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姑娘名叫杜若。

她的父亲是解放后我们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可以说，在我的学生中，他是最优秀的一个。毕业以后留校当了助教，1965年提升为讲师，同年由我介绍入了党。一年的预备期还没有满，“文化革命”开始了，他和我一起被揪进了“专政队”。风云突变，连我们这些经历过四二年整风、五七年反右的“老家伙”都迷茫不解，更何况他这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对于他，我太了解了，就像了解我自己。他没有野心，不懂得权术，朴实得像个工人，天真得像个孩子，从事艺术劳动是他最大的乐趣。这样的人也被他们指为“黑帮”。

怀着一连串不可解释的疑问，我们排着队，一起走进批斗文艺界“黑帮”的会场，身上都背着教学用的石膏人像，什么“阿波罗”、“拉奥孔”、“大卫”……我背着“挣扎的奴隶”，他背的是爱神“维纳斯”。这是惩治我们美术界“黑帮”的独特方式。我们曾经用这些东西“毒害”过学生，“罪恶”要背在自己身上。创造这些雕塑杰作的古代西方艺术家们，不远万里从海外带来这些艺术遗产的先辈画家们，他们当中有谁曾预料到呢？当初的心血成了今日的罪孽！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学生，是我害了他。我看着他那瘦弱的身体，轻声问：“背得动吗？”他咬咬牙：“老师，我能挺住！”

批斗会场设在孔庙大殿前，天晓得维纳斯和孔夫子又有什么瓜葛？血红的大标语上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石膏像堆放在会场上，一群戴着袖标的人跑过来。抡起大锤就砸。原来他们是要毁灭这一切！

“这是爱神！”杜若的爸爸扑过去阻拦他们，他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爱神？牛鬼蛇神，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她是哪个阶级的？”他们手起锤落，“吮嘟！”石膏碎片撒满了一地。啊，可怜的维纳斯，可怜的爱神，毁灭了！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了爱！

“让一切封资修黑货统统见鬼去吧！”

在震天响的口号声中，我们被责令跪成一圈，中间烧起一团冲天大火。我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天哪，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难道要把我们都活活烧死吗？

劈里啪啦一阵响，一团团花花绿绿的东西扔进火堆，我们的背上同时挨了一阵痛打。噢，那焚烧的是京剧服装，什么龙袍啊，盔甲啊，纱帽朝靴啊之类；打在我们的身上的是舞台上用的刀枪剑戟。打手们得意地狂叫：“黑帮们，你们放了多年的毒，今天自己尝尝它的滋味！”真是天大的恶作剧啊！唉，随他们的便吧，当时哪容得我们说话。可是，杜若的爸爸，这个血性男儿却忍不住了，他翻身挡住关云长的大刀：“我是画画的，从来没看过京戏，和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

“啪啪！”关云长的大刀重重地打在他的背上，一个声音高叫着：

“你自己跳出来了？看，这就是你的罪证！”

我吃了一惊，侧眼一看，造反总部司令的手里举着一本连环画册。那正是杜若爸爸的作品《安源风暴》！书中画写的安源罢工领导人，就是后来的“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司令部头于”！“这可真是铁证如山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呢？”可是，当时谁也没料到，作者竟然抬起头来，坦然地说：“画，是我画的。但那是历史事实！”

会场骚动了，刀枪剑戟雨点般地打在他的身上，头上，数不清多少人围打着他一个人。暴怒的口号震得大地都在颤抖：

“打倒为×××翻案的现行反革命！”

…………

从此，他不再和我们关在一起，被单独隔离。三个月之后，一天的早晨，高音喇叭突然宣布他已“畏罪自杀”！

他躺在造反楼下的雪地上，头颅裂开，双眼圆睁，嘴大张着，像是在呼喊。

八岁的杜若和她的妈妈，不顾驱赶，不顾斥责，发疯似地扑在死者的身上，哭啊，喊啊，泪水和着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雪地。

“爸爸有什么罪？他不会自杀，他凭什么要跳楼？我不信！我不信！”凄厉的童声哭喊着，回答她的，只有漫天的风雪和高音喇叭里吼叫着的声讨……

扫雪的“黑帮”们默默地走过死者的身旁，其中包括他最亲近的老师——我。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样忍住了这痛苦的折磨。没有权力表达一个字的哀思，我只是最后看了一眼心爱的学生，看了看他那只有八岁的遗孤，泪往心里流。

我再碰到杜若，是在食堂里。我背过了语录，请过了罪，排队走进食堂，看见杜若拿着饭盒，挤在人群里。队伍慢慢移动着，我看见她踞起脚尖把饭盒递进卖饺子的窗口。

“当啷！”一声，她的饭盒被扔了出来，窗日里传来粗暴的吆喝：“反革命崽子，还想吃饺子！”

我的心猛地一阵收缩。杜若啊杜若，你毕竟还是个孩子，不像我们这些老“黑帮”有自知之明啊。

杜若没有说话，默默地拾起饭盒，走了。从那以后，每逢开饭，她总是来得很晚，等到人们差不多走光了，才跟在我们的队伍后面，在屈辱中接过一碗冷了的饭菜。

于是，食堂成了我所盼望的地方，我只有在那里，可以和这个自动跟在“黑帮”队伍后面的孩子，用眼睛做无声的交谈。看见她，就像看见了她的父亲。不久，连这仅有的机会也没有了，食堂里再也见不到杜若的影子。她到哪里去了呢？

直到两年以后，我被放出了“专政队”才知道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和妈妈两年来是怎样噙着眼泪度过了那些漫长的不眠之夜。

…………

一天晚上，杜若突然对妈妈说：“妈妈，要是你再结了婚，我还是反革命崽子吗？”

孩子的话使妈妈惊呆了。这样的劝告她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了，许多的人都这样说，但是，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念头。她怎么能忘了那个躺在血泊中死不瞑目的人去和别人结婚呢？她怎么能了结那一笔算不清的冤债而强颜欢笑呢？不，她决不能这样做，也决不能告诉她的女儿。然而，这样的话却从女儿的嘴里说了出来。怎么办？一天又一天，她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久久地徘徊着，她渐渐觉得，小女儿的话也许是对的。看来，她的爸爸是永无翻案之日了，因为他的罪名是替“中国的赫鲁晓夫”翻案，那个人已经被“彻底打倒”了。可是孩子呢？难道让她带着这耻辱的烙印走上刚刚开始的人生道路吗？为了孩子，为了她和丈夫惟一的骨肉不至于当一辈子“黑帮崽子”、“反革命子女”，她决定朝前走了，给孩子换一个家庭，改一个出身，让她享受她应该享有的欢乐。然而，这对于一个忠实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却又是多么痛苦！

妈妈搂着杜若，告诉她这个决定，杜若哇地哭了，母女俩脸贴着脸，泪水流在一起。

“孩子，是你要妈妈这样做的，你怎么……”

“我想爸爸，今天更想爸爸，想我的亲爸爸、好爸爸！”杜若紧紧搂着妈妈的脖子，用脸庞擦拭着妈妈的泪水。

这一夜母女俩又是通宵无眠。妈妈默默地收拾东西。她从破棉絮中拿出两本厚厚的相册，对女儿说：“爸爸的照片，不能带到人家去，他是‘现行反革命’啊！你再看看爸爸吧，今天晚上就得把它烧毁了。”

“不，不能啊，妈妈！”杜若疯狂地把相册抢在怀里，“烧了它，我再也看不见爸爸了！”

结果，这两本相册被偷偷送到我家，藏在箱底。妈妈要杜若做到三点：第一，十八岁以前，不要取回这些照片；第二，到了人家，不许说想爸爸；第三，要改姓继父的姓。这三条，像三把刀子扎在幼小的杜若心上。但是，她懂得妈妈的心，答应了前两条。第三条，却坚决不肯，“要改姓，我就姓妈妈的姓！”妈妈妥协了。从此，她的名字的前面，加了妈妈的一个“李”字，叫“李杜若”。聪明的孩子啊，她还是没有丢掉爸爸。

杜若跟着妈妈，搬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家去了。听到我被放出来的消息，她特地跑来看我，却没有约我去妈的新“家”。因为她心目中的家已经不存在了，她的继父对她并不坏，可是她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爸爸”。十五岁那年，她上完了初中，自愿报名到黑龙江的一个农场去了。

杜若临走时。又和我见了一面。我从箱子里取出她爸爸的照片，她流着眼泪，看了又看，然后又包好还给我，不肯带走。

“我还不到十八岁……”她说，咬着嘴唇，严格履行当初和妈妈的协定。

没有说更多的话，她和我告别了。分手前，又回过头来，微微露出一丝笑容。那笑容，是深沉的，是刚毅的，胜过了多少言语。我画的就是那样的笑容。我很佩服这个只有十五岁的孩子，一棵柔弱的幼苗，经历了狂风暴雨的袭击，没有夭折，没有倒伏，她挺直了腰杆，又继续前进了。她想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开拓自己的前途，却不知道等待她的是坎坷、艰险和苦难。

他们的农场，地处边疆要塞，往返出入，要经过边防检查的。在发给她的证件上“家庭出身”一栏里，赫然填写着“现行反革命”的字样！这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妈妈的心血白费了，她那个亲爸爸留给她的政治遗产，像影子一样跟着她，走到天涯海角也摆脱不掉！

杜若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一直到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