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九日，大概是寒潮刚过，广州的天气潮湿且阴冷。那时的火车站尚未迁移，仍守在白云路的街角，每天艰难地承受着十分拥挤的客运量。
十六次列车驶进站台，但远没有停稳，乘客们便争先恐后地拿着行李，在过道儿排起了人龙，还有的人探出头去，和站台上的亲友打招呼。
此时，刚刚过完十八岁生日的于抗美，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下铺，毯子盖着下半身。她的脸颊是消瘦的，五官端正，并不艳丽，梳一个整洁的童花头，眉宇间却有着成年人的凝重。急于下车的旅客都没忘记奇怪地看她一眼，抗美的妈妈孟梅，则守着车窗向站台观望、寻找，程天牧是答应来接她们的。
抗美既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目光，也不愿意看到母亲的焦急。她低下头去，重新打开手中的《红旗》杂志第二期，那篇《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一文，她还没有看完，前面的一些重要章节，她划了红线。由于她是一个知青，所以她在列车上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和知识青年在农村中的作用。对面中铺的阿姨对母亲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得了，文化大革命把他们锻炼得这么成熟。
乘客都下得差不多了，孟梅才发现站台上的程天牧。他一身军装，领章帽徽殷红夺目，虽是疾步赶来，举止和目光照样沉着稳重。孟梅大声叫道：“天牧，天牧——”
程天牧跳上列车，身后还跟着两个战士模样的人。抗美叫了一声程叔叔，孟梅没有说话，眼圈却红了，程天牧忙安慰她道：“首长说，先治病……”孟梅点了点头。程天牧这才俯下身去，背起抗美。
两个战士都争着说，还是他们来吧，程天牧道，“你们赶紧拿行李。”他们就真的去抢行李，让孟梅空着手。
爬在程叔叔的背上，抗美的心里感到很温暖。原先在五十七军时，程叔叔曾是父亲的下属，可他现在毕竟是军区司令员杨三虎的秘书，如果摆摆架子，别人也觉得很应该。可他是一个念旧的人，这在他刚才安慰母亲的神情中，抗美已经感觉到了。
他们坐上一辆伏尔加轿车，程叔叔说就是因为伏尔加车体宽，能放下抗美的病腿，他才要的这辆车，程叔叔是个非常细致的人。
轿车向陆军总医院驶去。
一路上，程叔叔一直在问母亲，父亲的情况，母亲便一一作答。
抗美的父亲于敬田，安徽人，小进候读过五年私塾，因脑瓜子灵，年轻时人称“小诸葛”。参军之后，他随部队转战南北，直到一九五一年随五十七军开赴朝鲜战场，便一直是杨三虎的部下。杨三虎当时是五十七军军长，非常能打。于敬田和孟梅都在文工团，孟梅唱歌，于敬田是团政委。一九五二年底，朝鲜战场停火，当美军司令坐到板门店去的时候，于敬田被调到搬尸小组，负责交战双方的尸体交换。也就是在这两年，孟梅生下了两个女儿，分别叫抗美、援朝。
后来，于敬田跟随杨三虎驻军唐山、进藏平叛，升至军秘书处处长，程天牧便是处里的干事。
一九六一年，于敬田被派到北京政治学院学习，孟梅和两个孩子也随他搬到北京，那时孟梅已转业，在三机部做一般的文员，抗美和援朝是由兰州转学到北京。因那时进藏平叛的部队家属在兰州留守。
一九六四年，抗美已经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一的学生了。这一年，杨三虎调入新疆建设兵团任副司令，于敬田和孟梅自然又跟到新疆，次年，于敬田响应军委的号召，就地转业脱军装，曾任农七师副政委，工二师政委，劳资科长、劳资处长等。而这期间，杨三虎又经过几次调动，最终到广州军区当司令员。
抗美在北京读书，没有随父母去新疆。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她便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一九六八年底，她瞒着父母，报名到延安插队落户，她到派出所消掉户口，收拾好下乡的行李，才往家里拨了个长途电话。
这次抗美双腿粉碎性骨折就是在延安修路运沙时，空架子车和拖拉机相撞，把她掀到桥下面去了。
伏尔加轿车很快驶进了陆军总医院，医生显然是程天牧事先联系好的，是外二科的科主任，人很清瘦，但两鬓斑白，他检查了抗美的双腿，不禁皱起眉头。
程天牧也愣住了，因为抗美的双腿不仅黑如枯柴，仅有手腕般粗细，而且左腿的外踝大得出奇，脚掌向里扭着，几乎有九十度，两条腿均接歪了，严重畸型，且根本不能打弯。
“这是在哪儿接的？”外科主任问道，孟梅忙道，“是在延安医院，她同学给我写信我才知道出了事，赶到那里，已经手术后第四十八天了，是我给她拆开的石膏，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外科主任道，“去复诊了没有？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孟梅道，“去了，我带着她找到延安医院，他们说她双腿粉碎性骨折，摔得那么重，没锯掉，没感染骨髓炎，就算她命大了。我说这以后还能走路吗？他们说不敢打保票，我这才着了急。”
是的，孟梅当即决定带抗美离开延安，回新疆治病。
母女俩几经周折，总算坐上安二飞机飞回新疆。
然而仍没有医院愿意动这个手术，因为风险大，万一动坏了，不好向病人交待。何况于敬田毕竟是一个兵团干部，医院的条件有限，也只能选择慎重。
于敬田虽是师级干部，但长年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使他变得老实、木讷，不善言辞，生活相当简朴，没有什么关系网，更没有呼风唤雨的本事。他闷着头考虑了三天，终于决定写封信求助老首长杨三虎，只有这样，女儿才有希望站起来。
那时的杨三虎，在外人的心目中自然是位尊权重，就是在于敬田的眼里也是今非昔比，像他这样的部下又何止成百上千。再说，老首长工作这么忙，即便是有心，恐怕也难顾上，抗美的事再大也是私事……这样犹豫再三，他字迹工整地写了封信，于敬田的楷书是相当漂亮的。
不久，他们就接到了程天牧的电话。
外科主任叫护士来把抗美送去病房，之后他才对孟梅说道：“这孩子的腿得锯断，重接。”
孟梅的脑袋嗡地一声，仍咬着牙点点头。
住进部队医院的病房，躺在干净的床上，洁白的被单还散发着阳光沐浴后的气息。抗美的内心无法平静，她想起延安医院的病床上爬满了臭虫，而当时她的双腿打着沉重的石膏，里面长了虱子，不能动，又抓不着，她就像一具活的尸体那样，任臭虫和虱子肆虐地咬她，吸她的血。
那是深冬的一天，大雪封山了。队里要派六个劳力去杨家湾修路。这活儿从来没有女孩子干过，抗美是个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一心要好好锻炼自己，便缠着队长死说话说，队长没办法，只好派了她，又叫村里的女子三儿陪着。
三百多斤重的沙车用一根麻绳勒进抗美的右肩，三儿在后面推，抗美在前面拉，头都快拱到地上去了，抗美觉得还是使不上劲，腿肚子抖得直转筋，汗珠一滴一滴掉在腊月陕北冰冷的冻土上。一路全是上坡，两个女子脱剩了单衣，才把沙车拉到地方。
抗美揉着通红、瘀血的右肩，迎着北风，眺望延河以及两岸山儿心中充满了激情，她想，经过艰苦的磨炼，陕北的面貌将在我们手中彻底变个个这太让人振声了，她恨不得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出来。
中午没有吃饭，抗美和三儿一共拉了六趟，一般的壮劳力一天也只拉两趟。也就是最后一趟回来时，出了事。
抗美被抬上架子车，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有乡亲认出她来，“是康家沟的……”“早起在粉场，还唱山丹丹呢，是个好女子，害不得摔成这样……”
十五里路，两位大叔棉袄都跑湿了，才把抗美拉到甘谷驿。这时村党支部书记高志贵大叔气喘吁吁地跑来，指挥几个壮劳力把抗美抬上公共汽车，看见她的双腿血肉模糊，腓骨小头露在外边，一搬动还稀里哗啦直响，高大叔的眼泪流了出来。
公共汽车上，抗美躺在高大叔怀里，心里一直默念着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了不让三个大叔难受，她强忍着颠簸带来的剧疼，做出没事的样子。汽车走了一百多里路，才算进了城。
在延安医院的手术台上，没有人看得出抗美是知青，她穿着开花棉袄，腰间系着麻绳，尤其她的伤口，血都喷到了墙上和医生的白大褂上，她都不吭一声，分明是个村里的女子。
手术是在X光下进行的，两条大腿从中部以下打上了石膏，抬回病房不久，麻药的时限过去了，抗美觉得两条腿的伤痛顺着骨髓，钻进她的心窝，她死死地抓住床栏，咬紧牙关，想打滚，不能动，想喊，可偏偏那个意识十分清醒：要挺住，要熬过去，不能叫，要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对待肉体遭受的巨大痛苦。
她的头不停地甩来甩去，手不停地敲打床板，三位大叔都吓坏了，高大叔去找医生，杨世春大叔颤声劝慰抗美，一边按住她的手，被她一把抓住，张口就咬，这一口咬在他胳膊上，隔着棉袄，居然都咬烂了，回到村里化了脓。
抗美的思路正一发不可收拾地想下去，却看见母亲和科主任一块进了病房，主任和霭地告诉她手术的日期，并叫她放心，是主任亲自主刀。同时，他对邻床的两个病人，也做了询问和探视，还亲自看了她们的伤口。
这使抗美不由地想起在延安医院时，主治大夫来查房，也只是斜着眼看看她露在石膏外的脚趾，如果变成深紫，就是需要截肢的标志和依据。他一句话也不说，神情十分傲慢。有一次，抗美在换药时听见有错骨的响声，第二天查房，请求主治大夫再透视一下，大夫连眼皮子都没抬，更别提理睬她了。这使抗美第一次想到下贱这个词，并且是用在自己身上。
延安医院的病区，每天沉浸在凄惨可怕的哀号声中，骨折的病人很多，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修路压断了腿，由于石膏打得太紧，导致小腿坏死，必须截肢。那天何冀中从马家沟赶来看抗美，正好听到那个男人截肢后的惨叫声，恐怖地坐不住，又不知说什么好，脑袋一个劲儿地短路，“抗美，我要是在这儿住几天，非神经错乱了不可。”
一个十九岁的婆姨摔断了腿，八个棒劳力走了六十多里路把人抬来，医生给她打上石膏四天后就让她出院，说是床位周转不过来。“三个月后回来拆石膏吧。”医生冷冷地说。抗美真想站起来质问他们：贫下中农在你们心目中到底是什么位置？
然而她站不起来，并且那时她已经知道，如果她不是知青，不是延安上山下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代会的代表，她也早被赶出院，回康家沟躺着去了。
第二十六天，抗美的伤口拆了线。她也觉得自己的双腿接得不对劲儿，不等她有什么疑问，医生就叫她办手续出院。“你可是多住了二十天。”护士的口气，像是她占尽了风光和便宜，就因为她是新出炉的积代会代表。
没什么可说的，抗美又像一截木头那样被抬上了板车，拉到公共汽车站，汽车上，是一直在医院照料她的陪人朵松霖搂着她，松霖也是北京知青，在师大女附中时就跟抗美最要好。当二十多天的陪床，一点不比做农活儿轻松，端茶倒水，端屎端尿不说，就是夜里没床，只能搬个小木凳趴在抗美的床边睡觉，就让人够受。松霖在家是独生女，可是到了农村，多么艰苦的生活都得扛住，她的两眼布满了血丝。
这二十多天她们没吃过医院的饭，吃不起，幸亏村里的社员不断有人背着褡裢来送点白馍和红枣，每顿饭，抗美和松霖就二分钱买碗小米粥，就着啃干馍。
一天松霖从外面回来，递给抗美一个手绢包，抗美打开，竟是两个粉皮鸡蛋，抗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鸡蛋像两颗珍珠那样闪起光来。她问松霖是哪儿来的？松霖说反正不是偷的，你就安心吃吧，你看你瘦的。抗美说你不说我就不吃。这样磨来磨去，朵松霖烦了，说：“我用毛背心换的。”抗美说：“你穿空心棉袄会生病的。”松霖说：“还有毛衣呢，没那么邪乎。”
松霖的毛背心，是她妈妈给她织的，烟黄色，上面有很规则的菠萝花。
历尽艰辛地回到甘谷驿，抗美看见关五叔和温生高来接她，可能是她的脸色过份苍白，关五叔转过头去，用破袄袖揉了揉眼睛。又是十五里山路，抗美觉得自己都快给颠散架了。
刚来康家沟的时候，抗美和松霖就住进康万年大爷的闲窑里，这回受伤回来，直接把她抬到了大娘的炕头。大娘已经煮好了红薯稀饭，刚喝了半碗，全村的乡亲几乎都来了，还拿了好些吃的，有的婆姨摸着抗美腿上硬邦邦的石膏直掉眼泪。
就这样，抗美每天睡在炕上，除了学学毛选，就是帮大娘纳鞋底、袜垫。
一天晚上，康家沟的邻村岳口要放电影，说是邻村，来回也有十五里，可这算不了什么，队长提前收了工，村里的男女老少相约着去岳口。这情况，是松霖回来告诉抗美的。抗美说，放什么片子嘛，松霖告诉她是《钢琴伴唱红灯记》。抗美因腿一点好转也没有，不愿一个人呆着，她问松霖你去吗？松霖迟疑了一会才说：“想去，多久没听见过钢琴声了。”抗美马上说：“你去吧，我没事！”
全村的人都走了，抗美就着小油灯想写日记，可不知为什么她心里没着没落的，写不下去，她呆呆地望着小油灯，这灯是村里的后生吉小用墨水瓶做的，每天晚上，围坐在炕上，大娘纳鞋底、补衣服，抗美读红旗杂志，写日记，松霖写信，有时还和抗美一块捉虱子。吉小根本就不相信城里人身上没虱子，“人哪能没虱？”这是天大的理呢。抗美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接受虱子，她和松霖一发现，两个人就一块手脚冰凉，汗毛直竖，立即烧一大锅开水，把衣服煮了个透，但没多久，这东西就越长越多，你想，不洗澡，睡热炕，怎么可能把虱子消灭掉。后来知青在一起开会，认为这是革命虫，它标志着知青和社员一样喽。
抗美对小油灯是很有感情的，尤其是到延安开积代会，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她看见毛方席用过的一盏小油灯，就是在这盏灯下，毛主席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伟大著作，她的心里是多么激动啊！她也将在这块土地上大有作为。
可是就在那一天晚上，她对着油灯，心里空落落的，油灯黯淡无光，火苗摇曳不定。她吹灭了油灯，在漆黑的窑洞里躺着。这时，这也是她第一次哭了，因为没有人，她轻轻地哭出声来。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比坚强的，对于伤痛，也持乐观态度。可是这一天晚上，她突然想到，这两条腿还会不会好？还能不能走路？如果她一生从此这么躺着，那么她满腔的抱负岂不成了空有壮志？
插队以来，抗美第一次哭了。
送走了程天牧，孟梅回到病房，看见女儿抗美好像是迷迷糊糊睡着了，便没有作声，轻轻吁了口气。
这么多天来，自从接到朵松霖从陕北的来信，告诉她抗美摔伤了腿，怕他们着急便瞒着家里。孟梅的心就开始悬了起来，她赶去延安，又返回新疆，再跑到广州，拖着一个病人，不管多苦多累，她始终靠这颗悬着的心提着一口气，她不能看着女儿从此不会走路啊。
她现在可以吁一口气，等到女儿的手术成功，她才能真正放下心来。
孟梅出身于小知识分子，划成份时被划作城市贫民，家里过得的确不富裕，但也不至于吃不上饭。她参加革命的动机简直叫人想不到，那就是赶时髦，解放前夕，共产党已大势所趋，青年学生要求进步穿军装，已成为一种时尚。孟梅分到文工团，唱歌也是后学的。
有一个男同学，跟盂梅一块参了军，还提着一把小提琴，乌黑的自来卷在额前打了个旋儿，他和孟梅心照不宣，彼此是相爱的。他也分到文工团，是乐队的首席小提琴。随着接受部队的教育，孟梅渐渐明白了阶级成份的重要，她自己的父亲虽然是小学教员，但是她爷爷有个煤球店，家庭成份有可能划成小业主，就是城市贫民，也没有工人、农民那么响亮、保险。如果她和出身资本家的男同学结合，那她的前程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孟梅也没有糊涂到去找个大老粗结婚，那时经常有首长看上哪个文工团员，领导一谈话，就嫁人了。团里有个女孩，长得十分甜美，唱歌的嗓音像银铃一样，不是独唱，就是领唱，她被一位战斗英雄看上了，经过领导做工作，两人结了婚，新婚之夜，战斗英雄卸下假肢，女孩子躲进厕所里哭了大半夜，战斗英雄不愿意看她那一脸委屈相，还发了脾气。
也有几个领导干部看上了孟梅，虽然她不是特别出众、显眼，业务上也很一般，但这使她的外表温和，气质娴淑，让人觉得找她当老婆很踏实、放心。
团政委于敬田来给孟梅做思想工作。我们人都是党的，婚姻更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革命，服从党。他说了很多道理，孟梅就是一言不发。别的女同志，或者少不更事，一味地羞涩，或者原来有心上人，只好哭哭啼啼。而孟梅神情镇定，你又摸不清她在想什么。
孟梅对于敬田说：“你成全了那么多对夫妻，怎么就没想想自己。”这话倒让于敬田闹了个大红脸。孟梅又说：“论出身，论文化程度，论思想革命、要求进步，我哪点也不输给你……”于敬田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让我好好想一想。”自那次谈话之后，于敬田想来想去，对孟梅，虽没有万丈的激情，但也的确挑不出她有什么实在说不过去的毛病，再说，看上孟梅的首长，哪个官都比于敬田大，人家不攀高反而就低，这可靠的程度又加了一层。
事实证明，这么多年来，孟梅跟着于敬田走南闯北，也没过过什么安定、舒心的日子，可她娴淑的另一面是坚忍，从未对当初的抉择后悔。
事实也同样证明，孟梅初恋的男同学，果然就是因为出身不好，先是打成右派，然后次次运动都逃不掉，在生活的道路上吃尽了苦头。她不敢见他，就向同学打听，他们说离开部队后，他去了工厂，手指给轧掉一截，再也不拉提琴了，头发白的很早，人没有一点点锐气，老婆是个乡下人。
望着沉睡中的女儿，孟梅的内心很难平静。本来，她的体力和精力已经耗到极限，理应睡上三天三夜，好好休整一下。可是抗美太让她不放心了，孟梅的两个女儿，根本不像同胞姐妹，援朝从小就不吃亏，自然灾害那两年，她跑到食堂刮别人锅底的糊糊，有一勺，吃一勺，蒸笼缝缝里夹的馒头印儿，她用手抠出来吃。如果敬田从西藏带回马肉，她总是吃得最多。现在上山下乡了，抗美去了最艰苦的陕北，援朝却回了新疆，在建设兵团的宣传队，不用干活儿，还能在家吃住。
抗美小的时候就谦让妹妹，又没有什么鬼点子，饿的使劲喝水，要不就舔舔固体酱油。后来在北京上学，就知道死读书，成绩非常好。文化大革命爆发，她又左的惊人，是红卫兵委员会的委员，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抗美断腿后回新疆的第一天，援朝嫌她身上有虱子，决定搬回兵团宣传队住，孟梅气得动手打她，可她还是搬走了。抗美安慰母亲，她还小呢，不懂事。孟梅心里非常难过，她为抗美的懂事难过，为她成为那么坚定的左派难过。——她去了陕北，那么艰苦的环境，她都觉得有点吃不消，可是抗美却以极大的热忱生活和战斗着。
在康家沟，孟梅先见到了松霖，松霖叫她阿姨，她半天没认出她来，在北京时，抗美带松霖到家里来玩，她梳两条长辫子，白嫩白嫩的瓜子脸，穿一条白颜色的布拉吉，漂亮得跟布娃娃似的。可是眼前，她跟陕北的女子一样，旧棉袄不套罩衣，腰间束一根绳，头上裹一条白毛巾。松霖带她去窑洞看抗美，一路上孟梅都不知说什么好。躺在炕上的抗美，也跟从土里刨出来的似的，灰头灰脑，比松霖还不如，脸黑瘦黑瘦的，两手都是硬茧。
最让孟梅难受的是，抗美刚到陕北时，她给她寄过一个包裹，都是些日用品。孟梅看到她寄来的中华牙膏只用了很少一点点，她问抗美你都用什么刷牙啊？盐？抗美说不刷牙，我们到这来，就是磨炼自己，找差距，全村没有一个乡亲刷牙，我早不刷了。
抗美给家里写信，从来不叫苦，也从来不要东西。唯一的一次，是为了阻止队上几户最穷的人家外出寻吃（要饭），她在信中说：连党支部书记白志孝的婆姨都出去要饭了，这样下去怎么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帮助贫下中农，这也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把自己的口粮分了，分给村里最穷的几户社员。妈妈，请你务必寄一些全国粮票来，只有这样，才能帮助贫下中农渡过难关。
孟梅给抗美寄了几十斤粮票。抗美回信说，她用半年分到的工钱七块五毛，全部买成了粮食，送给了洪明家，一个身体有病的庄稼汉，平时粮食就不够吃，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更揭不开锅了。
抗美在信中说，她们几个知青把三顿饭变成了两顿，再掺一些榆钱苦菜什么的，顿顿都是喝稀米汤，有一晚抗美跑了十几趟茅厕，米汤实在是太稀了。但是她们内心里都非常愉快，因为为贫下中农办了事，尽了力。
淡淡的乙醚味道是清新和醒脑的，一旦浓度密稠起来，却格外呛鼻，令人急促地呼吸，渐渐地迅速睡去。
抗美的手术在全身麻醉下进行，两条腿都要重新锯断，接对，时间较长，主任伯抗美受不了，决定全麻。
抗美躺在手术台上，全身盖满了白色的消毒巾，无影灯照着她的下肢，灯面上倒映着忙碌的医生护士，还有手术刀、钳稀里哗啦的撞击声。抗美并没有特别害怕，她的脸上显示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平静。
麻醉剂很快就令她昏昏欲睡，开始，酒精消毒的双腿还让她感到阵阵凉意，但后来她感到四肢逐渐麻木，甚至离她而去。重要的是，她的意念，她的灵魂正一点一点地从她伤残、苦难的病体上抽离出来，那个叫作精神的东西却是健全的，完美而崇高的。麻醉中的睡眠越是深切，她越是感觉到这种清醒的剥离。
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短发女孩，身穿洗白了的旧军装，拿着师大女附中的介绍信，去北京西城区分局派出所转户口——从这里再出来的时候，女孩将变成陕西人了。
派出所里还有几个学生在转户口，手续费是两分钱，排到女孩的时候，她交出介绍信的手迟疑了一下，户籍警在找户口卡，很快就找到了女孩的，写了几个字，盖了一个章，直到这时，女孩还在发愣……
当晚，女孩整理了行装，直到想不出还有什么可准备时，她才挂通了新疆家里的长途电话，是父亲接的电话，她说了自己的情况和作法，出乎她意料是电话的那一头是良久的沉默。
她又叫了一声爸，她想父亲可能生气了，因他们已交待过她，叫她回到父母身边去，并给师大女附中的校革命委员会写了信，指导员说，四个面向，有面向边疆，（另三个是农村、工矿、基层）所以你回去也附合分配原则。但女孩希望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加上妹妹援朝已经在父母亲身边了，自己又跑回家去，这不是逃避艰苦，逃避革命吗？
父亲终于说话了，他说：“如果你下了决心，我们支持你。”女孩曾想了一肚子的话说服父亲，结果没派上用场，父亲更没有对她的自作主张、先斩后奏横加责难。女孩突然有些难过，轮到她沉默了，其实是埂住了不知说什么好。
睡梦中的抗美，完全听不到手术器械操作时嘁喳声响，她只是清醒地看到那个短发女孩与她的好友，一个叫松霖的女孩，在临行前的一晚，两人结伴去天安门广场的主席像前宣誓。
天安门广场是她们非常熟悉的地方，朱红的城楼、高耸的华表，在苍松下的剪影，已成为她们记忆中庄严而经典的一幕。从牵着妈妈的衣襟走过金水桥，到一九六六年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里曾经留下多少她们的欢笑和泪水。在她们即将远离这里的时刻，不可能不激动，不盟誓，不以一种近乎于宗教信仰的心情举起手臂。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您老人家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我们，您身边的红卫兵战士，向您老人家宣誓：一辈子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决不辜负您老人家的期望，紧跟您干一辈子革命。
两个女孩热泪盈眶，此时此刻，她们在毛主席感动之前，已抢先一步将自己深深地感动了。
这个晚上，抗美是无论如何无法忘记的：两个年轻的红卫兵战士漫步在长安街上，她们即将踏上征途，满腹的理想和抱负；她们又十分留恋北京，因为这里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祖国的心脏，是世界人民向往的地方。她们总是最先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在她们出发之际，与其说是来宣誓的，不如说是来向主席告别的，叫他老人家放心，年轻一代一定会去经风雨，见世面，在社会的熔炉里把自己锻炼成栋梁之材。
第二天，列车终于从北京站徐徐开动了。
火车开至铜川，再往北就要坐汽车了。大卡车行驶在冬季的黄土高原上。抗美知道，女孩还是第一次面对这铺天盖地的灰黄颜色，人也被吹成了土猴儿。
可他们终于看到了宝塔山，这一行的知识青年有四百多人呢，在这之前，他们也只是从歌曲里，从电影上知道延安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地方，现在他们来到宝塔山下，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有人高兴地又叫又跳，有人把从中南海折来的松枝放在山上，而女孩，她捧回了一把宝塔山的土，包在自己的花手绢里。
在中央党校睡了一晚，第二天又是坐汽车，一路上，处处彩门矗立，锣鼓喧天，头裹白羊肚手巾的陕北老乡，以最隆重的形式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
中午在延长县黑家堡公社的小学校里，公布了分配名单。有九个女生分配在康家沟，抗美听到了女孩和松霖的名字。康家沟来了一位大叔来接“京城的学生女子”，赶来几只小毛驴驮着大伙的行李，一路踩着硬邦邦的冻冰往村里走，足足走了二十多里才见到一些枯树和男女老少许多人，村里没有房子，只有黑漆漆的窑洞。村里的乡亲热情极了，把九个学生女娃接进一个干净的院落，院里有个窑洞，洞里有条两丈长的大炕，人们涌进来，炕上地下挤满了人，也不知说什么好，就善意地哄笑着。一个年轻后生端来了一簸箕的红枣、花生，撒了一炕，叫学生女娃吃，晚饭是陕北人待客的“上食”——白面饸饹、糜子窝窝。
抗美深知女孩抱着怎样的吃苦之心，可她还是无法咽下黑色的糜子窝窝，其它的女孩看见她这个校红卫兵委员会的委员都吞不下去的东西，也就别难为自己了，纷纷只喝了些面汤。
天黑尽了，乡亲们才离开。大伙累了一天，也准备睡觉。这时女孩凑到煤油灯前，打开了一张延长县的地图。其它几个知青马上围了过来，她们在地图上找到了康家沟。女孩说，全大队有四十户人家，分为枣花沟队和康家沟队。村里有一千五百亩地，绝大部分是山地、源地，沟地全是自留地。主要农作物有谷子、麦子、荞麦、玉米、高粱、糜子，各种豆类什么的，大米一粒也没有，多数社员见都没见过。队里有十几头驴，十头牛，两群羊，大约一百多只，机械化跟大米一样，一点也没有，噢，对了，还有两把铡刀和价值六十元一幅轱辘的拉拉车。
大伙奇怪，同来同到的，你怎么就知道这么多情况？女孩笑了笑，地图是在公社时跟文书要的，村里的情况是路上跟大叔聊出来的。大伙说：“也难怪，我们忙着瞧雪，跟其他驴队的同学打招呼呢。”
女孩的神情变得凝重了，她说：“同学们，我们身上的担子很重啊，改天换地练红心，我们不仅要改造自己，还要把这里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想想吧，为什么毛主席要派我们来？锻炼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挑重担啊。”
女知青们互相传递着眼神，忘记了一天的疲劳和困顿，大伙想到责任，内心里都沉甸甸的。
陕北的知青都知道什么叫“闯关”，那就是在农村先要过生活关和劳动关。如果不能吃苦，那还谈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女孩就学会了各种农活，像担粪、打坝、砍柴、耕地……。耕地严格地说是夜耕，天还黑的像锅底，抗美就看见了耕地组年轻人的身影，除了女孩和松霖，还有村里的二驴、三儿、兰强子，他们赶着红剑和黑子（牛名），扛着犁头，一行人上了塬，这时也就凌晨两点多钟吧。耕地不仅是男人，而且还是强劳力的活儿。女孩和松霖是赖进去的。
幸亏月亮滑出云层，像刚刚洗净的盘子，塬上仿佛点了天灯。女孩套好红剑，从塬畔犁起，不时地甩一声响鞭，松霖笑她，跟真有那么回事似的。二驴说，女的学不会耕地，女孩和松霖非叫两个小后生点籽，俩女孩驾着大牛耕地，铧头翻开泥土，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天边渐渐淡白，早霞出来的时候，带着羞涩的红晕，这红晕一圈一圈地抹开，捧出了太阳的脸。晨雾从庄里升起，统统聚在山沟沟，像丝丝絮絮的棉纱，缠绕着丘壑。云团在脚下翻滚，女孩手执牛鞭，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她遥望东方，霞光万丈里升起了天安门城楼，这时她的内心，有一种朴素的感情在升华，那就是一个满怀理想豪情的青年，正在自觉地成为平凡的劳动者。
当然，农村的生活不会有太多的浪漫，重要的是你觉得吃苦很值，是一种必须，这就是那个时代青年的共性。
贫穷苍凉的农村，更现实的是艰苦。而在抗美看来，开荒是最苦的活儿之一。陕北就是这样，年年开荒，地种几年瘦了就再换一块，反正荒地有的是，力气又不值钱。一开春，队长决定把向阳的—块洼地开出来。
陕北的春天，大风卷着黄土席卷而来，仿佛从巨大的脱粒机的风箱里狂奔出去，打着呼哨。女知青们跟社员一样，头裹花毛巾，腰里再勒一根绳，排成一字，呼哧呼哧抡着老镢头，非常原始地掏着土。掏荒要使很大的劲儿，要不盘根错节的硬土根本就纹丝不动。然而时节正是青黄不接，早上的两个窝头，抡两镢头就消化的无影无踪。
饿，是最难忍的，但除了忍，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村里的大叔大爷劝着，好娃咧，熬不过就歇个一两天，你们不比我们受苦人，莫把身子骨作坏了。
女知青们从这话里看到了与贫下中农的差距，她们一天也不误工，咬牙顶着。
开完洼地开沟地，后沟的荒地是陡直的坡地，离沟底足有几丈深。大伙还是闷头抡镢头，抢着抢着，女孩只觉得脚底打晃，眼前金星乱窜，光环一圈一圈的缩小，中间没有升出天安门，倒升出一颗大火球，她直挺挺地向前栽下去……
抗美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从手术室回到了病房。其实她昏睡了很长时间，从全麻中苏醒是很难受的。
最先看到一个白晃晃的输液瓶，瓶中是透明的药水，流进一条橡皮管，开始一滴一滴地走。妈妈俯下身子对她说：“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她脸上的笑容证明这是真话，因为抗美断腿以来，妈妈从来没有笑过。
麻醉失效之后的痛，并没有因为手术成功而减弱，而且痛是没有免疫力的，每一次都带给你全新的感受。抗美要忍受钻心的疼痛，还要忍受全麻带给她的挥之不去的昏沉，每天输几大瓶药水，胳膊都僵直了。
抗美只能横下一条心来忍耐，她想起延安医院的种种苦难和恶劣的环境，心理就会好受很多，眼下的困难也暂时显得微不足道。
有一天她从昏睡中醒来，听见母亲在跟一个人说话，这个人的声音浑厚、响亮，比母亲这个曾经当过歌唱演员的人底气要足得多。见她醒来，母亲忙说，这就是邹阿姨。母亲诚惶诚恐的样子，使迟钝的抗美迅速地反应过来，这是杨三虎司令员的爱人邹星华阿姨。因为邹阿姨是个利练、能干的人，所以母亲对她佩服至致，常常要提起她来。抗美急忙叫了一声邹阿姨，又想支起身子，亲自感谢自己的救星。邹阿姨急忙过来按住了她，叫她好好休息，又带来了一大堆营养品和水果。
邹阿姨穿着一身藏蓝色的制服，头发盘在脑后，由于养尊处优，她的气色很好。孟梅跟她比起来，简直像个老太太。当她走近抗美的时候，抗美闻到一股令她难忘的幽香，那么地淡雅、诱人。这是她作为一个女孩子，第一次接触革命之外的东西，她当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时，着眼点也放在文物、旧书、钱财和变天账上，似乎没人留神过女人专用的小东西，而她妈妈，她身边的红卫兵战友，她热爱的陕北老乡，有谁会与这种东西有关系呢？
可是，香水的味道竟是这么好闻，让她有些眩晕了，让她觉得邹阿姨，一个五十多岁的穿制服的女人是那么美丽和充满魅力。
邹阿姨走后，母亲一直兴奋着，对抗美说道，“你要知道，邹阿姨是很忙的，她是南岛宾馆的负责人，真的是日理万机，谁想见她一面难着呢。你知道她要去探望谁吗？到北京，提着螃蟹到林副主席家，看林彪和叶群她都是长驱直入啊！可是她听说你手术做了，还专门赶来看你，咱们又没有什么能答谢人家的……”
抗美不喜欢妈妈受宠若惊的样子，尽管她内心里也十分感激杨叔叔和邹阿姨。她皱着眉头埋怨母亲道，“你怎么知道我这辈子就报答不了他们？”孟梅笑道，“你这叫年轻气盛，你爸都没能报答过首长，何况是你？我们有的，人家都有，我们没有的，人家也有，什么时候轮到你报答呢？”抗美淡淡回道，“我想我会有机会的。”她说这话，无非是要母样平静下来，不要那么精神巴结嘛。
由于抗美的病期较长，加上两条病腿的静脉不能用，就剩下两只胳膊可以穿刺输液，业已是被扎得针眼密密麻麻，更要命的是她的血管已很脆弱，稍一碰就破，针管见了红可针头并不在血管里，或者刚输几分钟，血管壁破裂，液体开始往外渗。所以给她输液，外科护士都怵。
可是不输液是不行的，手术大量失血，身体需要营养；伤口害怕感染，静脉给消炎药效果比较好。每天四大瓶液体在床头柜上排着队，等待着进入抗美的肌体。
一天上午，连着两个护士扎不到血管，护士长来扎，也把血管扎漏了。抗美越是一声不吭，护士的手就越抖的厉害，从不自信到不忍心。
护士长小声地对一个护士说，去叫孙雁来。
孙雁是一个面色苍白又有点浮肿的女孩，头发稀少，穿一件宽宽大大的病号服。后来抗美才知道她是本院小儿科的护士，因为得慢性病，只好长期住院。
孙雁也住在外科，她在隔壁的女病房，她的脸上缺乏表情，只是默默地拉着抗美的手臂看了老半天。后来她对护士长说，只有打手背上的血管了。
手背上的血管非常细小，孙雁用止血钳夹住儿科用的头皮静脉针头，轻轻一挑，一股鲜血快速地回流到输液管里，通了，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从此，每天的治疗时间，都是孙雁来给抗美输液，她默默地来，默默地走，很少说话。
护理员章小毛打饭的时候告诉抗美，孙雁得的是多囊肾，就是两个肾上长满了囊肿，要治愈就只有换肾，可是谁有肾换给她呢？这不是等于判了死刑吗？
抗美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对孙雁从心底产生出无比的崇敬，她这个绝症病人是可以不再理会治疗之外的事的，她那么病弱和绝望，却还在尽力地帮助她。直到抗美上了护训队，她才知道孙雁当时的浮肿是服用激素引起的，头发掉的能看见头皮，是输一种名叫“氮芥”的剧毒药品，希望能治疗肾病，那是有很大副作用的。
一天上午，孙雁像往常一样来给抗美打静脉针，她一言不发，脸色比平时更苍白，眼圈红红的，显然是哭过。抗美不敢问孙雁，章小毛来打扫卫生的时候，抗美小声问道：“孙护士怎么了？”小毛道，“她看黄书受批评了。”抗美急道，“什么黄书啊？”小毛想了想，慢吞吞道，“书名我不记得了，是个外国女人的名字。”“哪国的女人呢？”“苏联的，……娜塔莎？哎呀不记得了。”抗美道，“是安娜卡列尼娜吧？！”小毛直点头，怀疑地看着抗美，“你也看过？”抗美摇摇头，道，“破四旧的时候，我烧过这类书。”
小毛一边擦床头柜一边说道，“虽然她看黄书不对，但可不是我打的小报告，我早知道她枕头底下有书。不过其他人就难说了，现在大伙都要求进步，都想入党，觉悟和警惕性也就高呗。”抗美不平道，“可她是个病人啊，又判了不治之症，一定是心情太闷了才会看这样的书。”小毛道，“我也是这样想，可有人说，她怎么就不能在毛主席著作中寻找力量呢？”
抗美无言以对。
到底是大城市的部队医院，医术，医疗条件都是内地没法比的，抗美手术之后，恢复得很快。孟梅这才真正的放心。
孟梅跟抗美商量，她要回去了，不能无限期地请假，还要上班，只是时间定不下来。这期间，邹星华阿姨又来了一次，这回她对孟梅说，抗美病好了以后，就留在总院当兵吧。
对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孟梅激动地语无伦次，抗美反而表现得比她冷静得多。邹星华阿姨走后，抗美对母亲说：“腿好了以后，我还是想回延安去。”
孟梅一听就急了，断然道，“不行，你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下乡前不跟我们商量，户口都销了才打电话回家，害得我哭了一夜，现在腿又搞成这样，我东奔西走，头发都跑白了……”她说不下去了，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抗美低声道，“妈，我不是成心要惹你生气……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们是在天安门宣过誓的……红卫兵战友会认为我借着断腿当逃兵……”盂梅急道，“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当兵是你们这一代人最好的出路，多少人提着大包小包地找邹阿姨想让子女当兵，她这样关照我们，还不是杨叔叔念旧，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
孟梅又道，“再说，农村是广阔天地，部队也是大熔炉啊，你以为在部队干就不需要吃苦啦？同样也是一种磨炼啊。”见抗美不再吭气，她才不作声了。
当天晚上，因为知道再不能回陕北了，抗美的内心十分失落和怅然，对人生也开始有了一点朦胧的意识：不能说难以捉摸，至少也绝不简单，当她穿着背带裙在师大女附中的校园里憧憬未来的时候，她是决没有想过要下乡或当兵的，理想是像居里夫人那样当一名科学家。
下乡，她也是真心实意地要献出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热血。她从枕头底下拿出日记本，难忘的日子又潮水般地涌到她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