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画室，您怎么工作呢？”露珊娜没完没了地向钟剑挥发问，她今天带来了整整一肚子问号，“除非您已经改行了，开餐馆，或是干点别的？——对不起，这样问也许是对您不尊重。不过，在法国，穷困潦倒的画家改行的倒也有的是……”
糟糕，又是一个“穷困潦倒”！方琼朝露珊娜使劲皱了皱眉头，露珊娜才慌忙停住了嘴。
钟剑挥也不由自主地皱了下眉。他面前坐着的，不仅是过去的朋友，而且是当代西方的艺术名流，名流只有和名流是平等的。”那么，现在彼此平等吗？如果在对方的关切、询问之中搀杂了一丝一毫居高临下的怜悯，都是不平等的，不能接受的！
“我没有想到要改行；这一行就够我干一辈子的了。我有一个……大画室，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呢！”他说。
方琼和露珊娜同时对看了一眼，他们觉得钟剑挥的夸夸其谈虽然幽默，却未尝不是一种自嘲。
“真的，”钟剑挥并不想和客人开玩笑，“我的作品都是在野外、在旅途中完成的，边走，边看，边画。从五○年到六六年这十七年，我画了不少画。那是新中国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我个人的艺术生涯来说，那是春天。后来，有过一段众所周知的波折。现在，春风又开始苏醒了。算起来，我回国已经三十年了，可以自慰的是，三十年来，我没有停止探索，没有停止艺术劳动。”
“连‘文革’期间也没有停止吗？”露珊娜敏感地问。这类问题是海外来客最感兴趣的。
“是的，虽然那是一个不正常的时期。”钟剑挥说，“我本以为，那场毁灭文化的风暴会把我送进地狱，却没有想到，它把我还给了大自然。我们的干校在一个偏僻的乡村，有山，有水，有无数的树木，还有那些纯朴得像泥土一样的乡亲。翻过山去走二十里路可以看到大海。当然，我的任务是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地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画画的时间是没有的，我的行装中连一枝画笔也没有带来。像我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重握画笔便意味着‘复辟’啊！可是，画难道一定要画在纸上、布上吗？我可以用眼睛、用呼吸去感受，去阅读，用谁也抹不掉的色彩，画在心上。后来，灾难过去了，它们又从心上流出来，流在了纸上、画布上。”
“画在——心上？”露珊娜喃喃地重复着，觉得简直像在听梦话。
“请客人吃瓜吧！”女主人把一只大花翎西瓜摆在桌丘，“嚓，嚓，嚓！”切成了十几块。那含着蜜水、镶着黑籽儿、红宝石般的瓜瓤像一座座小金字塔。
“啊，真甜！”露珊娜像孩子似的一口咬去了金字塔的尖顶，甘露似的汁水顿时充满了她的嗓子眼儿，顾不上说话了。
“刚才，方太太问我，画怎么能画在心上？”钟剑挥微笑着看看妻子，转脸对露珊娜说，“你可以问问我的妻子，她也是过来人。”
妻子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你呀，那些陈年旧账，还说它干什么？”
露珊娜稍一不留神，把一粒瓜子吞了下去，差点卡在嗓子里，唏，刚才钟剑挥看着他的妻子的那种眼神，是那么甜蜜，那么陶醉。她呢，那么羞答答的，新嫁娘似的。在露珊娜看来，好像是有些做作。做给我看吗？显示你们的爱情源远流长、牢不可破吗？唉，钟先生，这个只会做做鞋子、烧烧饭的中国女人除此之外还能给你什么呢？她懂得艺术吗？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
断断续续、若有若无的吟诵声从茂密的苇塘深处传来。小船儿浮在碧波上荡漾，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头戴草帽、手扶竹篙，飘然而来，念着东坡居士的诗篇。他的前后左右都簇拥着鸭群：呱呱声、呷呷声此起彼伏，盖过了他的声音，稍远一些便难以听到了。
画家，农民。童年时代从农民中间走出来，老来再回到农民中去。“削职为民”倒也没有什么可怕，天塌下来有地接着，当一个种地的农民，这反而使人心安理得。原先，他曾认为北方的农村是单调、不入画的，真正住进去，感觉变了。土墙泥顶不仅是温暖的，而且造型简朴、色调和谐，当家家小院开满了石榴花的季节，燕子飞来，呢呢喃喃，唤起人的心灵中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金黄翠绿的南瓜，黑的、白的牛羊，花衣裳的姑娘，那么美，是欧洲画廊的名家作品里所没有的。然而，他手中握着的是牧鸭的竹篙，而不是画笔。作画的权力被剥夺了，像路旁的小草一样任人践踏。只有眼睛是自由的，这双眼睛不肯停止工作，在天天看惯了的、极其平凡的村前村后寻找新颖的画面。
冬瓜开花了，嫩黄的花儿，挂着露珠，闪着阳光。毛茸茸的小冬瓜，只有小拇指那么大，顶着花儿，倔强地昂着头。这微小的、紧贴着泥土的生命使他陶醉了，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的放牛路上，赤脚蹬着露水，毛茸茸的藤蔓、凉丝丝的叶子碰着他的腿。他的手痒痒地，真想画它！晚饭之后有半个多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他接连好几天都把这珍贵的时间花在瓜地里，蹲在藤线交错、瓜叶缠绵的海洋中，摸索形式美的规律和生命的脉络。
这种如醉如痴的时刻，鸭司令超然物外，把一切烦恼和纷争统统忘记了，在心灵深处，有一股不受污染的清泉在旧旧流淌，点点滴滴，那是无上的享受呢！
可是，尽管他忘记了世界，世界却并没有忘记他。善意的，恶意的，红眼的，白眼的……人们都没有忘记他的存在。在他研究瓜与花入迷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站在瓜地边上注意着他。那是医务室的大夫孟洵，她好像在研究钟剑挥。
钟剑挥，这个清瘦而结实的老头儿，好像从来没得过病，没有进过医务室。孟洵在美院医务室工作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和他说过话呢。不了解他，真的不了解。有人说他的画棒得很，又有人说一塌糊涂；有人说他人好，善良诚恳，又有人说他怪里怪气、不好接近。听说他以前常在外面跑，背着沉重的画具，踏遍水乡、山村、丛林、雪峰，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从长城脚下到海南岛上……他住过大车店、渔家院、工棚、破庙，中国境内他几乎跑遍了。每次出发做一套新衣服，回来的时候总是烂得像个叫花子。他画画的时候，据说可以一整天不吃不喝，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奇怪，他怎么不闹胃病呢？“文化革命”一开始，他的大字报就不少，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罗列了一大串外国人的名字，说他是他们的“门徒”，这算什么罪名啊？孟洵是学医的，弄不清艺术上的流派，“权威”二字倒是使她尊敬，像尊敬医学界的权威一样。咳，这个大画家，大权威，如今当了个鸭司令！看他那模样也真是有些怪，一会儿。冶然自得，临清流而赋诗，一会儿又满面愁容，独怆然而涕下。这几天不知怎么又对冬瓜着了魔，走近点看，退远点看，蹲下去看，趴在地上看，不知在看什么？那脸上的表情，又像哭，又像笑，简直是无法解释的。
孟洵轻轻地走过来，在他的身后站了许久，终于忍不住了，开口问道：
“钟先生，您在这儿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吧？我帮您找找！”
“啊！”钟剑挥突然打了个寒战，像在深山旷野乍闻人声而吃了一惊，那模样，让别人看起来，简直像个偷瓜的人被当场抓住。好不容易，他才从自己营造的艺术天地里回到现实中来。当他看清向他发问的并不是连长、指导员，而只是一位大夫，女大夫，他突突跳动的心才渐渐平缓下来。那是一张平静温和、与人为善的脸，和医生的身份相符合的脸，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她的问话，也许仅仅是出于好奇吧？为什么要被好奇心驱使去打断别人的艺术构思呢？而这些又不是你所能理解的！
钟剑挥的心里掠过一阵悲凉，他想起了关怀他、了解他、支持他的恩师骆赛尔教授。老师！屈指算来，您已有八十高龄了，您的身体好吗？还能像过去那样，每个星期两次到画室给学生讲课吗？每逢您讲构图的时候，连别的工作室的同学都挤进来听呢。“雕虫小技只能娱人耳目，而伟大的艺术却能动人心魄！”您讲得多么好，至今想起来，音犹在耳。可是，可是，唉！如果您的女儿露珊娜知道我现在的一切，她会嘲笑我吧？露珊娜，这些年来你生活得怎么样啊？也许早就成为一名出色的悲剧演员了？噢，还有方琼，我的老朋友！听说你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大画家、艺术大师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勇于奋进的人，一定正在自己的艺术田园里勤奋耕耘吧？只是不知道，你在宽敞的画室中埋头笔耕时，在出入辉煌的艺术殿堂时，在周游世界举办你的画展满载盛誉时，可曾想到过你的朋友？可曾想到我现在……恐怕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架天平，时时权衡着一切抉择，现在的，未来的，甚至已经过去了的往事。现在，天平的另一方，放着假想的砝码：假如当年留在巴黎，今天会怎样呢？会不会也在走方琼的路、排在方琼的行列里呢？羡慕吗？嫉妒吗？后悔吗？雄鹰的后代真的要变成麻雀吗？不！痛哭吧，没有画笔的画家！
“问我丢了什么？丢得太多了，太多了！”钟剑挥无限惆怅地从纷乱的瓜蔓中站起来，搓着两只沾满泥土的粗糙的手。
晚霞的红光斜洒在瓜田上，大地好像和天空一起在燃烧。金红透亮的夕阳，吻着山梁，抖动着往下沉去，转眼之间，圆圆的巨轮就只剩下月牙似的一弯了。
“找不回来了，再也找不回来了！”钟剑挥突然大声说。那声音，像是从石缝中挤出的泉流，使人感到撕裂肌肤般的痛楚。他重复地说着，神情呆滞地走去了，好像忘了孟洵这个人的存在。
孟洵看见，他的一双眼睛红红的，在夕阳的映照下，眼角闪着亮光，好像是眼泪。
“瞿瞿瞿……”急促的哨子声突然响起来，打破了黄昏的寂静。一种不祥的预感使孟洵心里一震：紧急集合？发生了什么事？
全连的“五·七战士”都笔直地站在土屋前的空地上，凝神屏息地注视着指导员。虎背熊腰的指导员脸色铁青，双眉紧锁，一双手背在身后，气呼呼地来回踱步。在那个时代，干校虽然根本不是军队，但编制、职务都惜用了军队的用语，甚至连并非军人的指导员的架势似乎也是摹仿一些拍得并不成功的影片，在那些影片中，往往有一个这样的什么“长”，在指挥部踱来踱去，大发雷霆：“娘的，给我狠狠地打！”紧接着的镜头就一定是机关枪“嗒嗒嗒嗒……”
现在，这个时刻到了，指导员收住脚步，突然把右手扬起。全连人目光刷地集中在那一只手上，噢，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只死了的黄毛乳鸭。
啊！好像一盆冰水从鸭司令钟剑挥的头顶上浇下来，一直凉透周身，什么艺术的幻想啊，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击得粉碎了。
“叭！”指导员把死鸭摔在地上，目光炯炯地扫射着众人，声色俱厉地说：“大家都看看，这鸭子是怎么养的？给养死了！是打死的，还是毒死的？谁说没有阶级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
钟剑挥默默地出列，俯首面对群众站好，准备经受电闪雷鸣的轰击。他知道，那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口号一定会震耳欲聋的。
几秒钟过去了，几分钟过去了，还是一片寂静。钟剑挥觉得奇怪，转念一想，明白了：这里的“五·七战士”中没多少“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冷场使指导员难堪，他怒吼着：“钟剑挥，你自己说，喂了什么毒药？”
钟剑挥沉默。我会毒死小鸭于？天哪，我有什么必要去害一条无辜的小生命？它还曾是我寂寞凄凉的生活中的一个小伙伴呢。可是，这样说大概只能算是顽抗。冤枉啊，有理讲不清！“简直是《十五贯》……”他竟然脱口而出。
“什么？”指导员咆哮了，撸着衣袖，俨然要动武的样子，“老子上了《水浒传》了！”
“什么《水浒传》？”钟剑挥摸不着头脑。
“《十五贯》不就是《水浒传》里的吗？你当我没看过？放老实点！”
哄的一声，全连人都忍不住笑了。
“笑什么？笑什么！”指导员发觉不对头，脸憋得发紫，只好以命令禁止人们笑。
本来十分严肃的“阶级斗争”，变得十分不严肃了。钟剑挥壮了壮胆子，准备洗刷自己的冤屈：
“毛主席讲过，‘说话要有证据’，指导员说我毒死了小鸭子，有什么证据？”
“这就是证据！”指导员指着地上的死鸭，暴跳如雷。他扫了一眼骚动不安的人群，忽然找到了救星，“我们有医生嘛，可以开膛验尸，我不信找不出证据来！”
在众目睽睽下，孟洵大夫缓缓地走出队伍，俯下身去，拾起那只软绵绵的小鸭子。
雪亮的汽灯挂起来，孟洵手里掂着久已无用的手术刀，几乎要掉下热泪。这个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的高材生，想不到今天竟然会这么庄重地解剖一只死鸭，扮演兽医兼法医的滑稽角色。
解剖手术在进行，几十双眼睛注视着她手中的那把闪闪发光的小手术刀，仿佛有千斤的重量。孟洵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全神贯注地默默地做。医生嘛，总是那副面孔，别说是解剖死鸭，就是在活人的肚子上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也是惊人地平静。
“当！”终于，手术刀丢在盘子里，发出轻脆的声响。孟洵微微直了直腰，轻轻舒了口气。
“怎么样？”指导员急不可待地问。
“内脏无异常。”孟洵说，像写诊断报告那样简洁而肯定。
“那……”指导员不安了，“外伤呢？有没有外伤？”
“左腿有骨折……”
“那一定是他打断的！”指导员的情绪重又高昂起来。
“不，”孟洵平静地说，“折断处无淤血，显然断于死亡之后，也就是说，是您刚才摔断的。”
哄的一声，人群大哗，秩序难以维持了。
“你……”指导员双手叉腰，血红的眼睛瞪着孟洵，又要骂娘了。
孟洵微微一笑：“我是医生，科学是不能说谎的。”
“散会！”指导员背着脸，气咻咻地朝人们挥了一下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