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言之成理的说法，一传十、十传百，传到燕惠王耳朵里，认为分析得太透彻了。于是下令把乐毅调走，改派了个饭桶骑劫去接替。

这二来，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效果，即墨城中的齐人，民心大振，而即墨城外的燕军，士气颓丧，都为被迫改投赵国的乐毅不平。同时由此开始，田单把骑劫玩弄于股掌之上。

他的第一步行动是，下令即墨城中的百姓，每天吃饭之前，先要把饭菜陈设在院子里，告祭祖先。那时被围已久，城外的鸟雀，无处觅食，一看城里有机会，纷纷飞来，回翔上下，盘旋不去，城外的燕军大为诧异，彼此相询：“这是怎么回事？”

田单给了他们答案，这些鸦雀，是神所凭依。而且公然宣示于即墨的百姓：“一定有一位神人出现，来做我的师父！”

这似乎荒唐可笑，于是有个小兵，一时冲动，开玩笑地说：“我可不可以做将军的师父？”

话一出口，那小兵才发觉，这是自己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军中无戏言；而况是对将军无礼！所以赶紧开溜。

田单那容得他逃？把他追了回来，但不是以军法从事，奉他东宫上坐，向他叩头，真的当他师父了。

一看玩笑越开越大了，那小兵心里害怕，不敢不说实话，“将军恕罪！”他说：“我实在……”

田单不等他说完，抢着摇摇手打断了他的话，低声说道：“你不要响，我都知道。”

田单多智，人人晓得。料想他必有道理在内，那小兵的胆子本来也大，便跟他合作，假扮为“神”，做田单的师父。田单也装得很像，出入之间，把他的“师父”敬如天神，而号令之际，一定宣称是“神”的意旨。

这种新闻，很快地传入燕军，相信确有其事。田单看看时机成熟，便叫他的“师父”向大家说：“燕军不足道哉！我只怕他们用齐国的降卒作先锋，跟我们作战，即墨就保不住了。”

骑劫毫无头脑，辗转听得这话，信以为真，下令攻城，把齐国的降卒，摆在前面，燕军押后。城上的人一看，血脉偾张，悲愤不已——因为齐国的降卒，都让燕军把鼻子割掉了。即墨守军一看，同仇敌汽之心，陡然而兴，而且也有了极深刻的觉悟，倘或兵败投降，就会受到这样的残酷的待遇！因而奋力坚守，燕军无功。

此是田单激励士气的一个策略，然后他又用同样的策略来激励民心，派遣间谍到燕军中去散播流言，说即墨城中的老百姓，就怕他们葬在城外的先人坟墓被掘，尸首被戮，那一来，他们精神上禁不起这样沉重的打击，就会崩溃。

骑劫又上了当。下令掘齐人的坟墓，掘出枯骨来堆在一起烧。这一手做得太绝太毒了。即墨的老百姓痛不欲生，无不要求田单，开城出战，与燕军排个你死我活。土气高昂，民心可用，田单知道反攻的时机到了，下令“总动员”，准备决战。

田单把即墨全城的军民组织成一个一元化的战斗体，不分男女老幼，包括他自己的妻妾在内，都纳入军事体制。首先挑出五千战斗力最强的士兵，在一个隐蔽的地点，施以特种战斗训练，而守城的责任，交给老弱妇女去担任。同时，他以身作则，不但尽献个人私产，作为军用，并且亲自跟士兵在一起，从事任何需要吃苦耐劳的操作。田单的威信声望，本来就很高，这一下越发进入一个新的巅峰，没有一个人不是心悦诚服，自动自发地在自己的岗位上，献出最大的力量。

可是在围城的燕军看起来，完全不同，“即墨完蛋了！”他们都这样在说。壮了怕已死光，所以只好用老弱妇女来守城。然则，不降何待？田单针对燕军的心理状况，派出一名使者去见骑劫，说即墨愿意投降。

骑劫欣然接纳。燕军得知消息，欢呼“万岁！”，因为出师数年，乡思日重，如今凯旋班师，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快到了，自然万分高兴。

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一刻，田单解除了他们的精神武装。这还不够，他又收集了一千错黄金，派即墨出名的几个富豪去献给骑劫，同时提出请求，说即墨已经投降，燕军人城以后，希望不要掳掠他们这几家的妇女。被“胜利冲昏了脑袋”的骑劫，满口应承。

第二天就要进城接收了！这一天晚上自然大行犒赏，正当燕军酣饮高歌之时，田单在城里安排“火牛阵”，即墨城里所有的牛，一共一千多头都被军方征用。这些牛经过一番修饰和装备，身上穿一件“龙袍”——用红色的薄绸子，画了五彩龙纹，缚在牛身上。角上缚了白刃，刃口向外，一条尾巴用芦苇裹好，灌足了油。然后在城墙上打了无数的洞，让牛在洞口“待命”。

另一方面，即墨城里全体动员，老弱妇女都上了城墙，五千经过特种战斗训练的劲卒，也进入战斗位置，跃跃欲试。到了夜半，燕军醉饱酣睡，田单一声令下，引火点燃了牛尾巴，这些蛮牛负痛狂奔，直冲燕营。城里的人，敲锣、敲铜盘，敲任何可以发出噪音的东西，同时狂喊鼓噪，就像发了疯似地。

燕军从睡梦中为惊天动地的声音所惊醒，出营一看，无数从未见过的怪物，尾巴是火炬，一千多个火炬的照耀，亮如白昼。怪物身上画着五彩龙纹，角上雪亮。这时便自然而然想到田单的师父，是一天神下降”。不用说，这些怪物，就是特遣的天兵了！

事实上是不容他们细想的，即墨城里的人没有疯，即墨的牛焚尾受痛，鼓噪受惊，却跟疯了一样，埋头直冲，当者披靡，燕军整个儿崩溃。

这时，田单才出动那五千劲卒，用一根筷子样的小木条，勒在上下唇之间，两头系绳，在后颈束紧，这名为“衔枚”，原来的用意，是奇袭急行军时，怕士兵谈话，耽误工夫，或者泄漏机密，所以作此“禁声”的束缚。

但这批经过特种训练的部队，所以要“衔枚”，用意是要他们人自为战，以一当十，见敌就杀，根本不容他们有任何停下来略作讨论的机会，而这样在疯狂的火牛群狂冲之下，他们更加勇猛，一心雪耻复国的五千健儿，追奔逐北，使得燕军尸横遍野。他们的主将骑劫，也死在乱军之中。

消息一传，齐人无不奋起。溃退的燕军，面无人色，狼狈不堪，即墨城内有“神”的传说，越传越盛。而田单的部队由五千人开始，迅速发展。从来两军势力的消长很少有变化得这样快的，没有多少日子，并国所失的七十多个城池，尽皆恢复，燕军败回河北。

于是田单派人赴莒城，奉迎齐襄王法章还都临淄听政。论功行赏，田单被封为“安平君”，安平在临淄以东十九里。

这年是齐襄王即位的第五年。在秦，为昭王甘六年，秦与赵会盟渑池，蔺相如不使赵玉受辱，也就是这一年。秦昭王有意攻齐，但听说齐人多智，君王后尤其聪明，便想了个试她的方法。

这个方法很绝，秦昭王派遣一名使者到临淄，馈赠君王后一付玉连环，附带出了一个难题：“久闻贵国智者特多，不知能解得此环否？”

两个在雕琢时就套在一起的玉环，如何解得开？君王后问她的臣子，没有一个人能解答此难题。

于是，成竹在胸的君王后，不慌不忙地取过一个铁椎来，轻轻一碰，指着那分离破碎的玉环，对齐国的使者说：“幸不辱命，请看，解开了。”

使者无话可说，因为他只要求解开玉连环，并没有要求非保持完整不可。当时的玉器非常珍贵，为了赵国的一块壁，秦昭王愿以十五个城池来交换。而君王后对此贵重的礼物，不惜引椎一击，是严正地表示了不惜玉碎以抗强敌的决心，足以吓阻秦国的入侵。这种高度的智慧，确是名不虚传。

不过，齐后之智与田单之智，应有分别。田单的智慧，实所罕见，而使用的手段，不免诡异。“齐人多诈”，正此之谓。刁间在本质上，就是田单型的人物。

他有许多奴婢。奴婢的身分，在各地都甚卑下，而以齐地为尤甚。这是不足为奇的，用智的人，总看不起用力的人。则多智的齐人，轻视终日苦役的奴婢，为势所必然。然而这又有矛盾，倘或奴婢多智，调皮捣蛋，乃至明侵暗偷，主人驾驭不了，则又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简直成了心腹之患，宁愿他们还是笨拙的好。

刁间的厉害，或者说刁间的成功，就在这一点上。他跟别人的观念不同，并不轻视奴婢。调皮捣蛋的也不怕，相反地，愈是如此，他越重视，因为聪明的才调皮捣蛋，只要驾驭得法，这些“桀黠奴”才是最有用的人。

《史记·货殖列传》说刁间对“奴虏”，“独爱贵之”。何以谓贵？因为奴虏中颇有人才。汉初的奴婢撞仆，与后世的不同。时逢衰乱，求生第一，贤如诸葛武侯，尚且自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所以秦汉之交，流亡遍地，如果既不能铤而走险，又不甘于辗转沟壑，则纵有满腹诗书，饥来驱人，屈身为奴，实不足为奇。不独大乱之时如此，就是承平时期，知识阶级因贫困或其他原因，受雇于人者亦比比皆是。如匡衡为人作长工，彭越为人作酒保，朱买臣为人赶车，儿宽做过厨子，韩延寿做过门房，都见于正史。

其次是豪杰隐于奴虏，如季布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至于没入官家，或者因政治上的原因，移迁某地，成为奴虏，则其原来的身分及知识程度，可能高于他的主人。仅从这三类人看，就可知道奴虏中人才实在不少，以及刁间的所以“爱贵”之故。

但是，这些奴虏，如果是在任公那里，则亦碌碌无所表现，唯有在刁间的运用指挥之下，方能发挥其才智。因为刁间与任公虽同为积赀上亿的货殖家，但后者以农为本，经商无非副业，前者则是一个什么生意都做的大企业家。现代有“商战一之说，道尽了商业上的竞争的激烈，当时也是一样，不管是坐以居奇的“贾”，还是买贱卖贵，往来各地以逐利的“商”，总是眼明手快的捷足先得，老实迟钝的吃了别人的亏。而随任公耕作，唯须“力田”，虽有才智，却无用武之地。

刁间是贾也是商，是商也是工。他的事业极大，大致分为三部分：渔业、盐业、贸易。渔业是齐地最早的特产，渔区在东面近海地区的蓬莱一带。捕鱼要纳税，称为“海租”。海租不重，但所捕的鱼，如果不能建立稳固的市场，或者交通上不能配合，发臭腐烂，则渔民的生计无着，而海租亦变了亏负。

因此，渔产的处理，有特殊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为沿海各地所袭用，那就是把渔产加工，使之成为干鱼。

干鱼俗称为鲞。在秦汉之际，怕还没有这个字，当时称作鲪、（鱼邑）、鲍、鲰。大别而言，干鱼分作两类，一类是利用强烈的日光晒干，就是鲪；一类是加盐腌渍，称为（鱼邑），也就是鲍。至于鲰，据《史记》注：“谓杂小鱼也”。杂者无所不有，小虾、小鱼，混杂不分，所以价格不高。鲪与鲍用秤称，鲰就不妨用量器量，以“石”作计算单位了。

鲪与鲍，自然以鲪为理想。至今马祖的虾皮最好，就是因为它用日光晒干，水分尽去，不腐而味淡，并保存原来的风味，可以任意调人作料。但强烈的日光，不一定能与渔捞的作业配合，所以盐是不可缺少的。渔盐之利并称，不仅因为都出于海，实以渔盐还有配合的作用而产生互利的结果。一

不过，渔与盐的配合，要在一个人手里完成，也就是说，一个人同时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第一，渔捞区与盐场，不会恰好在一个地方。鱼类固有其集中的地区，渔港亦有渔港的要求，照道理说，煮海成盐，哪一处海滨都可以，然则何不迁就渔港，就地煮盐？不行，因为煮盐亦有其独特的地理条件。现在台湾北门、布袋的盐场，所制的是晒盐，那要在亚热带，一年有好些日子的强烈阳光才行，古时的海盐，确是“煮”成的，煮盐的平底铁锅，称为“牢盆”，所用的燃料，主要的是木柴一，因而理想的盐场，应该负山面海，便于樵采，燃料的取得才理想。

其次，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生产制度，无论技术、设备、操作过程都不同，唯一相同的一点是：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在当时，一个人兼营两样以上的工商业，往往出于因利近便，可以互通的缘故。如果仅仅为了鱼类加工需要盐，而耗费大量人力去经营与渔业风马牛不相及的盐业，那是件很傻的事。

因为如此，渔与盐虽可配合，在技术上却不简单。鱼类加工所需的盐，得要经营盐业的人来配合。那时还没有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计划之下，某类物资供给某一特定对象而予以优惠条件的观念，鱼类加工的盐，也就是食盐，价钱不便宜，所以腌鱼用盐，不能达到必需的数量，应该用一斤的，只能用四两或者半斤。这一来，加工的盐渍鱼就难免腐败而生异味，由“如人鲍鱼之肆”这句成语，可以想见鲍鱼有气味，是普遍的现象。秦始皇崩于旅途之中，李斯秘不发丧，将尸体放在车子里，经一千六百多里的长途，运回咸阳，时逢盛暑，“辊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由此可以想见鲍鱼臭到怎么样的一种程度？

所以刁间的同时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件难能可贵的事。“难”者，不仅需要绝大的资本，在独立经营盐业的同时，附带获致配合渔业的效果，尤在要有可靠而能干的人，二远赴不同的海滨去替他管理不同的事业。“可贵”者，能够以廉价的盐，供给鱼类加工之用，不仅减低了鲍鱼的成本，且因盐的供给充分，可以制成更好的鲍鱼。捕鱼为生，本来要靠运气，丰收过剩，鱼不值钱，如能获得加工的便利，则有恃无恐，获利必丰。

刁间的另一项企业是贸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不仅输出山东的特产，输人山东所需的物资，而且也在山东以外的地区，买贱卖贵。

先说山东的特产，第一是丝绸及其加工品，名闻海内，所以齐地称为“冠带衣履天下。”山东丝纺织业的发达，首先要归功姜太公。他在周初被封于齐，看到那里只有海滨的鱼盐之利，而营邱即临淄是“泻卤”之地，不宜耕作，得要另外想办法增加生产。男子可以出海捕鱼，海滨煮盐，妇女干什么呢？渔盐两业都不适宜女性工作，于是姜太公劝她们纺织。

齐地丝纺织业的发展，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可能最早是利用野蚕的丝。野蚕称为柞蚕，柞是木本植物，据《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说：“此木坚韧，可为凿柄，故俗名‘凿子木’。高者丈余，叶小而有细齿，光滑而韧，其木及叶子皆有针刺，经冬不凋。五月开碎白花，不结子，其木心理皆白色。”柞蚕以生于柞树，食柞叶而得名、初生时绿色；以后慢慢变为黄褐色，吐丝亦黄。用柞蚕的丝织成的绸，称为蚕绸，宋朝称为“绢绸”，明朝称为“茧绸”。《尔雅》记载：“有柞蚕食柞叶，可以作绵”，这大概是又称为绵绸的由来。

以后土地改良，“膏壤十里，宜桑麻，”于是养蚕事业，大为发达，当时齐国的纺织业，居海内的首位。齐国进贡周王的贡品，就是丝织品。到了管仲相齐，助桓公称霸，在经济发展上所致力的三大生产事业，是农耕、煮盐、织造。承袭太公的遗风，以织造为女工的专业，管子说：“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钅术，然后成为女”，这些不仅是纺织所必需，也是刺绣的工具。是为齐国丝纺织业的第二阶段。

近代的丝绣，以湖南和江苏最著名，即所谓“湘绣”和“苏绣”，而当时名闻天下的是“齐绣”。齐国纺织业发展的结果，连带染色也很有名。《战国策·燕策》：“臣闻智者之举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成功者也。齐人紫，败素也，而贾十倍”。所谓“败素”，是粗劣的白绢或者白布，但一经染成紫色，身价十倍，化腐朽为神奇，因为齐人多智的又一明证，同时齐人染色的高明，亦可以想见。

由于齐国的强盛，一方面贸易发达，一方面各国诸侯、行人、访聘者陆续不绝，都要购买齐国的上等衣料自用或送礼，所以刺绣品的销路极好，但刺绣的收入并不高。《史记·货殖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倚市门者何？司马迁又说：“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说得清楚些，便是为娼。太史公这段话，正是指齐国而言，因为娼妓就是管仲所发明的，而“齐女”的艳名在当时是与邯郸的“赵女”并称的。

刁间的贸易，输出齐地的丝织品及刺绣品，必为其主要的业务。齐地的丝织品，最出名的是“阿缟”，阿是指东阿县，《史记·李斯传》：“阿缟之衣，锦绣之饰”。这两句话又见于《战国策》的《秦策》，可知齐地的丝织品，主要的市场，是在关中一带。当然，东阿县所出的丝织品，不限于“缟”，《史记·集解》：“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可证。此外，沂。泰山区各县，均盛产麻桑，所以齐鲁之间的纺织业，是普遍发展的。

但在刁间那个时代，齐国的贸易中心是在临淄，为各种物资的集散地。其次是孟尝君的封邑“薛”地，即今山东滕县之南的临城，一北一南，为刁间从事工商业的两大据点。

临淄自春秋战国到西汉，始终是一个富庶繁华的大都市。当时的大都市，首推代咸阳而兴的长安。天下的大族、豪富，大都徙于长安。这种硬性吸收“侨资”的结果，造成长安高度的繁荣。但五方杂处，风俗不纯，有钱的人，竞相讲求生活上的豪华，一般平民又极力向贵族看齐，奢靡之风，成为社会的一种病态。大致而言，长安是一个消费的都市，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大。

其次是洛阳，此地为东周的王畿，也是最早的一个商业都市，照战国时期的地图看，洛阳适居天下之中，东齐、西秦，南面是韩、楚，北面则魏、赵、燕三国。由于处于交通的中心，而且王畿之民，政治的色彩比较淡，好比现代的许多中立国家的人民那样，旅行可以获得许多方便，因此，洛阳的人做生意是出名的。虽然商人的地位不如工与农，而洛阳人民特别看重，或者说喜爱经商，像大禹治水一样。他们可以三过家门而不人，以常年在外经商相矜耀。有这种敬业的精神，才会产生白圭那样的人。刁间私淑白圭，他的理论和业绩，我在后面将会谈到。

再次是大梁和邯郸，一在河南，一在河北，和偏西的洛阳鼎足而立，构成中原交通网的支柱。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战国末期，此地是各国政客和间谍活动的中心，以美色闻名天下，及至秦汉一统，邯郸的地位逐渐末落。大梁就是开封，这里地势平衍，张仪所谓“诸侯四通，条达辐转，无有名山大川之限”，为“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大梁的交通极其发达，“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但都是过境。史书上不见大梁有大企业、大商人的记载，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投资大梁，太无保障。战火侵袭，随时有遭受严重损失的可能。楚汉相争，大梁被破坏得相当厉害，所以汉兴以后，大梁的地位比邯郸更不如。

其时的新兴都市是成都，而大致能够保持原来地位的，是临淄。临淄与长安正好相反，它是一个生产的都市。也与洛阳、邯郸不同，这两个都市因为交通的便利，而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临淄则因工商业的发达而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临淄的交通，有一个为其他各大都市所没有的特色，就是出海便利，蓬莱半岛与北面的旅顺、大连隔海相距，只一百多里。由于海上三仙山的传说，所以蓬莱半岛的芝罘、烟台一带，成为中国最早的国际港口。

在秦始皇以前，早在齐威王、齐宣王的时期，就曾遣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此海上神山，相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那里的禽兽都是白色的，宫阙为金银所造，隐隐在云端里发出宝光异彩，但一行近，才发现三神山反在水下面。等船将到时，总是有一阵怪风把船吹走，因此齐威、齐宣还有燕昭王等人，始终不能达到求仙的目的。

显然的，海上神山无非海市蜃楼而故神其说，两千多年前，自然不能了解这种因光线折射而生的现象。所以后来又有秦始皇受齐人徐福之愚，“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神仙”，甚至博浪一击，惊魂未定，他仍不废蓬莱半岛之游，到登州海边去眺望，以冀一见神山。如果那时不是蒙着这一层神秘的色彩，能够踏踏实卖，从事海上交通的发展，则中国与日本的接触，不会晚至隋唐。日本的文化，也将是另一种型态。

就临淄的交通来说，水路以利用黄河为主，由淄水经一条运河入济水，与黄河并行，到大梁会合，西至关中，东循鸿沟人淮南。陆路大约有三条路线，一条是往西北渡黄河，人邯郸，一条是由西南经泰安、曲阜、曹州往西到大梁，一条是南下经莒城入彭城。春秋战国以迄秦汉的道路，由于军事的需要，同时因为地旷人稀，所以极其宽阔。从周朝开始，对路政就很注意，立有一套完善的制度：第一，“先王之教曰：雨华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要按时去整理道路桥梁；第二，“列树以表道”。因为路太宽阔，同于原野，如果不种树作为标志，便有迷路之虞；第三，“立鄙食以守路”，有专人看管道路；第四，“司空视途”，专设一官，管理路政。“司空”即为后世的“工部尚书”，在现代当然是交通部长了。

《周礼》中讲道路制度尤其详细，这因为当初行井田制，“农地重划”时，就已把道路留了出来，所以自“一夫”至“万夫”有不同宽度的道路，“一夫”指一个农夫所受的私四百亩而言。换句话说，每百亩田之间，必有一条公众道路。宽狭等级，共分五等：间、径、途、道、路。

因为春秋战国的道路已经修得很好，所以秦始皇统一海内，立刻便有一个完整的“公路网”出现。于是划一制式，规定车轮之间的距离，以求与车辙相合。“车同轨”的要求，无异说明车辆已可畅行各地。秦始皇巡幸四方的交通工具就是车子。

那时帝皇出巡所用的车子，大得惊人，称为“辒辌车”，辒辌实应作温凉。因为车子有窗，闻窗则温，开窗则凉，车中可以坐卧。皇帝的卧车，不是能够睡下就算数，其中有各种陈设，还有人侍奉，等于一座活动的寝宫，其大可知。

因为“辒辌车”太大，而秦始皇又好巡游，为了他的方便，特地开辟“驰道”，顾名思义，“辒辌车”可以急驰，则此道路应如何宽广平直？《汉书·贾山传》记驰道的规模：“道广五十丈，三丈而树。”这还不算：“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这样豪华的工程，以造价来计算，日本新近落成的那条世界最贵的公路，怕也瞠乎其后了。

驰道是秦始皇御用的道路，专为他个人享乐之用，结果以后在军事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群雄并起，项羽入关，如无驰道，则用兵不致如此神速，秦亡得也不会这么快！这是秦始皇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由于交通的发达，相应而起的便有旅舍事业的发展，旅舍有公私两种，公家的旅舍就是“亭”。但商贾喜欢住私人经营的旅舍，因为亭有许多不便。

有哪些不便呢？古今同理，对于现在公家的招待所，一般人所感到的不便，在当时也是一样。譬如说，借住某名胜区某公营事业机构的招待所，说不定有一天晚上管事的人会怀着歉意来对你说：“某先生，实在对不起！刚才接到台北的长途电话，我们董事长明天要招待一班贵宾来玩，所有的房间都要用。请你原谅，让一让。”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是住私营的旅舍，就决不会有这样的麻烦。

亭的设置住宿设备，本意原是供官员过境之用，有时大员驾临，按照日程，早就收拾整洁，扫榻以待。为了避免再洒扫一遍的麻烦，即使空着，也不愿让商民使用。至于到期必迁，对于一般旅客来说，原不过夜来有个宿处，天明赶路，还不生影响。可是做买卖的商人，就不同了，到某一处进货、售货或者收取帐款，事不由己，逗留的日程亦难预定，倘要多住数日而非迁不可，随身带着货物银钱，岂不狼狈？

其次，目前有许多招待所，对于借住者招致应召女郎，悬为厉禁。当时的亭也是如此，这对终年在外，每招游娼伴宿的商贾来说，实有未便。但这些都还是小问题，最大的不便，是商贾无法在亭中做生意。

现代的商业制度，灿然大备，制造商是制造商，经销商是经销商，有批发、有门市，分工甚细。在古代，虽有“行商坐贾”之说，但并无严格的“同行公议”，非遵守这个规定不可，所以行商亦可为坐贾，因时因地而异，具有极大的机动性。

当然，出发做生意之前，先有一个计划，到甲地买进某项货物，到乙地出售，再进某项货物，到雨地去卖。预计需要多少资本，若干时日，行程如何？都曾仔细盘算过。但是意料不到的客观因素的影响，随时可以打破预定的计划。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携带一批货物，赴某地销售，中途忽遇山洪暴发，或者发生战乱，交通中断，那末，这一批货物便得就地处理。或者原定赴某地销售的，结果在中途某处，发现这里的行情比预定的销售地点还要好，则又何必多花运费、时间，非照原定计划执行不可？

遇到这样的情形，行商立刻便成坐贾，在私营的旅舍中便可展开交易。如果住亭，就不会得到这种方便。此外私营的旅舍，奉一顾客至上”为信条，一切的设备、招待，都能符合商贾的特殊需要。特别是某一家相熟的旅舍，可以作为商业上的一个联络站之用，对于业务的推广，更有帮助。

由此亦可见，在那种通讯、交通远不如现代，以及天然的不可抗力，随时可以破坏预定计划，为人带来厄运的环境中，如果没有足够的应变能力。是无法出门经商的。刁间就有这样的本事，能识人，能用人，而且能够教人。所以他派出去经商的奴仆，都能获得极大的成功，不仅获利，而且得名。《史记·货殖列传》说他的奴仆，“连车骑，交守相”。请想想，这份煊赫！

“守”者太守，为一郡之长；“相”，诸侯的属官，掌理民政，亦可以说是地方官。这些达官贵人，居然与奴仆身分的商人一起高车骏马，连翩同行，不能不说是异常的现象。而此现象，正为汉朝商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

这个异常现象的造成，可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以奴仆的身分如何高攀得上贵人？一方面是守相为何要折节下交。就前者来说，汉初大乱初定，朝野上下，所全力以赴的目标，即是“治生”，过分追求物质的结果，产生一个观念上的偏差：能赚钱就好！而社会上的阶级又与政治上的阶级不同。政治上的阶级是：官吏、庶民——庶民又有等次，但都为自由人、奴婢。社会上的阶级是富翁、中人、贫民。因此汉高祖虽有诏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且有种种歧视商人的法令，而商人只要有了钱，除却造反，其他可以为所欲为。因此，刁间的僮仆，手握巨赀而又手腕灵活，则结交守相，非不可能。

至于守相的折节下交，固不免看在钱的份上，心存势利，但大部分是要借重大商人的财力，解决公家的经济问题。

那时的地方政府，不比现在，有岁入岁出的预算，更谈不到严格的财政收支系统。尤其在汉武帝以前，对于地方财政，采取放任政策。不过放任不是放纵，横征暴敛，或者从事不急之务，加重人民的负担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放任政策，实际是不管主义。不管地方官的困难，有问题自己去解决，不用想跟中央要钱。

如果地方富庶，当然可以自给自足，无奈大乱之余，小民糊口尚且不易，何来余财，以奉公家？因而地方上便发生了两个财政上的问题，第一，是政费不足，无力建设。第二，是王侯的用度不足。

王的封邑大，问题比较小。侯的封邑通常为千户，说得明白些，就是指定一千户人家，缴纳相当的税赋，以供侯的用度，故称为“衣租食税”。通常每一户每年缴税二百钱，一千户共得二十万，也就是二十斤黄金。除去平时衣食车马之费，定期赴京朝觐天子，一切贡物、旅费、交际应酬的费用，也包括在里面，境况并不如何宽裕。如以年收甘万钱为目标，则以《史记·货殖列传》的计算，就畜牧业而言，能牧马五十匹，或养牛一百六十七头，或养羊、养猪二百五十条，有一于此，即可年收此数，在经济上的地位，与千户侯相当，而其支出，不如千户侯之多，所以生活可以过得很优俗。

侯的收入少，支出大，甚或二十万钱的收入亦不足，这样，为他管事的“相”，就必须设法去找额外的钱来弥补。或者青黄不接，周转不灵，也必须先借一笔钱来过关。这些难题，唯有手头握有大量现金的贸易商，能为他解决。相的折节下交商贾，原因在此。他所要问的，是有钱没有钱，肯借不肯借？不是什么奴仆不奴仆！

郡守的情形，稍有不同。他们的必须联络大商人，是想经由贸易的方式，解决一时的困难，促成经济的发展。这情况，就像现代华尔街的大亨，为开发中国家奉为上宾是一样的道理。

问题在这里：那些奴仆，受命从事贸易、将本求利，盈亏都属于主人，何以有这样大的权限，能动用主人的资本，从事政治性的商业投资？万一吃了倒帐，或者资金搁浅，遭致巨大损失，那怎么办？其次，舛黠的奴仆，因为结交了达官贵人，有了强硬的背景，背叛主人，拿他无计可施，那又怎么办？

这就是刁间魄力过人的地方。这些因素都在他估计之中。由政治性而遭致损失，不足为虑，因为可以由政治性而从他处取得补偿。舛黠奴背叛，亦不足为虑，他自有驾驭他们的手腕。不但如此，他还有这样一个看法，愈是能结交贵人的，愈见得其人有才能，因而“愈益任之”。此是刁间独具巨眼的鉴别人才的方法。

识人还要能用人。一般地来说，用奴仆来从事农、工、商业，最要紧的一点是“同苦乐”。勤俭是治生起家的根本，所以要“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但这些如果只是对奴仆的要求，而主人像卓王孙那样享用豪侈，则奴仆离心，事业决不会成功。当然，在生活刻苦以外，应有相当的工资作为酬报，是即所谓“同苦乐”的乐，才能维持相当的工作情绪和效力。

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刁间却还有更开明的做法，他允许奴仆自己经商，只要完成了主人交付的任务，行有余力，尽可以用自己所积蓄的资本，买进卖出，刁间不加过问。不仅不加过问，甚至予以财力上的支援。这就像陶朱公“三致千金”而分散给他的亲友一样，造成许多外围的子公司，声势越发壮大，呼应越发灵活，而且休戚相关，一荣皆荣，一枯皆枯，则要背叛刁间，不但他自己划不来，别的奴仆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合力约束制裁，所以不足为刁间之患。

这是刁间超越当时所有的商业理论，独树一帜的成就。此外他还有许多长处，尤其是对于白圭的理论，研究得非常透彻。白圭理论的精义在“观时变”。时者天时，而刁间的“时”，亦包括人事。说得明白些，在掌握自然因素对于生产及贸易的影响以外，还要顾虑到政治因素所导致的生产和贸易环境的变化。

先说天时。白圭的看法，出于计然，认为年岁丰歉是有周期性的。他是中国农村中“卖青”这一制度的发明者。由于他手里掌握了大批物资，便足以控制农村中的经济生活，如果年成好，谷麦丰收，则家家要添衣著，修房屋，于是他以丝和漆来交换谷物，当然谷物的价格是低廉的。倘若年成不好，民以食为天，正好打开积谷仓，以高价来交换棉花、土布等物资。在青黄不接之际，他又办理私人的农贷，约定某项农作物收获后清偿。总而言之一句话，变的是“以少换多”的魔术。但是他也有风险，譬如谷物连年丰收，一方面价钱越压越低；一方面陈谷会腐烂变质，这样就要造成双重的损失了。

至于政治的因素，不是指政策的变更，而是指发生叛乱的战事而言。那时有一项“战争财”好发，即是贷款收息。

最明显的例子是吴楚七国之乱，也正是刁间的那个时代。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自广陵即今扬州起兵，勾结山东及楚地请王谋反，声势浩大，尤其震惊天下的是，吴王所出的赏格：能斩捕朝廷大将的，赐金五千斤，斩一个裨将亦赐金二千斤。他写信通知一起反叛的诸王说：“我的钱，存在天下各处，随时随地可以动用，不一定要从吴国来取。你们要用钱，仅管用。有应该照上列赏格赏赐的，请通知我，我立刻派专人送去。”口气之大，空前绝后，而决非妄言欺人。

在以前曾谈过，汉初分封诸国，最富的是吴国。因为有“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的大利，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的科威特那样，是不须缴纳任何赋税的。吴王刘濞，以四十年的经营蓄积，财富不知其数。由于吴国钱遍天下，吴国的盐亦行销天下，等于任何地方都有他的银行及盐号，所以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之。”

相反地，景帝承文帝之政，轻徭薄赋，国库不裕。如果说打仗就是打钱，则胜负之数，未曾接战，就可判定。

也就因为财力不足，景帝当时虽派太尉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出关讨伐，但意存妥协，所以采纳袁盎的献议，希望七国罢兵。七国同叛的起因，是晁错建议景帝削诸侯的封地，所以出兵的借口，亦为“诛贼臣晁错。”袁盎与晁错是死对头，当景帝因窦婴的提议，召见曾为“吴相”的袁盎问计时，袁盎正好借刀杀人。他密陈御前：“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景帝原是极信任晁错的，但考虑久之，终于说了句“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要向晁错“借人头”了。

晁错作了“政策性的牺牲”，而袁盎的计策，并未生效。于是周亚夫的军事行动才正式开始。当时从军的三十六将军，多为列侯，他们的封邑多在关东。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很愿意出力打这一仗。但有一层困难，领军从征，要自备粮袜军火，从何而得？当时通行的办法是借债。汉初的利息，即所谓“子钱”，多寡并无明文规定，只要当事人双方同意，订立契约，即有法律上的效力。列侯愿付的利息，亦是空前绝后的，借一还十。不过有一个条件，要吴楚七国之乱平伏，才能还清本息。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军费是正当开支，等收复失地后、可以向老百姓摊派。

利息更高，风险也大。那时的一般富户，在战事上都看好吴楚七国的叛军。讨伐失败，则列侯的性命怕都难保，又从何处去向他们讨债？因此没有一个人肯借。

在关中，独有一个姓“无盐”的，贷放了一千斤金子。三个月以后，吴楚七国的叛乱讨平，无盐氏平地一声雷，增加了十倍的财富。都因为他具有政治眼光之故。以刁间的为人而论，他也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吴楚七国之乱，齐王本来也参加了叛乱组织，中途反正，以致临淄为胶东、淄川、济南三国所围。城中物资缺乏，这也造成了刁间的机会。

利用机会就是乘时。机会稍纵即逝，所以坐而乘时以外，还该起而争时。治生或者说致富的过程，在那时有三个阶段：第一，“无财作力”，以劳力赚钱，稍有积蓄，便是第二，“少有斗智”，因为资本太小，一方面亏蚀不起，一方面要争取暴利，不得不费尽心机，想出许多“花招”来取胜，于是第三：“既饶争时”，默察时势环境的变化，掌握机会，大量进货、抛售，或作远程的投资。

这个过程与目前的情况，几乎完全吻合。所谓“少有斗智”，正就是中小企业经营之所以特感吃力之故，一旦有了数千万的资本，就不必再去冒险投资，只要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投资，必有盈利，成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的现代“封君”。

但是，这样舒服的做法是不大可能成为巨富的。要成巨富，还须“争时”，放远眼光，走在别人前面。当然，仅有眼光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第一流的货殖家，要像刁间那样具备“智”、“勇”、“仁”、“强”四种品德。

这是白圭的理论，而为刁间所充分实践。白圭是洛阳人，生在战国初期，周威烈王的那个时代。其时有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名叫李俚，帮助魏文侯从事经济革新，获得极大的成功。李俚是个重农主义者，所以他的经济学说，偏重在农业方面的改革，概括而言，可得八个字：增加生产，调节盈虚。

增加生产的主要途径，是在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力。试以一百里地方作计算，共有九万顷的面积，每顷一百亩，共九百万亩。其中山林、河流，以及城市村镇等约占三分之一，则还有六百万亩的农田。如果农夫稍微勤一些，每亩至少可以增加三升粟的产量；相反地，稍微懒一些，就会减产，一进一出相差六升，则六百万亩田，就会有三千六百万升粟的增损。因此必须力田以“尽地力”。

其次是研究农产物的价格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关系。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所以农产物的价格，贵与践都不是好事，从而导致出一个“适中”的结论。

那末，如何才算适中呢？这也有一个算法，以五口家，耕田一百亩，在普通年成来说，约可收粟一百五十石。除去什一之税，剩下一百三十五石，再除衣食祠祭之费，不足约十五石，而医药丧葬之费，还未计算在内。此所以要“尽地力”以增加生产，提高收入。

但增加了产量，如果因供求关系而跌价，则仍不能使农民获得实惠。所以价格一定要维持稳定，不使其受产量增减的影响。换句话说，是要使农民在丰年卖出多余农产物所得的现金，在荒年仍旧能够买回等量的农产物。根据这个目标，李俚所订的办法是，将年成分为六等，平岁算作“下熟”，其上有“中熟”、“上熟”两等，其下有“小饥”、“中饥”、“大饥”三等，上熟的年分，一百亩可收票六百石，大饥则只收三十石，多寡的比例为二十对一。

调节盈虚的办法，在理论上也很简单，丰年由公家收买谷物，荒年由公家以平价卖出，等于由公家提出一笔巨款，代农民保管谷物。这个方法行于魏国，魏国得以富强。

因此，当时“尽地力”之说，是个极其风行的经济理论，治生者亦多偏重于农业方面。唯有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配合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发展出一套收买“期货”，由少变多的商业理论。

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经商如用兵斗智，此一说还不足为奇，而以“商鞅行法”作譬，是他理论中最深刻的地方。商鞅行法，任法不任人，绝无通融的余地，如果这样做生意，一定把客户都得罪光。所以白圭的这个譬喻，意指“自律”而言，换句话说，他自己所定的办法，所开的条件，一定做到，这样才能建立卓越的信用。

“智、勇、仁、强”四字，他也有相当具体的解释。智为权变，随时要考察情况的变化，采取适当的对策。原来预定到某地去买丝的，一看行情，买棉花比较更有利，使不能胶柱鼓瑟，非买丝不可。

勇者决断。这是作为一个大企业家的最宝贵的一种素质。以用兵而论，指挥官最大的才能就是决断。因为情况的变化，适应的措施，属于参谋作业，而情势的估计及计划的策定，有时会出现矛盾，而抉择只有一个——取矛或者取盾，这时的成败，就全系于指挥官的决断。经商也是如此，用现代的情况作比，最明白不过的是证券交易，“多”、“空”之间，相去万里，亿万进出，决于一念，他人只能提供参考资料，买进的利弊如何，抛出的利弊如何，到底做多头还是空头？是谁也无法替当事人作决定的。

所谓、“仁’，照白圭的说法是“取予”二字，而实重在“予”。经商虽是唯利以图，但亦有仁义在。一个人肯牺牲，济人之急，将来自己遇到困难，才能期望他人有以援手。所以“仁”之一字，说穿了亦是利。现代企业具有“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牺牲精神，在实际上亦有培养市场的作用。至于杀鸡取卵的做法，则适与“仁”背道而驰，古今成功的货殖家，从无这种做法。

最后这个“强”字，亦是白圭理论中的精义，所“强”者何？是“守”。中国传统立身处世的道理，很着重这个“守”字，所谓“有为有守”是指积极与消极的两面，“用行舍藏”的藏，亦作守字解释。评估一个人的价值，有时不在他积极的有为这方面，而在消极的守的方面，看他如何自处？能安贫乐道，苦守待时，此人便可能成大器，如果稍有拂逆，便失常度，有为而不能有守，这便是脆弱的表现。经商的守，也是这样的道理。时机不利，能够保持冷静，泰然处之，尽力守住原来的资本，乘时再起，此之谓“强”。

这说来容易做来难的四项品德，在刁间是完全具备的，而其独到之处，在能驾驭舛黠的奴仆，所用的方法亦不出白圭的理论，一方面是“仁”，一方面是“商鞅行法”的严厉。推己及人，使奴仆得以经营个人的事业，渐致富饶，则奴仆自然心说诚服，乐为所用。

万一有那过分舛黠，反叛刁间的，他还有最后一项法宝，就是奴仆的卖身契。汉朝的政府既承认奴仆为主人的财产，自然法律上有保护畜养奴仆者的条款，同时奴仆的地位与良人到底有别，即使社会以势利相尚，对于能“交守相”有身价的奴仆，另眼相看，但一旦涉及法律纠纷，有奴仆身分的，官司非输不可。

当时流行一句俗语，叫做“宁爵毋刁”，《汉书音义》解释这句俗语的意思，说是有奴仆身分的人，自己在研究出处，是设法去当一个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呢？还是投身到刁间那里，好有发财的机会？原文是：“奴自相谓曰：‘宁欲免去作民有爵耶？将止为刁氏作奴乎？’”

这个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宁爵”应照字面释作：宁愿得一民爵——民爵为秦、汉特有的制度，共分十四级，赐予庶民，而奴仆无资格得爵，所以“宁爵”即表示宁愿做一个清白良民，在刁间那里为奴，虽然发了财，毕竟是一个奴仆。“宁爵毋刁”，无非强调个人自由的可贵，而且要致富，在汉初也很容易。

汉朝的富翁，就其致富的手段而言，分为三等，务农为本，所以像任公那样折节力田而起家的，称为“本富”。此外工与商，以及靠手艺谋生的，都称为“末业”，因而致富者，就是“末富”。

最下等的是“奸富”，顾名思义，可知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去弄钱。其时所流行的“奸恶”职业，有“掘家”、“博戏”、“私铸”等等，而皆与游侠有关。

至于所谓“末业”，除了刁间那样的大企业家以外，以手工业或者劳务收入发财的，亦颇有其人，据《史记·货殖列传》，附记如下：

“卖浆水业也，而张氏千万”。浆是当时所通行的一种饮料，以米或粟煮熟，投入冷水，几天后发酵，味酸有酒味就是浆。张氏卖浆，能致千万，当然是制浆有独到之处，而且做的是批发生意。

“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修理刀剑的行业，称为“洒削”。既称“鼎食”，可见郅氏用的工人极多。洒削不算小生意，装饰剑鞘，须用宝石美玉，应有相当资本。

“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胃是羊胃，煮熟而调以五味，脱水成脯，是一种美食。既云“连骑”，可知行销甚广。

“马医浅方，张里击钟”，张里不是一个人作马医，他是开的“兽医院”，用人极多，所以开饭要敲钟。

司马迁叙了上述的末业致富者，下了一个结论：“此皆诚壹之所致。”诚则敬业，壹者专心，不论货殖的规模如何，投入全部精力，专心一致，以出品的精良为第一目标，赢得顾客的信任，近悦远来，自然成功。所以“诚壹”二字，应是古今中外工商业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