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胡亥元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暴行，一时四海豪杰，风起云涌。前后不过四年的工夫，秦始皇的天下，便以他的孙子子婴的投降而尽失。

先入咸阳的是汉高祖刘邦。从龙入关的将士，无不争取金玉珠宝，唯有萧何与众不同，接收了秦丞相府中所有的图书档案，户口册籍。从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力战经营，平服四海。武功之后必继以文治，而治国的主要凭借，在了解全国的民生，所以山川道路之图，户籍钱粮之册，关系异常重大。当时的公论，定汉之功，萧何第一，即以此故。

此外至少还有一个人，眼光的厉害，可比萧何。这个人姓任，名字失传，称为任公。任公是长安以西名为“宣曲”的那个地方的人，在秦朝他是一个“仓吏”。所管的一个粮仓，名为“督道仓”——督道是个地名，但确实的方位地点，至今已无法考证。所能确定的是，必在河南中部沿黄河的某处。

督道仓是个供应军粮的仓库，规模极大。当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之时，凡是攻破城池的豪杰，第一个目标是珠玉，第二个目标才是金银，所取的都是轻巧贵重、便于携带的东西。没有人会抢了粮食，随军运走。任公既是仓吏，下面有护仓的兵士，运粮的伕役，也很可以就地起事，接收官库中的金银财宝。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把督道仓中的大批食粮运走，找了个秘密地点，据了许多地窖，把粮食藏在里面。其时四海汹汹，各人都在自谋保命护家之计，没有哪个去注意他的行动，就注意到了也没有人去管他，因为乱世的种种行为，本来就非常理所可测度，无足为奇。

刘邦入咸阳不久，项羽率领四十万大军，号称百万，接踵而至。得到密报，说刘邦遣将扼守函谷关，准备在关中称王。而咸阳宫阙中，秦始皇灭六国所聚敛的奇珍异宝，玉帛女子，已为刘邦所独吞。项羽大怒，命将击破函谷，全军进驻新丰鸿门，大赏将士，厉兵袜马，要跟刘邦决战。

刘邦驻军霸上，号称有兵二十万，实际只有一半。众寡不敌，于是采纳张良的建议，利用项羽的叔父项伯作个调人，与项羽谋和修好。鸿门一宴，刘邦中途逃席。项羽领兵入咸阳，一把火烧了三个月。然后大封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汉王的封邑是巴、蜀、汉中三郡，项羽派兵三万，送刘邦就国。张良又劝他烧毁栈道，示无北还之意。其时能与西楚霸王项羽一争的，只有汉王刘邦。既然他深入汉中与人无争，则大局似乎可以安定了。

倘或如此，任公的估计便是错误。事实证明，他没有错。天下不会就此平定，还有一段扰攘不安的乱世。不过几个月的工夫，刘邦登坛拜将，重用韩信，以萧何留守汉中，主持后勤工作。他自己与韩信领兵出陈仓，重新占领了关中。

关中既定，部署东进。刘邦由咸阳分兵两路，一路由霸上出武关，攻取河南南部。一路由刘邦亲自率领，出潼关渡河，入今山西省境，攻占平阳，东下河南淇县，折往洛阳，会合各路诸侯，共计五十六万大兵，直扑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为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

项羽这时中了张良的调虎离山之计，正在山东。张良原是韩国的贵公子，他家三世相韩，与国同休戚，所以虽与汉王刘邦投契，却不能随他到南郑。在褒中作别，重回故国。走到半路上，听说项羽杀掉了新封的韩玉，因而决定重投汉王刘邦。他知道刘邦的最后目标在彭城，所以写了封信给项羽，说楚之大患在北方的齐、赵，至于汉王不过想得关中而已，不足为虑。项羽不知是计，亲统大军，北上伐齐。这才造成了汉王刘邦长驱直入，轻易占领了彭城的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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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得报，大惊失色，亲率三万精兵，还救根本重地。他从山东鱼台县直下江苏萧县，展开拂晓攻击。汉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五路诸侯的联军，默契不够，指挥不灵，真个兵败如山倒，一下子垮了下来。刘邦幸得突围，辗转退到荥阳，才勉强站住脚。

这时是公元前二百零五年，也就是汉高祖二年的五月。从此楚汉相争，对峙在荥阳有三年之久，然后有核下一战，项羽自刎于乌江，汉王刘邦，得成一统之业。

项羽在安徽定远附近被困时，身边只剩下廿八骑，眼见大势已去，曾慷慨以告随从，说是：“我起兵至今八年，身经大小七十余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称霸天下。如今被困于此，是天亡我，非战之罪。”这话不曾道着痒处，项羽自有取败之道，而其关键所在，在于军粮供应的不足。

同样的道理，汉王刘邦能在荥阳站住脚，即得力于敖仓的藏粟。在荥泽县西北十五里，有座山叫做敖山，北临汴水，南连广武山，山底下凿空了鲁藏粮食，即名为敖仓。大概在吕不韦的时代，就已存在。数十年的经营。藏粟极富。汉军屯驻荥阳，特筑甬道连接敖仓——所谓“甬道”，是夹道建筑围墙，好像一条巷子，藉以防止敌人的侵袭，保证粮道的畅通。

因为有了敖仓，军心才得稳定。楚军被拒于荥阳之南的地区，而汉军获得了休养补充的机会。也就因为敖仓的关系重大，所以楚军也每每以攻击那条“而道”，绝汉军之粮，作为打开局面的主要手段。及至项羽攻下九江，集中兵力，大举进攻，刘邦因为敖仓粮道常被切断，不得不作割地求和之计。

汉王刘邦愿割荥阳以西、成皋以东之地，求和于楚。这一块地方不过几十里地，何以可作为求和的条件？因为这几十里地中有个敖仓。说得明白些，根本就是以敖仓为代价来换取和平。

这一次谈和没有成功，因为楚军的“参谋长”，为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反对。他认为荥阳的汉军，已成釜底之鱼，谈和反给了他喘息的机会。项羽听从了他的意见，使得汉王刘邦大感威胁，不能不用陈平所献议的反间计，携带四万斤黄金深入敌后去活动。项羽的部下为陈平所收买，传播范增通敌的谣言。项羽上了当，疏远“亚父”。范增一怒而去，得重病死在回彭城途中。

他这一死倒刺激得项羽觉醒了，对汉军展开了强大的攻击。荥阳被围，粮道断绝，刘邦在束手待毙的绝境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生路。有个叫纪信的部将，自愿牺牲，扮做刘邦出东城投降，真刘邦便趁机混在难民中，由北门逃走。荥阳、成皋，连同敖仓，落入楚军手中。

对于敖仓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军粮供应的重要性，项羽始终不能确认。他的部队机动性强，而项羽本人纵横无敌，像希特勒一样，喜欢打“闪电战”。南征北讨，一直不能把荥阳好好守住。相反地，刘邦只要一有机会，就取荥阳、成皋，资敖仓为用—一敖仓的藏粟，自然早就光了。但敖仓的设备，仍旧具有绝大的军事价值。萧何在关中所筹措的军需，出潼关顺流东下，以敖仓为兵站，北济燕、赵，南运叶、宛，即今河南叶县、南阳一带，也很方便。楚汉相峙，刘邦能够苦撑待变，联络各方，就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好基地的缘故。

汉王刘邦最后一次占荥阳、成皋，是在楚汉三年的十月。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战事的目标及转移，系于军粮。当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项羽，对一个人感到头痛，此人就是与刘邦在一条战线上的彭越。他是山东曹州梁山泊那一带的人。以北面韩信的部队为支持，在山东、河南边区打游击。对自彭城到荥阳以东的整个楚军防线而言，正好击其中腹。对自荥阳以东一直拉长到商邱的楚军第一线部队来说，恰好咬住了它的尾巴。项羽虽善于打大部队的运动战，但遇到彭越以本地人对地形的熟悉，化整为零，专施偷袭的游击战，颇有疲于奔命之感，而且彭越专绝粮道，尤为楚军的大患。

这年八月，刘玉屯兵敖仓对岸、新乡附近的小修武，派兵东渡白马津，与曹州的彭越会合。深入楚境，大概在铜瓦厢附近，突击楚军的一个大兵站，破坏得相当彻底。接着引兵而西，在延津县东，又打了一个胜仗。楚军不支，往东败退。彭越乘胜追击，攻下商邱等十七个城。消息震动前方，在成皋的项羽决定亲自出击。

拔营以前，项羽对他的狱吏出身的“大司马”曹咎说：“我在十五天以内，就可以收复所有的失地，把彭越撵走。成皋交给你守——责任很重，但也不难，你只要小心就守得住。最要紧的是，不管刘邦如何挑战，你不要理他，更不可开城迎战，千万，千万！总而言之，你只要守过十五天，那时我一定已经成功回来，就没有你的责任了。”

等项羽引兵向东，回击窜扰后方的彭越，汉王刘邦果然从黄河北岸，渡河来攻成皋。目的不在成皋，而在敖仓。这是刘邦身边的一个谋士郦食其所极力主张的。

郦食其是陈留人，素有狂生之称。当刘邦起义，兵抵陈留时，郦食其投入刘邦帐下，说服陈留县令投降。其时他为刘邦策划，所极力强调的就是军食。黄河流经河南的那一段，东起淮泗，西至成皋，即所谓“中原”，四通八达，在秦汉是交通最方便的区域。而秦汉的黄河，亦决非现在的黄河，在那一段动辄泛滥，造成绝大的灾祸。因此，身为土著的郦食其，对于这一地区的漕运、粮储的情况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了解得最透彻。欲成大事，必保敖仓，是他一贯的看法。他曾批评项羽以战斗力不强的投降的部队守成皋为不智，此时有机可乘，自然不会放弃进言的责任。刘邦有许多缺点，但有一项最大的长处，从不错过部下的好建议，而且接纳建议付诸实行是既迅速，又彻底。因而等项羽一走，他立刻渡河到成皋城下来挑战。

何谓“挑战”？这个来源极古而被广泛使用的军事术语，值得介绍。中国的战争，在春秋时代，形如儿戏。战国初期的规模也极小。直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引进了新的武器及战术，几乎淘汰了车战，战争才逐渐“升级”。等到秦国一强，一仗下来，杀人盈野，更到了空前的规模。这因为，秦国计战功有个硬性规定，以杀敌多少来计战功的大小，称为“首功”。首者首级，但不能提一颗脑袋去报功，所以又规定计首功以左耳为准——当然，这有许多流弊，老百姓的耳朵也割。阵亡战友的耳朵也割，史书上说某战役某国死多少人，都是由此计算出来的，其中当然有虎头，但也很可观了。

因为战略观念由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演进到如何多杀敌人来消耗敌方的战力，所以防御工事特别受到重视。如果是城，城墙要高而坚，城外最好引水围绕，即是俗称的护城河。如果是效野，则筑军垒，称为“壁”。那是一圈围墙，不一定要高，但要厚，把整个部队围在里面。壁外则是沟，愈阔愈深愈好。这一来只要粮道水源不绝，守个三年五载亦不成问题。

这样就要“挑战”了！挑战的花样甚多，而万变不离其宗者，是要把敌人引出城，或者引出深沟高垒来决一死战。大致起先是下战书，战书无效则陈兵示威，再无效就设法激怒对方。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辱骂，揭发对方的阴私，愈刻毒愈有效果。汉王刘邦因为要争取时间，第一步下战书、第二步陈兵示威这比较文雅的步骤都略去了，一上来就到成皋城下骂阵，怎么刻薄，怎么难听就怎么骂。起先，曹咎谨守项羽的告诫，忍气不理。这样被骂了五、六天，见汉军越骂越起劲，实在气不过，下令出击，而且是倾巢而出。“长史”，也就是项羽的“秘书长”，以及起先封为“塞王”，先投降刘邦，后来又转投项羽的秦国降将司马欣，都在军中。

楚军一出，汉军稍作周旋，随即败退。成皋城外有一条汜水，源出南面数十里的方山，北流经成皋的东面，注人黄河。汉军败退，自然要渡过把水。曹咎急怒攻心之下，看不出汉军的诱敌之计，下令渡汜水追击。

兵法上有条定律：“兵半渡而击”，这条定律，已成常识。不知曹咎根本没有想到，还是想到了而认为必须要冒这个险，总之，他犯了致命的错误。当楚军纷纷下船，抢渡汜水时，对岸的汉军，突然反攻，伏弩齐发，矢下如雨。楚军根本没有招架的可能，亦无逃生的余地，未曾接仗，就已崩溃。曹咎、王翳、司马欣都引剑自刎在汜水上。

汉王刘邦乘胜渡河，复占成皋。楚军将领的“战利品”、金玉珠宝，包括陈平用来行贿的那四万斤黄金，都为汉军所得。当然，最重要的意义，是复得敖仓。

那时项羽在东线打得很好，先拔陈留，继下外黄。在睢阳，即今商邱接得消息说成皋失守，急急引兵西还，来救荥阳。西楚霸王的威名果然惊人。包围荥阳的汉军，望见项羽的旌旗，慌忙撤退。怕为项羽追上，都从山间小路，分散转进。自此而成楚汉对峙之局。

楚汉对峙之处，名为广武。广武是一座山的名字，一名三室山，又名三皇山，在成皋之西，与敖仓所在地的敖山相连。广武山一劈两半，东西相对，中间一条深涧，约有百里之宽，即名广武涧。涧水南流，注入汴水。楚汉两军，各在山头筑城，隔涧相峙。楚军在东，称为东广武，汉军在西，称为西广武。这两座城，后世就称为“项王城”和“汉王城”。

看起来东西相对，韩两相称，其实大不相同。汉王刘邦这面，有敖仓、有成皋。成皋有关，名为“虎牢”，虎牢关为洛阳的门户。乱山丛中，蜿蜒一线，西迄巩县，东起成皋，入口处即名为虎牢关。轻兵阻道，强敌却步，所谓“塞成皋之道，则天下不通”。所以汉王刘邦据有成皋，即无后顾之忧，得容萧何全力经营关中，源源接济，而前方兵食无忧，据险而守，则已立于不败之地。

反之，项羽的后方，深受北面的威胁，粮道经常有被切断之虞。楚军的主要粮道有二：一条是东西流向的黄河，一条是南北流向通江淮的鸿沟。前者常被在齐的韩信遣轻骑突袭，后者则在彭越的游击队活跃的区域，有时截得大批粮食，反绕道接济成皋，对于汉军的贡献很大。于是楚军常处在饥饿的状态中，士气急剧低落，就像汉王刘邦初到南郑时的情况那样，部下“开小差”的日有所闻。一世之雄的项羽，困守东广武，一筹莫展，不得已与汉军议和，归还太公及吕后，划鸿沟为界。当他引兵东还时，张良、陈平谏劝汉王刘邦说：“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机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接纳建议，因而有垓下之战。西楚霸王项羽的失败，败在“食尽”则“兵疲”，而汉王刘邦的成功，则因“足食”而“足兵”。由这一点上看，不难想见任公的“藏粟”，在当时是如何贵重？

汉王——汉高祖初年的粮价之高，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汉书·高祖纪》：“二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这里的“二年”，可能连着下一年，即指公元前二○五年到二○四年间的事，因为汉高祖刘邦最先入关，那年十月至霸上，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就以这一个月为汉元年的岁首。这样，到第二年的九月底都称元年，这好比现代的会计年度，从当年七月到翌年六月为一年是同样的道理。

这一年，汉高祖从汉中出兵，“还定三秦”，正当项羽焚咸阳宫阙，大火三月不息之后，关中的农田水利，破坏得相当厉害。汉高祖虽然下令将秦始皇父子耗费大量民脂民膏所建造的“苑囿园池”改变为农田，但旧的已遭破坏，新的还在建立，加以军需军粮的征发，罗掘一空，则当地米价涨至每升万钱，固无怪其然。

《汉书·食货志》说：“汉兴，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又说：“汉兴，米至石万钱”。这当然是指普遍的现象，但一个“五千”，一个“一万”，有人以为一指平均数，一指最高数，这话虽有道理，似亦不然。合理的解释是：一指一般地区，一指特殊地区。说得明白些，战火最烈的地区，米每石一万钱，此外最少亦得五千钱一石。

楚汉相争，前后虽只五年，但以当时战争的型态而言，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第一场全国性的总体战。比较不大受影响的地区，不过巴蜀、江东等地，而以中原被祸最烈，中原一带又以荥阳附近为尤甚。米价每斛，或照彼时的度量衡称为“石”，高至万钱，几乎为战国时代的二十倍，正是指这一地区而言。

任公的藏粟，就在这个地区。他的大主顾是楚军。那些跟随项羽起兵的“豪杰”，自东而西，破城无数。所获的金玉，此时不能充饥。而饥饿的士兵，不是逃亡，就会作乱。为了稳定军心，保存自己的实力，不得不多方搜购粮食，于是“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但是，乱世无法纪，任公的粮食，何以不曾被劫？何以能居为奇货，作成极有利的交易？这些是极富研究价值的问题。以现有的资料而论，不可能求得圆满的答案。但以任公以后的表现，可以想见其人的性格，再参照当时社会的一种特殊情况，则亦大致可以了解其原因。

任公自己，也可说是一个豪杰之士，但基本上他是一个正统派的商人。他的商业天才，可分两方面来谈，第一是眼光锐利深远。第二是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

他人取金玉而任公独“窖仓粟”，此固为眼光锐利深远的明证，但有大量粮食而若不善经营，则在那样的乱世，适足以自招杀身之祸，所以卓越的领导才能，才是任公成功的主因。他的领导方法，可以归纳为八个字：“恩威并用，以身作则。”先说以身作则，其时富人多奢侈骄慢，而任公谦虚、勤俭，与他的属下共同操作，人格的影响为凝聚力，则其事业中的成员，必团结为一整体，乃是势所必然的。

任公的“恩威并用”，且留到后文介绍他的“家约”时再细谈，在这里必须要研究的是，他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这种关系，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未提到，但任何良史都有曲笔、隐笔，未着墨处常有问题存在，只要发现了问题，再研究当时的背景、风尚，就不难得到答案。

任公的问题，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在那个楚汉相争，提兵百战，而且饥卒如虎，粟贵如金的地区，何以能够保存他的藏粟，不被抢劫？不但不被抢劫，而且能够交易，交易的对象又是“豪杰”，同时卖得很好的价钱，这不是神通广大得不可思议了吗？

可是，我们只要想一想抗战期间，在敌我相接而物资可以交换流通的若干地区，如界首等地，有许多“吃得开”的大亨，“阴阳两界”畅行无阻，就不难了解任公能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中，大发“战争财”的原因何在。

任公本人必也是一个“豪杰”，汉书将此豪杰的杰写作“舛”，便不是一个好字眼。“豪”则正好解释为现代的“大亨”，《史记》、《汉书》中“大豪”的字样甚多，秦始皇的外祖父，就是赵国的大豪。

大豪中之大豪，为战国的“四公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平原君黄歇。所谓“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扌益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即指此“四公子”而言。“游侠”之起，以“四豪”为滥筋，而其间也有异同。相异者“四豪”为贵公子，而游侠多出于市井；相同者，“振穷周急，谦退不乏”，“鸡鸣狗盗，无不宾礼”。降至末流，“作奸剽攻”，“铸钱掘家”，那是流氓土匪，徒窃“游侠”之名而已。

游侠是乱世的产物，因为“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非盛世所能容忍。大致由乱而治，则游侠的身分作风必有变化：一种是修成正果，成另一型的杰出人物，如近代的杜月笙；一种是沦入魔道，为非作歹。倘或依然结成“死党”而“背公”，则迟早会发展成叛乱组织，危害国家。汉景帝“尽诛此属”，就是这个道理。

乱世之所以产生游侠，不外两种起因：一是国势衰颓，外敌和盗匪侵夷，集结地方势力以自保；一是暴虐统治，民不聊生，号召有志之士以自救。这样，乱世中的游侠，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政治发生关系，因应得宜，则此游侠所领导的自卫势力，不但可以生存在夹缝中，且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或忌惮，甚至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敌对的双方都想争取的对象，如剧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汉景帝三年，吴楚七国谋反，景帝记起文帝的遗言：倘有缓急，周亚夫可以倚托。于是，拜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平乱。由间道至洛阳，打听得剧益还在，喜不可言，他说：“吴楚举大事，不邀剧孟参与，我可料定吴楚不会有什么大作为。”

天下骚动，而专征的大将，罗致了一个剧孟，仿佛收服了一个敌国，无论就正面或者反面来看，剧孟的份量，重得骇人听闻。然则剧孟是怎样一个人，何以有这样大的潜势力？

《游侠列传》说剧孟的行为，“大类朱家而好博”，这与杜月安也很相像。朱家居《游侠列传》之首，生与汉高祖同时，他是孔子的大同乡。当时鲁人以孔子的关系，特重儒教，而朱家任侠，济人急难，不计其数。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他不管是救人的性命，还是脱人的贫困，从来不形诸辞色，有时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好像天地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么回事一样。

楚汉相争，以及大乱初平的那一段期间，不知有多少人因为得到他的庇护而保住了性命，其中最有名的“杰作”是“脱季布将军之阝厄”。

季布是项羽的同乡，在楚地也是出名的侠少。项籍、项羽叔侄起兵，季布为楚军勇将之一，汉高祖刘邦几次吃他的大亏，所以对他恨之切骨。项羽败亡，汉有天下，刘邦悬千金之赏搜捕季布，下令：敢有藏匿季布的，罪及三族。

这时的季布躲在濮阳一个姓周的家里，由于风声太紧，姓周的就跟他说：“朝廷要抓你，一点都不放松，眼看就要到我这里来搜查了。如果你肯听我的话，可以得救，否则大家都是死，不如我此刻先自杀，算拿性命交了你这个朋友。”

“不必如此。你说，我听！”

于是姓周的作了一番安排，把季布的头发剃光，颈上套一个带链条的铁环，此谓之“髡钳”，是罪犯的刑罚。而罪犯落在私人手中，表示他是自公家卖出来的“官奴婢”。

改装以后的季布，被安置在一辆运棺材的丧车中，连同其他十余名僮仆，由姓周的带领，从濮阳到了山东。姓周的把那些僮仆，统统卖了给朱家。

妙就妙在这里，姓周的并没有说破，“髡钳”的那人就是季布，他相信朱家一定会识破机关，而朱家居然就识破了。他跟对待其他僮仆一样，叫季布下田去耕种。管理僮仆的是朱家的儿子，受到了他父亲的特别指示。

“田里的事，都听这个奴才的。”朱家指着季布对他的儿子说：“不过，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吃饭。”

朱家这样做的用意，纯粹是为了保护季布，给他一个优越的地位，随他的高兴，要耕田就耕田，要休息就休息。季布获得了这一份自由，才可以见机而作，随时逃避官方侦缉者的耳目。至于他的儿子一定要与季布一起吃饭，这不仅是尊礼的表示，也是为了好与别的僮仆隔离，免得露出破绽。

这样安顿好了以后，朱家自己，乘一辆轻捷的马车，连夜赶到洛阳去见滕公——洛阳是汉高祖最初的国都，股公就是夏侯婴，他是高祖的小同乡，当年一个当亭长，一个”当驿站的马夫，两个人是好朋友。高祖起义后，叫夏侯婴当山东滕县的县令，所以其时的从龙之臣，都尊称他一声“滕公”。

滕公一直是汉高祖的“太仆”，这个官职掌管天子的“舆马”，而实际上他是高祖的“侍卫长”。朱家想对皇帝有所陈述，找到他是一条最靠得住，最有效果的路子。

当然，滕公一定受过朱家的恩惠，所以他那时虽已封侯，却待朱家这个“布衣”为上客，招待他住在家里，一连喝了好几天的酒，找到了个机会，朱家问他：“季布犯了什么大罪？皇上非抓他不可！”

“这个家伙！”滕公答道：“替项羽卖命，好几次，皇上差一点逃不出他的手。现在要他的好看了！”

“那末，股公，”朱家又问：“你看，季布是怎么样一个人？”

滕公沉吟了一会，情不自禁地点头：“凭良心说，这个人不坏。”

“那就是了，两国相争，各为其主，他是项羽的部下，替项羽卖命是分内之事。项羽手下像他这样的人还多，难道统统把他们杀掉？”

滕公不作声，但从他脸上的表情看的出来，朱家的看法，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现在皇上刚得天下，必须争取四海的民心，才能长治久安。为了自己的私怨，大动干戈去抓一个与老百姓利害无关的人，岂不显示自己的心胸狭窄，度量不广？”

“皇上不是那种人。”

“我也知道皇上不是那种人。明明是善纳忠谏、量大如海的命世英主，偏偏教老百姓把他看错了，这是多大的冤枉！再说，”朱家移席向前，低声说道：“以季布这样的人，汉不能用而要抓他，那就非把他逼走了不可。北面，胡人；南面，南越，他哪里不好去？一去则必不利于汉。当年吴楚交兵，楚国大败，伍子胥以楚人而鞭楚平王之尸，就是惩罚他‘忌壮士以资敌国’。这些，你何不相机向皇上进言？”

“啊！”滕公一面因为他说的话，确有道理；另一方面已经明白，季布是藏匿在他家。为公为私，这件事他都是义不容辞的，所以一口答应照办。

于是，滕公把朱家的意思，很婉转地上达高祖。季布果然获得赦免，而且高祖还召见了他，授予“郎中”的官职。朱家亦由此而享大名，上自公卿，下至细民，无不佩服他能够“摧刚为柔”。但是朱家自己从不提及这重公案。季布虽贵，亦从未有所干求，甚至从不相见。

至于在季布这方面，似乎跟朱家一样，竟似忘了有这回事。“大思不报”仿佛负义，所以，《史记·索隐》中有这么一句语气讥刺的话：“布竟亦不报朱家之恩”。

“季布一诺”是有名的典故。为他人谋，尚且如此，岂有忘思负义之理？从深一层看，季布实是朱家的知己：他深知朱家施恩从不望报，要报亦必不为朱家所受，不如脱却世俗之见，绝口不提。而果然有一天，朱家遭遇到绝大的危难，譬如获罪将诛之类，季布一定会不惜身家性命来救他。游侠的精神就是如此。季布本人就“为气任侠”，他的弟弟季心，“气盖关中”，亦是大侠，所以季布不会不了解其中的精义。

这种游侠精神的扩散和变化，形成汉朝社会的一项极受人重视的道德规范，此即“恩怨分明”，而尤重在报私恩。至于第一流的游侠，能使受患者终身不忘，无时不在注意可以报思的机会，所以剧孟的母亲去世，远方送丧的人，步行骑马的不算，光是昂客的车子，就有一千辆之多。吊贺应酬尚且如此，可以想见他的潜势力。我们无法知道任公与同时的朱家，是否有所往来？但任公生当乱世而能屹然无恙。以经营粮食起家，则必具有豪杰的作风，得游侠的庇护，实可断言。值得后人佩服的是，他逆取而顺守，到天下大定以后，配合国策，从事农商，在整个重新开始的经济建设中，他做了很大的贡献，也取得了很好的报酬。

汉初朝野上下，所全力谋求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粮食从何而来？要靠耕作。大乱之后，田地荒芜，而人口锐减，所以耕作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人力不足，于是而有奖励生育的法令。可是人口的繁殖，非三年五载所能见效；要解决眼前的困难，必须设法使现有的人力，发挥最大的效用，因此，汉朝的农业政策，特别提出“力田”二字，意思是说，不但要求务农，而且要求特别努力。

努力需要有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安定农村。这不外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物质方面，第一是减税，把农民对公家的负担，降到最低的程度。第二是开放关禁及货币的制造，使农民易于获得必需的物资，以及易地就业的便利。第三，弛山泽之禁，开放一切天然资源，鼓励大家去生产。

可是，物质方面的优惠，有时会产生流弊。利之所趋，不免争夺，则与原来求安定的目标，背道而驰。如开放铜山，自由铸造货币所引起的“奸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是则物质建设的同时，必须展开以伦理为中心的精神建设，所以又强调“孝弟”。上慈下孝，弟兄友爱，则协力耕作，任何天然的困难皆可克服。因此汉初诏令中，常见“孝弟力田”四字。吕后当政时，特置“孝弟力田官”，品秩甚高，职掌是“劝今天下，各敦行务本”，‘墩行”者孝弟，“务本”者力田。

力田之力，不是一个泛泛的动词。汉初农村的情况，亦可说是惨不忍睹，往往赤地千里，不见人烟。有人烟的村落，则水利失修，六畜稀少，从瓦砾中重建，在蔓草中耕作，全靠双手努力。所以人力这个因素，在生产事业中有无比的重要性。一般农村，无论贫富身分，有力可出的，无不投入生产，如朱家的儿子，亲自下田，即为一例。总之一般货殖家，所最重视的生产条件，不是土地，亦非金钱，而是奴婢。

“奴婢”二字，在我们的印象中，只是奔走使今，增加生活上的便利。”而在汉朝，尤其是汉初，奴婢的意义相当于工厂的机器，耗费的动力少，效率高，易于保养才是部好机器。那时的奴婢也是如此，要求他能刻苦，耐劳，性格驯良，易于管理。

因此，要了解汉朝的经济发展，必须对当时的奴婢制度有所认识。奴婢的起源甚古，但作为一种生产的劳动力而买卖转让，则起于秦代。《汉书·王莽传》记秦代“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既然奴婢同于牛马，自为财产之一，所以《史记》、《汉书》记富人常记其奴婢的数目，临邛卓家，“富至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张安世传》：“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写得尤为明白。

秦灭汉兴，多改前朝弊政。买卖奴婢，同于牛马，这种残酷的现象，何以汉初容其存在，而且变本加厉？这仍然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汉书·食货志》说：“高帝令民得卖子为食”，倘非如此，则可想而知的，父子都将饿死。在这样的大乱之后，政府如果没有相当的财力，展开大规模的救济工作，那么开放这样的禁令，实在亦不失为针对现实，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我们从汉高祖五年的另一道诏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来看，可以证明他“令民得卖子为食”，确是出于不得已。

卖子为食，自为父母所痛心不忍，所以在淮南有个比较特殊的办法，仿佛作房地产的抵押，或者上当铺那样，卖子与人作奴婢，称为“赘子”，三年不赎，便正式成为他人的奴婢。

当然，“自卖”不尽是为了饥饿。如电影《七仙女》的男主角董永，是因为父亲死了，无以为殓，因而“自卖与富公，以供丧事”，这个故事出于刘向《说苑》。再有一种是受了欺骗，或受到威胁而被卖的，不妨称为“盗卖”。彭越的好朋友栾布，几乎为汉高祖丢入锅中煮人肉汤的栾布，就曾“为人略（掠）卖为奴于燕。”

奴婢的买卖，也像买卖牛马鸡鸭那样，不但要看货色的好坏，而且也要看供求关系。汉哀帝时，曾特颁禁令，限制奴婢人数，这样便成了供过于求，奴婢的身价顿减。在通常的情况下，好比菜市场里把鸡鸭灌水、灌食物，以求增加斤两那样，把待价而卖的奴婢外表，也要修饰一番。《汉书·贾谊传》：“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装点门面，等一成交，绣衣丝履自然归原主收回了。

私人买卖的奴婢以外，还有“官奴婢”，称为“臧获”。这个名词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说“臧”与“赃”相通，犯了抄家的罪，其家人子女，当作赃物一样被没收入官，所以称为“臧”。“获”者逃亡而被捕获，罚为官奴婢，称为“获”。这“臧获”“二字，是指明官奴婢的由来。

另一种解释，以奴为“臧”，以婢为“获”，出于杨雄的《法言》，他说：“荆、淮、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为获。”但是，在河北、山东交界之处，又有另外说法：“齐之北鄙，燕之南郊，男子以婢为妻者，卑之曰臧；女子以奴为夫者，丑之曰获。”何以为臧，何以为获？取义何在，虽未说明，但当时确有这样的称呼，应无可疑。因为杨雄生当汉时，他的《法言》是记实之作。

官奴婢既为罪人的家属，籍没入官，则其人数，必与罪案的多寡，量刑的重轻成正比例。汉文帝时讼简刑清，官奴婢的人数甚少。据《汉书·贡禹传》所记，文帝的“宫女不过十余”，这虽是有意颂扬圣德，特别说少些，但加十倍，亦不过一百多。到武帝以后，迭兴大狱，特别是“告缉令”中，中人之家，大抵破产，私奴婢入官即为官奴婢。到了元帝那一代，官奴婢至十余万人之多，坐耗衣食，每年所费达“五、六万万”钱，而早在元帝的父亲宣帝时代，就有“官奴婢乏衣食”的记载，可以想见这些人所加予国库的负担是如何沉重？

这些官奴婢与私奴婢不同，他们几乎完全是消费者。宫内及设于宫城内的官署，都用官奴婢服役，大官如尚书、诗中，更特赐妙年美貌的官婢伺候，这些都称为“诗史”。汉朝的官吏都住在官署内，每五天得放一天假，以便回家休息洗沐，因此，“侍史”要照料官吏的起居，但不得荐寝。话虽如此，自免不了有许多风流韵事。尤其是年轻英俊，风流惆悦的富家子所集中的“郎署”，更为“侍史”向往之地。

官奴婢亦供皇帝赏赐之用。《史记·封禅书》记武帝赐方士架大“僮千人”，这个“僮”字，不尽指奴，亦包括婢在内。又《汉书·外戚列传》：“武帝赐其大姊奴婢三百人。”《后汉书·光武十王传》：“光武赐东平宪王苍，宫人官婢五百人。”就这样动辄以数百上千人赏赐，也还有极多的官奴婢“游戏无事”。

私人所有的僮仆则与官奴婢正好相反，都是生产者，在汉初，他们对当时的经济复兴，曾作了绝大的贡献。因为僮仆为主人的生产工具，所以不免有压榨劳力的情形，汉朝僮仆的苦况，有一篇文献，可以介绍。

这篇文献名为《僮约》，作者叫王褒，字子渊，宣帝时做到谏议大夫。他是四川人，为司马相如以后一个有名的文学家，写有《甘泉》、《洞萧》等赋。这篇《约》类似目前的杂文，以讽刺的笔调，抨击不合理的现象，但若非当时对待僮仆确有此种苛刻的情形，则不致叙入文中，所以虽带着“游戏文章”的味道，确为写实之作。

《僮约》的第一段叙明缘起：

王子渊从成都女子杨惠，买夫时髯奴便了，决卖万五千。

由此可知，当时不但丈夫可以卖妻子，妻子亦可卖丈夫，卖价是一万五千钱。第二段说明为奴的待遇：

奴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但当饮水，不得嗜酒；欲位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孟覆斗。

按：酒在汉朝不算奢侈品，而禁约如此，可以推想到主人待奴婢的刻薄。至于工作方面，“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是指“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正常工作时间而言，额外还有劳力负担：

事讫欲休，当多一石。夜半无事，洗衣当白。奴不听教，当苔一百。

舂米洗衣，只是操作家务，则“几百役使”，无非替主人生产牟利。

最后一段，以诙谐之语寄沉痛之情，写的是：

读券文遍，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蚯蚓钻额。

为奴如此，生不如死。事实上主人杀奴婢的事常有，即令发觉，被捕入官，亦得减罪。相反地，奴婢伤人，判刑特重。此外法律上对奴婢歧视的条文极多，举不胜举。奴婢买卖，本来是秦代的暴政之一，而汉初未改其弊，且在政令上有鼓励畜奴的意向，这完全是因为劳动力不足，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增加生产力量的措施。

然而这种强迫压榨的劳力，究竟能收到多少效果？令人怀疑。照史书上看，凡是大企业家，都能善用奴婢，使其发挥潜力，像任公那样，尤其值得表扬。

大乱平定，任公由河南“督道”回到他的家乡，长安以西的“宣曲”，从事农业。关中一带，当时是海内水利最完善的地区，有一条灌溉的渠，名为“郑国渠”。致秦富强，即以此渠，而这条渠的由来，是个传奇。

秦始皇即位之初，国势已经甚强，连年对外侵略，韩国颇为不安，于是想了一条计策，派遣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利专家，西入咸阳，建议秦国开一条渠，凿通径阳西北的仲山，分引径水东流，可以灌溉三百多里的农田。

其时吕不韦当秦国的宰相，他一向持吸收各国人才的开放政策，并不因为郑国是韩国人而忽视了他的计划。同时他门下的食客甚多，各式各样的专才都有，把郑国的计划研究了以后，认为相当高明，欣然接纳，并且要派郑国主持其事。

开凿一条几百里长的渠，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以及好几年的时间。这样到了秦始皇九年，因为囗囗的案子发作，秦始皇加强警戒，才发现郑国是一个间谍。原来韩国是有意要让秦国把壮丁投入这个大水利工程之中，则以兵员的缺乏，就可以暂停对外侵略，使韩国获得一个喘息休养的机会。

于是把郑国抓了来，自然要置之于死地。在审问的时候，郑国坦然承认，他是来作间谍的。不过，等这条渠成功，亦是秦国之利，他说：“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秦始皇接得报告，认为郑国的话不错，便下令将他释放，支持他继续兴工。这条渠完成后，即命名为“郑国渠”，或简称“郑渠”。

郑渠的故道，现已淹没，大概是由陕西征阳县西北仲山下，分径水东流经三原、富平、蒲城等地，注人洛水。这条渠，把四万多顷的“泽卤之地”化为良田，《史记·河渠书》说此四万多顷的田，“收皆亩一钟”，一钟是六斛四斗，百亩为顷，四万顷为四百万亩，每亩收票六升四斗，总计为二千五百六十万斛。这对秦国的帮助是太大了！《河渠书》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此直接拜郑国之赐，而间接为韩国的贡献。在楚汉相争时，萧何治关中，得能源源不绝供应军粮，亦就因为有郑国渠的缘故——关中只经过短时期的兵灾，所破坏的是宫殿苑囿，水利设施，并未受到什么大损害。

在郑国渠未开凿前，关中地区即是当时海内最富庶的农业区。《史记·货殖列传》就有这样的记载：“关中自氵开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氵开者沂水，华者华山，这一片沃土，现代称为“渭河平原”，西起宝鸡，东抵潼关，长三百多公里。渭水两岸的冲积平原，在宝鸡附近宽只不过一两公里，愈东愈宽，一过西安，绿野平畴，一望无际，最宽处达五六十公里，至今为全国著名的麦棉产区。

由于这个平原，在虞舜、夏禹时就为“上田”，所以关中之民“好稼稿，殖五谷”，农业技术亦居于海内的领导地位。任公以土著而出其得自豪杰的巨资，购买回地、奴婢从事农业，自是顺理成章之事。但任公能“富数世”，则不尽是地利之功。他的接人待物的基本态度，以及经营事业的原则方法，确有人所难及之处。

任公的成功，在于他能力矫流俗，以德服人。不明了当时关中的习俗，不知任公的伟大。按：汉初建都长安以后，为了防备豪族谋反作乱，以及繁荣京畿地区这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双重目的，下令移民。齐国的贵族田家，包括孟尝君的子孙在内，以及楚国的贵族，昭、屈、景三姓，包括屈原的亲属在内，还有开国功臣的家族，一起都迁到关中。由于五方杂处，以致风俗不纯。因为富翁多，起居饮食，无不讲究，养成了极其奢靡的风气。平民百姓看得眼红，所以无不孳孳为利，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享受，这一来又养成了势利的风气。在这样不良的社会风气中，任公有他一套约束亲属奴婢的与众不同的方法。

他的方法，第一是以身作则。以他的财富身分，很可以像卓王孙那样，盖一座大宅，享受清福。但是他亲自领导，下田耕作，并不以富骄人。其次是自给自足。他经营的庄园，‘范围极广，衣食所需，都可以不必外求，而在他的“家约”中也规定，“非田畜所出弗衣食”。第三，同甘共苦。他的奴婢也能饮酒食肉，但有一个条件：“公事不毕”不行！这所谓“公事”是指地方上的公事。

汉朝的基层政治单位为里，一里百家，十里为亭，十亭为乡。乡有多官，称为“三老”、“啬夫”、“游徼”。其中“三老”尤为一乡重望，职掌教化，由朝廷选派当地德行高超，为大众所信服的人担任。“啬夫”掌听讼、收赋税，兼理司法与财政。“游徼”则相当于现代的警察，职掌捕治盗贼，维护地方治安。

任公担任的职务，不是“三老”就是“啬夫”，而以“啬夫”的可能性为大。处理地方上的诉讼争执，挨家挨户去收赋税，都要有一批帮手，所以说“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这都规定在他的“家约”里。他的“家约”不但约束别人，也约束他自己，有这样的法治精神来管理他的事业，已近乎现代企业经营的法则，其卓然的眼光，真非常人可及。

任公也兼营商业。当时因为物资缺乏，所以一般商贸进货的原则是，不求质精而求量多，而且进货成本要低，这样一遇缺货的情况，便可获致暴利。任公则反其道而行之；价钱不怕贵，东西要好，品质的要求，原与购买力成正比例。大乱初平，生活艰苦，食物但求果腹，衣服但求蔽寒，低级成品，自然畅销一时。但生产制度重新建立，购买力随农民的所得而增加，廉价的低级品，已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而任公“独取贵善”的物资，就会变成“抢手货”了。

从以上所谈到的情况不难发现，任公所努力的目标，无非“减低成本，增加生产”八个字。为了达成这两个目标，他所采取的原则和手段是：

第一，一切衣食，都从自己的生产事业中去求得解决，如是则利权不外溢，所得的利润可以化为资本再投资在自己的事业上，像滚雪球样越滚越大。

第二，为了要自给自足，不愿外求，所以任公的生产事业，范围必甚广泛。以食而论，不仅止于种粟，还要种蔬菜果物，养牛养羊，以至开凿鱼池，从事水产。以衣而论，他要种麻种棉。此外必也有自己的农具制造厂，乃至造车的设备。当然，这些生产事业的投资和收获，是经过细密计算的，如果没有利润，他可以用“物物交换”的方式，来获得生活上的必需品。

第三，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且形之于文字，共见共闻，彼此信守，那就是他的家约。

第四，也是最要紧的，他以比较开明的态度去经营他的事业，对于奴婢并非以主人的资格，临之以权威，继之以鞭扑，去压榨他们的劳力。他重视他们的福利，尊重他们的人格，予以合理的管教，则奴婢怀德畏威，自我激励，工作一定非常努力。同时在“家约”的约束之下，一定是团结的，和谐的，合作的。

这一个生产集团，当然可以为阎里的表率。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任公相当重视公共关系，除了他自己担任公职，为桑梓尽力以外，他的属下亦都急公好义。建立了地方上的情感，必然就赢得了地方上的支持，一个厚植根基于大众的企业，是不会失败的。任家“富数世”，正是任公积善的余庆。

至于任公的兼业商业，“独取贵善”，不追求眼前的利益，而作远程的投资，尤其表现了一个大企业家的眼光和魄力；另一方面也正见得节约以蓄积资金的意义。如果没有雄厚的资本，则虽有任公的眼光和魄力，亦无济于事，因为他们需要资金来周转，等不到善价，就必须脱手。

《史记·货殖列传》，说任公“富而主上重之”，真可谓“实至名归”，确确实实是一个最成功，而且最可钦佩的企业家。他的得力在管理奴婢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德化法治，求取整体的进步。另外在山东有个企业家，也得力于奴婢，但他所用的方法，与任公恰好相反，是用权术作“单线领导”。

此人姓刁名间，是齐人。齐鲁并称，而物产民情大不相同。齐与鲁大致以泰山为分界。山阳为鲁，山阴为齐，齐国当今山东的滨海地区，《史记》称一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麻桑，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在当时是海内文化水准最高的地区。那里的风俗，《史记》中的记载是：“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后面这段不敬之词，千载以后的今天来看，未必尽然，但齐人“足智好议论”，古今如一。

齐人多智谋，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是出了名的。这也有两种说法，恭维的说法是齐人多智；而攻击的说法是“齐人多诈”，不可轻信。多智的故事甚多，最精警的是《战国策》中所写的“齐后破环”。

照史书来研究，这位齐后应该就是“二城复国”的齐襄王的王后，称为“君王后”。齐襄王的父亲是齐湣王，在位第四十年时，为燕、秦，和分晋的韩、赵、魏三家，各出锐师围攻，联军统帅是燕国的名将乐毅，攻人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出亡。但此公脾气不好，到处不受欢迎，结果为楚国趁火打劫，与燕国勾结，取齐淮北之地，齐湣王亦死在楚将淖齿手里。

齐湣王的儿子法章，一看这情形，只好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但生活所迫，不得不找一个职业，于是投身在宫城太史的家里做佣工。这位蒙尘的王子，生得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相貌奇伟。而那太史的小姐，偏又生具慧眼，看出法章不是低三下四的人，所以常常背人周济他的衣食，这样由怜生爱，私自结为夫妇。

其时齐国只剩下了两个城，一个是胶州湾之东的即墨，一个是沐河西岸的宫城。齐国的大臣经过一段流亡的经历以后，集中在莒城，大家有一个相同的希望，要找到一个王子，好立为齐王。

这时法章踌躇了。富贵固在眼前，但要人家相信才行，如果那些大臣们不信他是王子，认定为冒充，立刻就有性命之忧，因此不敢出面。

也许是受了他妻子的鼓励，法章终于鼓勇自承：“我是湣王的儿子，名叫法章。”

真的要判定此人是不是王子，其实也不难，只要详细盘问宫廷里面的情形，就可以知道。经过这一番盘话以后，证实了他所言不虚，便即拥立为王，就是齐襄王。

那时的宫城，岌岌可危，但以立了齐襄王的缘故，布告国中，人心大慰，危而复安。齐襄王也很有良心，不忘贫贱夫妇，对他的大臣们说：“王后已经有了。”

“在哪里？”

就在宫城。齐襄王说了地方，于是以车驾把怀了孕的王后从太史府第，迎人行宫。那位太史是个极重礼法的人，认为他的女儿，没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不媒自嫁”，败坏了他的家风，所以不但不承认这一头婚姻，而且也不承认有这一个女儿，虽为宫城太史，终生不见王后的面。中国历史上不愿意做君王的老丈人的，绝无仅有就是他。

做父亲的虽有些不大近人情，做女儿的却很孝顺，齐后按时归省，甘旨奉养。即使父亲不愿见她，她一无怨言，不废人子之礼。因此，齐国的臣民，都为得一贤后而庆幸，也加强了他们复国的信念。

齐后不仅贤惠，而且聪明。她的多智的名声，连各国都知道，于是秦昭王便想试一试她的智慧，因而有“破环”的美谈。谈这个故事以前，又不得不谈齐国另一个多智的伟人，这个人就是田单。

田单是齐国的宗室，但与齐王至少是五服以外的本家，所以未得重用，只在齐国的都城临淄当一个“市椽”，相当于现在市政府的一个科长。乐毅破齐，齐王出亡，临淄的官民，纷纷逃难，逃往东面的滨海地区。时逢乱世，特别需要智慧，田单在逃难时初次表现了他的智慧，他叫他的亲戚，把车轴前面多出来的，称为“毁”的那一小段木头锯掉，另外钉一块上去，这样一封，就可以保证车轴与车轮不致脱离。

等一上了路，大家争先恐后，逃命唯恐不速，于是车与车之间发生冲突了，因为靠得太紧的缘故，这辆车的“毂”，插人另一辆车的轮子中，另一辆车亦复如此，不是彼此牵制，动弹不得，就是像西片“宾汉”中赛车那样，轮毁车覆。只有经过田单改造过的车子，没有那一段“烦恼皆因强出头”的毂，与人无争，安然通过。”

一逃逃到即墨，安顿了下来。这时乐毅领兵包围莒城，围了三、四年拿不下来。便领兵向东，来攻即墨。即墨的地方官，开城迎敌，兵败阵亡。田单的本家和亲戚，因为佩服他有办法，便推他为“将军”，练兵自保，兼以保国。

不久，筑黄金台，礼贤下士的燕昭工死了，太子继位，是为惠王。惠王与乐毅有间隙，田单一看机会来了，想了条反间计，他派人潜入燕国，散布这样一种街谈巷议——自然出之以“演双簧”的方式：

“齐湣王已经死了，齐国也只剩下两个城了。”甲说，“为什么乐毅把这两个城拿不下来？”

“一拿下来，不就要班师了吗？”乙这样回答，“他一班师回来，大王非杀他不可。所以借伐齐为名，领兵在外。”

“难道就这样子一直不回来？那要到什么时候？”

“乐毅不会回来了。齐国是他打下来的，他为什么不做齐王？”

“那末齐人呢？是不是服他？”

“如果服他，他早就自封齐王了。就因为不服他，他现在在做收拾人心的工作。”。

“怎么做法？”

“那很简单，将即墨放松一步就是了。齐人多智，看透了乐毅的本心，乐得将计就计，拖一天是一天。”。

“照你这样一说，齐人是欢迎乐毅在那里？”

“也可以这样说。不过论齐人心里的想法，是唯恐换了别的将领去指挥，那即墨就靠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