮,一起向着枕头的方向播拉着。
她不忍心看下去,也不忍心马上离开。她没有叫醒他,她想临走前为刘伯做一点事,尽一点孝心,可又不知道该做什么。她把刘伯踢下来的毯子从旁边拉到他的肩上,心里暗念了一声:“刘伯,真对不起您,我走了。”
突然,刘伯醒了。他费力地抬起眼皮,露出了一对无光的眼。一见到铁花,又把两腮及嘴角上的皱皮向两边推开,露出了口腔内已残缺不全的牙。
铁花转过身去哭了。
“别,别哭,人老了,就这样。你坐下,我有话要对你说。”
他说话前,先用弯曲的右手指向着窗于的方向点了点。
铁花立即明白了老人的意思。她先把窗帘拉开,又推开了两扇玻璃窗,然后又打开了卧室的门。顿时空气对流起来,屋里混浊的气味减轻了许多。
她含着眼泪把丢在地上的脏乱衣衫捡起来,放进一个包里,又跑到楼下打开了洗衣机。
等从洗衣房回来路过二楼的客厅时,她看见那一男一女躺卧在沙发上,看着中文电视连续剧,声音放得很大。他俩连说带笑地往地上吐着瓜子皮。
她没说什么就进了刘伯的房间。她怕刘伯冻着,把门窗统统关好,然后拉了把椅子,坐到了刘伯的床前。
“刘伯,这两个人是您的亲戚吗?”
刘伯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们……?”
“刚来的新移民,朋友介绍的,说是两口子一块儿来当管家。可是,一天到晚只管他家。”刘伯说着咳嗽起来,一口痰卡住了他的喉咙。铁花连忙用左手给他捶背,右手拿了块餐纸堵在他的嘴上。
刘伯喘了几口气,接着说:“一天到晚,除了让我出证明办他们的兄弟姐妹来美国,就是嫌我给的工钱低。”
“您给他们多少钱?”
“两口子两千五。”
“我看您的卧室这么乱,好像他们不怎么尽心收拾。”
“尽心?我今天还没吃饭哪!快,你快叫他们给我做饭菜。”
刘伯虽已年迈又卧病在床,可说起话来的分量还是不减当年,仍然有老板命令下人的口气。
“常小姐,时间差不多啦,你可以出来啦!”那胖女人在门外高叫起来。
“刘伯,我去烧碗热汤面给您,您等一会儿。”铁花说完就走出了卧室。
推开厨房的门,她吓了一跳,这里简直就像从没有人清洗过。以前明亮如镜的新式炉台,现在变成了农村的大柴灶,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大块油斑。
她先烧了一锅水,等水烧开的这段时间,她用洗涤剂和钢丝刷开始清洗厨具。
“常小姐,您是他的什么人?”那胖女人靠在门框上问她。
铁花一边擦一边没好气地回答:“亲戚。”
“是很近的亲戚吗?”
“对,亲大爷。”
“哟,怪不得,你这么为他于事情,我还以为他是让你接替我们工作的哪。”她露出了放心的神色。
“不,不会。”
说话间,那个男的也走进了厨房,眨了一下眼睛说:“不对吧,亲大爷?你怎么姓常,他怎么姓刘呢?”他怀疑地问。
铁花跪在地上,用劲儿地擦洗着,头也不抬地说:“长年在海外的老华侨,有几个不改名改姓的?”
“这倒也是。不过我们来这里半年了,怎么不见你常来呢?”他仍旧表示不太相信。
“我住在外州,偶尔才来纽约。”铁花见炉子上的水开了,就打开冰箱去找面。可冰箱里塞满了大排骨和五花肉,下一档全是些南方人爱眩的甜点,还有各种果脯和小胡挑之类。她又打开了放干货的小柜子,可里面放的不是食物,都是些廉价手表、照像机以及成捆的毛料和绸缎。
“哦,这些都是买给大陆乡下亲戚的,下个月有朋友固中国,顺便就请他们带回去。你别多心,买东西的钱可都是我们自己挣的、你大爷抠死了,多一分都不会给我们的。”那女人赶忙解释。
“这我不管,请问你们有生面吗?”
“什么生面?”男人问“面条儿,生面条儿。”
“那种东西我们是吃不来的,不过,我们买了上等的大米。”
“好吧,快给我。”
铁花煮好了稀饭,在冰箱里又翻出一点儿榨菜,切成了丝,一起端到楼上。她把刘伯扶正、坐好,一勺一勺地喂他。
“刘伯,您喜欢这夫妻俩吗?”铁花吹着热粥问刘伯。
“喜欢?我恨不得马上让他们滚蛋。”
“那您怎么不辞退他们?”
“谈何容易,我现在行动不便。他们欺侮我,就这个电话,”他指了指放在床头柜上的电话,接着说:“要不是我的医生上礼拜来看我,逼着他们把电话给安上的话,你前天的电话我连接都接不着。”刘伯气得咳嗽了两声,又说:“人到这时候,还真不想死,倒不是舍不得这些财产。说心里话,我想活,我怕死,这时候要是有人出价,花一百万能买回十年活头,我准买他20年,可哪儿买去呀?”
刘伯已八年没见铣花,一见她就跟见到最贴心最知己的老朋友似的,掏着心窝子。铁花发现刘伯说话的思路仍旧很清晰,并不像神志不清的老人。
“铁花呀,楼下这两口子坏得很,想孤立我,想害死我。曼哈顿的房租,欠下三个月了,打电话催我去取。我动不了,可那个女人说替我去拿,让我签字,我就不签。那可不是笔小钱,一个月有一万八,三个月就是五万四,谁放心哪?长岛餐馆的经理打电话来,他们不让我接,说是医生的旨意。放他妈的屁!谁不知道,餐馆分的都是现金,经理上门来送钱,他们都不让我见。他说他就是管家,交给他就行了。想得美!我的经理能是傻瓜吗?他全给我另开了一个账号存着呢。”
刘伯抬抬手表示让她靠近些,声音放得很小说:“铁花,我枕头底下放着几本儿存折,他俩不知道。壁厨里保险柜的号码,他们套了我几次,我都没说出来。你把手伸出来。”
铁花把手伸平,刘伯哆哆嗦嗦地用食指在她手心划了七位阿拉伯数字:“记住!这号码除了你我再没有人知道了。”他颤颤悠悠地说:“全是现金、大票美钞、几十根金条和两打印度钻石。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常小姐,你可以下楼了,别让你大爷太累了,医生说过不能超过一小时。”那女人一边喊一边重重地敲打着门。
楼下像是要请客,大盘小盘、晕菜索莱摆满了一大桌。酒柜里的茅台、xO(一种高级威士忌酒)也打开了盖,三个大杯一边一个满满地盛着青岛啤酒。
“来吧,来吧,常小姐,初次见面,算我请客。”男人热情地请她上座。
“是啊,是咽,难得从外州来到这里,我们不管怎么说,也是主人。随便吃吃,随便吃吃。”女人也表现得极为好客。
三个人坐稳后,男的第一个开口:“常小姐,你看上去也年纪轻轻,比我们小不了几岁,我们算是同辈人。一回生,二回熟,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朋友啦。来,干一杯吧!”
“是啊,是啊,我们家乡的人都是好客的,对朋友都是直来直去的。一看就知道常小姐也是个直性子人。在美国交朋友真难。住在这鬼地方,想进城吧,不会开车;呆在家里看电视吧,又不懂美国话,几部中国连续剧不知看了多少遍了,真是烦死人啦!今天能见到你,又是中国人,你说这是不是缘份,啊?常小姐,咱俩也喝一杯。”
夫妻俩还真能做,别看都是乡下人,还挺能喝。三种酒混在一块儿喝,脸不红,话不乱,越说越来劲。
“不知常小姐这次在纽约要呆多久?”男的问。
“没定,看情况。”铁花开始留了心眼儿。
“你要是不急着走的话,我们想请你帮个忙。”女的看来要进入正题。
“什么忙?”
“嗨,怎么说呢?其实也是小事情,算不上什么大忙,我们就是……”男的没把话说下去。
女的接上来:“嗯……事情是这样的,你大爷托朋友把我们请来,说是请我们做管家,可是半年多来,我们俩给你大爷拼死拼活地干,他还是不满意。两个月前他病了,脾气更坏,怪我仍给他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你是她的亲侄女,你来评评理。
不瞒你说,自他病例后,他常常给我们气受。你说说,我们把小孩子放在乡下,跑到这里给他当中作马,他一点儿也不表示同情。请他出个担保,帮我们办身份把小孩子接出来,他就是不肯。你说,让我们怎么办?我可怜的小儿子呀』”说着,女的伤心地哭起来。
“你们是说,让我求他给你们签字?”
“这倒不是啦,”女的接着说下去:“我是说,你大爷太不通人情,都老成这个样子,人都快死了,还死抱着他那点儿东西不放。常小姐,你想想,请我们来是做管家,管家管什么?难道只管喂狗、扫院子吗?难道只管给他煮两顿稀饭,扶他上厕所吗?管家就是管账目,就是管钱。可他把支票本子藏起来,非要自己写,自己开。房租、现金又不让我们碰,疑神疑鬼地生伯我们偷他的钱。常小姐。你说,不管账、不管钱,叫什么管家?”
“你们的意思是让我劝他,把账和钱让你们管?”
“对喽,常小姐,你是个一点就透的聪明人。”男的抢上去接着说:“常小姐,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什么打算?”
“就是你的前途啦、工作啦、挣钱啦什么的。”
“还没打算。”
“我不信。”男人脸上露出了既失望又狡猾的样子:“没打算?你这个时候来纽约做什么?你一定有你的打算。”
他喝了—口酒,接着说:
“我们俩来纽约快一年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讲出来没关系,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合作。”
铁花原以为这两位只不过是极端自私的人,可听这话茬儿又不那么简单,心里马上绷紧了一根弦儿,她试探着问:“合作什么?怎么合作?”
“那咱们就明说了吧,纽约的报纸你是读过的,纽约的电视你是看过的,哪一个不是为了钱?这里同中国不一样,没有钱就不能活。可是人死了钱就没用了,你大爷有那么多的钱了咱们可以想办法,让他的钱为活人使用,你明白吗?他活不了几天了,要趁他活着的时候,让他把权和钱交出来。我们俩他是不会信任的了,你是她的亲侄女,他会相信你的。我们不懂英文,不会开支票,这些都是你做,我们俩可以配合你,不会让他拖你很久。当然,我们不会饿死他,这样医生会查出来,更不可能下毒药,警察发现会抓人的。我们会让他自然地死掉,方法是不理他,孤立他,用不了多久,我……”“行了,别说了!”铁花气得下巴直哆嗦。
那女人说得正来劲,也没抬头看她:“好,你明白了就好,事情成了,我们只要一小半,剩下的全归你,可以吗?你说这样公平吗?”
“……”铁花的双手直打颤。
“你说呀,别紧张,人嘛,一辈子还……”铁花“噌”地一下站了起来:“你们俩被解雇了。”
“什么,你说什么?”
“从现在起,你们俩被解雇了。”
她作了主。
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大门前。
大丑和铁花面对面地站在寒风里。这里属于纽约郊外,四周没有高大的建筑,统统是一望无际的平旷的停车场,所以风显得更大,气流显得更冷。
大丑被风吹得用手背直擦清鼻涕,铣花从兜里拿出纸巾递给他。
“你……你的决……决定是对的,先留下来照……照顾刘伯几天再……再回去是……是对……对的。”大丑一边擦着鼻涕一边说。
“也怪我当时太不冷静,一生气就辞了他们。”铁花说着,抬起手捂着被风欧起来的头发。
“太……太冷了,到大厅里去……去吧。”
“好。”
大厅里暖和了很多,可是不便说话。他们找了一阁咖啡屋坐了下来。这里很安静,铁花叫了两杯热咖啡。
“我总不能就这样抛下刘伯不管就走。昨天真把我急坏了,一整天翻报纸找人,可询问了几处都觉得不合适。”
“请……请管家,是得有个了解,不……不然,会出大……
大问题。”
“不过,也用不了几天,等我找到合适的人,安顿好刘伯,马上就飞回北京。我的机票一周后还能用吗?”
“能,我给你改……改成了open(不定时)机……机票。”
“那就好,想起来真叫人高兴,再有一个礼拜就回北京“是啊!回……回北京了,回……回北京啦。”大丑说这话的语气,像是有无限的感慨。铁花喝了一口咖啡,低头叫了一声:“大丑。”
“啊?”
“我想问你一个事儿。”
“说……说吧。”
“你……你回北京以后,怎么打算?”
“回……回原单位,领导上说给……给我好的待……待遇,好的工作环……环境。”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手指在咖啡杯子的边沿上来回来去地蹭着:“我……我是问,你也三十好几了,你个人生活的打算。”
大丑低着头,眼睛看着桌面没说话。
“你说呀。”
他还是低着头,不开口。
他俩静静地坐着,瞧着咖啡杯里的热气,徐徐地往上升。
半晌,他看到她揉了一下鼻子。
他从餐桌的纸盒里掏出两块餐纸送到她面前。
她没有去接,仰起脸叹了一声:“好了,时间到了,上飞机吧。”
大丑坐着没动,小声从牙缝里冒出几个字儿:“到了北……北京,你……你会遇到好……好……”“大丑。”她打断了他的话:“你爸妈好吗?”
“嗯,好。”
扩音器里传出了飞住中国北京的班机预告。大丑并没显得十分兴奋,只淡淡地说:
“我……我走了。”
她点了一下头。
大丑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地说:“你……你还记……记得,八年前,咱俩一块儿下……下的飞机。我就站在那儿那……那个地方,我向你要地……地址和电……电话……”她把头转开,不去看他指的地方。
“后……后来,在亚历山大商……商店,我们又碰……碰面了。还……还有姐……姐子,那天下……”大丑刹住了下面的话,他看到铁花流下了眼泪,自己的眼眶也随着湿了。
他俩朝着登机口走去,铁花跟在他身后说:“大丑,你到北京,马上给我打电话。”
“唉。”他应着。
“你别叫我不放心。”
“唉。”
“回国后,你是博士了,生活上要讲究一点儿,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这句话,大丑没有搭腔。
就要进关了,大丑停住了脚步。她抬起头看着他,她从大丑的眼神里似乎感觉出大丑认为他们这次分别并不是短期的,像是要从此天各一方。她上前拉住他的手说:“不,不,大丑,我几天后就会回北京。”
“以后,你……你一人要处处,多……多加小心。身……身份、绿……绿卡,算什么?人,本来就有……有身份;人,本来就……就有尊严。人格比什么都……都重要,都……都有价值。”
说完,他就登上了电梯。
铁花目送着他消失在人群中。
大丑相当守信、守时,24小时过后,他果然打回了电话。
当时,铁花正在为刘伯做中饭,电话铃一响,她看了看表,马上预感到是大丑打来的。她抄起听筒就问:
“你到啦?”
“到了,飞机很准……准时。”
“你现在在哪儿?”
“六……六部口,长……长话大楼。”
“真的?”铁花跳了起来,就像自己也回到了北京,站在长安街上,跟大丑一块儿聊天儿。
“六部口长话大楼,价钱一定很贵,想个办法,去你们单位,用公家的电话打,可以省钱,知道吗?”她大声说着,毫无顾曰“我……我连家还没回……回哪,刚下飞……飞机。”大丑如实向她报告。
“北京好吗?”
“变……变了。”
“快说说,都怎么变了?”
“不……不行,太……太贵,后半夜更……更贵。”
“哟,我忘了,你那边正是大黑天。”
“是田,你……你好吗?”
“我正在给刘伯做午餐。上午医生刚刚来过,给刘伯作了彻底检查。你现在去哪儿?”
“先……先打个电话,好回……回家。”
20世纪九十年代的通讯设施太先进了,它能把天各一方的信息准确传到。他们俩虽然隔着太平洋,可彼此的情绪、细微的感觉、甚至对方的呼吸,似乎都可以准确无误地相互传递。
此时此刻,东西方通讯的线路极为繁忙,分秒必争地传递着社会上的新闻、商业上的信息、要人之间的交流及政局上的微妙变化。
就在这浩瀚的宇宙中竞也有这样一条线路,两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正谈论着生活上的琐事,沟通相互间的情感。他们谈得挺热闹,也满真挚的。
医生最后确诊刘伯为老年心血管硬化,脑部虽没受到严重影响,但身体己处于半瘫痪状态。
医生为刘伯购置了特制轮椅,并教铁花如何在刘伯出现危险时使用氧气袋。
医生建议,刘伯的病最好请专业人员护理,可由一两名专业护士来家看护,一切费用全部由保险公司担负。
最后,医生又把铁花拉到一边,单独对她交待了几句:“看来老人的病情十分严重,别看现在他精神还算正常,可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专人护理必不可少,当然最好还是有家人的关照。一来万一过世,有家人在场也好作善后处理;二来死后法律手续也需家人出面。”
医生定后,她不想直接对刘伯谈善后事宜,她生怕因此会刺激老人的感情、加重他的病情。可自己马上就要飞回北京,不及时安排好这些事情,她又怎能忍心离去。晚上,她给刘伯吃完了药,笑着问:“您有您儿女的照片吗?我很想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儿?”
刘伯摇着头说:“没有,没有照片。以前有过,后来撕了,全撕了。”
铁花一听这话茬儿就没往下问,可是医生交代的事情,自已又不能轻易做主。想来想去还是得问。不然万一出事可怎么处理?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呀?”她问。
刘伯叫铁花把他扶起来。他坐正后,也叫铁花坐下来:
“你问他们想干什么,这我很清楚。请你千万不要再问起他们,更不可通知他们,我死后……”“刘伯,您……”“我死后,”刘伯继续往下说:“善后的事情、法律上的问题,我自有安排。铁花,我已是活不了多久的人了,也许,明天就是我的末日……”“刘伯……”她想止住刘伯的话,刘伯向她摆了摆手又说:
“我对你照顾不周,来美八年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实在对不起你。可是,我还是要求你一件事,希望你能答应我。”
“您说。”
“发送我的事,还是求助于你吧。”老人说话时,声音越来越颤抖。
她含着眼泪,看着刘伯。
第二天九点整,医生派的专业护士来了。
专业护士是个臃肿的黑女人。她一进刘伯的卧室,又量血压,又听心脏,又翻眼皮,又看舌苔,把刘伯折腾来,调过去,翻了好几下。
黑女人绝对是个专业护士。美国医院对待病人的态度,在她身上体现得尽善尽美。
在美国,病人一进医院或一到她们手里就不成为人,使人感到他们面对的是台机器。坏了的地方,该拆的拆,该卸的卸,该装的装,该补的补,就像检修车辆一样,仪表一试,指数不对,不由分说马上就治。就算你一再强调这还能用,自己感觉没出什么毛病,对方听也不听,理也不理你,直到看到一切指标在仪表上的显示合乎了标准,才说声oK,让你出院。
不等专业护理再次来上班,刘老伯就让铁花通知医生,请她不要再来了。
医生问为什么。
刘伯说:“让我多活几天吧!”
铁花又搬回来了,搬进她来美国第一天时住的那间小屋。
她在整理衣服时又发现了那只大头、大眼、长腿无脚的洋娃娃,还有那张纸,上面写着她已背熟的那几句话。八年了,纸都有些变黄了,可她仍清清楚楚、一宇不差地背得出来:
人生旅途,几科所有人都带有一定的盲目,而为了一个目的拼搏、挣扎,自然斗得遍体伤痕……
一段时间住下来,她发现刘伯很爱讲故事,也很会讲故事。不过,所有的故事都出自他自身的经历。
听着刘伯的故事,她感到刘伯虽然人老了,可是记忆依然非常清晰。这使她感到很谅讶。
老人的故事非常动听,不仅时代讲得狠清楚,故事的细节也能一一回忆起来。
刘伯象个说书人,常常在说完一段故事之后,还加上自己的评语和分析。他也讲到他的婚姻生活。
远在老家河北保定时,由父母包办,他不到29岁就娶了亲。虽然他和原配夫人之间缺少感情,可很快就有了一个女儿。
到北京读书后,新潮的反封建思想鼓舞了他。他与乡下者婆离了婚。至于这母女俩的下落,十年前他回国时才打听到。
原配早巳去世,女儿已在当地县城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刘伯记得是人民政府的什么主任。
讲到他目这一对儿女的亲生母亲时,刘伯露出一脑的苦笑,然后说了句:“这只不过是一场人生游戏。”
铁花没理解这句话的含意,但也没问什么,静静地等着刘伯往下说。
“到了香港,为了生活,我就上船作了海员,充当苦力。
1948年底,我们的远洋货轮抵达纽约。几个朋友一商量,就一块儿跳了船,登上美北大陆。
那时的华人不多,中国城又是台山人的天下。不讲台山话,就不称为唐人。洋人歧视你不算,就是中国人也排挤你。因为你没钱,又没身份。
苦熬了两年嫌到点钱,几个穷小于合股开了个小餐馆。没想到,一下于就成功了。有了钱,就想到了过正常生活,讨老婆。在当时,这可是老大难。朝鲜战争一爆发,排华风潮骤起,想找中国女人作老婆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当时中国街的女人本来就寥寥无几,还全都有了主儿。想讨中国老婆又想得到身份,那纯属是白日做梦。
那时,波多黎哥和牙买加的女人倒成了中国光棍的追逐对象。好在她们对男人要求不高,有口饭吃,就给你生养,给你作老婆。
我捡了一个年轻漂亮的,问清了确是有身份的,当天就结了婚。”
刘伯说到此处,露出了微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您爱她吗?”铁花小心地问。
“连话都听不懂怎么谈爱?她们说的是西班牙话,一句英文都不会。不过,我们在一起时过得还可以。五年后,她跟别的男人跑了,既不要孩子,也不要钱。”
她跟了别人,我也没太伤心。说良心话,两个孩子,我也照顾得不多,可你想多管,他们也不让。他们身上一半是外国人的血,再加上出生在这个地方,哪里会有家庭伦理观念?不到18岁就各奔东西了。”
“他们长得什么样儿?”铁花很想知道这两个混血儿的模样。
“嗯……”刘伯想了好半天。他的记忆和思维虽然仍很健全,可形容起他的儿女来,却真被难住了。
“嗯……”他搜寻着记忆说:“大概是,黑眼睛,黄头发,单眼皮,高鼻子……好像就这些,好像就这些。”老人尴尬地笑了笑。
刘伯讲累了,也让她讲故事。总之,这一老一小,就这样家长里短,打发着时光。
为了不扫老人的兴,铁花也把自己的身世讲给老人听:
“我出生在西便门,小学在育民小学,中学在34中,16岁半去了内蒙兵团,19岁回北京作了粮店售货员……”她讲的故事像个简单的时刻表,又像一本豆腐帐,可刘伯听得也满入神。
没讲几句,她就不好意思了,她知道自己讲的故事过于平淡,又无内容,而实际上又是那么复杂,讲哪段呢?哪些又是能对外人讲的呢?什么又是能够讲给刘伯听的呢?
“刘伯,您说我长得还算美吧?”她突然问。
老人点了点头。
“您说,我会真的有人爱吗?”
老人又点了点头。
“您说,我还会真的爱别人吗?”她问了几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后,又开始讲了。她讲得是那么投入,讲着讲着她竟忘记了听故事的对象是刘伯。
“……是的,他丑,说话还口吃,可是他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我爱他,我想嫁绘他。”
“他现在在哪里?”刘伯问。
“北京。”
“他答应娶你吗?”
“不知道。”
“我活到这把年纪,本无资格再谈论什么爱情和人生。可我还是要劝你几句。”刘伯的神色相当严肃,他合着眼皮,像是说给铁花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人生一世几十年,20岁以前是个小混蛋,70岁以后是个糊涂蛋。掐头去尾,真正的人生也就这中间50年。不少人在这50年中,为了金钱物质拼得你死我活;不少人为了什么名誉、利益,也斗得浑身是伤。想来想去,统统都是为着身外之物。活着,一辈子真是怠慢了自己。”
刘伯长叹了一口气,又说:“铁花呀,你今年也就30上下,未来的几十年可要善待自己,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只要你认为值得的事情,你就去做;只要你认为可爱的人,你就去爱。不然到了晚年,像我一样,成了孤魂野鬼时,后悔就晚啦!”
每次跟刘伯交谈,铁花都感到从刘伯那里得到了不少有益的道理和启示。虽然她与刘伯的年龄相差了半个世纪,可是,她觉得从没有一个人像刘伯这样理解她,甚至她从来也没有觉得有任何一个人,能与她在心灵上这样紧密地沟通过。
以前,她害怕和老年人交谈,总喜欢和同龄同辈人聊天儿。可现在她甚至盼着能听到刘伯的新故事,自己的故事也急切地想让刘伯知道。
八年前她刚来美国时,这幢大房子使她孤独、寂寞、畏惧;现在,这幢大房子却使她感到充实和喜悦。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她的这种感受慢慢地传给了刘伯。刘伯的精神慢馒地恢复过来,吃得比以前多了,脸上也有了颜色,说话、笑的声音,都比以前响亮、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