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阳光照在人们身上暖洋洋汗浸浸的，虽然是春天，却好像已是初夏的季节了。
从沪江纱厂办公室门口起，顺着库房、篮球场、传达室，一直到大铁门那儿，职工们靠左边一字儿排开，很整齐而有秩序地临时形成了一条人的弄堂。站在最前面靠近大门那儿的是余静和赵得宝。
余静看见“五反”检查队快走到大门那边，她迎上去，热情地和杨队长紧紧握手，然后陪着杨队长他们一道走进沪江纱厂。站在左边欢迎的人们，一看到“五反”检查队进入了大门，兴奋热烈的情绪如同决了堤的洪水似的，浩浩荡荡哗哗啦啦地奔放开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云霄的欢呼和愤怒激昂的口号混成一片，分别不出谁在讲什么，谁在叫什么，连右边车间里机器震动的声音一点也听不见了，只听见轰轰的巨响。这声音好像有一种排山倒海的伟大力量，仿佛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它的前进。
在热烈欢呼的巨响包围里，余静陪着杨队长和“五反”检查队的队员们慢慢走进来。杨队长举起右手一个劲向欢迎的行列挥动，表示对热烈欢迎的感谢，跟在他后面的队员们都笑嘻嘻地鼓着掌，答谢大家对“五反”检查队的热望。
职工们的欢呼一直不停，有的把嗓子都叫哑了。秦妈妈用两只手做成临时话筒罩在嘴上狂喊：
“欢迎‘五反’检查队！”
“欢迎‘五反’检查队！”汤阿英跟着高声欢呼，她的嗓子叫得有点嘶哑了。她今天一清晨就到厂里来了，站在欢迎行列的最前面；那对机灵的期待的眼光对着门口，时不时向大门外边马路上张望。她一见了“五反”检查队向沪江纱厂走来，马上便带头热烈鼓起掌来。她看到“五反”检查队，心中无比的兴奋：她们要求人民政府派“五反”检查队到沪江纱厂来，果然很快就派来了，怎不叫人高兴？像是遇见久别重逢的亲人似的，她热情地和每一个“五反”检查队的队员紧紧握手，虽不认识他们，却好似见到相识多年的老战友一般。她不认识叶月芳，亲热地握着叶月芳肥嫩的右手，仿佛是亲姊妹那样熟识，紧紧跟在杨队长和余静后面，一边走，一边用力挥着右胳臂，高声欢呼：
“热烈欢迎检查队领导我们进行‘五反’斗争！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大家跟着喊叫：
“热烈欢迎检查队领导我们进行‘五反’斗争！”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只要有一个人喊一声，所有的人都跟着喊，你喊，他喊，大家喊，甚至几句不同的口号在同时都喊了出来。站在大门口欢迎的队伍跟在“五反”检查队的后面，一同向里面走来，“五反”检查队越向里面走，他们后面跟着的人越多，到后来，欢迎的人和被欢迎的人分不清了，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五反”检查队伍。郭彩娣觉得声音已经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就挥动着胳膊，快乐地边走边跳了起来。钟珮文干脆摘下自己的帽子向空中扔去，越扔越高，前面几顶帽子从空中落下来，后面又有许多帽子向空中飞上去……
队伍里管秀芬，谭招弟她们高兴得唱起了《我们工人有力量》，大家跟着唱了起来。余静也唱了。杨队长虽然不会唱歌，他也忍不住腼腆地跟着大家一道唱：
我们工人有力量，
嗨！我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嗨！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
变呀么变了样……
杨队长就是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杨健。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以后，区委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的指示和统一的部署下，成立了区的五反运动委员会，区委李书记担任主任委员，集中一批干部，加紧训练，学习五反运动的政策方针，研究私营企业的“五反”材料，准备行动。区委统战部只留下少数干部在部里处理日常工作，其余的人由杨健带着都参加了区的五反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区的五反运动委员会指定杨健担任“五反”检查队第一队的队长。当陈市长在天蟾舞台宣布全市伟大的五反运动正式开始的前四天，杨健带着“五反”检查队第一队参加了全市七十四户的典型厂的检查工作。中共上海市委亲自领导这七十四户，典型先行，取得经验，然后逐步展开，使五反运动稳步进行。杨健被分配检查的对象是本区的振兴铁工厂。经过检查，胜利地解决了战斗，做了总结，回到区上。区的五反运动委员会认为沪江纱厂是本区私营大型企业，五毒行为很严重，资方又很狡猾，并且和市里的上层资本家代表人物有往来，检查这样一个单位是非常复杂而且十分艰难的。李书记决定由杨健带第一队的全体干部到沪江来。
杨健走到办公室门口，余静指着站在那里的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对杨健说：
“这是梅佐贤厂长。”她同时对梅佐贤说，“这是杨队长。”
杨健点点头，说：“我们认识，在区里开会时见过。”
梅厂长长方型的脸庞上露出两个圆圆的酒窝，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色框子的眼镜，低头弯腰说：
“欢迎，欢迎，杨队长请里面坐。”
梅厂长伸出冰冷的左手向办公室里一指，请杨健他们进去。梅厂长今天早上到厂里来以后，就听见外边人声闹哄哄的，他以为出了事，走到窗前，打开窗户一看：库房里的工人，饭厅里的工人，保全部铜匠间的一部分工人，托儿所的保育员，还有办公室里的许多职员都站到外边去了，从办公室一直排到大门口那边。他心里已经有点数目了，但是还不敢完全肯定。他走到厂长室门口叫人，一个人也没有，都到外边去了。厂里除了车间里的工人和往常一样在紧张进行生产以外，差不多都出去了。他找不到一个人。外面尽是人，他又不便去找。他一个人在厂长室里不安地踱来踱去，一会儿走到窗口去望望，生怕被人发现，连忙退回来。其实谁不知道梅厂长在楼上呢。在里面走了一会，还是不放心，又走到窗口去，他看到余静陪着杨健进了大门。杨健他们的左边胳臂上都有一个白底红字的“五反”检查队的臂章，这还用怀疑吗？他们终于来了。他们要来的，是在梅佐贤的意料之中；等他们真的来了，又有点出乎梅佐贤的意料之外。他听到工人们高呼“欢迎‘五反’检查队”，他问自己：要不要出去欢迎呢？出去欢迎，人家会不会说：你是资方代理人，也神气活现出来欢迎“五反”检查队哪！不去，留在厂长办公室里。仔细一想，不行。人家更会说了：你看，“五反”检查队到厂里来了，梅佐贤厂长都不出来欢迎，不是有意抗拒“五反”，不愿意接受检查吗？这可吃不消。正在他进退两难的当口，听到欢呼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高，在空中飞舞着的帽子在窗口也清清楚楚看到了，得赶快拿主意，迟了，就来不及了。
“去！”他对自己说。
他踉踉跄跄跑出去，几乎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的。他听到那种排山倒海似的集体的强大的呼声，他的心急遽地怦怦跳着，赶到办公室门口站着，上气不接下气，两腿发软，手冷冰冰的了。他看见数不清的人向办公室门口涌来，他的大脑已经失去指挥自己行动的能力，也不晓得上去迎接杨健余静他们，木头一般的站在那里不动，愣着两只眼睛发痴地看着前进的人群。等余静指着他介绍给杨健，他才清醒过来，低头弯腰欢迎他们进来。
杨健和他的队员们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梅佐贤挑选靠会客室门口的那张木椅子坐下，低着头，望着一条条赭黄色的发光的地板，别的地方也不敢看一下。他感到所有“五反”检查队队员都在注视着他。他们心里一定都在骂他这个不法的资本家。他想声明：他只是沪江纱厂的厂长，徐义德的代理人，并不是真的资本家。他又一想：现在声明有啥用场呢？
“徐总经理来了没有？”
他知道是问他。他不得不抬起头来，望见杨健正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余静坐在杨健旁边。杨健望着梅佐贤微微发青的长方型面孔，等待他回答。他低下头去，小声地说：
“报告杨队长，徐总经理还没有来。要不要请他来？杨队长。”
“徐总经理今天会来吗？”
“不一定，他可能到总管理处去。”
“沪江纱厂的账簿是在厂里还是在总管理处？”
“历年的账簿都在总管理处，总账在那边，厂里只是流水。”梅佐贤的眼睛还是望着地板，一点也不敢移动，小心地问，“要拿来吗？杨队长。”
“好的。”
“是我自己去拿呢，还是杨队长派人去取？”
“你去也可以，”杨健又加了一句，“工会派一个人陪你去。”
“工会派一个人陪我去很好。”梅佐贤的头低得几乎要碰上自己的肚子。
“赵得宝同志陪你去。”
梅佐贤完全同意余静的意见，他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
赵得宝和梅佐贤坐上那辆小奥斯汀到了总管理处。梅佐贤一边通知勇复基把历年的账簿清理出来，一边打电话告诉徐义德“五反”检查队已经进了厂，希望他早点来。徐义德换上那身灰咔叽布的人民装，匆匆忙忙赶到总管理处，带着账簿，随梅佐贤、赵得宝一道坐上那辆奥斯汀。因为有赵得宝坐在车上，他不便多问梅佐贤“五反”检查队进厂的情形，但是有点不放心，就催司机开快点。车子一开到沪江纱厂的办公室门口，徐义德首先跳下了车。赵得宝帮助梅佐贤拿着账簿。他们一同走进会客室。
余静把杨健介绍给徐义德。徐义德上去紧紧握着杨健的手，很沉着地说：
“早就盼望你们来了。你们实在太忙，今天才来。欢迎，欢迎！”徐义德向全体“五反”检查队的队员望了望，关心地说：“同志们辛苦了。”
梅佐贤把十几本洋装的厚厚的账簿放在会客室当中的长方桌上，他仍然坐到门口那张木椅子上，不过头没有刚才那样低了，有时他还微微抬起来，但不敢对着杨健和余静，只是望着那些队员们。
杨健把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所发的检查长宁区沪江纱厂的检查证交给了徐义德，然后根据陈市长开展伟大五反运动的报告，向徐义德详详细细谈了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五反运动的政策方针，打破他可能有的一些顾虑。最后，他很诚恳地说：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坦白从宽；第二条路，抗拒从严。请你仔细考虑，要慎重地选择你的道路。我们是希望你走第一条道路，并且愿意帮助你走第一条道路。
不过，你的道路要由你自己选择。”
徐义德凝神听完了杨健的话，他点头称是，说：
“陈市长的广播报告我就是在外边场子上听的。经杨队长这样详详细细的一解说，我更加明白了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如果让资产阶级这样猖狂进攻，自由泛滥下去，真的像陈市长所说的，我们国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不能建设成功，人民的生活也不可能改善，社会主义的前途更不可能实现。国家国家，没有富强的国，家也就成问题了。中国过去受外国人的欺侮，我们工商界吃够了苦头，现在谁不巴望国家好起来？为了抗美援朝，我们厂里捐献过三架飞机。政府每次发行公债，我都是踊跃认购。税款，厂里都是按时缴纳的。根据共同纲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敝厂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面，多少尽了一点微薄的力量。我们工商界，爱国不甘后人这一点，杨队长是清楚的。政府有啥号召，我没有不响应的。这次‘五反’是人民政府在挽救我们工商界，在改造我们工商界，实在是太适时了，太好了。再不改造，哪能配称为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工商业家呢？老实讲，我过去确实不大了解，听了陈市长五反运动的报告，特别是今天听了杨队长的谈话，我是完全了解了。”
“徐总经理做了一些有利于国家的事，这方面，我很清楚，从来没有怀疑过，并且给予足够的评价。”杨健说，“不过，这次五反运动，你要是真的了解就很好了。”
“我确实完全了解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也知道选择我应该走的道路。坦白从宽是光明大道。人民政府这样宽大，再不坦白，实在是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首长们的好意。”他心里想：人民政府就是再宽大，别说是违法所得一千万元也算基本守法户，就是放宽到一个亿十个亿也宽大不到徐义德的头上。他感到人民政府越是宽大，自己就越孤立。因为一般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工商业者都团结到人民政府那方面去了，留下来最少数像徐义德这样的严重违法户不是孤孤单单举目无亲了吗？徐义德表面却装出衷心感激的神情，望了望杨健和余静，继续说，“我一定交代我的不法行为，来报答杨队长和同志们的关怀。”
徐义德又望了望会客室里的全体队员们。
杨健站了起来，很冷静而又严肃地对着徐义德说：
“我们希望你从行动上表现出来，——你慎重考虑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