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月月：我们是在八点整离开房间的。
离开房间后第一个碰见的人是薛宇，薛宇手里拿着一块擦布正在擦拭电梯的门。他严肃地注视着我们，一声不响地替我们按了电梯，在等电梯时我们都默然不语。电梯来了，我和潘小伟走进去，薛宇在我们身后轻声说道：“再见。”
海岩：薛宇这会儿是不是还在生气？
吕月月：不，当我和潘小伟一走出客房，薛宇当然就意识到整个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我们这么多天梦寐以求的最后时刻就要到来，他的严肃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一种庄严，一种神圣，那句轻轻的“再见”，表面上是一句酒店服务员与客人道别的礼貌用语，但此时在我听来，是充满了鼓励与祝福的。大敌当前，谁也没心思想别的。
海岩：对，对，这是应该有的素质。
吕月月：我们出现在酒店大堂时，守候在这里的李队长他们正坐在沙发里若无其事，我们没有对视，我和潘小伟穿过大厅从他们身边走过时目不斜视，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激动不已！
我和潘小伟在门口叫了出租车，离开了亚洲大酒店。
我记得那一天天黑得比往常早，天空中似雾非雾欲雨不雨。
八点十五分我们到达长安街上的建国饭店，下了车直接来到大堂副理的值班台前。
“对不起先生，我姓潘，请问有没有人在这里给我留了一件东西？”
大堂副理翻了翻记录本，抬头说：“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潘小伟请他查验了自己的护照，大堂副理随即取出了一个封好的信封。
“这是留给您的信，潘先生，请您收好。”
信封上草草地写了一行英文字母，我没有看清写的什么。
我们一走出饭店大门，潘小伟立即撕开了信封，从信封里倒出一只印有几个号码的小小的塑料牌和一把钥匙，当他再次把手伸进信封时，我看到他拿出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寥寥数字：
“北京火车站小件行李寄存处”。
一个门卫过来，歪着头问：“先生要车吗？”
潘小伟应了一声，一辆出租车开过来。我们上了车。
车子顺着宽阔的长安街一直向西，开得飞快。路面已被似雾似雨的水气打湿。地上的反光折射出长安之夜的繁华和辉煌，两边高大建筑上变化多端的霓虹灯引人入胜。透过雨意盎然的车窗可以看到迎面而来的车灯如一串串灿烂的夜明珠，曳着流星般的弧线，从我们身边飞快而有序地划过，场面壮观。出租车的司机把车上的收音机开得很响，收听着北京交通台的路况信息——哪里堵塞哪里畅通··。…然后又播放电视剧的插曲《好人一生平安人我和潘小伟各自看着窗外，对那缠绵多情的曲子似听未听。《好人一生平安》不过是句祝福，其实世上少有人能够一生平安的。
车子停在国际饭店路口等红灯。潘小伟的手不知不觉地移过来，轻轻地摸了摸我放在车座上的手，我把手抽出来，挪到一边，他又伸过来，索性用力把我的手武断地捏住，那单薄而修长的手掌里，有微微汗意。
我没有再动。
八点三十五分我们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下了车。在小件行李寄存处的窗口，我们把那个印着号码的塑料小牌递了进去。片刻，一个胖胖的女同志嘴里嚼着东西，表情漠然地从里边拎出一个长长的尼龙旅行包，往台子上重重一放。
这只略显普通的旅行包看上去十分结实。潘小伟当着我的面把拉锁打开，我的眼前豁然一亮，我终于看到那包里安然躺着一个显然已经积年累月外表陈旧的琴盒，我的心剧烈地跳，我差点脱口喊出来：“队长！”
我真想看看这个琴！我想我应该第一个看看这个琴！但琴盒上有锁和贴好的封条，我们无权擅开。
我们在火车站拥挤嘈杂的路边，拦了一辆“面的”，上去了，我问司机：
“知道美高夜总会吗？”
司机说：“知道。”
你说谁能想到，这个价值连城让人争得你死我活的国宝，竟人神不知地藏在这个肮脏破烂的行李寄存处里；藏在这辆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在北京街头多如牛毛的“面的”里！
前后左右都是我们的人我们的车，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潘小伟拎着那只深灰色的旅行袋上了车，假使这时有人下道命令，不用一分钟，这个失踪多年的国宝就完全可以唾手而得，完璧归赵了！
但是他们只能痒痒地跟着我们的“面的”，跟到美高夜总会去。
美高夜总会四周的街道上，已经便衣密布。外线队的几个人，占据了美高大厦对面的糕点厂的一间库房，作为制高点，架起了一部带夜视仪的摄像机。在八点五十分左右，两辆漆黑的豪华凌志轿车进入镜头。从车上下来四条汉子，簇拥着一个清瘦长身的老人，气宇轩昂地走进夜总会大门去了。
几个离夜总会大门最近且事先又看过照片的便衣警察，几乎毫无例外地立即认出这个老人就是天龙帮的帮主冯世民。
当我和潘小伟乘坐的“面的”，出现在“外线”的镜头里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十五分。美高夜总会门前不大的停车场上，已经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
美高夜总会在美高大厦的三层，美高大厦是一个办公、购物和娱乐兼有的综合大楼。九点一过，大厦里的商场和写字间都已人走灯灭，只有位于三层的这个夜总会才刚刚热闹。我和潘小伟乘夜总会的专用电梯上了三楼，一出电梯就听到大舞厅里菲律宾乐队强劲的演唱，他们唱的是“威猛”的成名曲——《无心快语》，唱得比“威猛”还威猛，以至有点死去活来。领位的小姐正忙着和几个已经半醉的客人周旋，一位经理模样的矮胖子操着很重的广东口音过来招呼我们，潘小伟也用广东话向他说明我们已有预订，是一位冯先生订的包房，这位冯先生来了吗？矮胖子马上点头，一连声地说道：
“噢，冯老板吗，来了来了。请问先生你们二位是冯老板的客人吗？这边请，这边请。”
潘小伟指指手上的琴盒，说：“不好意思，麻烦你帮忙把这东西存一下。”
胖子殷勤地唱了个晴：“没问题。”便麻利地接过琴交给了存衣处的服务员。然后一路碎步，引着我们穿过人满为患的大舞厅，·向KTV包房走去。一个客人拦住胖子问是否还有单间，胖子说对不起先生，单间都已满了。我们闻声抬头，要单间的客人原来是队长伍立昌。伍队长一身洋装，外加金边眼镜，风流倜傥的样子，他带着点恭维地感叹了一句：
“啊，生意这么好！”
胖子矜持地一笑，说：“马马虎虎。”
大舞厅的尽头是男女卫生间，再往里是一个铺着暗红地毯的曲折的走廊，沿着走廊全是一间接一间的KTV包房，里边不时传出高一声低一声滑腔走调的歌声和男人女人的嘻笑。我换在潘小伟的臂弯上极尽亲密状，可手心里却换了一把冷汗。
几乎快到了走廊的尽头，矮胖经理打开一扇包房的门，然后侧身让客。
“两位请。”
我紧挽着潘小伟的胳膊，贴着他走了进去，房门随即关上了。就在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就被一只硬邦邦的枪筒顶住了。我一下子弄不清屋里究竟有几个人，心里哈哈狂跳，我本想镇定可又一想以我此时的身份不能镇定，于是索性小声尖叫了一声。潘小伟一下把我揽在怀里，大声说：
“不要瞎来，我是潘小伟！”顶在头上的枪松开了，紧接着一个人上来用飞快的
动作搜我们的全身，连我的小手包都抢去翻了，什么也
没有。身后，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
“潘先生，大家讲好你一个人来的，”潘小伟紧紧搂了我一下，说：“月月，你先出去一下，在舞厅里等我。”我当然不能走，我装作吓破胆的样子，瑟瑟打抖：“我要跟你在一起，你别不管我嘛，我一个人怕
身后的人说：“对不起啦小姐，这里没你事，我们和潘先生谈笔生意，我们不会为难潘先生的。”
我不走，我抱着潘小伟，扭捏出一种哭腔：“咱们一块儿走吧，咱们别玩儿了。”
身后的人说：“潘先生，这就是你们不讲信用了。”
潘小伟看着我：“求你了，出去吧。”
看来，我再木出去，于情理就有点牵强了，我也怕万一自己不能随机应变，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的人生出怀疑。正在犹豫，恰好从屋里一只背朝门口的老式沙发那边传来一个苍哑的声音：
“请小姐这边坐吧。”
这时我们定神去看，那老式沙发又宽又高的靠背把那位发号施令的人严严地包藏着，在电视机屏幕射出的光芒下，能看到成丝成缕的青色烟雾，从那儿散漫开去，屋里充满了雪茄的甜味。
我惊愕地看着这只喷云吐雾的沙发，潘小伟说了句：
“谢谢冯老板。”
身后的人松开我们，我也基本镇定下来了。留心环顾，看清我们身后只有两个人，加上坐在沙发上那位抽雪茄的，一共是三个人。
我随着潘小伟走向那只高背沙发，在它对面坐下来。沙发上坐着的，是位老人，看上去病骨支离，清瘦得带着些帅气，面孔却极为慈祥，手里夹着一只粗大的雪茄，并不多抽。他不着形迹地冲我们笑笑，用比他的外貌更加苍老的声音问道：
“你就是阿伟吧？真是越长越帅了。”
潘小伟点了～下头，“我大哥托我给冯老伯请安。”
老者的目光转向我，那目光既尖锐又有气度，他问：“小姐不是从香港来吧？”
潘小伟坐正身子，连忙替我答道：“啊，这位小姐性吕，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是位旅行社的导游。吕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香港大名鼎鼎的冯老板。”
我装作惶恐地冲冯世民笑了笑。冯世民点点头，算是还礼。他大概看我这样涂脂抹粉的女孩绝对不可能是个警察，因此依然满身松弛地陷在沙发深处，指指茶几上摆着的一盒“戴维道夫”牌的雪茄烟，转脸对潘小伟说：
“抽烟吗？”
“不，我不会，谢谢冯老板。”
冯世民再一次仔细端详着潘小伟，说：“你小的时候我见过你，听说你去美国念书了，学业很不错。”
潘小伟欠了一下身：“多谢冯老板夸奖。”
冯世民抽了口烟，把声音略略放高：“你大哥的伤，现在好些了吗？”
潘小伟表情谨慎地答道：“承冯老板挂念，大哥的伤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冯世民面无表情地说：“我和你们潘家几十年了，干戈玉帛！我并不想总这样磨擦。你大哥如果早些想通，我也不致于这样下手伤他，这次他实在搞得我没有面子。”
潘小伟拘谨地点头称是：“我今天就是代表潘氏一家，与冯老伯讲和。打下去潘家承担不起，冯老伯也未必没有损失。”
冯世民对这位晚辈的态度看上去还算满意，又把声音放得平缓了：“其实你父亲一生韬光养晦，谨慎求存，怎么会教得你大哥这样显山露水，好勇斗狠，搞得他在江湖上人缘很差。我很高兴你能比他聪明，书读得多了，毕竟通情达理。”
潘小伟俯首低眉地说：“木敢当，还要请冯老板多开导。”冯世民脸上又恢复了笑意，声音中也不带一点怨毒了。他像聊家常似的说：
“我知道你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这样也好，免得将来思恩怨怨，不能自拔。你大学刚刚毕业吗？”
潘小伟说：“是。”
“这次除了到北京，还去哪里玩过吗？”
潘小伟说：“还没有。”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们年轻人要真想做学问有见识，万不可像我们这样，深居简出，孤陋寡闻。”
潘小伟说：“哪里，冯老板过谦了，世界上的名山大川，相信您也走过大半了。”
冯世民感叹万千地摇摇头：“我像你如此大时，也是抱负无边，雅兴无穷，可几十年一翻就过去了，雕航岁月。现在只是一息尚存，苟延残喘，只想闭门思过了。哪里还有精力像你们那样，可以逢山登山，遇庙拜庙。”
潘小伟依然小心翼翼：“听说冯老伯一向吃斋敬佛，每年还要来参拜一次北京的潭拓寺，所以修养高深。”
“因为多年前就有人告诉我潭拓寺里有释迦牟尼教主的真身。它也确实是中国最老的法场，本地人都知道：‘先有潭拓寺，后有幽州城。’说明潭拓寺比北京的历史还要长。每年的五六月份，正是莲花开放净心求佛的好时候。我这次请那里的方丈给我看了看命，因为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诸事要听天意。命书上说我今年偏逢大厄，不利争讼，必得广结善缘，不可意气用事。凡事多让一步，退守为安。所以我想，这次和你们潘家，还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和了为好，何况香港的‘九七’大限临近，大家都要应变，没必要没完没了的斗气伤财。”
潘小伟机械地迎合着：“是，是。”突然又孩子气地问：“大陆的和尚是不是都是算命的高手？”
冯世民手中的雪茄不知何时已经熄灭了，他又重新把它燃起，抽了两口，才慢慢答道：
“潭拓寺的方丈是位苦修成佛的高僧，为人指点迷津，很少虚言。他说我今年逢有‘天狗’、‘血刃’两颗凶星重叠，飞临命盘，因此凶象环生，必招血光。不过假如多做些慈善助人的事业，只间耕耘，不问收获，就能化险为夷。如果捐血或者开刀动手术，也能应血光之险。所以我想这次回香港以后，把我的直肠手术做了，医生一直劝我做的。”
潘小伟不知是随声附和还是真有同感，大睁双眼感叹了一句：“果然是高僧。”
冯世民看看潘小伟那张孩子脸，哈哈一笑：“其实这种玄虚遁甲之术，信则有，不信则无吧。”
潘小伟很勉强地刚要跟着笑，冯世民的笑声已经县然而止，话锋一转，突然问：
“阿伟呀，你今天来见我，只带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小姐吗？”
潘小伟猝不及防地愣了一下，马上说：“大哥还叫我带来一件礼物，我因为不知冯老伯是否驾到，所以进门时交给这里的人存起来了，我这就去取来。”
冯世民没有反对，只是高深莫测地笑一声：“是什么礼物呀？”
潘小伟站起来，说声稍候，便向门外走去，我自然也跟他一起出了这间包房。
冯世民的两个保镖也一步不离地跟了出来。我出来时听到冯世民高声吩咐：
“阿文，叫个小姐来，我要唱歌！”
我们向存衣处走去，在大舞厅里“跳舞”的便衣警察们全都一愣，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都出来了，目光警惕地跟着我们。伍队长坐在酒吧台那里，呷着一杯啤酒，不动声色。刘保华嘴里叼着烟，佯作如厕，对着我迎面而来，擦身而过，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便慢悠悠地走进洗手间去了。
我们在存衣处很方便地取出了琴盒，返身向KTV包房走去。在走廊上，冯世民的两个随从叫住我们。
“对不起潘先生，麻烦你把盒子打开，我们要先看一下。”
潘小伟不知他们的用意，显得有点紧张：
“我，我要当面交给冯老板。”
“没问题的，我们只是要先看一眼。不好意思啦，这是冯老板的规矩。”
潘小伟犹豫了一下，交出了琴盒。
“钥匙呢？”
潘小伟又交出了钥匙。
“对不起，”他对两个随从说，“我先去方便一下。”
一个随从笑笑说：“巧啊，我也要方便～下。”
他们一起走进了卫生间，刚刚从里边出来的刘保华返过头又跟进去了。潘小伟大便，天龙帮的人小便，刘保华对着镜子梳头喷香水。那种豪华夜总会的卫生间里，都摆着梳子、香水之类。三个人各忙各的，其实各怀鬼胎，没一个是真的。
冯世民的另一个随从用钥匙就在走廊上打开了琴盒，我站在不远处看见他仔细检查了一下，又把琴盒关上了。盒盖挡着，我没能看见小提琴。
刘保华在里边照镜子不能照个没完，不得不先从卫生间出来了，紧跟着像接力一样，又进去一位我们的便衣。这位便衣看见天龙帮的那家伙正在慢慢地洗手梳头喷香水，潘小伟则像是刚刚完事，抽水马桶哗哗响了一阵，他才整整衣服从里边出来，也站在水池前洗手。
刘保华和那个便衣都没发现任何反常。
回到走廊上，天龙帮的人把检查完的琴盒又交还给了潘小伟，但是拦住了我。
“小姐对不起啦，冯先生要和潘先生单独谈一谈。我们陪你跳舞好不好？”
我连忙看潘小伟，希望他表示一定要带我一同过去，我也知道他要真这样表示明显不合情理。果然潘小伟说：“月月，去跳跳舞吧，稍等我一下。”
我只好止步，望着他拎着琴盒，跟着冯世民的一个随从走进走廊尽头的KTV包房去了。留下来的另一个随从笑嘻嘻地凑上来：
“小姐，一起跳舞噗。”
我摇摇头说不想跳，就往酒吧台那边走。那个随从也没去跳舞，就一个人守在走廊上，抽烟。
队长依然守着吧台喝啤酒，我坐在他身边要了林可乐。这时，我们都看到刚才跟潘小伟进屋的那个随从又出现在走廊上，也点了根烟，和他的同伴低声说着什么。
队长小声问：“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没过去？”
我说：“冯要和潘单谈。”
他问：“他们要谈什么？”
我说：“我怎么知道。”
他问：“刚才谈得怎么样？”
我说：“气氛还行。”
他问：“他们是三个人吗？”
我说：“对，加冯世民是三个，至少在走廊上的这两个人有武器，里边没有服务员。”
队长点点头：“他们还有一个人，在大厅里悠着呢。”
这时候，菲律宾乐队声嘶力竭的演唱终于告一段落，大舞厅里开始了迪斯科时间，男男女女的客人纷纷离座拥挤在舞池里，随着倾刻而来的地动山摇的打击声，疯狂扭动起来。
震耳欲聋的音乐淹没一切。伍队长在我耳边喊了一句：
“你进去催催潘小伟，撒点娇，叫他带你走。”
我明白队长的意思。起身往冯世民的包间走去。走廊上，那两个抽烟的家伙拦住我，“晦，小姐，他们还没有谈完，稍等一下啦。”我不理他们，继续往前走，并且装模作样地生气。
“还谈什么呀，我们还有事呢，得走了。”
一个家伙竟上来拉我：“小姐……”
我说：“你干什么，你放手！”
这时我们都听到一声尖叫，一声女人的尖叫，我们看到一个刚刚进去送冰块的服务小姐突然尖叫着从冯世民的包房里狂奔出来，“啊！啊！”她尖锐的叫声几乎压过了巨大的迪斯科音乐，“杀人啦！杀人啦！”她一路叫着跑过去了！
冯世民的两个随从放下我就向房间里奔去。我的心狂跳得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从头到脚刹那间像冰冻一样凉透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向那个包房跑去。
恐怖的尖叫声惊动了夜总会里所有的人，迪斯科音乐依然像打桩机似的敲击着地面，但没有人再跳，人们全都惊首四顾！伍队长从高高的酒吧凳上一跃而起，向走廊这边直冲来，刘保华高喊了一声：
“谁也别动！”
冯世民的两个随从又仓皇地从包房里跑出来，在走廊上被历队长用枪逼住：
“举手，别动，我们是警察！”
很快有几个便衣冲上去缴了他们的械，铐了起来。另一个一直躲在大舞厅暗处“望风”的天龙帮分子也被两个便衣架住，束手就擒。
夜总会里边和夜总会外围的警察接到紧急信号，立即封锁了夜总会的所有出口，几百个跳舞的客人和在KTV包房的客人纷纷拥出来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他们看到的只是脸色严峻的便衣警察和已经面如土色的夜总会经理。
除我之外，伍队长是第一个走进那间包房的，十分钟后，处长也赶到这里。他看到的，是一群垂头丧气表情阴沉的部下和一个清晰明了无可争议的杀人现场！
冯世民倒在那个有着宽大靠背的英式沙发的脚下，从右盾上方的枪孔里流出的暗红的血，稠稠地半凝在丝织的地毯上。子弹从脑后穿出时带出的红色的和白色的液体，喷雾一样浆在沙发上方的淡黄色的墙上。他的左手还松松地摸着一只麦克风，看来他是歌唱着死去的！
刚刚被服务小姐扔掉的冰筒还躺在地上，晶莹的冰块泼了一地。茶几上林盏零乱，残酒几许，一只五颜六色的水果拼盘，却还没有动过。在那拼盘的旁边，触目地摆着那把打开了盒盖的小提琴！
这一切一眼看去，宛如一幅精心安排的静物油画。
我们分头搜查了夜总会的每一个包间，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库房和操作间，所有角落都细细查找了一遍。潘小伟不翼而飞。
海岩：上次听你讲美高夜总会潘氏家族献琴求和的一幕，真是风云突变，扣人心弦。真看不出你这样一个女孩子，居然经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
吕月月：那天晚上我们把无关的客人全都放走以后，进行了现场勘查。那天来的技术人员特别多，阵容很强。拍照、取痕迹、画图、取物证，分了几个小组同时进行，勘查工作进展得很快。
处长和队长找了一间KTV包房，叫人把美高夜总会的香港经理带了来，就地进行了讯问。那矮胖经理承认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姓马的人在几天前亲自来为冯预订了包房，今天冯来了以后，他手下人吩咐说冯老板要在这里会个客，服务小姐除了送酒送水果之外，暂不要入内陆着。因此，这个包房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夜总会的人无从得知。伍队长请矮胖经理把KTV包房的预订登记本拿来看看，矮胖经理说没有登记本。又找中方经理来问，中方经理看那矮胖经理的脸色，支支吾吾也说没有，但那表情分明告诉我们是有。于是伍队长让我去找门口额位的小姐问，小姐二话没说，拉开领位台的抽屉，就把预订登记本交给我了。
登记本上确实记载着一位香港的马先生在五月二十日预订五月二十五日的房。但是同时还记载着五月二十日当天，还有一位李先生，也是香港人，也订了二十五日的房。两个订房都是由矮胖经理亲自填写在预订本上的。
问矮胖子那李先生何许人也，矮胖子一口回说记不得了。
伍队长火了，拍案而起，对矮胖子吼了一声：“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你被拘留了！”
矮胖经理双目圆瞪，大声叫屈，他喊：“我们这里是中外合资的歌舞厅，你们不可以乱来呀，客人发生什么事和我们有何相干声又喊：“我是有英国护照的，你们无权拘留我，你们侵犯人权！”
队长一听他喊什么侵犯人权，一皱眉头，喝令周围的刑警：“把他铐起来！”几个小伙子立即上前把矮胖子铐住。矮胖子脸色顿时煞白。
在我一向的印象中，我们队长总是随和持重，宽宏待人的，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凶狠过，他逼视着那位已经瑟瑟发抖的“美国公民”，一字一句地说：
“你给我听好，你知情不报，串通杀人，我肯定能找到证据的，今天我们把你从这儿带走，你就别想再回来了！”
矮胖子挣扎着，抖着嗓子失声尖叫：“我没有串通杀人呀，我没有串通杀人呀，请让我解释清楚，长官清给我一个机会！”
他显然被队长的虚张声势吓坏了，因为他弄不清国内的法律，他怕自己要真的被带到什么地方去，那就真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回不来了。
队长的嘴角隐隐挂出些得意，越发从容了，对刑警说：“让他坐下来。”
矮胖子坐下来，刚才的矜持镇定顷刻瓦解。他重重地喘着气，嘴巴被鼻涕弄得一塌糊涂，细细的眼角不知什么时候迸出两滴眼泪。
在场的中方经理和夜总会工作人员大气不出地站在一边，表情紧张。处长示意刘保华先请他们出去。
中方经理和那几个工作人员被刘保华领出去以后，矮胖子开始了语无伦次的供述。他说他和冯先生和潘先生都认识，但平常没有来往的。冯先生的事要办好，潘先生的事也要帮忙，冯老板不好惹，潘老大也不能开罪，如此这般絮絮叨叨杂乱无章，我们听了半天才听出一点眉目来。
预订登记本上的那位李先生，果然是潘大伟的手下。前天晚上这位李先生专程来了一趟美高夜总会，找矮胖子看了房间，然后交出一张十万元港币的支票作为预订金。矮胖子说哪里用得了这么多，而且潘老板肯来赏光，免费孝敬也是应当的。姓李的说别客气，钱如果用不了也不用找了。矮胖子明白这是潘家有事要求他了，他更不敢接了。
姓李的很轻松，说没有大事你不用慌，我想知道冯老板二十五号要来会潘老板的弟弟，你们安排在哪一个房间？矮胖子说安排在里边一间，里边安静。姓李的说据我知道里边的包房原来的设计都是套间，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把中间的门锁了当单间用？矮胖子说是的，因为单间不够用套间不好卖。姓李的说那好，我就用冯老板隔壁的房间，中间的门麻烦你不要上锁。姓李的又问，这些房间原来是不是还都有一扇门通后面的操作间？矮胖子说是的是的，原来都准备做宴会单间的，因此所有房间都有门通向后面厨房，可这些情况你怎么知道？姓李的笑而不答，又问厨房那边的运货电梯是否可以通到下面，矮胖子说可以，可以一直通到大厦后面的卸货平台去。姓李的说好了，别的不多麻烦你，钱你收好，这是潘老板的面子。
矮胖子收了这张支票，他猜测潘家大概过于谨慎，伯天龙帮在美高摆下一席鸿门宴．所以预先看好退路。他想这真是惊弓之鸟太过虑了，这是大陆，是北京，冯世民真要对潘家的人不客气，也不会选到这儿来发作。他可是一点都没想到，就是这张支票，成了叱咤香港几十年的天龙帮大龙头冯世民的“盒儿钱”。“盒儿钱”，你懂吗？
海岩：懂，北京人说“盒儿”，就是棺材。
吕月月：矮胖子交代的这些情况，和当天现场勘查的发现完全吻合。冯世民死亡的那间包房和隔壁相通的门果然没上锁，而隔壁房间通往后面厨房的那扇平常被封住的小门也被撬开了。
据服务员讲，隔壁这间房里的客人是两个三四十岁的港客，和冯世民一样，也没让歌厅的小姐来陪。看来，潘小伟正是在这两个港客的接应下，穿过夜间无人的厨房走道，从运货电梯旁边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美高大厦的底层，从卸货平台逃之夭夭的。
海岩：冯世民是死于何人之手呢，是潘小伟还是隔壁那两位港客？
吕月月：当时我们分析，最大可能是死在潘小伟手上。
海岩：可潘小伟没有枪啊。你们刚进去的时候，那两个打手不是还搜过你们的身吗？
吕月月：在现场勘查中我们发现，夜总会男卫生间里有一个抽水马桶的水箱盖子歪了，地上有水淋痕迹，水箱里有一个空着的黑色油布包，箱盖上有潘小伟的指纹。
潘小伟是在天龙帮那两个打手检查小提琴时进的卫生间，显然他进去以后，就在这个抽水马桶的水箱里取出预先被人放在这里的，用油市包密封好的手枪。由此也可以判断，冯世民饮弹而亡不是偶然的突发的，他可能是死于一个精心设计精心准备的诱杀计划，潘小伟本人也可能是参与了这个杀人预谋的。
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结束以后，夜总会的那位矮胖经理还是被我们带走了。他走时有些神智混乱，叨叨不停地要我们通知他的律师，刘保华问：“谁是你律师？”他又张三李四口齿不清说不明白。
处长、队长，一直到下面的每一个刑警，人人脸上都像打了一层灰灰的霜，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天快亮了。
海岩：不过小提琴总算拿到了，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只要把琴拿到手，就是胜利。
吕月月：琴是假的，经过鉴定确认，这不过是一只复制品，不过复制得很讲究，粗粗一看，可以乱真。
海岩：啊，这就闹大了。当时你怎么想？
吕月月：我都增了，潘小伟，潘小伟，他是那样一个天真幼稚，浑身都透着一股孩子气的人，几个小时以前，他还那么鲁莽直率，既无所顾忌又缺乏经验地坦白爱情……怎么又突然杀人潜逃，连一点诀别之意都没有暗示给我呢？莫非是梦？
在勘查美高夜总会杀人现场的同时，处长派人组成另外一组，去亚洲大酒店搜查了潘小伟住的房间。潘小伟随身衣服物品，一样没少。酒店的服务员已经为他开好了夜床，毛毯折起的一角，摆放着早餐卡和一枝玫瑰花，桌子上的保温盒里，暖着茶……
这房间里舒适温馨的情调丝毫预示不出主人将一去不返了。
局里很快下达了命令，当晚封锁了首都机场，授权机场公安，如果发现潘小伟企图登机出境，可以立即拘拿！各有关区县的公安分局也在北京火车站和各长途汽车站加派了巡查力量。
海岩：这么大的北京，通往外省的路线四通八达，查得过来吗？
吕月月：其实潘氏兄弟当时没有急着走。后来我才知道，潘大伟当初基于各方面考虑，确实是想交琴与天龙帮和解。但冯世民居然答应得那么痛快，却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冯世民指定在美高夜总会见面，令人不能不疑，他不能不翻来覆去地琢磨这是不是冯世民安排的一场鸿门宴。而且仔细一想，退一万步说，就算冯世民确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这个交琴方案对潘家来说，也有很大的后遗症。如果冯世民在得到小提琴后很快被大陆警方扣押并将提琴收缴，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猜到潘家与大陆公安早有勾结，设下圈套，不但不会和解，反会仇恨增大，更加势不两立了。辗转犹豫之际，潘大伟突然想到，从天龙帮投靠潘家的那个人原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建筑公司的工头，曾经到北京具体指挥过美高夜总会的装饰工程，对美高夜总会乃至美高大厦的内部建筑结构，应该了如指掌，于是叫来细问。那人如此这般描述一番，还画了张平面草图，美高夜总会前后左右的空间通道，—一在目。潘大伟看了，面上没露声色，心里暗生杀机。他找来妹夫和几个心腹，商议了一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摆下鸿门宴，就此除了冯世民这个世仇，造成天龙帮群龙无首，内部争斗的局面，潘家才有出头之日。
决心一下，潘大伟让他的妹夫留在香港坐镇，自己带了几个人，亲自飞到了北京。这件大事，非他弟弟潘小伟不能办，而他这个洁身自好的任性的弟弟，也非他亲自游说，否则是绝不肯沾上血腥的。
于是在亚洲大酒店轰鸣震耳的迪斯科舞厅，在热浪逼人的桑拿浴室，他对潘小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迫之以威。这是潘氏一门生死存亡的一步棋，作为潘家一员，潘小伟理应是个过河的卒子。实际上弟弟应该明白他现在已经过了河，绝不能亲者痛仇者快，退步往回走！
大约天地万物间真有什么看不见的法则规律，不然潭拓寺的高僧怎么就那么准地算出了冯世民的灾数？木然二十五号晚上潘家在美高夜总会怎么就干得那么顺手？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现场勘查的结论绝对正确。潘小伟在隔壁潘家两个保镖的接应下，从KTV包房出去，走厨房通道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底层卸货平台。潘大伟和另一个心腹早已驾着一辆面包车候在这里，从容不迫地把他们接走了。
海岩：把他们接到哪儿去了？
吕月月：差不多在我们处长赶到美高夜总会的同时，潘氏兄弟出现在天龙饭店的大堂里。
海岩：潘小伟原来不就是住在天龙饭店吗，他们是不是也想杀个回马枪来个出其不意灯下黑？
吕月月：不，他们并没有到前台登记租房，而是直接到了行李寄存处。潘小伟拿出一个寄存牌，牌子上写明的寄存日期，就是他十多天前从香港飞抵北京的那一天。
海岩：啊，我明白了，他住进天龙饭店的时候就在这里存了一件行李。
吕月月：他从香港来实际上随身带了两个皮箱，一个装着他的日常用物，另一个按照大哥的嘱咐在入店时存在行李房了。
海岩：这是什么行李，值得他们冒险来取？
吕月月：这个箱子是潘大伟交给弟弟带到北京的，潘小伟并不知道其中何物。他们取出箱子随即离开饭店上了汽车，潘大伟就在车里把箱子打开查看。箱子里装了些零零碎碎的衣服。播大伟三下两下将衣服翻开，在衣服下面的东西暴露出来的刹那，他的脸色显出几分凝重，潘小伟借着车窗外路灯惨淡的光，他看到了……
海岩：一把意大利小提琴！
吕月月：对！
海岩：月月，我们说了这么多天，可直到昨天，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意大利小提琴才千呼万唤地露了面。潘大伟也真敢冒险，竟然把琴就藏在天龙饭店的行李房里。
吕月月：潘小伟是按他大哥的交代存了这个箱子，他当初还以为这是大哥的重要文件或是文玩细软一类呢。
海岩；那么事已至此，你们公安局下一步该怎么搞呢？
吕月月：丢兵报将，人财两空，这案子在渐入佳境时突然急转直下，一败涂地。除了继续组织力量，查缉搜寻潘小伟之外，当时处里和队里，特别是我们这个专案组剩下的问题，主要就是检讨反思，听候处分了。
我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潘小伟送我的生日礼物，退还给行政科。那只娇小玲珑的真皮手包上，被地下车库电话亭窗户的玻璃划了一个显眼的外伤。行政科的一个女同志在验收登记时反复查看着那个划痕，皱着眉问：
“怎么弄成这样了？”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来龙去脉，只好简单说：“啊，划了个口。”
女同志面带不满，收了东西。当我走出房门时听到
她对屋里的其他人嘟囔：“再好的东西，一说用完要交公
就都不爱惜了……”五月二十六号、二十七号，我们动员力量在全市各
涉外宾馆饭店反复查找，没有发现潘小伟。在全市各出
租汽车公司中也查了两天，同样未见线索。飞机场和火
车站是最早接到通缉令的地方。到了二十八号，我们估
计，潘小伟现在依然滞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说不定他在二十五日当天已经连夜离京，甚至此时还在
不在中国大陆的境内，也很难说了。那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害了大病似的，内
心的一切感觉都变得矛盾、混乱、颠倒。我想潘小伟现
在在哪儿？这些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相处，我以为我了解
了他，我以为他真的纯情，真的堕入爱河，真的把我当
作可以和他一起筑巢而栖，天真相爱，像童话一样生活
的伙伴。可他突然离我而去，一去不返，甚至没有道一
声再会，道一声珍重。他明知道二十五号我们在“亚
洲”他的房间里吃的那顿饭是我们最后的晚餐，可他为
什么还要在饭前那么激动地向我袒露他的心？是作戏吗？
是玩笑吗？是欺骗吗？可这样对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真的混乱极了，因为我不断地想到他的那张脸孔
——笔直的鼻子，红红的嘴唇，短短的头发；想着他登
天安门时跳跃着爬楼梯的样子；想着他在天坛冲着回音
壁说了那么多可笑的傻话；想着他用望远镜偷看京城一
个窗口里发生的夫妻纠纷……想着他喜欢诗人顾城，喜欢顾城的浪漫和离世，喜
欢顾城的超凡脱俗和想入非非。可难道喜欢顾城就非要
像顾城那样去杀人，那样难以理喻吗？和顾城那个世外桃源的激流岛相比，也许潘小伟有一个恰恰相反的处境，也许他恰恰身处在一个比一般人的生存环境更赤裸更残酷的现实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做的一切也许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和天性，他必须承受他的年龄本不该承受的压力和矛盾，和其它很多我们无从知晓的事情。
也许我把一切都想错了，也许他很善，也许他很恶！
二十六号和二十七号整整两天一夜，队里很多人都没有回家，忙着清理现场勘查材料，起草给上级的情况报告，部署对潘小伟的围追堵截。二十七号下午我实在困乏失态，就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潘小伟坐着我们那辆老式的桑塔纳，不知去向何方。我开车他在旁边不停地亲我，还做了许多亲昵的动作说了无数缠绵的话。车至半途天色突变，风卷砂石，雷雨大作。有人用力敲我们的车窗玻璃，我对潘小伟说快跑有刺客。潘小伟说别慌可去同他们讲理。他把怀中抱着的一个婴儿交给我——这孩子是谁？——然后下车去和那几个歹徒理论。我发现他们像是很熟，像兄弟姐妹一样有说有笑。说笑片刻竟亲热如家人般勾肩搭背扬长而去，抛下我不闻不问。我情急大喊，怀中婴儿哭声震耳——这孩子是谁？——我不知该怎样哄他。忽又见一男子持枪向我走来，抬起一脚将车窗踢碎，慌乱之中我无处躲藏，心跳得接近窒息，绝望无助闭目等死。那男子向我连发数枪，我立刻感觉胸口被压迫得无法呼吸，脑子里幻化出金星万点，四肢厥冷，口唇发麻，不知自己是否已死，是否已灵魂出窍……
这时我醒了，是被刘保华摇醒的，他吃惊地瞪着我，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干吗出这种怪声。我摇头喘气，感到汗透内衫，疲惫已极。小薛在一旁看我，见我没事了便又坐下。
小薛那几天在办公室里一直不理我，我知道我伤害了他，可我没有心情再去解释什么。
五月二十八号清晨我真的发了烧，既不是感冒也没有炎痛，可这无名高热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我妈打电话到单位给我请了假。恰巧那天万副局长亲自到我们处来，参加了由处长召集的小提琴一案的研讨会，参与这个专案工作的同志除我因病缺席之外，都被通知到会。
和万副局长一起来的，还有两个面目严肃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一言木发，只是认真地听，在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记。
据后来刘保华的形容，那天会议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大家都想往角落里坐，处长叫大家坐拢些，李向华和我们几个分别挪了挪位置，伍队长依然坐在最边上闷头抽烟。处长看了他一眼，没再叫他。
万副局长首先做了开场白，他说今天咱们就算是专案组内部的一个研讨会，案子搞成这么一个结局，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客观现实摆在这儿，没有办法，需要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反思一下。今天先不谈责任，先分析原因。当然也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
万副局长很冷淡地讲了这么几句，就收住不说了。冷了一会儿场，处长咳嗽了一声，字斟句酌地说：
“虽然，今天万副局长讲了先不讨论责任问题，但案子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我作为处长，肯定是要负一定领导责任的，要做自我批评，把关不严嘛。呢——这个案子呢，开始还比较顺，当中出的一些事，以及现在的结局，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说明我们在指挥判断上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的问题，工作做得不细，不扎实，然后又盲目乐观，认为一切进展正常，因此在战略上比较轻敌，战术上又比较冒险，大意失荆州。”
万副局长插话：“这个案子前后延续了近半个月，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对方的一点漏洞吗，就没有一个同志曾经提出过一点反面的判断和分析吗？对方这么大的动作，事前肯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你们这个专案组的老同志也不算少了，就没有一个人有所察觉吗？”
处长脸上很不自然，“这个，万副局长批评得很对，蛛丝马迹不可能没有，但我们确实大意了，工作不细，工作不细。”处长不知为什么瞟了一眼伍队长，他发现伍队长的目光和他冷冷地碰了一下，移开了，他迟迟疑疑地改口道：
“啊，当然，有的同志是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潘小伟对我们可能有所保留。但是提出这个怀疑的时间太晚了，已经很难改变既定的计划……”
李向华这时举了一下手，看得出来他想在局长面前发言，已经等了很久，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
“小李说说吧。”
李向华站了起来，他有点慷慨激昂：
“这个案子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早有预料的，而且我以前也不止一次地提过意见。处长刚才说疏忽大意，我看还不是一般的疏忽大意，这一大意就造成了纪春雷同志的无畏牺牲。纪春雷同志牺牲后，我们也仍然没有认真反省，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就同意潘小伟与天龙帮接头。现在看来，潘家对美高总会的地形非常熟悉，这个接头地点显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冯世民指定的。所以我认为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一是严重疏忽，二是方案太冒险，安全性很小，三是用人不当！咱们都知道，
吕月月在个人感情方面本来就比较新潮，又比较任性，应该说，还很不成熟。而我们的监控对象呢，那可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挥金如土的阔少。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还好说，九十年代社会大环境那么开放，年轻人的思想那么活跃，拜金主义那么普遍，问题就难说了。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忠于组织远远不如忠于自己，金钱美色一攻，很难脸不变色心不跳，保持气节，弄不好就吃吃喝喝混到一起去了。上次监控对象拉着目月月去王府饭店，
吕月月既不请示也不报告，就去了。当时我是提了意见的，还不接受教训，后来去石景山游乐园又是擅自改变计划去的。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组织观念的话，我看纪春雷也不致于葬身鱼腹，光荣当烈士！”
“我插一句。”伍队长突然举手打断了李队长的发言，口气虽不似李队长那样激烈，但他一向很少这样急于开口。
“我反对这种说法，
吕月月任性、不成熟、没经验，这些问题都存在，但她对工作是忠诚的，潘小伟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要想拿回小提琴只有做潘小伟的工作，要做好潘小伟的工作不能没有
吕月月这个角色，如果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一切责任在我，由我承担。但是这个案子本来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不冒险怎么能把琴拿回来！”
万副局长厉声喝断伍队长：“琴你拿回来了吗？这又不是你的庆功会，嗓门儿那么大干什么！让人家把话说完嘛！”
万副局长一发火，伍队长一下子把话噎在嘴里，用力咽了口唾沫，僵硬地打住，低下头抽烟。会场沉默了片刻，处长对李向华说：“你接着说吧。”李向华脸色铁青，闷了一会儿，粗声说了句：“我说完了。”便坐下来。
于是这个会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大家都闭着嘴看天，谁也不好发言，要发言就得琢磨是向着伍队长说还是向着李队长说。处长环顾左右，动员道：
“大家接着说，都得说，啊，研究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刘保华，你先说说。”
刘保华被点了名，向左看了看伍队长，向右又源一眼李队长，吭吭卿卿地开口：
“案子没搞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也有责任，调查侦察工作都是我们做的，做得不深入，没给领导当好参谋，影响了领导的决策。不过，呕，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啊，我总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这是个旧案，那玩意儿都丢了好几年了，凭这么点线索，不那么容易找回来，这种案子也就是得试探着干，成不成谁也没把握。如果说指挥上真有什么责任的话，我看也就是求胜心切，操之过急了吧。
吕月月呢，年轻，头一回上手这么大的案子，缺乏经验这是肯定的。比如说，上次没请示就跟监控对象出去吃饭，是任性了点儿，随便了点儿。可没大离谱，啊，没大离谱，而且在游乐园表现得也很勇敢，一个女同志，这就不容易啦。而且我觉得，这往后要是案子搞不成功都得追究责任，那这活儿……那还真没人敢练啦。”
刘保华这段发言可算是左右逢源，两面都照顾到了，可万副局长还是严肃指正道：
“胜败兵家常事这话没错，可胜利了，就要总结经验，失败了，就要吸取教训。我刚才说了，今天是研究问题的会，不是追究责任的会。既然失败了，肯定有问题，大到指挥决策，小到具体操作，甚至小到我们侦察干部个人的工作经验和思想素质，等等方面，都要总结提高，这是很正常的事，同志们不要大惊小怪。”
处长转眼去看一直沉默不语的薛宇，说；“纪春雷现在不在了，小薛应该最了解情况，你们一直是陪着潘小伟的，依你观察，那家伙是不是有点不正经，对咱们
吕月月是不是想动坏脑筋？”
薛手抬头，不加犹豫地说：“是。”
处长又问：“
吕月月呢，她自己有没有察觉？”
薛宇低了头，不答。
万副局长泛泛地议论道：“这种情况，是当前社会大环境给我们公安工作带来的新课题。我们公安队伍中现在年轻力量很多，在工作中免不了要经常与一些境外的老板和境内的暴发户接触，怎么样不受金钱美色的侵染，是个新问题。”
处长又问薛宇：“你是不是觉得月月有什么不够注意，不够检点的地方？”
处长这么一问，除队长伍立昌依然闷头抽烟外，大家全看薛宇。薛宇好半天才抬了头，目光含糊，神色犹豫，但话一出口，却又是那么明确果断。
“不，我没觉得。”
万副局长说：“这个问题我看不一定多谈了吧，而且这种话大家出去也不要再说了，不要弄得满城风雨，因为这种事涉及一个女同志的名声问题。”
处长说：“对对。”
这个会的情况全是第二天我挣扎着去上班时刘保华丢给我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确实。
我从小就是个受不住委屈也不懂怎样受委屈的人，我的精神几乎一下子全垮了，我体会到了过去从未体会到的孤独和厌世。我没有去找领导辩白，刘保华说你千万别去辩白，不然他们准怀疑是我告诉你的。其实这一切又怎么能辩白得清。
我找到伍队长，我什么都没说，只说身体不行还想休病假。伍队长看看我的脸色，关切地问我有没有看过医生，他我可能是这些天累着了，让我回家安心休息，有没有假条都无所谓。我说谢谢了队长。
队长他对我好，我会记他一辈子。
人总是在顺境时迟钝，逆境时敏感，通常到了穷途末路，心就变冷也变得脆弱，冷眼看世界，好像人情世态翻来覆去全是一群丑角的龙套。但假使这时哪位朋友和师长给你稍稍一丝善意，又准会把你感动得像孩子一样热泪盈眶！
海岩：月月，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伍队长，但从你的叙述中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深刻的人格力量。在我们中国不少基层干部的言行之中，常能看到这种特别形散神聚的中国式的精神风格：这种人受共产党教育多年，讲原则，守纪律，是非鲜明；同时又生活于百姓之中，不乏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既努力执著，又通达忍让；既忧国忧民，又有明智的无为，都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成熟和人情味。
吕月月：你说得很对，伍队长在我们队里的威望主要是因他为人处事特别有道而来的。
海岩：后来你回家休息了吗？
吕月月：回到家我就躺倒了，妈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还觉得难受。妈说无论如何你得去看看病，到底这烧是怎么发起来的得查清楚。我背朝妈躺着一句话不说，妈向那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想睡觉。
我妈知道我的脾气，猜到我必有心病，于是不再唠叨，一声不响地蒸了一碗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鸡蛋羹，放在我的床头。可我脸朝墙，整整一下午没有翻转身来。
傍晚时薛宇来了。
他站在门外和我妈小声说了几句话，妈进来说月月起来吧，你看谁来啦。
我看见薛宇默默地站在门口，我们对视着直到我的眼泪终于滚滚而下。薛字走到床前坐下，他的粗壮结实的双手，轻轻把我的手拢在掌心里，轻轻地揉捏着。他听着我的抽泣，用这种会心的揉搓传达着爱惜和安慰。过了很久很久我不哭了，他松开我的手，用毛巾替我擦脸，问我：
“想吃什么，我来给你做。”
我摇摇头。
他又说：“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再有多大的事，还有我陪你。”
我抱着他的胳膊，点点头。这是我对薛宇从未有过的感激。
他无声地笑了，轻轻地摸我的脸，长长地笑。
后来他就这样一直坐在我的床边和我低声聊天。我们都很回避几天前发生的不快，也没有再去谈这个已经破碎难收的案子。但是我们说到了队长，我对他说，一个人一生碰上一个好领导真是有幸，你应该好好地跟着伍队长干！薛宇点点头，说咱nJ一起好好干吧。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唇边，轻轻地磨擦着，说：
“你知道吗月月，我是太喜欢咱们的工作了。咱们现在虽然没有钱，以后也不会有钱，但我觉得我们很充实。我太喜欢这个工作了，很少能找到另一种职业能比它更让人体会到智慧、忘我、责任和神秘，更给人神圣感和英雄感。说实在的，现在咱们队里好多年轻人都觉得在这儿没前途，都琢磨着下海做生意去，我真觉得难过，我孤独得想哭，我觉得我生不逢时！”
我和薛字相识已久，可我并不知道薛宇竟把自己的感情和事业结合得这么难舍难分。我虽然对这份工作没热爱到这种程度，但我确实深深地被他的激情感染打动。我后悔过去曾以自己的玩世不恭讥笑过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认真、机警和投入。我由衷地对薛宇说也许再过十年，你也会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队长！
薛宇问：“你很崇拜伍队长吗？”
我想想，说：“也许吧，因为他确实能干，而且对手下的人讲义气，也公平。”
薛宇说：“那明天伍冬冬过生日，我们晚上一起去伍队长家好不好。”
我很高兴，说：“冬冬过生日了吗，那当然去。我明天去买一把小提琴，要不冬冬又该赖我说话不算话了。”
薛宇说：“不过明天伍队长一看你既然能去他家，说明病好了，那你再不上班就不合适了。”
我说：“没事，我后天就去上班。明天白天我失去一趟医院，看看老焦，我答应他大女儿一定去看他的。”
我们就这样一直聊到很晚，薛宇才起身，对始终坐在门外的我妈表示歉意，向她告辞。
薛字走后，我妈坐在我床边看我脸色，说：“现在想吃东西了吧。”
我说：“啊，有点饿。”
妈的目光柔和极了，“月月，我看薛宇这孩子不错，人非常正派，相貌堂堂，又懂得孝敬，对你又是这么好，你还挑什么？”
我不好意思，也确实不想和妈谈这个话题，可妈坚持说下去：
“他们家也是高级干部，他爸爸现在是副局级……”
我喷着我妈：“妈，我最讨厌你这样势利。”
我妈不急，说：“我势利？当年我一个根红苗壮的北京知青，主动下嫁给你那个土匪秧子的爸爸，在那个年头你知道得有什么样的勇气！这么多年了，我跟着你们老吕家沾了半点势利吗？我只有受苦，我受了二十多年的苦。我那些后来回了北京的同学现在有多少都当了专家、领导，成了高级知识分子了，可我还在那个小县城里守寡当临时工。月月你可没资格数落我……”
说着说着我妈眼圈红了，我也红了，我抱着我妈：“妈，我跟您一样，要是真爱上一个土匪秧子，我也嫁！刀山火海我也嫁！”
妈摇头，擦泪，说：“那可不行，我受了这么多年苦，我守着你爸，我对得起他。可我得让老吕家的匪根儿有个了断，得让吕家的后代扬眉吐气地做人，他们吕家的罪孽到我们这辈儿也赎到头了，从你开始，也该苦尽甜来了。”
我说：“我不是已经上了大学，当了人民警察了吗，说明现在出身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了。”
妈说：“可你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总得有个好的依靠。小薛你觉得好不好，咱就不说他的家，你觉着他本人，靠得住吗？”
我扭捏着说：“薛宇，我觉得人还是不错。”
妈说：“人不错，就是依靠。我看是不是妈来做主，就替你走了？”
我撒娇：“妈，你急什么，我饿死了，明天再说吧。”
妈这才笑了：“好，不急不急，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可明天没能再说。那个晚上是我自二十五日美高事件之后第一次熟睡，第二天早上庆幸又睡了一个回笼觉。这一觉睡得我整个身心都舒展开了，一觉醒来仿佛什么都是新的，心情平静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都没有发生过。
上午十点钟我才起床，站在院子里的水池边刷牙。晴朗无比的天空被拥挤的屋顶和槐树的华盖划成一块碧蓝色的多边形。太阳艳艳的，暖得恰到好处，风力一二级，轻轻柔柔。我妈在屋里高声问我上午还出去不出去，我满嘴牙膏沫说当然出去，先去医院看老焦，再去隆福大厦买小提琴。我妈问我是否回来吃午饭，我说当然回来，今天中午吃什么？我妈说那就还吃面条吧，你吃炸酱的还吃打卤的？我说当然都吃，一样一碗，我妈说你的BP机响了，要不要我给你看看？我说当然当然，你查查是谁姓什么。
我漱口，像小孩子一样故意嗽得外卿外卿响。漱亮口我就开始洗脸，我洗脸一向认真，也慢，慢洗得干净。我正洗着我妈已经看完我的BP机，在屋子里大声传达给我：
“一个6一个C，是男的，姓潘！”
第十八浅谈话
吕月月：我在地安门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回了电话。
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情竟像追赶末班车似的冲向街头的这个电话亭，虽然我什么都明白了，但在听到他的声音时仍觉似梦。在拨电话前我确实犹豫过是否要先向队里报告一下，但手指一触到电话的键钮，哆哆喷嚏按下去的，却仍是这个刚刚呼叫我的号码。我想也许他是用一个公用电话在呼叫我，不能久等；我想他呼我一定是想跟我道一声别吧。他应该明白警方已布下罗网，如果我迟迟不回电话，他不会毫无戒备地久等！
我拨通了电话。听得出果然是个街边的公用电话，我按捺着剧烈的心跳，竭力平心静气地问：
“访问谁呼……”
“是我，月月。”
我心慌得无法出声。
“是我，月月。”
“你，你在哪儿？”
“离你不远。”
“你在哪儿？”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连着问他在哪儿。他准以为我也和我的同事一样，正在处心积虑地探寻着他的方位；他准以为我们会像哥伦比亚警察追捕大毒袅埃斯柯瓦尔那样，正开动各种仪器等待天空中出现他的声音。我料想他这几天如丧家之犬东躲西藏，必是饥寒交迫，蓬头垢面，形容枯槁。可意外的是，他的声音听上去那么平稳，不带一丝急迫和焦虑，他说的话和他的口气都沉着得令人吃惊！
“月月，我要见你。”
“什么，你要见我？”
“对，我要见你！那天我们的话没有说完！”
“你在哪儿？你要在哪儿见我？”
“随你。”
他居然让我说地方，他居然让我定地方，他不会是要自首投诚吧？他的无畏和镇定给了我一种意外的震撼，一种莫名的征服，我立刻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我也以对等的沉着和木设防的姿态，说了一个看上去极为随意极为顺路的地点。
“我今天要去医院看一个病人，就在那医院的门口吧。”
我说了那医院的地址，提醒他出租车司机一般都知道那地方的。我告诉他医院的门口有一个在城里算得上非常幽静的街心花园，花园里有一片将将成林的小树
事后我想，潘小伟如果有经验，如果有戒心，他应该拒绝这个地点，因为那树林里通常没人，四周易于埋伏，他一旦被围就找不到掩护，也无法脱身。可他毫不犹豫地说：
“好的！”
“你这就去吗？”我不能不怀疑地盯问一句。
“当然。”不过，他终于提出了一个君子协定式的条件；
“月月，我当然希望你只是一个人去。”
我反问：“你也是一个人吗？”
他说：“当然，我向你发誓只有我一个人。”
“你不会是要我也发誓吧？”
“随你，你要我死，也可以。”
我说：“好…我也发誓。”
挂上电话以后，我足足地犹豫了几分钟，那是极痛苦的片刻，最后，我还是拨了队里的电话号码。队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六七声，没人接，我又拨了我自己的办公室，占线。不知为什么听着那嘟嘟的盲音，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拨队里电话时我心里乱极了，好像自己的良心和感情受到了难以抗拒的刺痛！我觉得我正在对一个我喜欢的也信任我的人进行着一场残酷的诱骗。如果这电话拨通了也许会使我抱愧一生，会使我一辈子灵魂不安！
我在电话亭里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终于没再继续拨电话，鬼差神使地走出电话亭，叫住了一辆“面的”。
我一步跨出电话亭时同样全身都在震颤，因为这一步也许就标志着背叛，背叛了我自己的事业和同伴的鲜血，以及队长的爱护和母亲的期望，也许这一步就标志着我将要成为一个不忠不孝的孽子！
有一瞬间我甚至异想天开，我能不能说服潘小伟投案自首呢？可如果他为了我而真的向警方自首受缚坐进监狱的话，我又能拿什么去回报他？
大概命运已经注定要把我钉在耻辱柱上。无论我去见他，洒一掬离别之泪，道一声好自为之，纵他逃生而去，还是不去见他，报之于我的上司，设伏于相约之地，拿他归案受审，两种选择，都会让我无地自容！
那一天的天空好像着意表现出北京初夏特有的明朗，不见一丝浮云。那个街心花园也像往常一样空寂安静，而那片小树的技机，却比以前粗壮繁茂了许多，无意间流露出卓然成材的渴望，在微风下故作老成地一动不动。这使我在走近它时能够那么清晰不受干扰地听到一支优美的小夜曲，那不算熟练的旋律当然是从一把小提琴的弓弦间发出的，优美中有点伤感，甚至余音若泣。我寻声步入林中，很快看到了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背影，宽宽薄薄的肩头，绷着洁白的T恤，腰部细细地收进淡蓝色的牛仔裤里，勾勒出干净利落的线条。我在琴声中悄悄止步，潘小伟回了头，黑黑的眼睛多情地看我，依然从从容容地拉下去。我走近几步，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中的那把虽然老旧，但依然是光可鉴人、精致华丽的小提琴。
不用怀疑，这就是那把意大利小提琴！
轻风拂面，阳光温暖，我像飘在雾中。
曲毕。潘小伟停弓说道：“我拉得不好。”
我垂下眼睛不看他，我说：“你拉得很好，我没想到，你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潘小伟忏悔般地沉默片刻，回避地问：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我抬眼，盯住他，说：“假使我带了人来，你怎么办？”
潘小伟米即答话，笑了笑，他笑得那么单纯，他杀了人可他的笑居然还像中学生那样单纯，他拨弄了一下琴弦，那弦声像是一种旷古亘久的历史回音那样幽深，他说：
“那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把这把纳格希尼小提琴毁掉。”
他这么一个文文静静的人居然能如此暴殓天物，我不禁问：
“这是无价之宝，多少人为它生生死死，毁掉木觉得可惜吗？”
“如果你欺骗我，这世界就没什么值得可惜的东西了。”
“你大概以为我没有带人来，否则你不会这样轻松。”
“不，你带没带人，我不知道。我都想过了，我到这里来，已经把一切想过了，早就视死如归！”
我看着他的清澈的目光，诚实而无矫饰，甚至还带着点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我不动声色，而内心却感动得发抖。“那我告诉你，我没有带人来。”
他低了头，过了片刻才抬眼，看我，说：“我相信的。”
我问：“你见我，是想要和我说什么吗？”
他又拨了一下琴弦，出人意料地，把琴递过来，“我想把它，送给你。”
“送给我？”
“你们不是一直在找它吗，这把可是真的。”
我怎么能想到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疑疑惑惑地愣着，没有接。
“为什么，为什么要送给我？”
“因为你救了我，因为我爱了你，因为我从见到你的那一天就决定不离开你了。”
我摇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其实我早就明白但我只能摇头。
“不不，小伟，你不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天下没有什么事木可能。琴你尽可以交给你们的政府，但你要跟我走。这把琴价值至少两千万港币，难道你真的那样倾国倾城？”
“可你要我跟你去哪儿？”
“先去香港，然后，我们到加拿大或是欧洲去。”
“我们的人都在抓你，你走得了吗？”
“我大哥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能走的。”
“你大哥？他也在这儿，在北京吗？”
“对，他在北京。”
“在哪儿？”
“如果你跟我走，我们很快会见到他。”
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潘大伟竟然也在北京，他显然也参加并且指挥了美高夜总会的谋杀案。这一刹那我似乎对五月二十五日前后发生的一切都洞悉无余了，我真感到害怕。也许我脸色发白，也许我全身打抖，潘小伟上前把我搂住，他没有亲我只是把我像小妹妹似的贴在他的胸膛上紧紧搂住。我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听他在我耳边喃喃不停。
“跟我走吧，求你跟我走吧……”
“不，不，”我想推开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
他依然坚决地把我抱在怀里，“因为你是我一直幻想中的那个女孩。”
“可我们并不能靠幻想生存！”
“可幻想中的东西突然出现了，我怎能放过？”
“可我的家，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熟悉的环境，都在这儿，离了他们我无法生活！”
“可你有了我。你会熟悉新的环境，我发誓让你一辈于快乐！”
“可我不能抛下我的妈妈，你不知道，我妈妈是怎么样养育的我。”
“我们以后可以接她出去，我们一起生活，我发誓让你们都快乐。”
海岩，你如果见到潘小伟你就会知道，他好像一团火！他那时的每句话，每个表情，都让我像燃烧起来一样浑身发热。
海岩：你当时怎么表示呢，答应，还是拒绝？
吕月月：你猜呢，依你看，我会怎么说？
海岩：按理你当然不能答应，你应该明白如果真的跟他走将会承担什么后果。但我猜你是答应了。自自目：为什么？
海岩：因为你的年龄。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也许大多数人无力抗拒初尝禁果的诱惑，山盟海誓会压倒一切，明知飘渺得难以实现却依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年龄的局限。为了爱，你们不计后果。我猜的对吗？
吕月月：你猜对了。
海岩：所以爱情有时候真是一种鸦片，这下问题可就真麻烦了，除非潘小伟的大哥真的神通广大，能安全地带你走。
吕月月：潘大伟他们确实还没有离开北京，他们藏在密云县境内一个外商住宅区的一座花园别墅里，那别墅是一个台湾老板买下的，那老板和潘家有很深的交情。潘大伟在美高夜总会用来接应潘小伟的那辆面包车就是向这位台湾老板借用的。他们在美高得手后，回马天龙饭店取了宝物，然后直接把车开上京密公路，夜里零点左右，开进了位于白龙潭不远的这个外商休闲的别墅区。
这儿没人管，没人查户口。在这里拥有这栋私人房产的外商来了几个朋友，在这依山傍水、树林环抱的地方一住，神不知鬼不觉，没人觉得不正常。
海岩：他们不至于真的想在这里疗养吧。
吕月月：但至少并不行色匆匆。他们本来就计划在这里窝藏几天，避开警方封堵的锐气之后，再伺机南下，所以吃饭睡觉，倒也塌实。
二十六日早上，别墅的主人因为要赶回城里处理公司的业务，所以早早就走了。播大伟醒来后就听广播，他想听听新闻是怎样报道昨晚美高夜总会的血案的，想听听大陆的警方对这个事件都做了什么瞕人耳目的分析。听了半天，电台里除了各行各业像广告一样的成就报道之外，就是国家政要人物的外交往来，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新闻，对冯世民的死更是毫无反应。他有点扫兴，就像英雄打擂时亮出一手绝招而台下竟无人喝彩那样寂寞无趣。
他关了收音机，懒洋洋地冲了一个澡，感到全身轻爽，之后就对着镜子刮胡子。他看着镜子里的脸，依然年轻，不由心里笑笑。冯世民幸而一死，天龙帮的内部，多年以来盘根错节，山头林立，矛盾深重。冯世民最亲信的白头阿华毕竟保镖出身，志大才流，匹夫之勇，在帮内积怨甚多，不能眼众。如果冒大不题取而代之，必起内江！只要天龙帮群龙无首，无心旁骛，潘家当然就是一片好山好水好风景了。
几个随从已经备好了早餐，潘大伟叫他们一起坐下来，他问：
“小伟呢，还没起来么？”
随从答道：“在阳台上，已经傻傻地坐了几个小时了。”
潘大伟问：“为什么？”
随从01互相看看，没人回答。
播大伟笑笑，一副过来人的口气：“我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三天没睡着觉。阿强，去叫他来吃饭。”
那个阿强起身去了，一会儿，潘小伟面色灰灰的，跟在他身后来了，在餐桌前重重坐下，对大哥和众人不理不睬，低着头一匙一匙地喝粥。潘大伟咳嗽了一声，亮着嗓子对大家说：
“我（先在这儿一动不动地住几天，这地方很美，在香港也难得这样清静一下。等住够了，再往南走，按原来的计划从海路回去。你们听清了，在这儿谁也不要往香港打电话。”随从们诺诺连声说：“懂了，伟哥。”
播大伟这才转脸看一眼依然低头喝粥的弟弟，安慰道：
“大伟，你放心啦，我出来的时候，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潘小伟没等哥哥说完便站起来，说了句大哥你来一下，便走到客厅里去了。
几个随从面面相觑，播大伟放下手里的咖啡，站起来，跟到了客厅。弟弟还未开口，他便先问：
“小伟，早上没睡好么？”
潘小伟说：“大哥，你的心腹大患没有了，你该满意了，从此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
播大伟愣了一下，说：“好，你不愿意跟我做事，我决不勉强，你以后要做什么完全由你，这次就算你帮了大哥一次。”
潘小伟说：“昨天我按你说的做了，可你答应我的事，也要守信用！”
潘大伟装糊涂，“什么事？”
潘小伟不答，他用目光逼视着他大哥。潘大伟恍然一笑，“嗅——是那个女人啊。”他随即把脸往下一沉，用一种长辈训导的口气冷冷地说：“小伟，现在大家都在逃命，生死难定，你还谈什么女人！”
潘小伟的脸涨红了，咬牙切齿：“大哥，你知道我脾气的，你不要逼我！”
潘大伟把眼一瞪：“那你要我怎么样！”
潘小伟说：“你要不管，我就自己去找她！”
潘大伟绘了弟弟一拳，“你疯了！”
潘小伟说：“对，我疯了！”
潘大伟怔怔地瞪了半天服，不得不缓和下来，“好好，就算我答应过你，替你办就是了，可这事也得慢慢商量嘛，性急是没得赢的。不过你的脾气也要改一改啦，不然的话，我死了谁罩你呀！”
二十六号一天，播大伟和几个亲信关在屋里商量事情，无非是议论冯世民之后的天龙帮该是何走向，以及潘家今后的鸿图好运。潘小伟无心去听，他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大哥给他一个答复。可在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大哥都像全然没有这回事一样和几个亲从杯筋交错，谈笑风生。潘小伟强忍着，耐心等待。二十六号一天过去了，大哥对这事闭口不提。二十七号的中午，潘小伟再次向大哥提出这事，大哥说：“莫急啦，这种事急没有用啦。”到了二十八号的晚上，潘小伟说：“大哥，你到底打算怎么办，给我一句明示。”大哥瞪眼说：“总要我们自己先出得去，才好谈你的那个情妇！”大哥居然把话说得如此难听，潘小伟的心一下子闭住了，他这才断定大哥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这件事。
他早就听说大哥在黑道上是个出名的冷血动物，但多年以来，大哥，以及整个儿潘家的人——母亲、姐姐和姐夫，都对他这个小弟弟备加呵护，他没想到大哥现在会如此自私，不讲情谊，没有信用。
他在大哥脸上用力抽了一掌，返身走了。潘大伟摸了摸被抽热的腮帮子，愣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也走开了。
二十九号一天，潘大伟仍然像前两天那样，除了吃饭睡觉外，便和手下人一起打麻将。虽说牌局面前无父子，但手下人都很乖巧，尽量让他和。他兴致极好，晚上一直打到凌晨一两点钟才意犹未尽地去睡。
三十号早上八点多钟，他被人用力推醒，睁眼一看，是阿强。从阿强那张胖脸的表情上，他本能地猜到发生了意外。
“老板，小伟不见了！”
“什么？”
他从床上一蹿而起，知道事情要糟了，但仍然侥幸地提醒道：“你们找了吗，在不在花园里？”
“他们在找，我先来叫醒你。”
“快找！”
他吼了一声，自己也急忙低头找鞋。然后衣冠不整地跟着手下人在别墅的里里外外搜了一圈，确实不见潘小伟的踪迹。他心里发冷，弟弟能上哪儿去呢？
这时阿强畏畏缩缩地跑来，欲言又止地告诉他，小提琴也不见了。
潘大伟急忙跑回房间去看，放小提琴的箱子敞开着，垫在里边用做防震的衣物乱七八糟地摊了狼藉一片，小提琴果然不见了。
他把琴拿走干什么？阿强和几个手下人马上把问题的性质估计到最严重的地步——潘小伟已经带琴投向警方了！
“老板，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小伟这几年在外面读书读呆了，警察要是哄他几下吓他几下，他说不定很快会带他们找到这儿来！”
潘大伟见弟弟偷了琴不合而别，本来怒火万丈，但他看到手下人惶惶然的样子，马上镇定下来，断然摇头：
“小伟不会去找警察的。我们不能丢下他自己走！”
他知道，如果不把弟弟带回去，如果弟弟有个三长两短，母亲和妹妹恐怕不会答应。
可阿强们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老板，他不去找警察，为什么要把琴带走？这么多天他一定让大陆警察洗了脑了！”
“不，”潘大伟依然摇头，咬牙切齿地说：“他不会找警察的，他是去找一个女人，他拿了琴去博那个女人的欢心！”
于是，他们没有走，依然留在别墅里潜伏不动，但是谁也无心再来推麻将。潘大伟派人轮换着到别墅外去望风，他自己和其他人抢不离身，备好了汽车和食品，看好了突围路线，做了最坏的准备。
到中午快吃午饭的时候，潘小伟依然没有回来，播大伟自己也沉不住气了。他想也许胖子阿强的分析是对的，弟弟和大陆的警察朝夕相处了十多天，这种初出茅庐的孩子就算没被赤化，恐怕也多少会和他们建立一些共同语言，共产党那套同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爱国不分前后等等等等的说教，弄不好会成鱼翻生，让弟弟这种热情有余阅历不足的青年入迷。他想如果小伟真的进城投向警方的话，到现在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警方应该是有所反应了，与其在此坐以待毙，不如三十六计先走为上，假使弟弟不仁，做大哥的也只有不义了。
于是他跳起来，大声吩咐手下人拿好东西立即上车。阿强们的满面忧虑和怨气为之一扫，发一声喊，飞快收拾东西往门外走，一个手下几乎是下意识地带着几分轻松地问了句：
“不等小伟了吗？”
这一问又把他问犹豫了，他迟迟疑疑地上了车，车子发动起来了，他又做了一个折衷的决定。
“我们先出去转转，别走远，到晚上再说。”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潘小伟正并肩走进北京公安医院的大门。
我的手里，拿着那把传奇式的意大利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