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西南的邛崃县，古称“临邛”。在汉朝初年，此地仿佛明、清的山西太谷县那样，以多富翁闻名海内。临邛的富豪，又以卓家为首。卓家出了个“名女人”，又出了个大文豪女婿，风流文采，艳传千古，以致于把卓家在“重工业”上的贡献遮没了。
临邛卓家，本来是赵国人，以冶铁致富。中国的铁器时代，始于春秋战国之际，而要到战国末年，铁器才渐渐盛行，正式代替了铜，成为大众生活上最重要的一种金属，同时也是国防事业上最重要的一种物资。
就铸造兵器而言，铁的冶炼技术，在未能进步到“百辟之钢”以前，它的品质远不如铜。青铜器的制作，在商朝就已精美绝伦。到了春秋、战国，青铜兵器的铸造淬炼，更见杰出。根据出土实物化验的结果，当对青铜兵器的成分，除主要的铜与锡以外，并含有铅、铁、镍、砒素、锑、硫黄等等。不仅如此，甚至已知道加入锌与锰以加强韧力，使其具有柔能克刚，坚而不脆的效用，同时与锑、砒素、硫黄混合，更产生了不损不腐，经久耐用的效果。两千多年前的冶金学，居然发展到如此的程度，说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有实物为证，令人不能不信。
作为兵器之王的剑，在当时如干将、莫邪、巨阙、纯钧、湛卢、胜邪、鱼肠等等名剑，都是铜剑。铜与铁相比，前者质胜，后者量多。以铁易朽烂，称为“恶金”，只用来铸造日用刀斧及农具之类。不过物质的价值判断，需视供求关系而定，战争规模扩大，兵器消耗激增，铜的供应不足，而且锻铸费时，不能适应紧急情况的要求，则铁的地位自然提高。如果此时铁的冶炼技术复又进步，则其地位便更非昔比了！
战国末期，秦楚并雄的时代，楚的强盛，得力于铁。秦昭王临朝叹息：“楚之铁剑利，铁剑利则士勇。”以此深感威胁。楚国铁剑之所以利，是因为并吞了吴越的缘故——其时铸剑的名匠，多在吴越，越王勾践有宝剑五，名闻天下。楚王又曾令风吴子到吴国，请欧冶子及干将铸造三枚铁剑，命名为：“龙渊”、“太阿”、“工布”，是为当时唯一能与有名的铜剑匹敌的三枚铁剑。楚吞吴越之时，干将、莫邪、欧冶子等人，虽已下世，但吴越地区的冶金及铸造兵器的技术，始终居于海内的领导地位。
在黄河以北，冶铁有名的地方，不过两处，一处是韩国的棠溪，即今河南遂平县以西的地方。韩国的军火制造业，在当时海内名气甚大，所谓“强弓硬弩，皆出于韩”。棠溪之剑，亦为上品，原因就像绍兴好酒一样，得力于水。棠溪之水，冷度特强，宜于淬钢。
再有一处就是赵国的邯郸，众望所归的专家，称为“徐夫人”。有人认为“夫人”是一个男子的名字，在我的看法，“徐夫人”就是徐夫人，不见得夫人就不能铸剑！
因为铸剑不是打铁，不须两膀子笨气力。徐夫人要做的工作，第一是调配合金的成分；第二是“望气”——秒冶炼的火候。“气”者火焰，初生火时是“黑浊之气”，然后转为“黄白”，由“黄白”而“青白”，最后只有青气，即所谓“炉火纯青”，才是火力最好，下手“可铸”的时机。
荆轲入秦，所带的就是徐夫人所铸的一把匕首，匕首实在就是短剑。燕太子丹为买这把匕道，花了二千两金子。徐夫人的作品不多，她的主顾，大多为经过邯郸的诸侯贵人，名将豪客，一剑之费，价值千万。她收入虽丰，但比起卓家来，显有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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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家与徐夫人不同的是，后者在本质上是个高级工程师，而前者为企业家。卓家以冶铁为业，兵器当然是主要产品，质虽逊于徐夫人的制作，而量则远非徐夫人可及。当时战争的规模很大，“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长平一役，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以致于赵国像二次大战后的德国一样，壮男大缺，尽是寡妇。话虽如此，赢政即位十三年，桓（齿奇）攻赵国平阳，仍有斩首十万级的纪录。试问，这样连年不绝的大规模战争。要消耗多少兵器？卓家光是承办箭镞，就是一笔惊人的大买卖。除了赵国本身以外，其他各国攻击秦国，因为地形关系，往往以邯郸作为军需补给基地。所以那里的冶铁业非常发达，除了承揽公家的军火合同以外，同时由于战乱频仍，农具容易散失，不断需要补充，营业数字，亦颇可观。总之，冶铁业在战争以前制造兵器，战争以后，制造农具，左右逢源，始终不愁没有好生意。国家间的紧张局势，替他们带来了不寻常的大景气，当时如山东的程氏，河南的孔氏，以冶铁为业者，无不大发其财。
卓家的移家临邛，大概是在赢政称“始皇帝”以后。自赢政十七年灭韩开始，不到十年间，席卷天下，武功不谓不盛。但是他的胜利是畸形的，基础并不稳固。秦始皇为了消除人民的反抗，强力推行“下放”的政策，即所谓“徙民”及“迁豪富”，把他认为不妥的“不良分子”，“下放”到各个边区去“劳改”，而豪富之家，则强迫迁移到京畿附近，一则便于监视，再则利用他们的资本，来发展自己的实力。
卓家就是这样被流放到巴蜀。秦时的巴蜀，等于今日大陆的“北大荒”，一到那里，有去无回。当时徙蜀的路线，是由汉中一出“金牛道”，进入“蜀郡”地方，就算到了地头。再过去就是剑阁，栈道艰险崎岖，令人望而生畏。“下放”到此的人，随身没有多少川资，既畏道路艰难，又存希冀之心，指望会有“皇恩浩荡”，被赦还乡的一天，收拾归装也方便些。所以无不用卑词，用贿赂，多方向秦国的官吏活动，希望就在“葭萌”附近安顿下来。葭萌就是如今川边的昭化县，地当剑阁以北，这么狭小的一块地区，何以安顿？更何以谋生？因此，有见识有眼光的人，便另打主意。只是这样的人并不多。
老卓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两夫妇带着孩子，手推一辆小车，从邯郸西越河东，进潼关、过咸阳、到汉中，再走数百里栈道到葭萌，一也像其他的“迁虏”一样，几乎被榨干了最后一滴精力。但是他那一颗心仍然是活跃的，丝毫不疲劳的。
“你看如何？”他跟他妻子商议，“在这里落脚，不但没有前途，而且没有生路。”
卓太太十分贤惠，听出他话中的意思，便问：“你是不是另有打算？”
“打算我倒有。”老卓踌躇着说：“只顾虑着你，怕你不行了！”
“怎么叫不行？”卓太太把累折了的腰，重新又挺直，“你别顾虑我。”
“是这样。”老卓放低了声音说：“我知道巴蜀有几处出铁的地方——我们虽是冶铁的行当，但开铁矿的方法，我也听客商谈过，并不太难。我们随身带的钱有限，得要好好利用。我决定要于这一行——我们到那里看看，就是不开矿，只要有铁，我们仍旧可以干老本行。你说，我这个打算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反正海角天涯，我总跟着你走就是了。”
“我怕你走不动。”
“那个地方在何处？”
“还要往南，进剑门，到成都，再往西走，在邛崃山下，靠近‘西南夷’了。”
“你说的这些地名，我一个都不知道。你只说，从这里去，还有多少路？”
“千把里路。”
“千把里路？”卓太太笑了，“我以为在天上呢！我们几千里路都走过来了，何在乎这千把里路？”
看见妻子这样合作而又明达的态度，老卓觉得受到了极大的鼓励。“我跟你说吧，”他兴奋地说：“那里还有‘火井’！井里出火，可以用来冶铁。”
“有这等事？”卓太太张大了眼说——但是，她心里是相信的。她知道老卓从不妄言。
“不但有火井，还有盐井——起造冶铁的炉子，不是非要掺盐在泥里的吗？”
“有这样好的地方！”卓太太大声说道：“你不去，我也要去。”
于是夫妇同心一德，秘密筹划。老卓虽对临邛地方已很了解，但还不敢多邀人去，怕的万一环境不理想，会遭人埋怨，同时他又不肯轻易透露这个珍贵的“经济情报”，所以对秦国的官吏，另外编了一套说法。
他说：“葭萌人多地方小，水土亦不见得厚。我请求远迁。”
秦国官吏正因大家都要在近处安顿，深感为难，听说有人志愿远迁，当然高兴，便问：“你想迁到哪里？”
“我听说江山之下，土地肥沃，地下有‘蹲鸱’，可以饿不死。而且那里的人善于做生意，我是做生意的人，不妨就远迁到那里。”
这是非常合作的态度，如果人人愿意远迁，在葭萌的秦国官吏，就不必大伤脑筋。所以他的请求，立刻就得到批准，夫妻俩随即动身往南走。
但是他们并没有到“汶山之下”。那个地方根本不能去的，老卓的话是“摆噱头”。汶山就是岷山，“蹲鸱”是大芋头的别称。照他所说的那个地方考查，应该就是现在四川茂县这个地区，《嘉庆一统志》记载该地的物产，就有“芋”，《华阳国志》：汶山郡出，大如蹲鸱”的字样。但是，这里在秦代尚为化外，称方“冉囗”。那里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成部落，种族异常复杂。言语不通的汉人到了那里，不被割下头来当酒器才怪。
老卓作这番托词的用意，是不难明白的，他想独占临邛的铁矿，但内行不止他一个。山东有个姓程的，是他们冶铁的同行，以后也到了临邛，也发了大财。此外总还有一些闻风而至的人，大占“山泽之利”，这是临邛多富翁的由来。
老卓在临邛，真是创业维艰。他们夫妇依然手推一辆车子，由葭萌经剑门的栈道南下，再由成都折而往西南，二百里到临邛。临邛有城，周回六里，高五丈，是张仪灭蜀国后所建。老卓住在城南五里路的地方，最初当然是茅篷。这个茅篷后来成为占地十里的大庄园。
卓家南面有山，这座山就是老卓不远千里而来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这座山有四个名称，古石山、古城山、铁山，又叫五面山，因为山有五面而得名。据《华阳国志》：“临邛县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这是成分相当好的铁矿。
临邛还有火井，在县城西南。四川的火井以富顺县的自流井为最盛，有一百二十多个，但最早发现的火井，应该是在临邛，因为史书记载，诸葛亮曾去看过。如果不是罕异的现象，他以丞相之尊，不必亲临视察。于此可知，一直到汉朝末年，四川的火井大概还只有临邛一处。
在现代，知道火井是天然瓦斯的作用，而在当时，则认为是一种不可解的怪现象。《华阳国志》记临邛的火井是如此：“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取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泄行终日不灭。”
又有盐井，临邛及其邻境的蒲江，约有二十个。用火井的火煮盐井的水，一斛水得五斗盐，但这些古井现在都淹没了。
除此以外，临邛还有铜山，也在卓家附近，名为铜官山，汉文帝赐邓通的铜山，就是此处。到了老卓的孩子卓王孙手里，这座铜山又替他带来了另外一笔绝大的财富！
老卓在临邛创业，天然的资源虽富，但他仍旧必须有两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资金与人力。既然他在邯郸就已致富，那末随身携带着相当的资本，是可想而知的。同时巴蜀在秦代为流放罪犯之地，罪犯贫富不一，达官贵人获罪，他的家属门客，充军到边区的，自然携有巨资，此辈养尊处优，不工不农，要维持生活，唯有以高利贷为业——战国末期，高利贷已很通行，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孟尝君和冯囗的故事。益尝君为了养三千食客，不得不在他的封邑山东滕县放债收息，因为是高利贷，欠债的人多付不起息。孟尝君接受了他的管一客舍”的人的建议，请经常“弹铗而歌”的冯囗去收债。他大具牛酒，把债务人都请了来，有还不起的，把借据一火而焚之，永远不要他还了。
孟尝君得知其事，大发脾气，向他责问，冯囗有两点解释。第一，“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第二，“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那就不如“焚无用虚债之券，彰君之善声。”由此可见，高利贷的压力，重到非设酒食，不能骗债务人到场，而讨债讨得急了，债务人会逃走。
但老卓的情况不同，他本人原有身价，而举债是为了从事生产，偿债能力是有相当保证的，同时他也无法逃亡，所以老卓为了筹措资金而举债，应该不成问题。
成问题的是人力，开矿冶铸，需要大量的人力。《吴越春秋》记干将“采玉山之铁精”筹剑，“使僮男僮女三百人鼓囊装炭”。《盐铁论·复古篇》说：“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留人民也。”《汉书·禹贡》说到盐铁实施专卖制度以后，则“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钢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在老卓，从开采、冶铸到贩卖，为产销一贯作业，所需要的人力是如何庞大，不难想象。而他既不愿轻易透露临邛有铁的“独得之秘”，复以与他一起流放到巴蜀的“难友”，畏惧道路艰难，不愿深入剑阁，则《盐铁论》中所说“大抵尽收放留人民”这句话，便不适用于老卓。
这个人力的困难，非老卓所独具，以后到临邛的山东程家，同样地亦感到人力缺乏。那末他们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
程家是向西发展，利用了西康一带的蛮夷，即所谓“椎髻之民”。卓家是向南发展，招致了本地的土著，以及云南的苗子、倮亻罗，即所谓“运筹策、倾滇蜀之民。”
老卓的“筹策”是什么？史书上并无记载，但根据中外古今自艰难困苦中创业成功的例子去分析，不难想象得之。首先，老卓决不会以“老板”自居，必定自己刻苦而驭下有思，才能受人爱戴，诚信相孚。其次，他必须亲自下手，在技术上作优越的领导。复次，他应该有组织方面的才能，才可以统驭那许多来自各地，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不相同的工人。最后，他要用绝大的智慧、勇气和耐性，来制定并执行他的“法律”。
老卓的事业光有了基础还不够，他能够发展，而且是加速发展，其间的关键，在于他始终未受苛政的压迫和战乱的威胁。赢政自称“始皇帝”以后，二十七年出巡陇西。第二年走得更远，东行出潼关，经河南到山东，登泰山，南下到徐州，渡淮水到湖南，然后由武关口关中。二十九年仍是从河南到山东，这一次遇到一件大煞风景的事，在河南阳武的博浪沙地方，遇到张良遣人行刺，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误中副车，秦始皇为此展开十天的全面搜索行动，游兴也大受影响，匆匆由山西上党回秦。
以后在三十二年、三十七年还有两次巡行，足迹远至浙江绍兴。最后一次出巡，中途得病，死在河北。遗命传位长子扶苏，而丞相李斯知道政局不稳，秘不发表，七月里的天气，尸体都已发臭。就在这样星夜赶回咸阳的途中，太监赵高发动了一场“夺权”的大阴谋，拥立秦始皇幼子胡亥，是为“秦二世”。
秦始皇五次巡行天下，辟驰道，修长城，在骊山造陵寝，征发苦工，动辄数十万，但蜀中仍未受影响。
胡亥即位，荒淫益甚，等骊山的皇陵完工，继续调发这批奴工，建造在秦始皇手里就已兴工的阿房宫。横征暴敛，天下不宁，而蜀中依然未受到大影响。胡亥即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首先揭竿而起，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终于演变成楚汉相争的局面。这时黄河、长江两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几乎无不受到战火的破坏，只有巴蜀是平静的。由于地形阻隔，交通不便，巴蜀才真是避秦之地，而临邛也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楚汉相争的局面，前后共五年，垓下一战，楚歌四面，项羽乌江自刎，始告结束。当时中原的情况是：既有的生产制度遭受到彻底的破坏，士农工商，都失所业。一石米卖到五千钱，饿极了吃人，死的人在总人口一半以上。民间穷，公家更穷，天子的马车无法找到四匹纯白的马来拉，只好用杂色的马凑数。朝中的将相，则连马车都坐不起，只好坐牛车。
在这时候，还有一批不道德的商人出现。略为积蓄了一些资本，立刻干起投机倒把的买卖，以致物价大涨，一匹马卖到二千两金子。汉高祖下贱商法令：“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未始不是受了这个刺激而然。
但是，汉朝的经济复兴，却仍然是商人居其首功。而商人的得以有所贡献，则出于一条开明的法令：“关梁弛山泽之禁”，于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无疑地，这“富商大贾”中，必有老卓，甚至为其中的第一位。更无可疑的是，他从临邛带来了大批铁制的农具，分散到全国各地。如果不是铁器容易腐烂，我相信从吴越到燕赵的土地中，都可以掘出卓家所制的锄头镰刀来。
如果说，卓家在临邛的事业，自秦始皇二十七、八年到汉高祖五年的这十七、八年间，凭借老卓丰富的经验、卓越的才干，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不受天下大乱的影响的安定环境中，利用天然的丰富资源，奠定了坚厚不拔的基础为第一阶段；则自高祖六年完成一统之业，到文帝初年约二十五年之间，为其大事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环境特别有利于支持农业的工商业。大乱以后，民生凋敝至极，上下一心，所共同致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即为民食。但政府此时还无力在实质上帮助农民，如贷放种籽、口粮、农具、资本，以及放领公地等等，那都是好久以后的事，当时的政府，只能采取比较惠而不费的德政，主要的有六项：
第一，奖励孝弟力田。在吕后临朝称制的那八年中，特置孝弟力田官，俸禄特厚，他的任务是“劝今天下，各敦行务本。”
第二，开放一切资源。只要努力生产，不愁不能生活，同时开放一切关禁，便利物资的流通，以调剂盈虚。
第三，废弃货币国有政策。人民可以按照政府所颁的规格，自由制造货币，藉以刺激交易，活跃市场。
第四，奖励生育。女子最好十五岁便出嫁，如果到三十岁还不结婚，“罚出五算”，一算是一百二十五钱。怀孕的，赐谷二斛，名为“胎谷”。婴儿无亲属，或者家贫养不活的，政府另有补助。
第三，减轻赋税。自古以来，田赋最标准的税率是“什一之税”，汉初改为“十五税一”，一度废除，旋又恢复，到文帝时更屡有减赋的诏令。
第六，励行节约。公家的预算，务求其低，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总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极端的自由经济，一切为了便民，一切为了生产。其时封建制度已经恢复，但高祖诸子分封在外的，不管王国还是侯国，有朝廷所派的“相”和“傅”，担负起治理国政和辅导王侯的重任，所以中央的政令，依然可以贯彻。而吕后虽多失德，也像武则天一样，对老百姓是不算太坏的。吕后一死，刘氏子弟大杀日后娘家的侄儿，也只是一场宫廷政变，并不影响整个政局，相反地，反迎来了一位古今罕见的仁君，那就是文帝刘恒。
文帝的母亲是薄太后，对于国家大政，颇具影响力。这位太后大概因为饱经忧患，忽生一场悄来富贵，持有凡事皆有苍天安排，只要心好，必蒙神麻的观念，所以从开国时期的放任政策，更进一步变成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后人因而说薄太后笃好清净无为的“黄老之学”，其实秦始皇焚书坑懦，读书是件不容易的事，连汉高祖都是“奇绝英雄不读书”，薄太后又何尝知道什么咱老之学”？
因为是在这样放任的自由经济制度之下，富商大贾挟其雄厚的资本及高度的生产力，几乎不费什么气力，便可富埒王侯，名为“素封”。
何谓“素封”？封者封君，素作空字解，意思是：虽然没有公家所给予的名位、爵秩及俸禄，但财雄势大，好比一国的封君。司马迁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所以卓文君的父亲名为卓王孙，“王孙”应该是当地人称他的一个外号，而非本名。
“素封”之家，多为两三世以上的富商大贾，因为汉初既是绝对的自由经济制度，则财富的蓄积，必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一切的保护法令，使其立于不败之地。大致说来，素封之家所经营的事业，不出四种；第一类是地主，一方面大量购置田产，以僮仆耕作，一方面从事畜牧，孳生“五（牛孛）”。第二类是在近海地区收盐渔之利，此辈以山东最多。第三种不妨尊称他们一声“金融家”，以放债收息致富，当时最有名的“财神”，一是关中的无盐氏，二是成都的罗家，汉初对利息采取放任制度，所以重利盘剥的情形，各地皆有，当债务的压力不堪负荷时，老弱者卖田宅，鬻妻子来偿债，强项者则逃亡或赖掉。于是此辈又不得不雇孔武有力的人来讨债，后来游侠之兴，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类就是卓家那样的人家，除了在冶铁上面赚了大钱以外，往往还开“造币厂”，因而是素封的素封。
利率的放任政策和放弃货币国有的政策，是汉初经济制度中的两大失策。本来在秦代，货币制度已上轨道，上币是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金”就是一镒，计廿四两。下币是铜钱，文曰“半两”，等于十二铢，重量也真是半两。到了汉初，为了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来活跃交易，同时也希望把人家的窖藏吸引出来，所以托词秦钱太重，使用不便，准许人民自己开炉铸钱，形状像榆荚，称为“荚钱”，重量只有一铢，为秦钱的十二分之一。
这一下，大家都来铸钱，搞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同时各家铸的钱，分量总有出入，所以纠纷百出，市面益加混乱。吕后临朝，对此大伤脑筋，不得已下令，旧钱仍准通行，而荚钱则并未禁止，这样无补于事，于是又下禁止私铸令，但盗铸如故。
到了文帝五年，又改了花样，新铸“半两”钱，而实际重量仅得四铢。四铢钱是“法币”，即贾谊所称的“法钱”，这样便有三种货币在流通，用荚钱要贴水，用；日钱一对一，但旧钱比“法钱”重，于是又有纠纷。汉文帝为奖励大家铸造“法钱”起见，解除私铸的禁令，可是另有规定，法钱中铜的成分必须准足，如果杂以铅铁，要受“鲸刑”——脸上刺字的刑罚。
但如照政府的规定，则铸铜钱就无好处，好处即在搀假。大利所趋，民不畏法，因而鲸刑累累，成色不足的烂铜钱，依然充斥于市。
于此可知，当时最贵重的金属，第一是金，第二是铜，有了铜，就可以铸“法钱”通行天下。
我国的地名中，称为“铜山”的地方很多，不仅止于江苏徐州的别称。汉初诸王，吴王的封地，是有名出铜的区域。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封地计有三郡五十三城，即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与安徽东南部一带，也就是后世的所谓“东南财赋之区”。在当初列国中，最称富饶，境内有渔盐之利，又有铜山可以铸钱，国用宽裕，所以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中东的科威特一样，是不须纳税的。
吴国建都广陵，其地即是繁华了一两千年，直到清朝末年才没落的扬州。在它的周围的铜山，计有江苏的江宁、溧水、仪征；安徽的径县，江西的德兴和浙江的行县、安吉等多处。刘濞的钱多花不完，于是招致亡命之徒，在景帝时谋反，引起“七国之乱”，结果为周亚夫个别击破，刘濞穷无所归，逃到浙江温州，为当地人所杀。这都是铜山害了他。
另外一个受铜山之害的是邓通。此人与卓家有关，他的故事特富传奇性，值得谈一谈。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四川曾有两个南安，一个在剑阁，一个在荣县西面。邓通的家乡是荣县这个南安，距临邛不远。他怎么到了京城里的，自然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在未受文帝“特达之知”以前，是个“黄头郎——御用船只上的水手，头戴黄帽，称为“黄头郎”。
长安西北龙首山下，有座有名的宫殿，名叫“未央宫”，是高祖七年，相国萧何所建，周围二十八里，造得十分壮丽。文帝在那里休息，有一天在未央宫昼寝，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自己要上天，但上不去，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发觉有个黄头郎在后面推他，回头一看，看不见脸，只见他穿了件两种颜色的布做的衣服，后面的衣带上有个洞。
醒来之后，文帝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梦，而且也很重视这个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文帝是很迷信这套花样的，心里就想要找这个帮他上天的黄头郎。
于是他临幸未央宫西的苍池，苍池之中有个“渐台”，就是后来王莽的毕命之地。渐台在水中央，四周有船，也有黄头郎，他倚着栏杆，一个个看过去，果然发现了这么一个穿异色衣服，衣带上有洞的黄头郎，与梦中所见，完全相同。
当时就在渐台召见，问他的姓名，说叫“邓通”。邓与登声音相近，登天而通，大符所愿，文帝非常高兴。
以上的记载，见于《史记》与《汉书》，司马迁与班固不免有为贤君讳的地方，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消息是，文帝初见邓通，犹如清高宗初见和珅似地，在同性恋的性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极其强烈微妙的吸引作用，一见而生“孽缘”，宠幸至死不衰。在当时，文帝赏赐巨万，授以“上大夫”的官职，而这个上大夫，只是“谨其身以媚上”，伏侍文帝，极其谨慎小心。宿卫的郎官，照例每十天“洗沐”，可以外出。邓通亦宁愿放弃了假期，在深宫陪文帝。以后有了自己的府第，文帝更时时微服到他家去“游戏”。
但汉文帝到底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之一，虽然溺于男色，对待他所宠幸的人，仍旧很有分寸，赏赐归赏赐，不准他们干预政事，也不会听信他们的话，这样便杜绝了他们在外面招摇生事，足以在政治上造成紊扰与腐化的可能。
同时他也为他们作过长远的打算，一时的赏赐恩宠，不足以保障他们的将来，他是患难中的过来人，深深体会过世态炎凉的滋味，知道那些受宠幸的人，必定遭人妒嫉。有他在，别人自无可如何，一旦失去他的保障，他们立刻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那些人该有个自立之道。
当时受文帝宠幸的人，一共有三个，除了邓通以外，另外两个是太监，一个名叫伯子，在北宫服役，所以称他为北宫伯子，此人生性忠厚，人缘极好，将来可保无虞。另一个名叫赵同，他有一项特长，懂得星象，善“望气”，此“望气”与徐夫人铸剑，看冶炉中火候的“望气”不同，是看星象的变化，照临的方位，察知何处地气衰旺，好预作趋吉避凶，祈禳化解之计。当年楚国庄生，为了救陶朱公的次子，促成楚王大赦而作的“危言”，就是从“望气”上想出来的。
赵同常为文帝的“骖乘”——陪着皇帝，坐在车子的右面。在冗长的旅途中，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形，破除寂寞。帝皇贵人都相信这一套，赵同具此特长，为人倚重将来亦可自立。
令人伤脑筋的是邓通，他除了会划船以外，一无所长。虽然官居上大夫，在三公九卿之次，其实这个职位并无一定的员额，职掌议论，不负实际责任，是文帝不得已而替他安排的不必上班的一个挂名差使。但虽无实际责任，居此清高的名义，毕竟为名器的滥授，只要有人提出攻击；立刻就会保不住。所以文帝对邓通的将来，一直在忧虑。
有一次，文帝找了个有名的相士，来替邓通看相。相士断言，邓通将来要穷得活活饿死！文帝一向相信龟卜星相的花样，这一次却大不服气。
他说：“邓通有我，要富就富，只看我肯不肯。怎么说他穷得要活活饿死？这话太可笑了！”
于是文帝赐邓通一座铜山。人民可以自由铸币，但铜山是属于公家的，邓通有了铜山，便可以大铸“法钱”。这比法国路易王朝，特赐某人以发行彩票的权利，还更容易发财。
话虽如此，也不是全然没有问题。邓通出身孤寒，家乡没有人可以为他经营，他本人又必须在宫里服侍文帝，滕不出空去采铜铸钱，就算有空，他也办不了这样大的事业。
这不等于货弃于地了吗？不要紧，幸好所赐的铜山，就在临邛地区，可以委托卓王孙代为经营——实际是邓通以铜山为资本，借重卓王孙的技术，算是合伙的生意。
卓家其时在临邛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所以照时间来计算，卓王孙应该是老卓的孙子。
这时的卓家，与老卓当初到临邛时，搭一个茅篷来住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别。经过三世的经营，到了卓王孙手里，他家的位于临邛城南五里地方的住宅，占地广达十里，其中亭台楼阁，自然应有尽有，此外更特辟了渔池和“围场”，作为垂钓和打猎之用。起居豪奢，“拟于人君”——’由《汉书》上的这四个字，可知卓王孙的起居享用，颇有僭越非礼之处，只是汉初法令宽疏，对于贬抑商人的“七科滴”法令，并未严格执行，兼以天高皇帝远，所以不曾惹出大祸。
及至与邓通合作铸钱，卓家的盛运，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照史书方志来研究，邓通所受赐的铜山是一区，不是一座。他受赐铜山的地区，在今西康荣经县一带，当时名为“严道”，得名的由来，是秦始皇灭楚以后，“徙严王之旅，以实其地”，而西南夷中又有蛮族名“道”。以后一直为流放罪犯的地方。淮南厉王谋反，文帝不忍诛杀，下诏徙置“严道邛邮”之地，即是此处。淮南厉王在流放途中，不食而死，未到严道。否则，那里的铜山不会为邓通所有。
所谓“邛邮”即是临邛，严道与邛邮并称，可知两地密迩。荣经在西康极东，临邛在四川极西，虽隔一个省分，实际相距只两百里。在这个地区，属于邓通所有的铜山，可考者计有两座，一座在荣经县东北；另一座就在卓家大宅附近。都由卓王孙替他采铜铸钱。
卓王孙与邓通的合伙，契约的内容无法详知，据《华阳国志》记载，大致在名义上是一种租赁关系，所得的报酬为“岁取千匠”，这句话的解释是，卓王孙以一千名工人，采铜铸钱的总生产量，归于邓通所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卓王孙的手腕非常高明，他虽取得了两座铜山的实际经营权，但避免用自己的名义铸钱，其实“邓氏钱遍天下”，一大半是卓王孙发行的。他这样做法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可以避免法律责任。第二不致招摇太甚，是明哲保身之道。以后邓通被祸，卓王孙没有被牵涉在内，相信是由于那张合作的契约，请教了法律专家，精心拟订的结果。
《钱谱》和《西京杂记》都有关于“邓氏钱”的记载，说它与“天子钱”无异，可知成分极好，“币信”极佳，所以能通行天下。这时卓王孙的财富，已经上亿。他的贮钱的巨瓮，在明朝初年，曾经在临邛卓氏故宅的水池中掘出来，“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大腹，瓮脚上刻有文字。
邓通之富，富在他“邓氏钱遍天下”的虚名上，同时他也不能像卓王孙那样，利用财富在家乡大起园林，安享清福。他在宫中服侍文帝，几于片刻不离，有钱亦无法去用。钱，对他唯一的作用，不过是否定相士的看法，保障他不致于穷得活活饿死而已。哪知这一重保障亦竟不能获得。起因是他得罪了太子。他的得罪太子，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弄巧成拙，一说是无意的。照邓通的为人看来，是无意间所得罪。
起祸的原因是如此：文帝生了一个恶疮，发炎作脓，疼痛不堪。在当时的护理技术上，有这样一个方法，由另一个人用嘴把其中的脓血吮出来。邓通便是如此为文帝效劳。
脓血一去，痛楚顿减，但是文帝反而闷闷不乐，因为“吮痛”向来只有子女对父母才肯这么做。文帝的不乐，正因此举出于邓通而非亲子。
于是，他闲谈似地问邓通：“你看，天下最爱我的是哪一个？”
邓通不防有此一问，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想了想答道：“当然应该是太子！”
这话答得一点不错，不但得体而且正见得本性善良。不料文帝别有感触，等太子来视疾问安时，便叫他像邓通那样，为他“吮痈”。
这是多恶心的事——太子大为作难，但不敢违命，很勉强地照办了。事后打听到是邓通想出来的花样，不仅他自己这么做，还害了别人。太子疑心邓通是故意“整”他，平时就看不起此人，这时便越发痛恨。当然，必有人在太子面前挑拨，也是可想而知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驾崩，三十二岁的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这一下邓通例楣了，不过景帝并无杀他的意思，只把他免职，撵出京城。
于是邓通回到蜀中，住在荣经县二不久有人告发，说他在“徼外”铸钱。“徼外”可以解释为国境以外。荣经县西面就是“西南夷”，在那里铸钱，岂不是“资敌”？景帝大怒，下令查办。
一查果有其事。但实在是冤枉的。邓通什么也不会，回家又不久，而且有两座日进斗金的铜山，何必还要到国境以外去铸钱？当然是别人假冒他的名义干的勾当。但铸的是“邓氏钱”，铁证俱在，法律责任便难逃了。
结果，邓通被抄家，抄了家还不够，因为要追缴他所有“盗铸”的钱。当时的法律，并没有“酌留本人及家属生活费”这一条，所以凡有收入——主要是他人的接济，像卓王孙那样，一定是帮助他的。可是他的任何收入，都被官吏没收，充作偿还公款之用，以致于搞得一文不名。
景帝有个一母所生的姊姊，她的名字在现代来说很难听，单名一个“嫖”字，文帝即位，封为“馆陶长公主”，颇有权势，馆陶长公主一则因为邓通为文帝所宠幸，再则看他为人老实，所以很可怜他的遭遇，不断有金钱赏赐，但一样到不了邓通手里。
这一下真的要饿死了！馆陶长公主无可奈何，只好供给他衣食，还不敢说赏赐，是借给他的，因为唯有所有权不属于邓通，才可以免予没收。
问题在这里，馆陶长公主在京城，邓通在荣经，相去数千里之遥，衣食难免有接济不上的时候。弄到头来，邓通果然活活饿死。
西康荣经县，现在有两个遗迹，一个名为“邓通城”，是他免职家居还保有铜山时的住处；另一个就是“饿死坑”，邓通死后，头上连根铜簪子都没有。
邓通得罪饿死，他的合伙者卓王孙未受影响。这因为景帝的目标只在邓通，不愿株连。同时卓王孙原有临邛、荣经两处合法的铜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须违法到国境以外去盗铸。凡是大企业家，事业只要上了轨道，有了制度，往往只有一个因素可以使他垮下来，那就是作非法的勾当而受罚。否则即使遭遇了极严重的意外，如战乱等等，依旧有复起的可能。卓王孙固守法而免祸，就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
不过，邓通获罪，他受赐的铜山必由国家收回，卓王孙与他的合伙关系，当然亦告终结。就这样，卓家的财富，依然无人可及，同时冶铁的事业仍旧存在，仅仅守成，亦可数世不愁衣食。
卓王孙那时应该是四十岁左右。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叫文君，生成绝色，皮肤尤其好，柔滑如脂。她从小娇生惯养成任性外向的性格，所以放诞风流，艳名四播，不幸红颜薄命，她十七岁就守了寡，卓王孙把她接回家来住，一则是养尊处优，在娘家的生活舒服，再则深知这个女儿的性格，怕闹出丑闻来，面子上不好看，接回娘家，自有防范的意思在内。
其时临邛的县令名叫王吉，他有个好朋友叫司马长卿，是成都人，本名犬子，因为仰慕蔺相如的为人，改名相如。司马相如喜欢读书，也学过击剑，在文学方面，是个不出世的天才。他家的境况不坏，所以做了“郎”，官拜“武骑常侍”。
汉朝有这样一种制度，选拔富家子弟，充作皇帝的侍从，称为“郎”。后世以郎为年轻男子的美称，即由此而来。因为侍奉天子，所以又称“侍郎”，又有“侍中”、“中常侍”等等职称。“郎”的官俸不高，而服装车马极其讲究，因而非富家子弟不能做，但天子近臣，身分不同，而且只要有才干，极容易受到赏识。不幸地，景帝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同时司马相如口吃，而在皇帝左右奔走，顶重要的是奏对敏捷，所以他做官并不得意。至于他本人的作风，又不脱文人散漫自适的本性，更不宜做这个需要随时注意仪容，保持警觉的宿卫郎官。这样，即不得意，又感拘束，他便起了弃官的念头。
其时封建诸王，最有势力的是梁孝王刘武，他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景帝看待他，自与别的异母弟不同。又以吴楚七国之乱，梁国的位置在河南、山东一带，正居中原，为战略上的要地，所以发生了极大的阻挡作用。事平论功，梁工居首。窦太后也偏爱这个小儿子，赏赐不可胜数。于是梁王大治宫室，广结宾客。四方豪杰，云集大梁，山东“稷下”一派的学者，如邹阳、枚乘等人，亦为梁王的上宾。
景帝即位的第七年，梁工人朝，这些学者也都跟着到了京城。司马相如跟他们谈得非常投机，因而告病辞官，投入了梁王门下，在梁国住了好几年，有名的“子虚赋”，就是他此一时期的作品。
这样，过了五、六年诸侯门下饮酒读书的闲适生活，忽然遭逢意外——梁孝王在出猎途中，一病而亡，居停既逝，门客星散，司马相如潦倒还乡，境况十分艰窘。
就在这困处愁城的日子中，他接到了临邛县令王吉的信，信写得很简略：“知道你宦游不得意，来看我。”
信虽简单，准备为他想办法的诚意，并且必有办法好想的把握，是很显然的。司马相如也知道临邛多富翁，有好朋友在那里做县令，这个秋风大可一打，所以决定接受邀请。
当然，他懂得打秋风的方法，最要紧的是不能露出寒酸相。于是悉索敝赋，把能够变钱的东西，统统卖光，凑足一笔盘缠，作背城借一之计。因此，到临邛的时候，车马仆从，一应俱全。派头相当不坏。
在王吉是早就设计好的，亲自出城迎接，把他安置在公家的“招待所”里，就像接待贵人那样，每天都要到招待所去谒见请安。司马相如也摆出贵人的架子，接见了几次就厌烦了。等把名刺递了进去，叫僮仆出来挡驾，说有病不见。而碰了钉子的王吉，依然一天一趟，报到不误。
这一下，临邛县民纷纷猜测，不知来了个什么贵人？看他的架子这么大，县官这么恭敬，可知官阶一定不小。这些猜测，越传越盛，终于传到了卓王孙耳朵里。
卓王孙的架子也不小，县官并不在他眼中。平时只在他那占地十里之广的大宅里纳福，偶然出门，也无非与他的同行，也是巨富的程家和郑家有所往来。这一天偶而聚在一起，谈到了住在招待所的这一位贵人，都觉得他的来头似乎不小。
于是卓王孙说道：“王县令总算是个很知趣的人，我们给他做个面子吧！”
“这个面子怎么做法？”
“请王县令的贵客吃个饭，如何？”
大家都同意了，并且让卓王孙来做东道。挑定了日期，大发请帖，邀了有上百的陪客。司马相如的请帖，自然由王吉转交。
到了那一天。王吉奉召唯谨，一早就到了卓家大宅。宴会设在盛开的桃李所围绕的一座大厅中，那座厅用采自深山，具有浓烈芳香的楠木和柏木作栋梁，壁柱之间画着云霞仙女，山灵水怪，饰以黄金、白玉、明珠，和孔雀的翎羽。地上铺着用牦牛毛所织，称为“氍毹”的彩色地毯。黑漆彩绘的食案上，所摆的餐具是小口广腹的金罂，和金银镶裹，号称“蜀杯”的玉碗——这样的餐具，不是只有几份，而是上百宾客，每人一份。
一看这场面，王吉知道自己的初步计划实现了。他首先向主人表示，为他的贵客设此盛宴，十分感谢。然后介绍司马相如，以天子的近臣而为雄藩的上宾，什么恭维吹嘘的话都加得上去。这一下，不仅外面的陪客听得不胜神往，连深闺中的卓文君都被惊动了。
但是这位贵客的架子实在太大，一直到日色正中，未见驾临。卓王孙心中未免不快，“大概不会来了！既然不肯赏光，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他向大家招呼：“莫为他耽误了我们的行乐，各位请人席。”
就在这时候，司马相如派他的僮仆送了封信来，说偶感不适，不能践约，请王吉代向贤主人致歉。这封信当然写得异常典雅，王吉传示座容，无不赞叹，但亦更觉怅惘，特别是做主人的卓王孙，扫兴无比。
看见这样的情形，王吉便自告奋勇，说好歹要把他请了来，跟大家见一面，才不负贤主人的盛意。于是在卓家门客陪同之下，驱车到了招待所。司马相如“抱病”出见，经不住殷勤相劝，总算很勉强地答应赴宴。
一到卓家，满堂倾倒。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何况以禁中近臣而为王府上客，珠履三千的大场面，见得多了。像这样上百人的盛会，如果别人为主客，多半会难于应付，而司马相如，从容周旋，无不中节，光是这一份镇静的功夫，便不能不佩服。
再有一层，临邛虽多富翁，豪侈不减王侯，但到底偏处一隅，不免带些“土”气。因而司马相如的服饰举动，就格外显得与众不同，别有一种高贵雅致的趣味，相形之下，主人和陪客都有自惭形秽之感。
不独厅中如此，在厅外偷窥的卓文君也颇有好感。她的偷窥是出于好奇。从她知人事时开始，就知道“卓家第一”，哪怕是临邛的县令，也要仰她父亲的鼻息，现在听说有这样一位为县令敬重得近乎畏惧的贵客，居然在卓家为他设盛宴时，托病辞谢，她倒要看看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物？
当然，她在偷窥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不会知道，因为身居首席，决不可能做出那种左右顾盼的轻佻失礼的举动，但王吉却已知道了。卓文君无论走到何处，自然有一班侍女跟着她。即令行动再检点，而裙幅飘闪，环佩叮当，总少不得有艳迹香踪泄露。他看在眼里，喜在心中。情势一步一步，完全照预计在发展，现在不妨开始下一步的行动。
念头刚刚转定，情势发生了变化，飘裙飘闪，环佩叮当，终归于消失。卓文君重返深闺了。
王吉有些失望，不过他相信机会还是有的，且宽心等待。不久，日影偏西，将近薄暮。卓王孙吩咐燃烛，并且洗杯换盏，准备作长夜之饮。
一到夜里，卓文君不会再出来了！王吉微皱着眉在想。忽然灵机一动，自笑迟钝，她不出来，不会引她出来么？
于是他向自己带来的僮仆招一招手，一个五色锦囊送到了他面前。囊中是一张外观极其华美的七弦琴。
两名侍席的青衣，一个捧着琴，一个捧着酒，随着他走到了司马相如席前，“长卿！”他举着酒爵说道：“敬奉一爵，以介眉寿。”
司马相如口吃，非必要时不开口，但举止极其漂亮，先避席逊伏，然后抬起身子，领受王吉的好意，一口气干了一爵酒。
“素知长卿。耽于琴趣。这张琴，名匠所制，不同凡响，请以自娱”
实在是请司马相如鼓琴娱客。“请以自娱”是一种比较尊敬的措词。
也不是自娱，是娱文君，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是用琴来向文君有所诉说——乐器中的琴，和武器中的剑，在当时有其独特的尊贵地位，剑是身分和人格的寄托；琴则可以说是人的化身。而其形制，上参造化之奇，下合人事之数，有许多“头头是道”的解释，说上圆法天，底方象地；长三尺六寸合周天三百六十度，广六寸象征六合；五弦象征五行，大弦为君，小弦为臣。如果是四尺五寸长的七弦琴，则又说尺寸象征四时五行；七弦则如七星。总之，琴是高人雅士的乐器，与平民所喜爱的筑、筝、阮威等等，虽同为弦乐器，身分大不相同，所以这时大家一看司马相如要鼓琴自娱，就越发加了几分尊敬。
琴本身的身分，虽不致像穿凿附会的说法那样神秘玄妙，但琴的声音，在娱耳以外，确是表达情感的利器。这又有两种，一种是用琴声来抒情，一种方法是用琴伴奏，在歌唱中诉说一切。后者称为“琴歌”，前者称为“琴曲”。琴曲有“畅”、“操”、“引”、“弄”各种名目。用得最多的是“操”，照当时的解释，忧愁而作的琴曲；称为“操”，意思是君子道穷，只好独善其身，但不失平日的节操。所以凡是称为“操”的琴曲，每多愁苦之音，特别能引人垂泪。
当然，这所谓愁苦之音是主观的，必须听的人有此感触，有此境遇，才会起共鸣作用。所以司马相如当时所奏的琴曲，在席上的人听来，不过觉得如呜咽流泉，霜空鹤唳，仅止于凄清之感而已。但在卓文君耳中，却是嫠妇孤舟，深宵饮泣的声音，立即勾起了岁月茫茫，不知如何才活得下去的悲伤和恐惧！这当然会叫她受不了。
正要如此，才见得她是司马相如的知音，也正要如此，才见得王吉的构想和司马相如的鼓琴，都是成功的。
从此，司马相如成了卓家的上宾。他常常坐着华美的马车，带着俊俏的僮仆，四处闲游。雍容儒雅，望之似神仙中人。他也常常到卓家去饮酒，酒酣时舞一回剑，鼓一曲琴。每到鼓琴之时，卓文君一定出来偷听、偷窥。卓王孙只以为女儿一向喜欢琴，想偷看学些本事。做梦也不曾想到，十七岁的文君，正为情颠倒。
料想时机应已成熟了，于是有一天司马相如不但鼓琴，还唱了琴歌——口吃的人，歌唱是不会结巴的。他唱的琴歌，是他自己的作品：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通遇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淑女在此方，室迩人遐独我伤！何缘交颈为鸳鸯？
歌词在卓王孙不甚听得清楚，文君是行家，字字真切，字字打入心坎，又惊又喜！原来司马相如尚无妻室，遨游四海，以求淑女。一而“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淑女在此方”，则此“淑女”，不是指自己又是指谁呢？
“何缘交颈为鸳鸯？”文君心里在想，这不是多余的一问吗？只要托出县令王吉来做媒，何愁不能成就良缘？
正在这样想着，“琴歌”又起了。司马相如唱的是：
凤兮凤兮从我栖，得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兴俱起翻高飞，无感我心使予悲！
这首歌的涵意不容易明了，但文君并不因为难解而把它置诸脑后，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坐在盛饰珠玉的纱帐里，反复思量，终于悟出一点道理来了。
“琴歌”两首，第一首是“凤求凰”，自然是司马相如的心声。第二首托词为“凰”的私语，正是司马相如在假设她的心事——“凤兮凤兮从我栖，得托子尾永为妃”，诚然是文君的愿望。等这个愿望实现，自然“交情通体心和谐”，这容易懂。
最要紧的话是下面这一句：“中夜相从知者谁？”这是暗示她夤夜私奔！为什么要如此，为什么不能明媒正娶呢？
为了一缕春心，紧紧缚在司马相如的身上，她的一切想法便无不是体谅他了。她想她家虽富拟王侯，在临邛等于一位“封君”，但说到头来是有“市籍”的。当今天子曾有诏令，“有市籍，不得官”，不能做官的人的女儿，嫁了做官的人，自是门不当，户不对。同时司马相如文名满天下，“遨游四海求其凰”，结果到临邛来娶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寡妇，年龄身分都不相配。人家不说美人名士，天生佳偶，一定说他贪图卓家的财富——这个恶名声，就是自己做了司马相如，也一定不肯承受，一定要避嫌疑。
而且父亲的性格，司马相如纵或不知，王吉一定了解，不见得肯来做这个媒——十有八九会碰钉子！父亲最敬佩巴郡涪陵的那个名字叫“清”的寡妇，她家有口出朱砂的矿穴，数世相积，也算富家。清寡妇年轻貌美，不知有多少人打她的主意，而她能用她的财富来保卫她的贞节，因而秦始皇特为她筑“女怀清台”。父亲把自己接回娘家，正就是希望自己步清寡妇的后尘，做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为邦家争光的地步。然则有人来为自己做媒，必遭峻拒，岂非可想而知？
她觉得自己想得一点不错，司马相如确有不能托媒来求亲的苦衷，同时明摆着托媒求亲是无效果的、可以预见的事实。这样，除却悄然私奔，何由得成良缘？
长卿，长卿！说什么“无感我心？”文君在心中自语：若体会不得你琴中之情，歌中之苦，不是错承你垂青了么？不过，你可知道，“中夜相从”，虽有“知者”，这十里方圆。的一座大宅，叫我如何走得出去？
卓家大宅中，巡更守夜的人，通宵不绝，文君想要私奔，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苦思焦虑，深宵不寐，这神态看在侍儿的眼中，知道进言的机会到了。
经由王吉的安排，司马相如已搭上内线。他用一笔丰厚的赏赐，买通了侍儿，但是他对侍儿不曾提起要求文君私奔的话，只不过想通殷勤，会一面而已。
文君心里明白，这决不是会一面，而是长相厮守。本来想把底蕴揭破，想一想还是像司马相如那样处事慎密为妙，所以她的本意，连贴身侍儿也被瞒住了。
倒是有一层不能不作打算，自己有许多首饰和私房钱，该作何处置？如果随身携带，不但会引起侍儿们的怀疑，泄漏了机密，而且传出去名声更不好听，说司马相如贪财图色，他的硕望清誉，会毁于一旦，同时也让铜臭亵读了他和她之间的这一段情。
文君是个提得起放得下的人，身外之物，看得如浮云一般。她在想，“嫁”后光阴，自然不可能如娘家这样，予取予求，但也不致荆钗布裙，井臼亲操。司马相如能“入赀为郎”，则无论如何是个小康之家，生活决不会太苦。
于是她断然决然地作了决定，除了随身衣服，什么也不带，去“会”情郎。然而，如何去法呢？
自然是走了去，侍儿告诉她，一出卓家大宅，便有人接应。文君听这一说，才发觉王吉也参与其事。若非王吉帮忙，就不会有此接应的安排。了解到这一点，她的决心更坚，勇气益增，带着那名侍儿，悄悄地穿越僻静的小径，走出边门，果然有一辆马车在等待。
彼此不须交谈。等她们主婢上了车，驭者驱车疾驰，直达招待所。
乍相见时，文君自不免娇羞，而司马相如因为口吃，一向寡于言词，所以彼此只在灯火下凝视，久久无语。
终于是文君先开口：“中夜相从知者‘我’。”
司马相如接吟道：“双兴俱起翻高飞！”
“正要请教这句歌词。”
司马相如看一看她的侍儿，不作任何回答。
文君会意了，吩咐她的侍儿：“你先到外面站一会儿。”
等侍儿离去，司马相如只说了两个字。“你看！”
转眼看时，书囊琴剑，铺盖什物，都已捆载好了、是倚装待发的样子。
她懂得那句歌词了。双双高飞远走。“私奔、私奔”，不奔何待？静下心来略想一想，事已至此，如箭在弦。她从小任性，做事从无三思的习惯，便低声问道：“到何处？成都？”
“是的。”
“什么时候走？”
“只在此刻，迟则不及脱身了。”
文君这时才发现一个难题，她的那名侍儿，应该如何处置？照规矩说，婢仆是主人的“财产”，要她如何便如何。但文君却不愿这么做。“请稍待！容我问一问侍儿的意向。”
“请容我进言。”司马相如很吃力地说：“让她回去吧，只你我二人就道。”
“是！”文君无条件地听从，走了出去很坦率地对她的侍儿说：“我不回家了。”
“怎么？”
“不要问。”文君说：“等我走了，你再回去，要镇静沉着。”
侍儿到这时才如梦方醒。过分的惊愕，使得她竟开不得口。当然，最先想到的是切身的利害。老主人的脾气，她是知道的，一到天亮，发觉其事，必定震怒，必定追究，到那时自己是穿针引线的罪魁祸首，一条小命无论如何保不住——像卓王孙这样的豪富之家，而且僻处边陲，处死一个犯了重大过错的、卖身于主家的奴婢，几乎是不可能引起什么法律纠纷的。
于是，她坚决地要求仍旧在文君身边，倘或不能如愿，她必死在她面前。
文君当然于心不忍，而且也深知她的为难，因而再跟司马相如去商量。至此地步，他才透露了若干真相，他的境况很坏，但他自信必有飞黄腾达的一天，能让文君过称心如意的日子。在他来想，文君既然倾心相许，一定也肯委屈一时，而他亦终必有报答的时候。至于那侍女，他觉得没有理由让她一起来吃苦，同时也不愿意让她看到文君在吃苦，所以不愿携她同行。
情热如火的文君，并不因为他自道贫困而改变了心意，反觉得他情深意真，处事简到，不过性命出入的事，她不能坐视，很委婉地说了那侍儿的苦衷，终于邀得了司马相如的同意。
唯一的难题已经解决，不能再等待了。他的僮仆已有准备，早喂了马，检查了车辆，也在轴上加了油，并且备了干粮，打算着一路疾驰，要在天亮卓王孙发觉女儿失踪以前，到达一个足以保证安全的远距离，才可以不致为卓家所遣派的“追兵”撵上。
未到天亮，便已有人发觉文君失踪，但必须有一段时间来澄清事实。文君的深夜离家，别的侍儿是约略知道的，只当她天亮以前，必可回来，自然不必声张。哪知黎明日出，依旧芳踪杳然，这一下无不惊惶，据实报告了卓王孙，同时也有来自外面的报告，说司马相如已经离开临邛，深夜疾驰，行色匆遽。
这两个报告合在一起来研究，很容易地产生了文君私奔的结论，可是卓王孙不能也不愿相信有这样的事实，他一面派人四处寻访，一面亲自去看王吉，探问其事。
王吉早料定了他要来，所以也早想好了应付的态度，他最先是惊诧，见得他对他们的行动，事先毫无所闻，然后表示，果有其事亦不足为奇，再进一步，索性向卓王孙称贺，说他得司马相如为婿，足以光耀门第，不但卓家有面子，而且也是临邛之荣。
卓王孙啼笑皆非，虽不便跟王吉翻脸，但骂女儿是他的权利，“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把我家三世的面子丢尽了！”他说：“我从此不认这个女儿！教我见着了面，我一定杀掉她。”
“何必如此动怒？”王吉劝他，“说来说去是自己的骨肉。司马长卿——”
“哼！”卓王孙冷笑抢白，“你的好朋友真够朋友，我奉之为上宾，他竟勾引我女儿，无耻卑鄙极了。”
“这也不能怪他，可也不能怪令嫒。”
“那末任谁呢？怪你，还是怪我！”卓王孙悻悻然地说：“还是应该怪我，好端端的，替人做什么面子？我给人面子，别人偏不给我！不但不给，还剥我的面子。这年头儿，哼！”
这一顿牢骚，话也说得很重了。王吉的涵养极好，丝毫不以为意，从容自若地答道：“卓公！听我一言如何？”
卓王孙不答。他还在气头上，虽希望听听王吉说些什么，但不愿表示出合作的态度。
“卓公，你一定听说过‘奇货可居’，奇货之奇，唯慧眼能识。居之于不奇之时，才算本事。卓公货殖世家，三代经营，富甲天下，怎的连这些道理都不明白？”
“不错，我不明白。”卓王孙气鼓鼓地顶了过去，“倒要请教，这与我那不要脸的女儿和你那不要脸的朋友，有何关系？”
“怎说没有关系？你知道我刚才所说的奇货何所指？”
“谁知道你何所指？”
“我是指司马长卿。”
“哈哈！”卓王孙大笑，“你这个出于‘阳翟大贾’的典故，拟于不伦，亏你怎么想来的！”
“卓公莫笑！请容我毕其词！”
于是王吉为司马相如进说词，他指出司马相如的不得意，是因为当今皇帝不好辞赋的缘故。但是当今太子与他父皇的性格，恰好相反，最喜辞赋，一旦接统大位，就是司马相如出头之日。－
“卓公，你可知道，致秦富强的商鞅，与长卿一样，都有口吃的毛病，”王吉又说：“‘言语’一门，他们都比较吃亏，但拙于此者必长于被，商君和长卿都是满腹经纶，苦于讷讷，所以也都以笔代舌。拚命为文。商君已矣，长卿犹在，为文为天下雄；乘时而起，安知不为商君之续？有朝一日，肘悬斗大金印，拜倒岳家门下。卓公，卓公，有婿相国，既富且贵，羡慕煞人！”
卓王孙依然不答。然而这不答是很明显地表示出来，他为王吉说动心了。
“卓公！”王吉抓住机会，逼进一层，道破本意：“居奇正在今日。倘或我换了你，以有余不尽之财，为长卿作交结宾客之资，将来长卿感恩图报，唯命是听，岂非一大快事？”
商人把钱看得比较重，也有个毛病，听别人提到钱，往往先就怀疑别人在算计他，所以想了想问道：一你那朋友的境况如何？”
王吉说了老实话：“境况不好！正赖卓公援手。”
这话说坏了：“哼，原来如此！世上哪有人财两得的便宜事。王公，劝你的朋友死了那条发妻财的心吧！我一个钱不会分给我那不要脸的女儿。”
说完，告辞而去。回家把王吉的话告诉了家里的人，声明从此与文君断绝父女关系。文君有一兄一姊，对这个年轻守寡的妹妹，却极友爱。悄悄商量了一番，瞒着卓王孙，派了个得力的僮仆，到成都去打听司马相如家，到底是何光景？
派人到了成都，很容易地打听到了司马相如的住处。他家住在成都南门外，离城五里左右的江边，正对南门的一座大石桥，是赴三巴的要道——那就是后来诸葛亮送费礻韦出使东吴的握别之处，他说了句“东吴万里之行，自此始矣”，因而这座桥被人称为万里桥。万里桥之西是市桥，市桥之西是笮桥。竹编的索绠叫做笮，所以笮桥就是一道用竹索所造的吊桥。司马相如的宅子，离笮桥只有百步之遥；
因为受了小主人的嘱咐，需要秘密查访，所以那人不敢公然登门。在笮桥附近徘徊等待，终于得到一个机会，等着了文君携去的那个侍儿。
两人相见，彼此都是一惊！在她，事出意外，受惊是理所当然；在他，只见她衣衫破旧，形容憔悴，如何落得这般光景？自不免骇异。
“唉！”她叹口气，“真是再也想不到的事。你看，他家的房子，外面倒还看得过去，谁知道里面四壁空空，什么也没有！”
“这太可怪了，何至于如此？”
“你不信你进去看！”她说：“我家小姐也问过他，他说为了要去临邛，把东西都卖光了。想想看，世上有这样子荒唐的穷鬼！”
“小姐呢？”他他问，“小姐怎么说？”
“怎么说？提起来越发气人！小姐还安慰那穷鬼，说他是人中之凤，将来一定会飞上天，眼前苦一点儿不碍。”
“小姐吃得来苦吗？”
“谁知道呢？反正你也知道她的脾气，事情做错了，永不回头，只往错里头走。苦，也是她自作自受。只倒楣了我。”
“唉！麻烦。”
“怎么？”她急急问道：“家里闹翻天了吧？老主人气得怎么样了？”
“那还用说吗？老主人气得几天不曾好好吃一顿饭了，多少人劝也不行。”他说：“大少爷特为派我来，要我悄悄儿来看一看，你也不必跟小姐说起。等我这趟回去，把情形一说，大少爷总有个办法拿出来的。别的不敢说，送点钱来是靠得住的。”
“那就全靠你了。说真的，这么苦的日子，连我都过不下去。”
“我知道，我知道。”派去的那人想了想又说：“不过，有句话，我得问一问你，照你看，小姐会不会一个人回去——我是说，一个人！”
文君的侍儿想了半天答道：“我也真不懂那穷鬼好在哪里？看样子，小姐是死心塌地跟定他了。‘一个人’不见得肯回临邛。不过，也说不定，等日子真过不下去的时候，也许会变主意。”
就因为她这句话，卓家的人决计观望一时，希望文君会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回心转意，翩然归来。大家愿意仍旧拿从前爱护她的态度来对待她。
果然，没有多久，文君终于回到了临邛。但是，不是“一个人”。
文君一生下来就在绮罗丛中长大的，岂止不知道饮食从何处来，甚至无法想象世界上有饥寒二字。随司马相如私奔之时，在“爱情”鼓舞之下，富贵穷通，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但是生活到底是现实的，琴曲只可遣愁，不能充饥，文章只可怡情，不能御寒，加以操作家务，又非素习，觉得苦不堪言。口中不说而心中不乐。
等到听了侍儿的报告，她的心思活动了，盘算了一夜，毅然决然地对她“丈夫”说：“长卿，我们不必如此自苦！”
司马相如因为口吃的缘故，答话缓慢，久而久之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发音方便的答语，也不会一下说出来，总要把对方的话先想一想：文君说：“不必如此自苦”，想来是她有谋生之道。这，除却向她娘家去求援，还有什么路子呢？因为无法确定，所以他持着保留的态度，只答了一个字：“哦！”
“我与你一起回临邛。”文君知道她兄姐对她的感情，极有把握地说：“我大哥一定会借钱给我——说一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他借一笔钱给我，抵得上你一生的官俸。”
司马相如不反对她这样做，不但不反对，而且可以说是希望如此，不过表面上他却装作尊重她的意见，慢吞吞地答道：“我不依你也不行，随你办吧。一
好在司马相如家里虽空无所有，充场面的车马却还保留着，于是，召集旧日僮仆，依然浩浩荡荡地到了临邛。
一到，卓王孙就得到消息了。私奔出走的女儿，居然敢带着情夫，公然回到临邛，唯恐大家不知道卓家的丑闻，肆无忌惮到这个地步，卓王孙气极了，严厉告诫他家所有的人，不准与文君有所往来，否则与文君一例处置，撵出门去，从此不认。
父亲盛怒之下，他的儿女都不敢违命。这一下，文君弄得告贷无门了。
一半是负气，一半是现实的生活所遏，文君要报复家人对她的无情，决定不顾一切，只拣容易赚钱的生意做。
做大生意没有资本，只好做小生意。最容易赚钱的小生意是卖酒。临邛多富翁，工人的生活也比别处来得优越，辛苦一天，杯酒自劳，多花几个钱不在乎，因此，在临邛开酒店，专作零酤是好生意。
司马相如心想，事情到了这样的程度，反正面子已经丢了，倒不如破釜沉舟，索性逼卓家一逼！所以他不但赞成文君的计划，而且提出要求，要文君亲自“当垆”，做个“活招牌”。文君意存报复，自是一诺无辞。
于是，遣散僮仆，卖掉车马，买进一家现成的酒店，略略装修一番，择吉开张。不到三天工夫，轰动了整个临邛，不是他家的酒好，只因为文君“当垆”，貌艳如花，且是第一豪富卓王孙的女儿——她家矿上的工人，平时连仰望颜色都不能够，这时只要花几个铜钱，便可以享受文君亲手的招待，天下哪还有这样划算的事？
这就是千古艳传的“文君当垆”。垆不是炉，如以为文君为顾客温酒，那就错了。这个垆是卖酒的一个柜台，或作卢，亦作炉。《汉书》颜师古注：“卖酒之处，累土为卢，以居酒瓮，四边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锻卢，故名卢耳。而俗之学者，皆谓当卢为对温酒火卢，失其义矣。”按：“其一面高”，想是以砖土砌成隔板的形状，用来放置酒碗。而“四边隆起”则中间凹下，用来放置酒瓮，否则卢上置瓮，高与人齐，不便舀取。也可能中间回下之处，嵌一陶盆，把酒倒在里面，盖便零沽。大陆上的酱园，把油倒入铜盆，而铜盆嵌入特制的柜台中，两者可相互参证。
至于司马相如，倒真是提得起，放得下！为了表示与文君同甘共苦，也为了表示“敬业”，他不肯利用文君这块活招牌在家里“吃拖鞋饭”，一样也下手操作。穿一条“犊鼻裤”——实际上只是用一方布，围住下身，长只及膝，为当时最简陋的一种工作服，与所有的伙计，一起当街刷洗酒碗、酒瓮。这一来，他本身也形成了一块活招牌。
美人名士，操此“末业”，这是多大的一条社会新闻！酒店开在闹市，本已是众目昭彰，加以有慕名来特地一识庐山真面目的，越发挤得不可开交。文君是放诞风流的性格，司马相如也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所以一个盈盈含笑，亲切待客；一个默默埋头，行所无事，这就更加引起了大家的惊异不解，平添了无数谈笑议论的资料。
司马相如和文君这个举动，把卓王孙可整惨了。三世居积，到他手里，他家的身分和生活型态，早就改变了。卓王孙有着浓厚的纨袴夸的性格，爱面子，好虚荣，如今一个私奔的女儿，不但回到了临邛，而且抛头露面作卖酒的生涯，不但路人可以评头品足，说不定还有那些醉汉，动手动脚，恣意调笑。想到这些上面，卓王孙痛心疾首，为了怕人讥笑，甚至闭门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