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的人就被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事情倒使我莫名其妙了。这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但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坐堂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叫我摆起严肃的面孔说几句“胡说。招不招？再打。”的话，我无论如何没有这种硬心肠。
打屁股差不多是构成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役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吧。”
我在心里请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有跑开了。
我把这个告诉了母亲。
“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就和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呢？好像不是一个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谁。
母亲温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但是我并不听从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并不曾回答过我的问题。
“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了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
一个上午母亲房里没有别的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
“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般犯人实在太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太没有县官的样子。”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罢。”
父亲沉吟了半晌。
“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定不杀一个人就是了。”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那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伙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他就辞职走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果然发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常常是空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带枷的犯人蹲踞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也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回到母亲房里无意间说出来，被父亲听见了。
这时离新年还远，所以父亲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
“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下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役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看着彼此的脸。
“叫你们给我打。”
父亲更生气了。
差役大声响应起来。但没有人动手。
刘升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
这时候差役只得动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马上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听见了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接连说了许多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依旧是和平时一样地亲切。他们没有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样子。
但是我心里却很难过，因为我不敢对他们说出来是我害他们挨的打。
又有一次，我看见领十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十妹在出痘子，依着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
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究竟是比较锐敏得多。她可以在奶妈的嘴唇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突然显出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边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羊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役拉着她的两手，另一个差役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敲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自己责备着自己的贪嘴。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青的奶妈临走时带了一副非常凄惨的脸色。眼角上慢慢地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过后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后悔。她说那一个晚上她忘掉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平时母亲待人是十分温和的。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点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一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去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给他解释：“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牢记着。”
三哥羞惭地埋着头，不敢说话，香儿快活地在旁边窃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儿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从我的话。你懂了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点云片糕去。好好地叫香儿陪着你们去玩。”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白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如今母亲也做了这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到世间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职回成都去了，虽然那地方有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间的生活我觉得还算是很愉快的。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爱我。
这两年里我只挨过一次打，是母亲打的。原因是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肯叩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吓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吃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依旧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次被母亲打。
不知道怎样从小孩时候起我对于一切的礼仪就起了盲目的憎厌，这种憎厌，并且还是继续发展下去的。
父亲在广元县做了两年的官，回到成都后就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说他是一个“清官”。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算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不久，革命就发生了。
对于革命我并不曾感到什么恐怖，只除了十月十八日兵变所给我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依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天听见教读先生（他似乎姓龙，又好像姓邓）用了激动的声音叙说当时的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然说出反对满清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着大的尊敬，而且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二年。他们的发辫是在日本时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一个剪掉辫子）。如今就戴了假的辫子，有好些人暗地在窃笑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但是对于他们没有辫子的头，我却起了大的羡慕。
我的头脑后面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辫子，用红头绳缠着，每天早晨要母亲或女佣来梳。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很同情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家里人忙着祭祀。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发生了兵变，好几个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了变兵的光顾。
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虽然二伯父的公馆离我们这里很近，但在当时谁也失掉了辨别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被抢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骚动，众人就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屋里去想逃避的方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于是一屋里的人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着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元放在地板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元在后花园的井里。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把几口红皮箱放到屋顶楼板上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把我们弟兄姐妹送到外祖母家里去。大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拉起轿帘看外面的情形。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拥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青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闹声。好像那个和这里只隔两三家的赵公馆被变兵攻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迫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领着我们到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的。
天黑红的。几株枯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叫喊。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垣墙并不高，一个女佣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姐姐也爬了过去。
墙外是一个菜园，我们在菜畦里伏了好些时候，简直顾不到寒冷了。
后来我们看见没有什么动静，才爬起来在那个管菜园的老太婆的茅棚里坐了一夜。
那个老太婆亲切地招待我们，还给我们弄热茶来喝，使我们不感到一点儿不方便。
母亲一晚上担心着家里的情形。第二天上午外面比较平静了，她就带着我一个人先回家去，父亲和大哥惊喜地迎接我们。我们没有一点损伤。
父亲告诉我们：昨晚半夜里果然有十几个变兵撬了大门进来。家里已经有了准备。十几个堂勇端起火药枪在二门外的天井里排列着，又加上三叔的二个镖客（三叔刚在南充做了知县回来）。变兵看见这里人多，便不敢动手，只说来借点路费。父亲叫人拿了一封银元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就走了。只损失了这一百元。以后再也没有变兵来纠缠了。
这一晚上在家里就只有父亲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婶娘们都避开了。仿佛祖父也到了别处去。
第二天十九日是母亲和我的生日，但这时候我们已经忘掉了这事情。
从此我们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地板下面的银元自然取了出来。井里的却不知给谁拿去了，父亲叫泥水匠来淘了两次井，都没有用。
赵尔丰被革命党抓住杀头的消息使龙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在我们的家里生出种种不同的影响。在以后许多天里我们都听见人们在谈论赵尔丰怎样被杀头的事情。
共和革命是成功了。
二叔三叔头上的假辫子取了下来。再没有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仆人姜福（他不知从哪里刚学会了一点剪发的手艺），找了一把剪发的刀子，把我和三哥的小辫子剪掉。我们觉得非常快活。
接着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仆人中有一二个不肯剪的，却不留心在街上给警察强迫剪去了。
变动是很多的。
我们家里开始做新的国旗。照例是父亲管这些事情。他拿一大块白洋布摊在方桌上面，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上，然后用一个杯子在大圆形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形里面写了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是代表当时的十八剩我对于做国旗的事情也感到一点兴味。但是不久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家里又收起了它，另外做了五色旗。
祖父因了革命感到大的悲哀。父亲没有表示过什么意见。
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的官。三叔却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大概因为他是个诗人的缘故罢。祖父也是个诗人。父亲和二叔却不大做诗。
至于我们这一辈，虽然大半都是小孩子，但对于满清政府的灭亡，却没有一个会觉得不快活的。
满清倒了。我们依旧在龙先生的教导下面读书。但不久大哥就进了中学。
这些时候我在家里的生活过得很愉快，但是两年半以后，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死在民国三年七月的一个夜里。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苦痛的。一直到最后的一天她还有着知觉，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弹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走到病床前去看她，她总要流眼泪。
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丝毫不能够安慰她。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在她临死前五天叫大哥到一个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副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种痛苦的病痛中还想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女佣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眼里含着泪，心里想着我是母亲最爱的孩子。
棺材放在签押房里。闭殓的时候，别人手里执着红绫预备放下去。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我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没有血色的脸。我恨不能把以后数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时候饱看她。
红绫终于放了下去，掩盖了棺材，漆匠再用木钉把它钉牢。几个人就抬了棺盖压上去。
二姐和三姐不肯走开，她们伤心地哭着，把头在棺材上面撞。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听见两个姐姐在签押房里面哀哀地哭着。我不能够闭上眼睛。我的眼泪也淌了出来。我怜悯我的两个姐姐。我也怜悯我自己。
早晨我也会被她们的哭声惊醒。我就在床上含了眼泪祷告着母亲保佑我的两个姐姐。
白天我常常望着签押房里灵帷前的母亲的画像。我心里疑惑地想着这时候母亲在什么地方。
家祭的一夜我们三弟兄匍匐地跪在灵前蒲团上，听着一个表哥诵读父亲替我们做好的一篇祭文。
“……吾母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不孝等今竟为无母之人矣……”。
那诵读的声音是很滑稽的，我虽然还是一个孩子，却也不想笑。我细嚼着这两句话的滋味。我的眼泪滴在蒲团上了。
这以后的第二天灵柩就抬了出去，先寄殡在城外一个寺院里面，后来安葬在磨盘山。父亲在一个坟墓里做了两个洞穴。左边的一个是留给他自己用的。三年后他果然就进了那个洞穴。
灵柩抬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就恢复了原状。母亲房里的陈设和母亲在时并没有两样，只多了壁上的一张母亲的放大的半身照像。
常常我走进父亲房间，看不见母亲，仿佛以为她是在后房里，便温和地叫了一声“妈”。过后才猛省着我的母亲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我如今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有着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较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个缺陷的缘故罢。父亲后来就为我们讨了一个更年青的母亲来。
这个新母亲待我们也很好。但是她却不能够医好我的心上的那个伤痕。她不能够给我像那个死去的母亲所给我的那么多。我也不能够像爱那个母亲那样地爱她。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这只因为两个以前本来是彼此不了解的陌生的人。
母亲死后四个多月光景二姐也跟着死了。
二姐患的是所谓“女儿痨”的玻我们回到成都不久她就患了玻有一次她几乎死掉，还是靠着“四圣祠医院”的一个英国女医生来救活了的。
因了医好二姐的病，母亲特别叫人买了刀叉做了西餐请了四圣祠医院的几个“洋太太”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是我们第一次和西洋人接触。她们会说中国话，曾经拉着我问了好些事情。我并不惧怕她们，我觉得她们也是很和气的。
母亲和那几个英国女教士后来就做了朋友。她带着我到她们的医院里去玩过几次，也医治过玻她们也送了我们一些西洋点心和好几本书籍。我很喜欢那本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官话译本。不过那时候我却没有想到去读它的内容。
自从母亲一死，二姐就没有过着一天的好日子。大概是过分的悲痛压倒了她，毁坏了她的全部健康。
她的身子一天天地瘦弱起来，脸上简直没有一点血色，面孔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憔悴着。她常常提起母亲就哭，我很少看见她笑过。
“妈，你要好好地保佑二姐呵。”我常常在暗中祷告着。
但是二姐的病依旧没有起色。父亲为她请了许多名医来诊断，都没有用。父亲是相信着中医的。母亲死后我们就和那几个英国女教士断绝了来往。
冬天一到，二姐便渐渐地睡倒下去了。谁看见她，都会叹息地说：她瘦得真可怜。
十一月底祖父的生日里，我们家里接连唱了三天戏，戏台在大厅上。天井里坐着几十桌客。全家的人都快活地忙碌着。
二姐一个人病在房里，听见这些闹声，那心里的寂寞一定是很难受的。晚上客人散去了一大半，大厅上还在演戏。父亲叫人把二姐扶了出来看。
二姐坐在一把藤椅上，不能够动弹，只是用那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戏台。我不知道她眼里看见的是什么景象。
脸瘦成一个尖脸，没有血色，嘴唇枯焦着。我的心为爱，为怜悯而痛楚了。
“我要进去。”二姐把头略略一偏，做出不能忍耐的样子低声说。女佣便把她扶了进去。
三天后二姐就永远闭了她的眼睛。她也是死在天明以前。
那时候我在梦里，不能够看见她的最后的一刻是怎样过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奇怪的梦。我到了一个坟常地方很宽，长了一寸多深的草。中间立着一个不认识的人的坟墓。后面长了几株参天的柏树。时候仿佛是春天的早晨。阳光在树梢上闪耀。坟边生了不少野花，正开着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花朵。两三双蝴蝶时时在花上面飞舞。在树枝上还有些山鸟在唱歌。
我站在坟前看那墓碑上的刻字，一股微风把花香送进我的鼻里。忽然坟墓后面起了一阵响亮的哭声。
这时候我就惊醒起来了，心跳得很厉害。我在床上躺了片刻。哭声依旧在我的身边荡漾。我分辨出来这是三姐的哭声。
一阵恐怖压倒了我。我没有一点疑惑：二姐死了。
父亲忙着料理二姐的后事。过一会姨外婆坐了轿子来数数落落地哭了一常回到成都以后我还是一个小孩。能够和我在一块儿玩耍的，就只有三哥和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堂表弟兄。此外还有几个女佣和仆人，也时常同着我玩。在广元陪我们玩的香儿却死掉了。
大哥那时候已经成人了。他的趣味和我的当然差了许多。
他喜欢和姐姐，堂姐，表姐们在一块儿玩。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这一辈的青年男女是很多的。
我除了两个胞姐和三个堂姐外还有好几个表姐。她们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们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时候大哥的生活就变得很忙碌了。姐姐，堂姐，表姐都聚在一块儿。她们给大哥起了一个“无事忙”的绰号。
游戏的种类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酒令，酒令的种类就有好几种，大哥房里就藏得有好几副酒筹。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们凑了一点钱，买了几样下酒的冷菜，还叫厨房里做几样热菜。于是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谈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批评《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外，就没有一个人不曾熟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精美的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所以我当时虽然不曾开始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里的人物和事情。
后来有两个表姐离开了成都，二姐又跟着母亲死了。大哥们的聚会当然没有以前那样地热闹，但依旧时常继续着，而且还有新的参加者，譬如两个表哥和一个年青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三哥也参加过两三次。
不过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三哥他们组织了新的剧团，又跟着六叔他们组织了侦探队。我还常常躲在马房里躺在轿夫的破床上烟灯旁边听他们叙述青年时代的故事。
有一个时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京戏。我们接连看了两三个月，因为父亲是那戏园的股东，被送了一厚本的戏票，而父亲自己又没有多的时间常常去看戏。
那时候我们只爱看武打戏，回来在家里也学着翻筋斗，翻杠杆。
父亲对于京戏大概有特殊的嗜好，在那些时候一个戏园里要添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总是由他发起。凡是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以前总要先在我们家里的客厅中清唱几句，自然是父亲请他们吃饭。我们好几个弟兄就躲在花园里偷看。我们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的缘故。
有一次父亲请新到的八九个京班名角在客厅里吃饭。饭后大家正在花园里游玩，那个唱老旦的宝幼亭（我们先听过了他的唱片）忽然发起狂来，跪倒在地上赌咒般说了许多话。
众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亲急得没有办法，我们在旁边觉得好笑。我和这些戏子都很熟习，有时我还跟着父亲到后台里去看他们化装。
一个唱青衣的小孩子名叫张文芳，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当时在成都也受人欢迎。他的哥哥本来也唱青衣，如今倒了嗓不再登台了，就管束着他，靠着他过活。他也到我们家里来过一次。他简直是一个小孩子，并没有一点女人气。然而在戏里他却改换了面目做着种种的薄命女人。我看惯了他演的那些悲剧，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有一次离新年不远，我跟着父亲到了他们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戏园里面），看见他穿着一身短打，手里拿了一把木头的关刀寂寞地挥舞着，我不觉望着他笑了。我和他玩了好一会儿，问答了一些事情，直到父亲来带我回家的时候。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罢。
然而说句公平的话，父亲对待戏子的态度是很真实的，他把他们当作朋友，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并没有和旦角有过特别的来往。
三叔却喜欢一个川班的小旦，这人叫做李凤卿。祖父也喜欢他。有一次祖父带我去看戏，当李凤卿包了头穿着粉红衫子出台时，祖父曾经带笑地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
李凤卿时常来找三叔。他也常常和我谈话。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会写一手绢秀的字。他虽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举动和言语都和女人相像，有时候手上脸上还留着脂粉。这是川班旦角和京班旦角不同的地方。
有一次三叔把他弄到我们客厅里来化装照相，我就看见他那里包头，擦粉，踩跷，他先装扮成一个执长矛的古代的女将，后来就改扮做一个旗装贵妇。这两张照片后来都挂在三叔房里，三叔还亲笔题了几首诗在上面。
这个李凤卿的境遇是很悲惨的。后来在祖父死后不多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个妻子，连埋葬费也没有。还是三叔去照料他安埋了的。
三叔做了一副挽联吊他，里面有“……也当忍须臾，待侬一诀”的话。
二叔也做过一副挽联，后来他偶尔和教读先生谈起这事情，那个六十岁的曹先生不觉惊讶地问道：“××先生竟然也好此道？他不愧是一个风雅士。”
这××先生是指三叔。三叔在南充做知县的时候，曹先生是那县的教官。他到我们家里来教书还是由三叔的介绍。李凤卿和三叔认识也就是在南充。
所见风雅士三个字，就和平时听见曹先生说的“满清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浃沦肌髓”的话一样，我觉得非常肉麻。
二叔对曹先生谈起李凤卿的生平。他本是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岁时给仇人抢了去，因为他家里不肯出钱赎取，他就被人坏了身子卖到戏班里去，做了旦角。
五叔后来也玩过川班的旦角。他还替他们编过剧本。
我素来就不高兴看川戏，后来连京戏也不高兴看了。
我们组织一个新剧团，在后堂屋后面竹林里演新剧。竹林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做了我们的舞台。我们用复写纸印了许多张戏票送人，拉别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我们的剧本是自己胡乱编的，里面没有一个女角。重要演员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儿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儿子）两个只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以后做点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们。我们用种种方法强迫她们来看，而且一定要戏演完才许她们走。
父亲也被我们拉来了。他居然坐在那里看完了我们演的戏。他又给我们编了一个叫做《知事现形记》的剧本。当二哥和三哥扮着戏里面的两个主角在那里表演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他不觉也哈哈笑起来。
在公馆里我有着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和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和所谓“下人”在一起生活。
我常常爱管闲事，我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马夫一起玩，向他们讯问种种的事情。因此他们都叫我做“稽查”。
有时候轿夫们在马房里煮饭，我就替他们烧火，把一些柴和枯叶送进那个木灶里去。他们打纸牌时，我也在旁边看，常常给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帮忙。有时候他们也诚挚地对我诉说他们的痛苦，或者坦白地批评主人们的好坏。他们对我没有一点隐瞒。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同情他们的小朋友。当我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一点儿吝惜。
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和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岁的老书僮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沦落做了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出去在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公馆里做了看门人，不知道怎样竟用一根裤带缢死在大门里面。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生存着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如果我一一叙述出来，一定会使最温和的人也起了愤怒的激情。
常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着那些瘦弱的老轿夫在烟灯旁边叙述他们的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黯淡的灯光旁边听着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我和他们的友谊一直继续着到我离开成都的时候。不过自从我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以后我就很少有时间在门房和马房里面玩了。接着我又参加了社会运动。
厨房里很早就不进去了。因为我不高兴看谢厨子和女佣们调情（他后来就和祖父的一个女佣结了婚，那女人原是一个寡妇），而且谢厨子仗着祖父喜欢他，常常拿出威势欺凌别人，也很使我不高兴他，虽然我从前和他很好，常常看他做菜做点心。
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实行的种种虚伪的礼仪和应酬。常常家里有女客来要我去吃饭，我就在门房里躲起来。有两次在除夕里全家的人在堂屋里敬神，我却躲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轿夫的破床上。那里没有人，没有灯，外面有许多人在叫我，我不应。我默默地听着爆竹声响了又止了，再过一会我才跑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这时候我的胆量已经变大了。
家里平日敬神的时候，我也会设法躲开。我为了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我始终要照自己的意思做。如今我想起来，这也许是对于礼仪的一种消极的反抗罢。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个合作办了一份小说杂志，名称似乎就是“十日”，一个月出三本，每本用复写纸印了五六份。
我是这杂志的第一个订阅者。大哥允许把他的一篇最得意的哀情小说在杂志的第一期上面发表了，所以他们也送他一份，还有一个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
在我们家里大哥是第一个写小说的人。他的小说是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旧句开始的；奉表哥的小说是以“杏花深处，一角红楼”的句子开始的。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在焉。女郎者何，×其姓，××其名”，诸如此类的公式文章。把女郎两个字改作“少年”就成了另一篇小说。小说的结局离不掉情死，后面还有一对情人的绝命书。
我对于《十日杂志》上的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大的兴味。而且我亲眼看见他们写小说时分明摆了好几本书在抄袭，这些书有尺牍，有文选，有笔记，有上海新出的流行小说和杂志。小说里每段描写景物的四六句子，照例是从尺牍或文选上面抄来的。他们写小说并不费一点力。
不过对于那三个创办杂志的人的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我却是很佩服的。
这杂志出版了三个月，我只花了九个铜元的订阅费，就得了厚厚的九本书。
民国六年春天成都发生了第一次的巷战。在七天的巷战中我看见了种种可怕的流血的景象。
在这时候二叔的两个儿子，二哥和五弟突然患着喉症死了。我在几天的工夫失掉了两个同伴。
他们本来可以不死的，但因为街上断绝了行人，请不到医生来诊治，只得让他们躺在家里，看着病一天天地加重。等到后来两个轿夫背着他们跨过战壕，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医院时，他们已是奄奄一息了。
战事刚停止，我和三哥也患了喉症。我们的病还没有好，父亲就病死了。
父亲也是最爱我的。他平时常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就在他病中他听说我的病好得多了，他要看我，便叫我到他的房里去。
我到了床前，跪在踏脚凳上，望着他的憔悴的脸，叫了一声“爹”。
“你好了？”他伸出手抚摩我的头。“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拼命叫罗嫂。罗嫂。你要常常来看我呀。”罗嫂是在我们病中照料我们的那个老女佣。
父亲微笑了，眼里却有泪珠在发亮。
“好，你回去休息罢。”过了半晌父亲这样吩咐了一句。
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当他第一次晕过去的时候，我们围在床前哭唤他。他居然慢慢儿醒了转来。我们以为他不会死了。
但是不到一刻钟光景他又开始在床上抽气了。我们看着他一秒钟一秒钟地死下去。
于是我们的环境马上就改变了。好像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剧变。
满屋子都是哭声。
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大哥忽然跑进来，在床沿上坐下去，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
我们弟兄三个抱头大哭起来。
自从父亲讨了继母进来以后我们就搬到左边厢房里祝后来祖父吩咐把我们紧隔壁的那间停过母亲灵柩的签押房装修好，做了大哥结婚时的新房。大哥和嫂嫂就住在我们的隔壁。
这时候嫂嫂在隔壁听见了我们的哭声，便过来劝慰大哥。
他们夫妇低着头慢慢地出去了。
埋葬了父亲以后我心里更空虚了。我常常踯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是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因为父亲平时不大喜欢乘轿，常常带了我在街上慢步闲走的。
但是一走到拥挤的街心，和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另另的一个人。
从此我就失掉了人一生只能够有一个的父亲，而且在我们弟兄中间我又是一个最蒙着他的爱的孩子。
父亲死后成都又发生了一次更厉害的巷战。结果全城的房屋被烧毁了一半。我们受了更大的惊惶，却还没有什么物质上的损失。
我们自然有饭吃，不过缺少了蔬菜。
在马房里轿夫们喝着烧酒嚼着干锅魁（大饼）来充塞肚里的饥饿，那情景是有些悲惨的。
枪炮声、火光，流血、杀人，以及种种酷残的景象。而且我们被迫着时时在死的边沿上盘旋。……巷战不久就停止了。然而从这时候起时局就永远继续着混乱下去。那军阀割据的局面到现在还没有打破。
我的生活比较变得忧郁起来。我便把全个心放到书本上去，想从那里得一些安慰。
三哥已经进了中学，但父亲一死，我的进中学的希望便断绝了。祖父从来就不赞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现在又没有人出来给我帮忙。
我便自动地跟着香表哥开始读英文。每天晚上他到家里来教我，不要一点酬报，这样继续了三年。他还教我知道一点各种科学的根底，直到祖父死后我和三哥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时候。
香表哥是一个极真挚极聪明的青年。当时像他那样的学识在我们亲戚中间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缚了他，使他至今还在生活负担下面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呻吟，浪费地牺牲了他的有为的青春。
但是提起他我却不能不充满了感激。对于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是大哥，大哥买了不少的新画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完了它们。而且我能够和三哥一块儿离开成都到上海，以及后来我能够一个人到法国去读书，大半是靠着他的力量。虽为着法国的事情我和他曾经起了大的争执，但他终于顺从了我的意思。
在我的心里永埋着对于这两个人的深的感激。我本来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也许我至今还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
父亲一死，我的家庭生活就渐渐变得苦痛了。他的死仿佛给我拨开了另一只眼睛，使我看清楚了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个面目。
对于我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着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一个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
我的身子被缚得太紧了。我不能够动弹。我不能够摔掉肩上的重压。我就把全部时间用来读书。而书本却蚕食了我的健康。
我的身体一天天地瘦弱起来。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我就常常被病魔缠绕着了。
这年秋天我进了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这是得了祖父的许可的，因为祖父听见人说学了英文可以考进邮局做事，而邮局里的位置在军阀割据的局势下的成都市面上算是比较优越的，薪水是现金，而且逐年增加，位置又稳固，不会因政变而动遥我的一个舅父就在那里面占着一个很高的位置，被许多人羡慕着。
我在青年会里上了一个月的课就生了三次玻祖父便不许我再去了。他并且不许我出街，只教我在家里静养。同时他又叫香表哥在家里正式地教我读英文，这一次由于祖父的吩咐，便送了月薪给香表哥。但这月薪是很小的数目。
祖父的这举动原是为了关心我的健康。这半年来不知道怎样他突然变得非常地爱我了。他因为听人说牛奶很养人，便自己出钱给我订了一份牛奶。他还时时给我一些东西，或者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去温和地谈一些做人处世的话。甚至在他临死前的发狂的一个月中间他也时常把我叫去，站在他的床前。我们彼此对望着，他的黑瘦的老脸上露了微笑，眼里却淌出了眼泪。
以前在我们祖孙两个中间并没有什么感情存在着。我不曾爱过祖父，我只惧怕他；而且有时候我还把他当作专制压迫的代表而憎恨过。我们有几次在一处谈话毫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仇敌。
但是在这半年里不知道怎样，好像一个奇迹突然从天上落下来一般，我们两个居然近于互相了解了？
然而时间是这么短。在这年的最后的一日我就失掉了他。
我的悲哀自然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两个永远就没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而我也就第三次失掉曾经热烈地爱过我的人了。
新年中别的家庭里充满了喜悦，爆竹声挨门挨户地响起来。然而在众人的欢乐中，我们一家人却匍匐在灵前哀哀地哭着死了的祖父。
这悲哀一半是虚假的，因为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的光景，叔父们就在他的房间里开会处分了他的东西，而且后来他们又在他的灵前发生过几次的争吵。
可惜祖父不能够有知觉了，不然他对于所谓“五世同堂”的好梦也会感到幻灭罢。我想他的病中的发狂决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
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继续着曾祖造就了这一份家业，做了多年的官以后退休下来，广置了田产，修建了房屋，搜罗了不少的书画古玩，结了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这许多儿女，还见着了重孙（大哥的儿子），但结果他把儿子们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敌，在家庭里种下了长久的斗争的根源，而自己却依旧免不掉发狂地死在孤独里。没有人真正爱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
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愈加黑暗了。新的专制压迫的代表起来代替了祖父，继续着拿传统的观念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敌”的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在二十世纪中维持着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结果产生了更多的斗争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而裂痕依旧是一天天地增加着，一直到最后完全崩溃的一天。
祖父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的圆光那样地消灭了。对于他的死我并没有大的遗憾。虽然我在悲悼失掉了一个爱我的人，但同时我也庆幸我获得了自由。从这天起在家里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支配我的行动了。
祖父死后半年光景在暑假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接连读了两年半的书。在那学校里因为我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后来就改成了旁听生，被剥夺去了获得毕业文凭的权利。谁知道这事情竟帮助我打动了继母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抛弃了那里的学业到上海去。
民国十二年春天在枪林弹雨中逃出了性命以后，我和三哥两个就离开了成都的家庭。大哥把我们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泪别了我们。那时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那个被遗留下的旧家庭就没有一点留恋的感情。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
我的悲哀只是因为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面呻吟，憔悴地等着那些旧的传统观念来宰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已经用眼泪埋葬过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完全是被腐旧的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
一个理想在前面迷着我的眼睛，我怀着一个大的勇气离开了我住过十二年的成都。
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刊物，并且在那刊物上写了下面的两个短句作为我的生活的目标了：“奋斗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做大哥的人
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称赞。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母亲也很满意这样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我们回到成都以后，他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辛亥革命的前夕，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他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
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还不说那些胞姐、堂姐和表姐们。
他后来进了中学。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得到毕业文凭归来的那一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
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子。
这件事情他也许早猜到一点点，但是他料不到父亲就这么快地给他安排好了一切。在婚姻问题上父亲并不体贴他，新来的继母更不会知道他的心事。
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我们都喜欢她，都希望他能够同她结婚。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
父亲选择的方法也很奇怪。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地被淘汰了。（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这理由拒绝了，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
于是嫂嫂进门来了。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结婚的仪式自然不简单。大哥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宝爱着像一个宝贝；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又有一点点兴奋。
他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我们有了嫂嫂，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是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他得到了一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年轻，她读过书，她会做诗，她会画画。他满意了，在短时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中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了升学的志愿。他陶醉在这个少女的温柔的抚爱里。他的脸上常带笑容，他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娘。
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
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他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常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
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
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
月薪是二十四元。为了这二十四个银元的月薪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一年以后父亲突然死去，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
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他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给的。（父亲的死引起了我们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我们这一房除了父亲自己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一切，不管这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愈来愈厉害。
他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
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
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
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上一个香表哥）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
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
祖父死后，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婶娘暗地里唤做“承重老爷”），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不用说这也没有用。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不能够袒护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我亲眼看见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个堂弟的脸颊打肿了，她却牵着堂弟去找我的继母讲理。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二叔断公道。但是我并不相信二叔会主张公道。结果他自己代我赔了礼认错，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后来到我的房里，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惹得我也淌了泪。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以后改变态度。
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个人平静地代我们受了好些过，我们却不能够谅解他的苦心。我们说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我们的话也并不错，因为即使没有他代我们受过承担了一切，叔父和婶娘也无法加害到我们的身上来。不过麻烦总是免不了的。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做“痰脖。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一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同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时三哥在北平，没有能够来上海看他。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
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他已经是泪痕满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说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了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手一看，是G．F．女士唱的“Sonny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来送给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的手里夺去。但是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抗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表弟们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过了唱片。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
我和表弟们坐上了划子，让黄浦江的风浪颠簸着我们。我望着外滩一带的灯光，我记起我是怎样地送别了一个我所爱的人，我的心开始痛起来，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竟然淌下了泪水。
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后来他还写过一封诉苦的信。他说他会自杀，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明白一切。但是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并不曾重视他的话。
然而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果然就用毒药断送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两个月以后我才接到了他的二十几页的遗书。在那上面我读着这样的话：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把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胜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罢。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就是大哥自杀的动机了。他究竟是为了顾全绅士的面子而死，还是因为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我虽然熟读了他的遗书，被里面一些极凄惨的话刺痛了心，但是我依旧不能够了解。我只知道他不愿意死，而且他也没有死的必要。我知道他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了。甚至在第四次的遗书里他还不自觉地喊着：“我不愿意死。”然而他终于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吞食了自己摘下的苦果而死去了。
结果他在那般虚伪的绅士眼前失掉了面子，并且把更痛苦的生活留给他的妻子和一儿四女（其中有四个我并未见过）。我们的叔父婶娘们在他死后还到他的家里逼着讨他生前欠的债；至于别人借他的钱，那就等于“付之东流”了。
大哥终于做了一个不必要的牺牲者而死去了。他这一生完全是在敷衍别人，任人播弄。他知道自己已经逼近了深渊，却依旧跟着垂死的旧家庭一天一天地陷落下去，终于到了完全灭顶的一天。他便不得不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拿毒药做他唯一的拯救了。
他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一生，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其实他是被旧制度杀死的。然而这也是咎由自龋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的前夕，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然而一想到他的悲惨的一生，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