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院长自杀

告辞了法学院组织部贾部长，呼延鹏又去监狱法系找到了系主任胡教授。胡教授自己有一间办公室，所以谈话也比较方便。他说，自从屠兰亭调到学院里来，我跟他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外面有人又风传我们两个人不和。为了缓和关系，我送了一本自己的专著给他，这本书的题目叫《分类改造研究》，当时是为了评正高职称时用的，所以只印了一千本，结果也就是不到两年的工夫，屠兰亭就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分类改造学》，不但大量的章节是抄我的，还有些内容抄自《犯罪学通论》、《女性犯罪学》等国内外著述。

呼延鹏忍不住地说，这不是太无耻了吗？！

胡教授见怪不怪地说，还有更无耻的呢，我们学院有一个海归派的讲师叫高矛，人家还是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副研究员呢。至少有五篇学术论文写出来之后被屠兰亭看中，居然强冠上自己的名字拿去发表。

采访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直到这时，呼延鹏还没吃中午饭，于是在法学院门外的小吃店买了一碗兰州拉面。

三天之后，呼延鹏的新闻报道《司法界还有没有“净土”》登在《芒果日报》第二版上，自从呼延鹏对翁远行一案的追踪报道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之后，可以说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品牌。

这天，呼延鹏回到住处时，有两个陌生的男人在门口等他。进屋以后，他们说他们是公安局的，随后告诉了呼延鹏一个惊人的消息。

其中一个微胖的警官对呼延鹏说，昨天下午，法学院院长屠兰亭在家中自杀身亡。他留下一封绝命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他认为呼延鹏发表在报纸上的报道《司法界还有没有“净土”》一文是对他的人身攻击，他将以死讨回清白与公道。另一个警官插话道，屠兰亭的家属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呼延鹏的刑事责任。如果呼延鹏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写的报道属实，便有间接杀人的嫌疑。

毕竟是人命关天，呼延鹏当即就被吓傻了。

案情进入调查阶段，呼延鹏首先想到的还是徐彤，但是这一回徐彤又找不到了，他的手机虽未报停，但始终没有人接听。而法学院那一天见过呼延鹏的人，说话全部变换了口气。学院组织部贾部长说他接待呼延鹏只是正常接待，除了介绍学院概况之外，并没有提供有关院长屠兰亭的任何私人资料。监狱法系系主任胡教授说，他是跟呼延鹏说过自己曾经送书给屠院长，但他强调他当时已经做过解释，那就是他送书时已表示连同书里的内容一并送给了屠院长，也就是说如果屠院长自己的著作中引用过他的若干观点的话，他是完全认可的。

海归派高矛则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他说呼延鹏他以为他是谁？为什么都不采访我就把我的事登了出去？我跟屠院长联名发表学术论文关他屁事？他有什么权力说三道四？我回国来的时间不长，在法学界毫无根基，身体不好患有慢性肝病，老婆又没有工作。屠院长虽说对我没有提携之恩但也算是处处照顾，他的死让我深感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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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人员还走访了其他相关人士，他们对屠兰亭的评价总的来说还是褒多于贬。也有人说得很实在，他们说即便是有人为屠兰亭做枪手，那也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每个人都面临着职称、位置、分房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屠兰亭处理这类问题算是尽了力，现在人都死了，谁还会去追究这些是非恩怨，也绝不会有人出面为呼延鹏做什么证人。然而，法律是讲证据的，没有人为呼延鹏说话，那他就真的是很麻烦。

这样一来，呼延鹏便把最后的一点希望寄托在徐彤身上，他这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即便徐彤本能地想推卸责任，至少他可以证明是他为呼延鹏提供了采访线索。

但是徐彤始终都找不到，似乎再一次从人间蒸发。

最后，办案人员通过徐彤的手机号码找到了他，徐彤表示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压根就没见过呼延鹏，根本就不可能跟他谈到任何人的情况。至于呼延鹏打着他的旗号去法学院采访一事，也许是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他不想评价。说到屠兰亭的新书《当代中外行刑制度比较》中有他论文的影子，徐彤的解释是这样的：该著作属于公共教材，既然是教材那就有一个资源共享的问题，而且以屠兰亭法学院院长的位置出版这本书，会显得更有权威性。

呼延鹏在得知这一说法之后，惊愕得半晌没有说出话来。徐彤的形象终于在他的面前轰然坍塌，而且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他掉进了一个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