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的儿女和族人又来劝他了，劝他分一笔钱给文君，他们有了谋生之资，自然就不会再干这出乖露丑的勾当。卓王孙的脾气很犟，越是这样，他越固执，他认为司马相如和文君用这样的方法来要挟他，太卑鄙、太可恶，他决不屈服。
如果他真的不屈服，就应当大大方方地照样出门，来表示他的不在乎。果真如此，司马相如和文君，倒也无计可施，无奈卓王孙办不到。
僵持的结果，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屈服的一定属于卓王孙。等他有了动摇的迹象，便有人这样进言：“你的财产数不清，但是你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这就是说，你所不足的不是钱，而是儿女。女儿再不成材，总是自己的骨血，与身外之物的钱财不同。事已如此，文君已经失身，除非你能杀掉她，否则你就不能袖手不问。这件事，起初错的是文君，现在错的是你了！”
“如何是我的错？”
“岂不闻两国相争，围困城池亦只围三面，一面网开，为人留下一条逃生之路。敌国尚且如此，何况至亲骨肉？别人要活命，要吃饭，不想个谋生之道怎么行？”
卓王孙心不以为然，只是驳不倒他，就只好回头再来想一想，觉得他的话似乎也有些道理，但面子上一时不得转圆，唯有默然。
“再说，司马相如不过倦游而已，倒底不是无用之人——果真无用，文君又怎么会死心塌地跟着他？司马相如是个人才！又是县令王公的朋友，何苦不卖个交情？听大家的劝吧，财去身安乐。不为别人，你也得为你自己解除烦恼着想。”
“唉！”卓王孙长叹一声，顿一顿足说：“好，我依你们，只当未曾生过这个女儿。”于是卓王孙分了一笔财产给文君，一百万钱，一百僮仆，以及文君个人的服饰、私房。一百万钱相当于一百斤黄金，简称为“百金”。文帝曾经想造一个露台，找了工匠来估价，需要百金，他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不忍糜费。因而作罢。由此可知，当时的小康之家，财产不过十金。拥赀百金，自然是富翁了。何况还有僮仆？
卓王孙的僮仆有八百人，文君分到的是八分之一。一个小家庭，无论如何用不着一百名仆役——这僮仆是主人的财产、他们会替主人做生意、种田、或者具有任何一种可以为主人挣钱的技艺。文君所分到的一百僮仆，大概都是种田的。
当然，卓王孙在赠产时，有个交换条件，司马相如和文君必须离开临邛。他们夫妇回到成都，买回买地，成为富翁。笮桥的房子修得焕然一新，造了一座“琴台”、夫妇俩过了好几年富裕而风雅的生活。
这时景帝已经驾崩于未央官，在位十六年，得年四十八岁。太子刘彻即位，就是国史上有名的汉武帝。
景帝有十三个儿子，武帝行九，生于景帝即位那一年。四岁时被封为胶东王，七岁时，他的大哥，原来已立为太子的刘荣被废，改封为临江王。胶东王的生母王夫人与馆陶长公主感情极好，而景帝很听他姊姊的话，就由于馆陶长公主的进言，胶东王被立为太子，他即位时才十六岁。
武帝的性格与他祖、父都不同，他是个早熟的英雄。本身的雄心壮志，配合汉兴以来六十多年休养生息，家给户足，国力充沛的太平之世，自然想有一番大大的作为。所以即位之初，就下诏选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临轩策问，讲求治乱之道，有名的董仲舒的“天人之策”，据说就是武帝建元元年所上。
在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以外，武帝对于文学的欣赏力也很高。有一次巡幸离宫，读到司马相如在大梁所做的《子虚赋》，击节赞赏。他不知道司马相如是何许人，只以为这篇《子虚赋》是古人的作品，所以喟然而叹：“可惜！我生不与此人同时”。意思是说，如果生当同时，他一定要跟此人见一面。
当时武帝身边有个侍从，专门替他管理猎狗，职称就叫“狗监”，名叫杨得意，是成都人。听见天子的感叹，便即回奏：“臣有个小同乡叫司马相如，他告诉臣说，在梁孝王门下时，作过一篇赋，就是陛下刚才所念的《子虚赋》。”
“噢！”武帝喜出望外，“此人在哪里？”
“在成都。”
“有这样的文采，为何不出仕？”
“司马相如曾为先帝的郎官，因为先帝不好辞赋，所以辞官游梁。梁孝王薨逝，门客里散，司马相如也倦游回乡了”
“那末，”武帝又问，“此人目前作何生理？”
“在乡闲居。”
“这样的人，如何可以投闲置散？”
于是武帝就派杨得意为使者，持“节”宣召司马相如来京。“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司马相如把文君留在成都，单身随着杨得意，乘了公家所供给的驿车，自金牛道北出剑阁。经汉中，到长安。
一到就召见，武帝问他：“这篇《子虚赋》是你做的吗？”
“是。”司马相如期期文艾地答道：“不过，此是描写诸侯国境内的一切，不足以供御览，臣请另为天子游猎之赋。”
难得他肯为自己献赋，武帝自然欣慰。便叫人供给他“笔札”——“札”是极薄的小木片，在蔡伦没有发明纸以前，札是最高级的文具。而一篇赋，铺张词藻，耗费的笔札不少，非一般人的能力所能负担，所以武帝特加赏赐。
领旨出宫，司马相如托杨得意找了个有园林花木的地方，作为寄寓，杜门不出，精心构思。有时一睡一天，有时彻夜捉笔，生活起居，完全失了常态。这样经过三个月之久，他的赋终于写成了。
这篇赋仍旧叫《子虚赋》，题目虽旧，内容全新。他把所描写的范围扩大了。赋中假设三个人，一个叫“子虚”，一个叫“乌有先生”，一个叫“亡是公”。这是寓言，表示根本没有这三个人。“子虚”的身分是楚国的使者，受命使齐，齐王请他去打猎。猎罢，子虚去访乌有先生，由这一天的出猎，谈到楚国的山川物产，子虚便大大地夸张了一番。乌有先生不悦，加以反驳，同时盛称齐国的强大。
于是在座的亡是公笑道：“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接着便铺叙“天子之上林”的“巨丽”，归结到“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抗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能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的规谏。其中文字如金碧楼台，眩人耳目。武帝大为欣赏，复他的官职，仍旧作“郎”，为文学侍从之臣。文君当然也被接到了京城去当官太太。
司马相如奉召入京，约在武帝即位之初。到了建元六年，太皇太后驾崩，国势开始发生极大的变化。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值得大书一笔。
雄才大略的武帝，初承大统之时，重订国策。内则尊儒，外则开边，要从文治、武功两方面，立下汉家万世不拔之基。但他的祖母窦太后，生于忧患，长于安乐，坚守文帝务本宽厚，与民休息的大政方针，认为她的孙子不安分，无事生事，大为不满，加以御史大夫赵绾，“罔识忌讳”，建议武帝不必奏事太皇太后，这是公然反对妇人干政，窦太后大怒，将赵绾及主张尊儒的郎中令王臧下狱，逼令自杀。武帝很孝顺他的祖母，看见老太后大发脾气，只好把他的那番雄心壮志暂且收一收，一意培植人才，徐图复举。
到了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一死，武帝无所顾忌。一面令郡国举“孝廉”进用贤能，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复出；一面命骁骑将军李广屯云中，车骑将军程不识屯雁门，准备对付匈奴。同时，经营西南以及南方的沿海地区。于是，司马相如得到了一个为国家开疆拓土的机会。
当时的西南为夷人所居，种族甚多，各成部落，统称为“西南夷”，其中以“夜郎”为最大，地当今贵州省的北部。南方三个臣属于汉的附庸小国，则原为汉族的移民。广东广西称为“南粤”，或作“南越”，其王姓赵，是河北真定人。福建称为“闽粤”，或作“闽越”，与浙江温州的“东瓯”，这两个王都是越王勾践之后。武帝建元五年，闽越攻南越，南越王上书求援，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自江西及浙江分途领兵夹击闽越。未至其地，闽越发生内乱，杀其王请降，大军不战而胜。
于是王恢派鄱阳县令唐通到广州，去宣抚南越。天朝上使莅临，南越竭诚招待，盛宴之中，有样难得的异味，名为“枸酱”。唐通只听说过，“枸酱”出在成都，何以能在数千里以外的广州发现？深为不解，因而提出疑问。
南越的人告诉他，“枸酱”是从广州西北的洋河江运来的。洋河江何以能通四川，中间经过哪些地方？这些问题，不但后通无法了解，就是南越的人，同样也是不得而知。
等回到长安复命以后，唐通立即着手研究洋河江的问题。因为他从军事地理上着眼，已发觉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捷径，也是南越自己都还不知道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但是长安虽为首善之区，人才答苹，等一问到西南及南方的地理，却都瞠目不知所对。最后，请教由巴蜀来的商人，才算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首先，唐通证实了他在广州所吃到的拘酱，确实是成都的出产。构亦作“枸”，据李时珍的《本草》解释，“枸子可以调食，故谓之酱，乃荜茇之类。”《大汉和辞典》，说它是胡椒科的灌木，产于安南巴蜀等地。
此外还有好些解释，大致可以推知，是一种芳香的调味品，但无法确知其到底是现代的什么食物？川菜重麻辣，《大汉和辞典》说它属于椒科，则可能是花椒，但花椒无调成酱的道理。酱状物的调味品，而为广东莱所必备的是芥末酱，可是，芥子为芥菜子，非成都所独具。
“枸酱”之为物待考，而此物如何传到广州。却是可以考证的。据当时蜀中商人向唐通所陈述，“枸酱”是先“走私”到夜郎，然后由夜郎经洋河江到广州；洋河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这句话越发打动了唐通，因为江面广阔，可行大船，就可以运输大量的军队，直达广州。这也就是说，倘或能取得夜郎的合作，让汉朝在这个侯国之内，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则由蜀中发兵到夜郎，沿洋河江以顺流而下，兵临广州城，对南越实施奇袭，必可一战成功。
于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他上书武帝，说他在广州，看到南越王的起居服饰，与天子相仿。南越国土，东西万里，名义上是汉朝的附属，实际上等于一个独立王国。这第一段的意思是表明，必须征服南越，否则将为汉之患。
接下来分析，征服南越的途径，从湖南、江西人广州，水路有宽有狭，港湾分歧，不但运兵不便，而且容易中伏。陆路则小道崎岖，军粮的运输先成问题。况且由江西、湖南到广州，是人人皆知的两条路。大军所经，行动无法保持机密，南越可以从容防御。一方面劳师远征，一方面以逸待劳，胜负之判，不待智者而卜。
然后谈到夜郎，说有精兵十万——这自然是夸张的说法。如果能利用夜郎的兵力，沿江直下，出其不意，是为制服南越的奇计。他的初步计划，是要说服夜郎归化，“设郡置吏”，先经营一个前进基地，作远征的准备。他认为以汉朝之强，夜郎不敢不听命；而以巴蜀之富，设郡置吏以后，夜郎可以分享巴蜀经济上的利益，也足以打动他的心。所以，这个使命是很容易达成的。
武帝对唐通的建议，颇为欣赏，拜他为“中郎将”，秩比二千石。这是除了丞相以外，最高的俸禄。唐通接事以后，着手筹划夜郎之行。所带的士兵有一千名，却配备了一万多的夫子，因为深入不毛，一切军需品，还有赠送夜郎及其他小国的礼物，主要的纺织品，都要从内地带去，并且车辆无法通行，唯有肩挑背负，自然要用到这么多夫子了。
夜郎地方甚大，它的疆土包括现在贵州的西部，广西的西北部，云南的东北部，四川的南部，这一大片地方。其时的国主名叫多同，他的城堡在贵州桐梓县以东二十里，所以唐通取道巴郡的符县，即今川南合江县。县南有一道关，就叫符关，为人黔的要隘。唐通出符关，折往东北，会见了夜郎候多同，先送一份丰厚的礼物，然后展开交涉，达成了两点协议：一是夜郎割让其西北部未经开发的土地，成为汉朝的一郡。二是让多同的儿子，当这新设一郡的地方官。
这一个地区，还有许多小国，也要唐通—一去交涉。他们的看法是，汉朝要来置郡设吏，根本就是妄想，因为重峦叠嶂，无路可通。答应了他的要求，等于不费之惠，而眼前先可获得汉家使节所赠送的大批绸布，则又何乐而不为？
因此，唐通的这一次任务，可以说是圆满达成。但是他的目的不在置郡，是在能够利用洋河江，而洋河江要能为汉所用，还需要经历一段极艰苦的过程。
那末洋河江在哪里呢？这个名字说起来很陌生，但如说盘江，则在西南住过的人，无不知道。洋河江就是盘江。《读史方舆纪要》说：“盘江在贵州境者，为北盘江，出四川乌撒府西北五十里。”乌撒府是明朝的名称，清朝改名威宁州，属大定府，并改隶贵州。盘江发源威宁，流经云南宣威，北流入黔，称为北盘江，经水城县折向东南，再经册享县到广西凌云县雅亭墟，与南盘江相汇合以后，名称又不同了。
南盘江源出云南沾益，曲曲折折，流经滇、黔两省，在广西与北盘江汇合，称为红水江。到了桂平，又与郁江汇合，称为浔江，东流到藤县，称为藤江。经苍梧人广东省境，成为西江。成都的拘酱，就是经过如此的周折，才到广州的。
于此可知，唐通要想利用洋河江运兵，先要能开一条路到达洋河江。他的这第二步计划，也得到武帝有力的支持。于是由长安重回蜀中，将得自夜郎的土地，再割出蜀郡南面的一部，合并设置新郡，称为“犍为”郡，下辖十二县，即今最富庶的川南一带。
键为郡的十二县中，有一县名囗道，就是现在川南的宜宾县。唐通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军事工程处”，由此往南开路，大举征发汉中、巴、蜀、广汉四郡的民工。这一带在当时是未经开发的处女地，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都要从那已开发的四郡运来，辗转千里，徒步运输。而运输的人又要自备粮食，走到吃完，双手空空，所以深入荒山处于最前列的民工，经常在挨饿之中。这个运输上的死结，人山愈深，问题愈产重。加以事先未经测量，地形亦不明了，工程方面，随时发生技术上的严重障碍。此外还有天然的灾害，第一是瘴气，第二是雨季的豪雨，第三是毒蛇猛兽。在缺乏医药设备及医护人员照料的情况下，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这还不算，夜郎及其他西南夷又有反意，发兵相攻，越发成了雪上加霜之势。
可是，唐通求功心切，军法在手，一味蛮干，囗道的一个县令，被认为办事不力，为他下令处死。那个县令大概觉得这种日子，生不如死，倒也不喊冤枉，只是听人说起成都的繁华富庶，相形之下，有如仙境，向往不已，所以临死的时候，提出要求，说只要让我到成都去见识一番，死就死，一无遗憾。唐通实现了他的愿望，派人把他送到成都去处决。
光是杀了一个县令，无济于事。数年之间，死亡枕藉而依然无功，巴蜀数郡的老百姓，这时可忍不住了，到长安去告了他一状。
武帝当然很生气，不过后通的计划是经过他批准的，而且开边是他既定的方针，所不满的只是唐通执行的不善。为了平息民愤，取得巴蜀地方上的支持，他必须对唐通有所谴责，作为对巴蜀人民的抚慰。
于是他开始物色使者。照文帝以来的传统，类此宣达王命的任务，多派郎官担任。环顾侍从之臣，顺理成章地选中了司马相如，因为他是成都人，并且有个豪富的岳父，在地方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司马相如充分了解武帝的意旨，仍旧是支持唐通的，只是唐通的以军法从事，未免鲁莽，这决不可作为天子的意思。所以一到蜀中，首先为武帝解释，巩固了领导中心，才有强力推行国策的可能。地方父老对中央还是服从的，加以司马相如的乡谊，所以表示了很合作的态度。
除成都及囗道附近以外，远处不便亲自宣慰。司马相如便做了一篇“告巴蜀檄”，申明人臣之道，以及天子存抚天下的至意。要求地方上职司教育的“三老”，开导子弟。这篇檄文，与汪洋瑰丽的赋来比较，笔调不同，但义正词严，确是经世之作。
司马相如此行，在武帝来看，十分可嘉。不但巴蜀民愤平息，而且进一步又征发了许多人，在唐通指挥之下，继续未竟的工程。至于司马相如本人，在跟唐通深谈，并经过多方考察以后，也激发了雄心壮志，愿步唐通的后尘，为国家开疆拓土。
唐通所到的夜郎国，位处巴蜀之南，称为“南夷”，此外还有巴蜀之西的“西夷”，也就是临邛西北、西南的所谓“椎髻之民”，如“邛”、“笮”、“冉囗”等等部落，他们与夜郎不同，夜郎由于交通隔绝，与巴蜀的汉人很少往来，而西夷与临邛等地，一向保持着贸易关系。当司马相如回蜀时，他们羡慕南夷’，得到汉家许多赏赐，曾表示出愿意归化的意向，司马相如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所以在报告抚慰经过的时候，附带也提到了这一件事。
于是武帝要他陈述意见。他说：那些西夷离蜀郡很近，交通方便，秦朝曾立为郡县。现在真的要文郡置吏，决不会像收服南夷那样麻烦。
费力少而收功大，武帝自然赞成。便也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所谓“建节”，就是担任天子的特使。“节所以为信也”，一根八尺长的竹竿，挂一串牦牛尾巴毛，就是“节”，对外国来说，这就等于“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
司马相如是正使，还有三个副使，名叫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壶充国后来当过武帝的“外交部长”——大鸿胪卿。
持节的特使，对国内来说，正就是后世的所谓“钦差大臣”，威风非凡，在旅途中，交通食宿，无不优先。到了蜀郡，因为是他奉使而来的目的地，迎接的礼节，更见隆重。
司马相如坐的是四匹马拉的驿车，将到成都，蜀郡太守率领僚属父老，出城迎接。县令“负弩矢前驱”，这就是亲自替他担任警卫清道的工作。不但为了表示尊敬，而且也确认他是一位重要人物，如果有人站在高处，可能会行刺时，就可以先发制人，一箭将他射死。
自秦代开郡以来，成都还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位显要莅临，而此显要又是本地人，足为乡邦增光，所以从进入汉中开始，蜀人就把司马相如的衣锦还乡，当作一件大新闻，艳羡以外，觉得与有荣焉。欢迎的热忱，前所未见。
就这样一直到了临邛。临邛的县令自然早就不是王吉了，但他这一次重来，比第一次作王吉的上宾时，还要荣耀。而最兴奋的是卓王孙，他会同地方上的绅士，列队迎接，献上牛酒，慰劳他的从人。自然，还要大张筵宴，来欢迎他和他的副使。
回首前尘，卓王孙想到司马相如，当年穿了一条“犊鼻裤”，亲自洗涤酒器的情形，自不胜今昔之感。再想想当年为他难为情，甚至不敢出门，而此刻是“钦差大臣”的老丈，顾盼得意之余，不免愧悔，喟然而叹：“唉！应该早把文君嫁给他的。”于今补过之道，只有拿文君另眼看待，因而重新分家，文君所得的财产，与她哥哥的所得，完全相同。
这是司马相如的意外收获。但是，在公事上，却有问题。蜀中父老以司马相如为荣，只是因为他被拜为“中郎将，建节”，等到他召集会议，说明使命，大家的反应却很冷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一下又要地方上贡献物力和人力了。
为了诏谕难回，再经过卓王孙的斡旋，司马相如总算取得了地方上的支持。他的使命是以慰抚为原则，办的是“送礼外交”。西夷本来就贪图汉家的赏赐，自然乐于内附，所以司马相如此行，相当顺利。但深入蛮荒，无论如何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所谓“西夷”，至少有二十多个部落。云南以北，“邛都”最大，那地方在今西康西昌的东南。邛都人依山而居，累石为屋，有高至十余丈的，汉人称它为“邛笼”，而他们自己称为“雕”。碉堡的调，就是由这个“雕”字演变来的。
第二个大部落称为“筰都”。司马相如成都附近的笮桥之笮，与此筰相通，都作竹索的解释。那里的夷人，用竹索作吊桥，攀缘而渡，十分不便，司马相如替他们造了一座桥，从此“邛、筰”联在一起了。
再有一个比较大的部落“冉囗’，就是当初卓王孙的祖父，由汉中到剑阁，说有大芋头，不愁饿死的那个地方，在江山之下，即今四川茂县地。冉囗的种族特别复杂，据《汉书》记载，汉山上有六夷、七羌、九蛮，各有部落。这样一个由三种种族，二十二个政治单位所组成的部落，居然也为“口吃”的司马相如所说服，亦非易事。
于是邛峡以东，大渡河以西，北起汉山，南迄云南边境，这一片约三万五千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土地，从此归入汉家的势力范围。西夷各部落，正式成为汉朝的属国，司马相如重新调整县区，整理交通，并奏准设一个“属国都尉”的职官，加以管理。
令人丧气的是，武帝虽赞赏他的功劳，但朝中颇有些大臣，与巴蜀的士绅，持着同样的观点，认为通西南夷这件事，是无益的浪费。司马相如怕引起争论，在皇帝召集“廷议”时，自己因为口吃的缘故，辩不过别人，所以又做了一篇文章，作先发制人的解释。
这篇文章是假设他经营西夷，告一段落，回到成都时，有二十七个地方父老士绅去看他，提出质询，他又如何解释必须要通西夷的道理。这篇文章中有好些警句，说：“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常人对非常之人，非常之事，自然莫测高深，因为莫测高深，不免戒惧不安，所以他接下来说：“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接着引用《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话，大事发挥天下必须统一，教化必须普及的理论，以为他的开山架桥，扩大边关来促进与西夷的交通，是“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统”。结论中又有警句：“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优勤而终于佚乐者也”，指出有耕耘必有收获，于是来质询的父老士绅为他说服，欣然表示，不论老百姓如何艰困，一定支持朝廷的决策。这样的文章，武帝自然欣赏，他下令把这个文件颁行巴蜀，让大家了解天子的苦心。
有此一番经过，司马相如原以为可以安然无事。哪知又有人密告他贪污，说他出使西夷时，受了对方的贿赂。这自然是诬告。西夷愿意内附，原在贪图赏赐，哪有财物行贿？而司马相如又唯恐西夷不内附，有求于人，只当行贿，不宜受贿。况且他正从岳家分得一大笔财产，何必又受西夷之贿？凡此皆是情理上说不通的事。
可能仍旧是吃了他口吃的亏，对此事竟无法辩白，也可能他因为立功万里而横遭打击，心灰意懒，不作辩白。总之，在这件案子上，他得到免职的处分。
闲住了一年多，武帝又想起了他，复召为郎——那是他第三次做这个官，但看破仕途，官兴已大不如前。同时也因为生了消渴疾——糖尿病，不耐劳苦，常请病假。好在文君有钱，生活优裕，不妨在家饮酒作文，享他的清福。偶而武帝巡幸离宫别苑，也召他侍从。一次在陕西囗囗县东南的长杨宫，因为武帝喜欢亲自猎射熊与野猪之类的野兽，容易发生意外，特地作赋谏劝。他的几篇有名的赋，几乎都为武帝而作，其中有一篇例外，那就是《长门赋》。
汉武帝的第一个皇后，是他的表姊妹，馆陶长公主的女儿。馆陶长公主尚堂邑侯陈午，生女小名“阿娇”。当武帝已被封为胶东王，大约五、六岁时，馆陶长公主携女入宫，探望胶东王的生母王夫人，把她的那个早慧的内侄抱在膝上，戏谑地问他将来愿意娶什么人作妻子。指这个。他不要，指那个、他不要，最后指着她的女儿问：“阿娇好否？”
胶东王笑着道：“好”，说是“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以贮”。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屋藏娇”的典故。但这一番戏谑，竟致改变了历史，因为弄假成真，馆陶长公主真个向景帝提议，中表联姻。景帝最听他姊姊的话，欣然同意，立阿娇为胶东王的妃子。
于是一个希望儿子做皇帝，一个希望女儿做皇后，王夫人和馆陶长公主在共同的利益之下，携手合作，展开了排挤太子及其生母栗姬的密谋。偏偏栗姬善妒，这个弱点被馆陶长公主用各种方式来强调，加以还有窦太后的左右，景帝终于在即位后的第七年，把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栗姬忧愤而死。
度太子刘荣是老大，景帝再立太子，越次以第九子，七岁的胶东王正储位。九年后即位，是为武帝，立太子妃陈阿娇为皇后。这时的馆陶“长公主”，也就应该称为“大长公主”了。
陈皇后的母教不大好，家世贵盛，六、七岁时就成了未来的皇后，从小养成娇纵的脾气，加以她母亲一向喜欢揽权生事，目空一切，陈皇后耳濡目染，处处霸道。再有一个想法，认为武帝的得位，别有渊源，越发有恃功而骄，种种令人难堪的语言神态，使得武帝大为不满。在他心目中的陈皇后，已不是十年前愿以“金屋贮之”的阿娇了。
光是一个陈皇后，已经对付不了，更有她母亲推波助澜，以姑母兼岳母的身分，提出种种唯有皇帝才能赋予的权利要求。武帝积不能堪，恶感愈甚。
如果陈皇后有个儿子，则以嫡长子的身分，当然被立为太子。那时不但母以子贵，皇后的地位可保无虞，而且由于骨肉的连系，亦可望重承恩宠。为了这皇嗣的问题，关系重大，大长公主遍求天下名医，花了无数金钱，觅来许多种宜男的药，让陈皇后服用，结果如泥牛入海，影响全无。医不灵则求巫，哪知这一下为陈皇后招来了一场大祸。
找是找的一个女巫，名叫“楚服”。听这名字，就知道她的籍贯，是如今湖南湖北一带，这个区域原为楚国的疆土，在当时被认为是相当神秘的地方，尤以湘西为甚，巫蛊之风，自古已然。到清朝嘉庆年间，还有“河伯娶妇”之类的不人道的情事发生，而所谓“祝由科”，亦至今有人津津乐道。由此可见，在那时找个女巫来为皇后祈祷皇嗣，原是件不足为奇的事。何况武帝本人也跟他祖父一样，素来迷信方士。然则，陈皇后求巫，何以又会贾祸呢？问题出在这个女巫的性别上面。
《汉书·外戚传》说：“陈皇后挟妇人媚道”。此当是楚服所教。《汉武内传》等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说陈皇后宫中，每到深夜有神秘的祭祀，服药祝祷。而楚服易钗而弁，与陈皇后同入帷帐，行迹异常诡秘。可想而知的，这就是教导“媚道”的时候。
从种种迹象来看，楚服是个男性特征多于女性特征的“阴阳人”。《汉书·五行志》称此为“人疒阿’，视作不祥之物，而居然亲身示范授皇后以“妇人媚道”，这还当了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人去告密。
于是在元光五年，也就是唐通开南夷道的那时候，武帝下令彻查，楚服“枭首于市”，株连而死的有三百多人。罪名是“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
陈皇后就此被废，武帝所赐的“策”，简单明了。“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长门官在长安城内，是个独立的离宫，规模不大，不妨说它是个冷宫。
打入冷宫的陈皇后，心犹不死。大长公主当然也要替；她设法挽回。当时武帝左右可以为陈皇后进言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东方朔滑稽之雄，如果是因为其他的缘故，一时得罪，只要东方朔幽默一番，武帝的震怒，可以一笑而解。但皇后失宠，则必动之以情，那就非司马相如的那枝笔不可了。
于是大长公主以黄金百斤为润笔，请司马相如写一篇可以感动武帝的文章，那就是他流传于后世的六篇赋中的《长门赋》。与描写神仙的《大人赋》一样，在技巧上仿楚辞的形式。至于写上武帝，“嘉览”之余的效果，多说武帝大为感动，复见亲率，以后又冷淡了下去，如昭明文选《长门赋序》所说：“相如为文以悟主上，复得亲幸”。而《汉书》补注，以为“‘复得亲幸’者，著述之体，皆著其效验，《说苑》、《国策》皆然，”这话说得不错。陈皇后“复得亲幸”，并无正面的证据。但未回君心的反面证据却有两个。第一，陈皇后果然复得亲率，则必移宫。即令仍为废后的身分，不能复居正宫，可是以未央、甘泉等宫，千门万户，亦必有一处比长门宫好些的宫苑来安置她。其次，如果武帝曾临幸长门官慰问陈皇后，则正史不载，稗史亦当有记，可是翻遍详记长安、咸阳宫阙的《三辅黄图》，找不出此事的影子。
司马相如晚年住在长安以西的茂陵。在此以前，他被拜为“孝文国令”。文帝葬霸陵，在今西安东面卅里，地临霸水，原称霸上，文帝挑选此处作为他将来的埋骨之地，改名为霸陵。景帝时称文帝的陵寝为“孝文园”，置“令”管理。武帝派司马相如去当这个官，是因为这个守令，没有多少民政要管，借此地让他养病。
不久，司马相如辞官移住茂陵。此地本为槐里县的茂乡，武帝很早就看中了它的风水，把它从槐里县划出来，特置一邑，改名茂陵，迁了许多富户住在那里。地当今陕西兴平以东，咸阳以西，离长安八十里。
茂陵是武帝所辟的一个“新社区”，住民有二十七万人之多，长安县也不过二十八万人，两相比照，不能不惊诧于此“新社区”发展的迅速。但稍作深入地研究，便知不足为怪。当时的移民政策，并不考虑人民的意愿，指定移到茂陵的，都是富户，以雄厚的经济力量投入此新社区，一切建设，得心应手，而又不必受政治都会所必然的种种体制上的约束。所以茂陵这个新社区，是个富庶、整洁、宁静而舒服的地方，为寓公的乐园，这就是司马相如要卜居于此的道理。
那时，司马相如已五十开外，文君则正在盛年，但“不安于室”的不是盛年的妻子，而是暮年的丈夫。在茂陵，司马相如看中了一个妙年女子，想娶来作妾。这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来说，是件无足奇亦无可非议的事，如果有什么人的妻子，为此提出反对，必蒙妒妇之名，但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关系不同，即使在那个时代，司马相如的企图也应该被视为负心。旁人的观感如此，文君的哀伤愤懑，可想而知。
司马相如以琴曲得妻，文君亦以琴曲挽救了她的婚姻。相传文君为此作了一篇《白头吟》，设酒抱琴，与夫决绝；酒入愁肠，鼓琴而歌，唱的是：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中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上竹下部）（上竹下部）？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据说这篇诗感动了司马相如，顾念旧情，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老病侵寻，但不废为文，一篇赋成，立即有人要了去传抄，结果连原稿都散失了。他死后，武帝派人向文君去搜求遗稿，还留下一篇赋，是专门献给武帝的，其时为元狩五年。
汉武帝始建年号，六年一改元。因获白麟而称为“元狩”。接着又于汾水得宝鼎，因而以“元鼎”为年号。元狩、元鼎年间，为中国国力空前强大的时期，但经济的发展，与文治武功并不相称，除了开边殖民以外，营造宫室，整治黄河，把文、景二帝的蓄积，用之如泥沙。于是不仅国库的收支，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整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也落入令人可忧的境地，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仅在关东地区，贫民便有七十二万人之多，而此犹是地方官的奏报，实际人数当还不止此。
放任的自由经济，至此已完全不能适应国策的需要，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终于在武帝突破旧观念的果敢决定之下，见诸事实。从此，临邛卓家，再不能享有铁冶事业的特权，渐致衰落。武帝的经济制度改革，出于专家的设计及执行，效果优越。这些专家，都是商人出身，其中最有名的是桑弘羊，铁矿国有化，就是他的杰作。
史书称桑弘羊为“兴利之臣”，而在他被大用以前，武帝已用各种方法，来减轻卫青每年以数万人远击匈奴所加诸财政方面的沉重压力。例如“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官职爵位可以购买，徒刑可用钱来赎免或减轻。但戋戋之数，无济于事。武帝本希望富翁、大贾，有所捐输，结果亦大失所望，富商大贾无不隐匿财产，于是而有所谓“人羊为郎”的故事产生。
“人羊为郎”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挖苦卜式的话。近代表扬卜式，称他为“爱国商人”可是看《汉书》的记载，此人是不是当得起这个荣誉的头衔，不无疑问。他是河南洛阳附近的人，以畜牧为生，不曾读书而好名。由畜牧发了财，把他所置的产业，都送给了他年纪很轻的弟弟，自己赶了百把头羊进山，再去收养，养得多了再置田产。而他的这个弟弟，因为缺乏长兄的教导，钱又来得容易，信手挥霍，成了败家子。卜式也就一次一次分产业给他。
当元朔年间，朝廷连年用兵，国库支细之时，卜式上书武帝，愿以财产的一半，捐献军用。那时捐献都是有所希求的，所以武帝派一个使者去问他：“你是不是要做官？”
“我从小牧羊，不知官怎么做？”他说：“我不想做官。”
“那末，是不是你有什么冤屈，想要申诉？”
“没有！我生来与世无争。本地人有穷的，我借钱给他。有做错了事的，我暗地里劝他。我住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人跟我好，没有冤家，哪来的冤屈？”
“那末，”使者只好这样问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要。只请你把我的一点点愚见，代奏天子。”卜式发表了他的“国事意见”：“现在天子诛杀匈奴，我以为贤者宜死节，有钱的人要捐献。这样匈奴才可以消灭。”
使者回到长安，据实回奏。武帝对卜式很嘉许，想表扬他一番，跟丞相公孙弘商量。公孙弘表示反对，他认为卜式这个人行事不合人情，很可能心怀不轨，最好不要理他。武帝接纳了他的建议，就把这件事搁置了下来。
到元狩二年，霍去病打了个大胜仗，匈奴中的一个“王国”，在甘肃的“浑邪王”，率四万人投降。汉朝就其地置河西两郡，把关东的贫民移置到那里去开垦，可是官库官仓，钱米甚少，不够分配。卜式听到这个消息，又捐了“二十万钱，约相当于二十斤黄金，也就等于两家的“中人之产”。
等移民的工作告一段落，地方官奏报当地富户捐助的名单，其中有卜式的名字。武帝还记得他，特加赏赐——这个赏赐是古往今来所从不曾有过的。
那时服兵役要派赴边疆作守卫，不愿去的可以出代金，规定为三百钱，这有个名目，叫做“过更”。武帝赏赐卜式的，就是每年四百个名额的兵役代金。这也就是说，每年他可以坐收十二万钱。卜式把这四百个名额，又转送了当地的政府。奏报到京，武帝认为富豪纷纷隐匿财产，卜式的行为，难能可贵，是个忠厚长者，便格外看重他了。
武帝决定奖励卜式，以为激励。于是召他到京，要他为郎官，赐爵“左庶长”——这是汉朝特有的制度，专门封赐老百姓的爵位，称为“民爵”，左庶长是第十级，又踢田十顷，同时把他的事迹，布告天下，“咸使闻之”。这一下，卜式名成利就，身分大不相同了。
卜式曾经说过不愿做官的话，此时不便自食其言，所以面奏武帝，不愿为郎。武帝最善于因材器使，便说：“我有羊在‘上林’，你去养吧”！”上林是御苑，在长安西面，为秦始皇所辟。到武帝时，大加扩充，周围三百里，十二宫、卅六苑。内中有百卉异草，珍禽奇兽，如白鹿之类，但也养着家畜，以供食用，所以有羊。
卜式这才答应下来，以郎官的职位，干牧羊的本行。他布衣草鞋，亲自下手，一年多以后，把羊养得很肥，而且多了许多小羊。武帝偶尔巡行到那里，一看甚为高兴，不免赞许一番。
这时卜式才露出本意，他说：“不独牧羊，牧民也是如此：老百姓的生活要有规律，爱捣乱的把他剔出去，不要让他妨害大众。”
对这个用管理羊群的方法来管理老百姓的理论，武帝颇感兴趣，想来实验一下。便叫他回河南去做缑氏县的县令，成绩果然不错。再调到成皋，并兼管漕运，考绩第一。这一下武帝要重用他了。其时正封诸皇子为王，王夫人得宠，她的儿子刘闳，最为武帝钟爱，封为齐王，在传统上这是第一个大藩。卜式被派为齐王太傅，负辅导齐王的重任。但刘闳因为有病，未曾就国；太傅无所尽其职责，便转为齐国“相”，治理齐国国政。
不久，南粤发生了变乱。事起于武帝派往南粤的专使，是南粤太后的旧欢，这位专使的外交办到了她的寝宫里，枕边细语，一国兴亡。南粤太后决定率幼王群臣内附。国相吕嘉，以太后私通汉使为耻，表示反对。太后谋诛吕嘉，而吕嘉先发制人，率兵入宫，弑太后及幼主，又包围行馆，杀了汉使。武帝闻报震怒，遣水陆两军十万人，三道出师伐南粤，又发夜郎兵出未修成的南夷道，千辛万苦才到洋河江，顺流而下。直抵番禹，灭南粤，置九郡。时为元鼎六年，唐通的企图，经过十八年终告实现。
这是一次大征伐，自然全国总动员。卜式一看又是慷慨陈词的时候了，便上书发挥他早先的“国是意见”，认为“群臣宜尽死节，其弩下者宜出财以往军。”同时表示，他愿意和他的儿子，以及山东善射善行船的子弟从军，“死之以尽臣节。”
这番话正投武帝所好，再一次把他的事迹义行，“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而且赐爵“关内侯”，黄金四百斤，田十顷。封候是大用的先声，不久大拜，为“御史大夫”，这是副丞相的职位。可是没有多少时候就垮了下来。因为盐铁国有化及征收船税，在执行技术上发生了偏差，卜式建议废止，武帝大不高兴之故。
盐铁国有化的政策，起于元狩四年，创议者是一个有名的司法官张汤。元狩四年为武帝即位后的第二十二年。当建元六年闽粤攻南越，遣韩安国、王恢相救；是为武帝一朝大规模用兵的开始，第二年也就是元光元年，命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展开对匈奴的防御及攻击，这样到了元光六年，遣卫青、公孙贺、李广等出击，自此年年出”塞，不过十年的工夫，财政上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不得不从根本上去着手改革。
当时国家的岁出岁入，现在无从稽考其数字，但其项目，大致是清楚的。收入方面，第一项是田赋，自古以来最标准的税制是十分之一。高祖、惠帝时减为十五税一。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间减半即三十税一者，十二年，完全免除者十二年。孝景年间，始终维持三十税一的标准。此四十年间，真是深仁厚泽，而终汉之世，大致尊重这个传统，就像清朝从康熙朝规定的“永不加赋”一样，对于农民的思惠，是迭经变乱而仍能长期保持政权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是丁口税，按人收税，所以在汉朝称为“算钱”，凡年满十五到五十六岁为止，出钱一百二十，称为“一算”。有时减，有时加，幅度不超出三分之一。而此“算钱”的算法，又常被用作推行某一项政策的手段。譬如为了增加生育，规定老处女“五算”，以为惩罚。为了增加生产，对只为私人服役的奴婢“倍算”——奴婢的“算钱”当然由主人出。此外商人亦被视为不事生产者，所以也是“倍算”
未成丁的也要纳税，称为“口钱”，这是皇帝个人的收入。照定制，七岁起至十四岁，每口二十钱，为“算钱”的六分之一。武帝为了弥补军费，由“少府”掌管的个人收入，划出一部分交国库。“口钱”的征收也加重，起征的年龄提前到三岁，税率加十分之一点五，变成二十三钱。由于“口钱”无分贫富，一律照纳，以致贫民无法负担而“生子辄杀”，实在是一项弊政。
至于工商税，花样甚多。汉朝对财经问题的处理，最大的失策，就是对商人的观念和态度不正确。重农固然甚当，而过分轻商到了显失公平的程度，则难免自食恶果。因为上下关系是相对的，不尊重商人则无由责商人以急公好义。拿商业税来说，有一种“市籍税”，不管你改了什么行，甚至做了官，只要是商人的子孙，家有“市籍”便得照缴不误。而“市籍”也者，在司法的意义上等于有“前科”。所谓“七科滴”中，“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占了七分之四，这些有“前科”的人，随时有戍边的可能。试想，有“市籍”已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辱和威胁，复收税而加以物质上的惩罚，然则经商“财累万金而不住公家之急”，虽说商人重利，而政府也实不能不作自我检讨。
工商税中有盐铁税。“緡钱”、酒税、过口税等。过口税极轻，不过用来供给“关吏”薪俸，而“緡钱”极重，罚得尤重可以破家。
“緡”字读如民，用来串钱的丝绳叫做緡，钱多则用的緡也多，于此可知，“緡钱”就是财产税，也可以说是所得税，但只适用于工商界。税率分做两种，商人二十算一，手工业四十算一。马车和船有个特别的规定，船长五丈以上起征，商人用的马车倍征。五丈以上的船，自然是货船，而一商贾不得衣丝乘车”的禁令虽已名存实亡，但仍加重其税负，所以这个关于车船计算緡钱的特别规定，明显地表现了政府对商人的歧视态度。
緡钱的征收，采取自动申报制度，谓之为“占”，作估计解。商人自己估计一切动产、不动产的价值，列册呈送地方政府，照册征税。规定的罚则是，隐匿不报，或以多报少者，罚到边境劳役一年，财产充公。
緡钱是元狩四年冬天，为了筹措移民甘肃的费用而创立的新税。富商大贾纷纷隐匿财产，征收的成绩不甚理想，于是到了五年以后，也就是元鼎三年的十一月，武帝下令，奖励密告逃税，名为“告緡”。密告者可得百分之五十的奖金。
于是商人遭遇到了空前的厄运。其时因为连年对外作战，国家处于一种总动员的状态之中，不得不采取严刑峻法，因而酷吏辈出。其中一个河南人叫杜周，此时正当御史中丞，“告缉”就由他主办。他派出一个部下叫杨可，巡回天下，就地受理。由于奖金丰厚，告密者不计其数。杨可报到京师，杜周处理的原则是：宁可失人，决不失出。因而家产中人以上的商贾，大致都破家。充公的财产以亿计，没人公家的官奴婢以千万数。商贾的田地房屋，都成了公产，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
这当然是非常霸道的手段，但平心而论，武帝亦是被迫使然。他总想富商大贾能够顾念国家、支持他的政策，自动捐输，这从他表扬卜式一事，可以见其本心。同时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商人进用为官吏的，亦复不少。至于那些歧视商贾的法令，有传统的因素在内，不能怪他。总而言之，商人在此以前，有许多途径及机会，可以免除这一次厄运，而都错过了，终于激出这样劫掠式的税法，这又何尝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不幸？
因为国库有了这一笔大收入，不但地方的财政情况，大见好转，武帝亦得继续推行他的国策。元鼎五、六年间的定南粤、代东粤、定西南夷、分置张掖、敦煌郡，其来有自。这时候他已下诏“不复告緡”。而与“告緡”同时发动的财经改革，亦已见效，光是山东一地，漕米增加了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和甘泉仓的粮食就都堆不下了。大汉的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元狩、元鼎年间的财经改革，首先要从币制谈起。文帝时代的“法币”是四铢钱，景帝一仍其旧。但吴国乱平，又抄了邓通的家，两大“私人造币厂”消灭以后，下令严禁私铸，而私铸之风不灭。武帝即位，废四铣钱，行三铢钱，更助长了私铸之风，因为钱轻了，私铸更方便。
私铸以外，还有郡国所自铸的钱。在文、景时代，以安静为本，郡县政务清闲，预算亦小，大致田赋的少量附加以及杂税收入，便可支应岁出。武帝时征发频繁，大事兴作、兼之水旱灾荒，处处需款，地方预算逐年膨胀，而田赋、丁税为国家正用，不敢截留，于是只好在钱上打主意。哪里有铜山，便在哪里开采，就地鼓铸。中国的矿产中，铜的资源开发得最彻底。试看晚出的两部地理书，《读史方舆纪要》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内中“铜山”一词，不计其数，而明清两朝铸钱所用的铜，皆仰给于云南。此外比较有名的铜矿，不过四川彭县、贵州大定等少数地区。凡黄河、长江两流域所经各地，都只有“铜山”之名，而无铜矿之实，就是这个道理。
武帝初年，吴、邓两大“造币厂”虽不存在，郡国中却有无数小造币厂兴起。在理论上铜山属于“少府”，为皇帝私人的财产，但资源不加开发，等于货弃于地，则郡县为了筹措政费而加以利用，亦不算非法。不过这一来，势必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其结果则“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当时政府的对策，只是不断更换“法钱”的制式，三铢钱行了不久，又换为四铢，但不称四铢称“半两”。半两钱通行了十几年，改用五铢钱。这样改来改去，铜的本质仍在，回炉重铸，依然有那么多钱，四铢钱改为五铢钱，即等于五个钱变成四个铢，通货收缩的幅度为五分之一，实在无济于事。武帝简直是掉在铜钱的迷魂阵里，一筹莫展。
那时武帝最信任的一个大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中国法制史上的名人张汤。张汤有司法天才，未成人时就会“治狱”。被告是一头老鼠——老鼠偷肉，张汤的父亲当是他偷嘴，他被打了一顿，心中不服气，掘开壁洞，“人赃俱获”，他照对付盗犯的办法，先把老鼠吊起来打，然后起诉、判决，执行死刑，再连同“贼赃”，一起呈报。所谓“劾一也，爱书二也，论报三也。三事具而狱成”，不独司法程序上有条不紊，而且所作的判决书，“文辞如老狱吏”，张汤的父亲“大惊”，便训练他成为一个法官。他最早在长安附近当地方官，以后得丞相田汾的提拔，当到侍御史。陈皇后与楚服的那件“巫蛊”案，就是他的承办，因为办得彻底，颇得武帝的赏识，迁太中大夫，与张禹共造律令。不久，升调为“廷尉”，掌管全国司法。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造反的大狱，都在他任内，追根到底，毫不放松。到了元狩二年拜为御史大夫，好比以司法行政部长升为行政院副院长，所管的事便多了。“告緡”令就是他的一杰作”，改革币制也是他的建议。
那时上林的白鹿，繁殖得很多，国库中又有许多银和锡，张汤的改革币制，便在这几样东西上打主意。他把《孟子》上的“事之以皮币”的皮与币，当作”皮制的币”来解释，说：“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因而倡议发行“皮币”，用上林的白鹿皮来制造，一尺见方，边缘用丝绣装饰。这所谓“皮币”，实际上是一个很漂亮的皮口袋。
这个称为“皮币”的皮袋，价值四十万钱，用来盛放青玉——“苍壁”。规定在郡国的王侯宗室，按期到长安来朝觐天子，或者奉召参与什么庆贸条的集会，一定先要呈献一方用皮币盛放的青玉，然后才可以动身。这就是说：“皮币荐壁”成了王侯宗室专用的入境证，而取得此入境证的规费为四十万钱，外加青玉一方。
其次是制造白色金属的硬币。张汤知道武帝渊博好古，所以制造这种硬币，也找了理论上的根据，说“古者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这三种不同颜色的金属，就是金、银、铜。所以用“银锡白金”所造的币，价值应该高于铜钱。白金币三品，这也有个说法，用《易经》及《礼记》的话，纂成三句。“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制成圆形的龙币，重八两，值三千钱。方形的马币，重量稍减，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重量再减，值三百钱。
张汤是以法家的观点来处理财政问题，用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来代替经济学上的原理。除了皮币为对诸侯的一种变相的征税，对于通货回笼，稍有帮助以外，至于高面额白金币的发行，对原来已经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更是火上加油。币信不立，“民弗宝用”，不管用什么行政上的压力，老百姓就是不肯用。万般无奈，一只好废止。不久，张汤得罪自杀。《史纪·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都说：“张汤死而民不思”。清末王先谦作《汉书·补注》说这是司马迁和班固的“曲笔”。张汤欺上罔下，怨声载道，老百姓恨之入骨，岂仅“不思”而已？只以张汤的子孙，在两汉颇居高位，门第贵盛，下笔不能不稍微客气些。这一看法，十分正确。
张汤当御史大夫的那六七年，权倾一时，一早上朝，与武帝讨论财政问题，常到天黑，天子为之忘食。丞相李蔡和严青翟，只是摆摆样子。主管财政的大农令颜异，则以对皮币问题，略表不满，竟致因张汤的陷害而被诛——用皮币之初，颜异向武帝陈奏、说一方苍壁才数千钱，而“荐壁”的皮币值四十万，此是“本末不相称”。话是不错，但稍嫌迂腐，武帝就很不高兴。张汤原与颜异不和，此时见天子对他印象不好，于是叫人密告他反对改革币制的诏令；武帝命张汤查办。所谓反对的事实是如此：有人跟颜异说，新颁币制的诏令，颇有窒碍难行之处。颜异不作声，但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有话不便说。张汤就替他定了一款罪名，叫做“腹非”。说他身为大农令，如诏令有窒碍，应该上奏天子，不奏天子而心里反对，当论死！颜异就死在这欲加之罪的“腹非”上。张汤的为人，于此可见一般。
但是，张汤至少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培植了一些专家来从事财经的改革。这些专家都是商人，一个姓东郭名咸阳，是山东的大盐商；一个叫孔仅，河南人，是卓王孙的同行，以冶铁起家；另外一个就是桑弘羊，他是洛阳富商的儿子，十三岁就在武帝身边当传中，这个郎官，是花钱买来的。
东郭咸阳与孔仅，是由当时颇带些快气，最喜引进人才的大臣郑当时，保荐到朝廷去的。在张汤掌权的时期，这两个人的官位是“大农丞”，用现代的官制来比照，等于财政部次长，孔仅的地位又要高些，那就是政务次长了。
其时的“财政部长”——大农令，就是颜异。他即与张汤的政见不同，则张汤关于此方面的改革，可以想象得到，是越过了颜异，与此两丞取得了直接的联系。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张汤的改革计划，大部分出于这两个人的建议。只是纯经济观点的草案，到了张汤那里，用法的观点作了修正，结果变成外行领导内行，以致流弊百出。
除了东郭咸阳和孔仅以外，另一个在张汤时期对当时的财政改革发生了大作用的，是桑弘羊。以”工于心计”的商人子弟而为天子近臣，桑弘羊在那时的地位，就好比白宫的经济顾问一样，武帝在财经问题上要作决定以前，一定会先征询他的意见。事实上，在东郭咸阳和孔仅拟订草案时，他就参与了工作的。正史上记载，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讨论财经问题，分析利害，细人毫芒，此是明证。大致关于元狩、元鼎之间的财经改革，其作业程序是。由武帝提出要求及原则性的指示，张汤据以制订政策，交由“三人小组”拟成具体计划。再由张汤作初步审核后，奏可施行。而在某种情况上面，桑弘羊与张汤处于同等的地位，以其同样能直接影响武帝的意向。
在这个作业程序之下，元狩、元鼎年间所从事的财经改革，大要有三：币制的整理、金铁国有化、均输制度。“告绢”令则是杨可所设计，杜周所主办，而为张汤所全力支持。这是由商人过份重视个人利害所激起的，矫枉忒过其正的恶政，正是宣帝所谓“杂王霸道以治”中的霸道部分，不足为法。
但就是上列的三项改革，由于张汤在财经方面是外行，而且临之以威，恃之以法，拿政治的力量来否定经济学上的诸般因素。所以弊随利生，效验不如预期。一直要到元鼎二年张汤自杀，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做他的副手，才进入了财经改革的正途。
先说币制。自皮币即废，白金币又“民弗宝用”，依然只有回过头来，从铜钱上想办法。桑弘羊的第一步计划是，发行一种新通货与旧通货并行，而赋新通货以独特的地位，藉以摆脱旧通货的牵累。
这种新通货，分量与五铢钱相近，但制法不同，名为“赤仄”或谓之“赤侧”。仄与侧义通，都作边侧解释。赤者赤铜。日本的一部古籍，寺岛良安所撰的《和汉三才图会》说：“按：赤铜者黑色带少紫也，而赤字无据。”由此可知，赤厌之赤，是指紫铜，以紫铜为廓，此“廓”字又指边侧而言，因而所谓“赤仄钱”就是黄铜所铸的钱加一道紫铜的边，而且应该像几十年前的铜圆一样，边缘微微高起。这样做是为了防奸绝弊。
因为那时的“奸民”，在“铜钱眼里翻跟斗”的花样很多，其中有一种，真可以说是“刮皮”，是把铜钱磨薄，拿磨下来的铜屑，作为私铸的原料。赤厌钱用硬度较强的紫铜作外廓，使得想磨取铜屑的人，较难下手，紫铜的熔点很高，而又作成外廓，这需要高级的冶炼技术及设备，非一般私铸者力所能及，自然而然就有杜绝伪钱的作用。
赤厌钱的币值是“以一当五”，虽为“大钞”，但与白金币的龟币以一当三百来比，显然合理得多。同时又规定，缴纳公家的各种赋税或捐官等项，非赤民钱不收。这在发行之初，赤民钱少，为了缴纳公库收入，非此不可，或有升水的情形。但物以稀为贵，始终是任何交易行为中，颠扑不破的真理。等赤仄钱一多，而就其本身的价值言，一枚赤厌钱抵不上普通的五枚五铢钱时，自然就会贬值。不过，在公家是一样的，所以应该缴五铢钱的，大可以贱价购买赤仄钱来缴，就好比以前用公债来缴公家的各种规费一样。史书上的所谓“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即指这些情况而言。这样，便又不得不废止了。
废止赤仄钱是在元鼎四年，那时孔仅升任大农令，桑弘羊作他的副手。第二年，由桑弘羊一手主持，下令“悉禁郡国铸钱”，天下非“三官钱”不得用。而各郡国所铸的钱，一概回炉销毁，“将铜输于三官”。
“三官”是“少府”属下的三个业务单位。“少府”也者，与“大农”相对而言。大农管理整个国家的财政，少府则掌天子个人的收支，以及宫廷御苑的一切杂务，性质与清朝的内务府无异，只是到了元狩、元鼎年间，少府的业务，大为增加，编制随之扩大。它属下有八个业务单位，主持官长称为“令”，其中“均输”、“钟官”、“辨铜”三令，负责铸造的官钱，就叫“三官钱”。
在文帝时，贾谊就曾提出过中央保有货币制造权的建议，至此始告正式实现。目前在许多钱币收藏家手中的“五铢”钱，十中有九是“三官钱”。它的成分准足，制造精美。一般的私铸者，根本造不出那么好的钱，因而私铸之风，自然而然归于消灭。这不能不说是桑弘羊对国家的一大贡献。
第二项改革是盐铁的国有化，出于东郭咸阳和孔仅的建议，他们是盐铁世家，甘愿牺牲家族的事业，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个建议的动机是出于武帝的“不私”，因为“山海天地之藏”，也就是不属于任何私人的一切天然资源，都应归于少府管理，成为天子的私产。武帝放弃了这些资源的所有权，交由大农令处理，收入归于国库，于是东郭咸阳和孔仅，以专家的资格，提出了盐铁国有化的建议，于元狩四年试办。及至桑弘羊执政，大置“盐铁官”于天下，积极推动其事，其效果比张汤时代，自然大不相同了。
盐铁国有化的政策，在付诸实施时，技术问题，大有难易之别。盐的问题比较简单，因为盐的本身在产地没有什么价值，完全是一个发售权的问题，所以说不准私煮实不如说不准私卖，更来得切合实际。
那末，要怎样才能不准私卖呢？孔仅以盐业专家的资格，提出一个简单有效的控制产量的原则：凡有出产，皆归公家收买。是则没有私盐，就没有私盐贩子。他的控制产量的办法是：盐，必须由公家制定的煮盐器具中产生，否则就是私盐。煮盐的器具也很简单，最主要的是一个盆，称为“牢盆”。牢盆之牢，至今没有可以令人满意的解释。照我的想法，牢者牢固之意，边缘特高，品质特佳，特便于用盐卤煮盐而已。一
这个牢盆当然要由盐民缴价请领。成为“官器”。由官器中所生产的盐，即为官盐，由公家统一收购。因此，盐民等于是受雇于公家的盐工，由分布于甘七个郡的卅七个盐官分别管理。
至于铁冶，则在国有化的同时，便已成为国营事业。当时铁的分布区域凡卅八郡，依其产量多寡，每郡设铁官一至二人，总计卅八郡的铁官共四十八个。自开采、锻冶、加工到发售，都由铁官一手主办。发售铁器所得的盈余，全部解交国库。
于是各地的铁矿，无不大规模开采。公家的资金雄厚，冶铁的设备和技术，一般而言，亦较私人为优良，照理说，应该生产增加，成本减低，颇有可为才是。而事实上不然，所有公营企业习见的毛病，在当时已应有尽有，归纳而言，大致如下：
首先是浮滥的开支，增加了成本。成本增加不说，品质还不好，拿镰刀来说，钝得连草都割不断，农夫花费的气力大而收获少，所以无不怨声载道。尤其令人伤脑筋的是，铁器公卖，官吏不把它当生意来做，主顾上门，爱理不理。要买就买，不买拉倒，不准挑，不准还价。
可是能买得到还算是好的。卖铁器的官吏生病、有事，或者既不生病亦没有事，只是懒得做生意，就可以任意把大门一关，叫人扑个空。那末，多买些摆着行不行呢？不行！因为品质不佳，摆久了会生锈，总之价钱贵，东西不好，而且要用的时候往往买不到，而用不着时，却又往往强行摊派，以致老百姓痛苦万分。
因此，当时有许多人反对盐铁国营，如卜式即为其中之一。凭心而论，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但执行上所生的偏差太大，以致于使人怀疑到政策的正确性。良法美意而托付非人，则未见其利，反受其害。东汉《和帝纪》有段话说：“中兴以来，匈奴来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体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采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阻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达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为了“吏多不良”，不能忠实奉行命令，宁愿毁弃一个良好的政策，可以想见其内心的愤慨。
在盐铁问题以外，另一项为举国所关切，而引起传统观念支配下的士大夫所责难的大政，即是“均输”与“平准”。这也是桑弘羊所以能在中国经济史上占一崇高位置的由来；当时币制之弊，以及盐铁为私人所把持，对于国家的不利，前人都已谈过，独有“均输”与“平准”的观念与办法，为桑弘羊独特的创作，在经济制度上为一空前的贡献，影响力至深且远，至今不替。
何谓“均输”？均者均匀，输者输送。简单地说，就是从交通上着眼来调节物资的一种方法。以前人民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献纳，不仅仅是以货币缴纳的赋税，还有实物的贡献，特别是在盐铁国营以后，如果生产过剩，本地无法消化，则唯有以实物输运京师。这样就必须耗费一笔可观的运费。而京师收到这些物资，转发匾乏的地区，又要加上一笔运费，真如俗语所说，“豆腐盘成肉价钱”，明明不值钱的东西，因为这一来一往两笔运费的负担，身价便大不相同，而时间的浪费，犹其余事。
均输制度就是针对上述缺点所设计的改进办法，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当然也还要建造仓库，就地收纳贡物，或政府指定收买的物资，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转运需要的地区。这一来即省了运费，也省了时间。就现代来看为理所必然，而在当时为突破传统的一项新观念。经济问题有时本来就是观念问题，能打破心理上的蔽障，便有全然改观的局面出现。
平准制度则是均输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大致均输制度创设的原意，在解决运输上的难题。而一经实施发现有调节物资，平抑物价的作用，因而又设计了平准制度，它的办法是：运用庞大的公款，在各郡县设官买卖物资，物多则贱，大量吸进，物稀则贵，大量抛出。这是抑制囤积居奇的最好的办法，至今犹不失其价值。而在今后若干年，也依然用得着。
自平准制度建立，就理论上说，全国的物价都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好比现代的金融市场应在中央银行控制之下一样。这一来不可能再有买贱卖贵，获致暴利的富商大贾出现。整个国家唯一的富商大贾，就是中央政府。从汉初的放任的自由经济，至此变为严格的统制经济，其演变过程是根据客观的情势与主观的要求，自然而然蜕化而成，为功为过，为善为恶？迄今难下定论。但桑弘羊的均输、平准制度在经济理论上为一划时代的发明，而其精义至今犹显光辉，则为不争的事实。
均输、平准制度当然也有缺点。这些缺点，不是制度本身的毛病，就像盐铁国有化一样，出于执行的不善。而执行的不善又往往出于环境的限制。举个例说，通讯的不便，就发生了时效的问题，某地某项物资过剩，报到中央，下令大量收购，文书一来一往，也许已在三个月以后，过剩的现象消失，而命令不曾撤消，于是变成病民之政。
此外还有贪官污吏，利用法令的空隙，职务的便利，营私舞弊，花样极多。但严刑峻法，决不姑息，所以贪污虽多，民怨能平，无碍于桑弘羊的计划的推行。
自元狩四年初置盐铁官，到后元二年武帝崩于五柞宫，此前后三十三年之中，国库的支出，什百倍于往昔，连年用兵。开疆拓土，巡行天下，大事兴作，以及水旱灾荒的救济费用，都由于桑弘羊的财经改革而得以支应。《史记·平准书》说：“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金钱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又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书》中也说：“首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不加赋而军用给”。于此可以想见桑弘羊对国家的贡献。同时亦可以看出，桑弘羊的财经改革，具有保护农业的特性。而当时的士大夫中颇有人认为桑弘羊舍农之本，逐商之末，显然是不公平的论调。
最了解桑弘羊的，无疑地是武帝，因此当武帝驾崩时，桑弘羊与雷光等同受顾命，辅助幼帝。幼帝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当时大权在霍光手中，四海无事，轻徭薄赋，颇有治绩。始元六年，下诏征询民间疾苦，各地所举荐的“贤良文学”，都请求放宽经济上的措施，也就是希望推翻桑弘羊的一切财经计划，于是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结果，只取消了酒税一样。可见得桑弘羊的理论，是不容易推翻的。
当时的论辩纪录，在二三十年以后，由桓宽其人，整理成书，共六十篇，名为《盐铁论》。这部书是中国经济学上的宝典，影响及于后世的国计民生者，至深且巨。最服膺桑弘羊，对《盐铁论》研究得最透彻的，应该算王安石。可惜，他知人不明，而且操之过急，以致变法失败，然而无损乎桑弘羊的理论的价值。甚至我们可以说，民生主义中就含有他的见解的精义在内。
桑弘羊是商人的子弟，他本人亦被视为重商主义者，但究其实际，桑弘羊并未能从根本上去提高商人的地位。元、成、哀、平，以至王莽时期，为重农而抑商的诏令屡见，商人所受的比较不公平的待遇，亦未改善。“告緡”令下，几乎已无富商大贾。而盐铁国营以后，征用业者为吏，当时全国置有铁官者凡四十郡，蜀郡为其中之一，铁官即驻于临邛。这时候的卓王孙想已下世，他的子孙可能成为铁官的属吏。十里方圆的巨宅，当然也不会再存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至今只留下文君和相如的两处古迹，一处是相如抚琴的琴台，台下埋有巨瓮，可使琴音格外清越动听；一处是“文君井”，在县东白鹤驿，相传即为文君当垆之处，以井水作酒，酒味特美。陆游诗：“青鞋自笑无拘束，又向文君井上来”。邛州吊古，唯及文君，想非货殖三世，富名遍四海的卓王孙始料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