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拍了一冬一春，停机的时候已经是今年的初夏了。历史片有许多麻烦事，从人物造型、服装道具、风俗礼节到外景场地，导演常常要和我商量，因此，我自始至终参加了拍摄工作，直到摄制组回厂做后期的剪接、特技、录音等工作，我才得以解脱。回到自己的家，都觉得有些生疏了。小儿子已满了三岁，他对我别无奢求，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说：“妈妈，该带我去散步了吧？”

北京的初夏其实更像春天，草坪里的枯草刚刚冒出寸许的嫩叶，还没铺满地面，松墙的上端也才泛绿。惟有那一排茁壮的银杏长得快，扇面形的叶片已经挂满枝头，嫩绿嫩绿的，青翠欲滴。空气中弥漫着饱含水分的芳草气息，令人心清神爽。我们走在那条熟悉的、铺了棋盘格方砖的人行道上，走向那个熟悉的十字路口。

不，这里已经变得我不熟悉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商场门口的空地成了自由市场，像是雨后春笋，突然从地下冒出了许多小摊子。不是卖菜、卖花生米，是卖洋货的：连衣裙、连裤袜、女式皮鞋、洋玩具，还有一些不成材的“柔姿纱”料子。摆摊子的人，可想而知是北京待业青年、个体户什么的，但不大像北京人的模样，蓄着头发，穿着西服，有的，还在脏腻腻的脖子上挂个十字架之类。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竟然摹仿着广东腔兜生意：“介（这）一件，细（是）香港来的呀，顶好哇……”还有收录机助阵，播放着香港歌星演唱的听不清词儿的歌。

我转过身去，想到某个宁静的角落去寻找我所关心的猫婆。

我终于找到她了。她没有坐在老地方，正挤在闹市中，怀里抱着猫。许多人围在旁边，欣赏她的猫。

半年不见，她突然老了许多，原来灰白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脸晒黑了，只在皱纹里面才能看到原来的肤色。似乎她近来一直在为什么事在操劳、在奔忙，不像原来那么安详了。

我像遇见了久别的故人，兴奋地向她打了个招呼。她回头看了看我，似乎想了想才认出我来，脸上泛起笑容：“哟嗬，大姐呀，老没见了您哪！”只是匆匆一瞥，又回过头去应付围观者关于猫的提问。我知道，她心中只有猫。

她怀中抱的是一只幼猫，也是黑、白、黄三色，很像三花儿，但显然不是，小得多。

“您的三花儿呢？”我问她。

“在家呢。”她说，朝幼猫努了努嘴，“这就是它下的崽儿。”

我欣慰地笑了。猫婆真是不甘寂寞，她终于没忍心遏制猫的天性，成全了三花儿，为它找到了配偶，繁殖了后代。

“一窝下了几只？”我又饶有兴致地问。

“五只！”她说。围观的人太多，她不能专注地对我说话，我只能从脑后听到她的声音，“就剩这一只了，那些都卖出去了。”

卖？我的心受了重重的一击！卖！

猫婆在宣传她的商品，用手揪着猫肩胛处的一块皮，提在半空：“瞅瞅，三个色儿！这样的猫顶难找了，黑猫配白猫，下黑白花儿的崽儿，崽儿长大了再配黄猫，才能得三花儿的崽儿！这是只女猫，买去能下崽儿！”

她以前跟我说过的词儿，又加上了新内容。

有人问她：“每年下一窝崽儿吗？”

“不，家里那只这不又怀上了嘛！”她很有煽动性地说，“不让它空怀，仨月一窝，每年能下好几窝呢！”

听的人动心了。有人伸出手来摆弄那只猫，像挑剔别的任何货物一样。一位手提旅行袋的长发姑娘挤到最前头来，急急巴巴地问她：“多少钱？”

“你真买吗？真买咱再说价。”猫婆抬眼看了看她，那眼神，是估量她的购买力和诚意，是告诉她：我可不是闲着没事儿哄你们玩儿的，我要的是真主顾，要买就嘎崩儿脆！

“真买！”长发姑娘放下旅行袋，一只手接过猫，以表示成交之心，另一只手伸向牛仔裤兜里去掏钱。

“呃……我原先都是卖的十块一只……”猫婆沉吟着，卖了个不太高明的关子，做出不顾血本廉价甩卖的表情，“这只便宜点儿，八块卖给你！”

她伸出手去，等着接长发姑娘的票于。那神情，是货物全部出手之后的轻松与满足。

长发姑娘掏出了一张十元大票儿：“我没零钱，您找吧。”

到手的钱再往外找，是令人心疼的。猫婆突然变卦了：“我也没零钱。还找个什么劲儿？本来就是十块一只！”

长发姑娘急了：“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刚才说好了的……”

“你不要拉倒，好东西还怕没识主儿！”猫婆轻蔑地嗤了一声，伸手把猫抢了回来，幼猫被她抓得唧哇一声。她无动于衷，两只眼睛只盯着长发姑娘，看她怎么着。

长发姑娘妥协了，重新接过猫，爱怜地抚弄着，免得它再受惊吓。可是，新的问题又摆在面前，她犹豫地望着猫婆说：“我这就去赶火车，车上怎么能带猫呢？乱蹦乱叫，再撒尿什么的……”

这确实是个难题。我和围观者都看着猫婆，眼瞅着她的买卖要砸。

“这不碍事。”猫婆不假思索地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只小玻璃瓶，倒出一片小小的药片，托在掌心上递过去，“这是安眠药，上车你就给它吃四分之一（完全是科学用语），保准它一路上都老老实实的，就跟死了似的。拿着，拿着呀！”

长发姑娘没有接，只呆呆地看着她。

我心里打了个冷战，抱起儿子，转身往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