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到底是昨天还是前天?”
答:“前天,是前天晚上,他从大连回来以后我告诉他的,我们说好了一起劝他爸爸到公安局去自首的。”
问:“你们劝了吗?”
答:“我们第二天去找他爸爸,可没找到……”林星站起来,她想叫喊:“不是这样的!”可她喊不出来,因为她和那老警察的对话,就是这样的!她脑子里轰轰隆隆地一片鸣响,双腿支撑不住,还没有等那位女书记员宣读完毕,就往前一头栽了下去,额头磕在前排的椅背上,“空”的一声,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醒来时是在一个陌生人的背上,那人穿着法警的制服。他们背着她跑出了法院,叫了汽车,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给她打针、输液。医生问她怎么了,是什么感觉,哪儿不舒服,她双眼不停地流泪,一句话不说。
输完了液,她彻底清醒了,要走,可身上的钱不够了。医院的人让她打电话叫家里人送钱来。她想了半天,呼了天堂乐队的钢琴师。
钢琴师来了,替她交了医药费。两个人站在医院的门口。钢琴师又给了她五十块钱,说:“你现在还住友谊医院吧,你打个车自己回去吧。”
钢琴师说完,叫住了一辆出租车,上去了。在他把车门关上之前,林星叫了他一声:“大哥!”
钢琴师没有下车,在车里看她。
她问:“怎么判的?”
钢琴师不冷不热地说:“你不是跟警察说得很清楚了吗?他这个罪名还跑得了!”
林星顾不得脸上的羞耻,继续问:“判了几年?”
钢琴师顿了一下,才说:“判他的罪名成立,但情节比较轻微,判了免予刑事处分。我们早就算过命的,吴晓的命最好。无论碰上什么灾,他都能躲过去!”
林星没听明白似的:“免予刑事处分?”
钢琴师说:“他不过就是帮他爸买了一张飞机票吧。吴晓这个人,对人很重感情的。当然他不像你这么讲原则,这可能是我们搞艺术的和你们当记者的区别吧。”
林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整个天堂乐队,包括吴晓在内,都把她当做了一个告密者,都认定是她出卖了自己的公公和丈夫。从公理上讲,谁也说不出什么,从私情上论,谁都接受不了她了。但林星并不想再解释什么,说明什么,当钢琴师“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的时候,她急得双手拉住那就要起步的出租车,高声问道:
“那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了他?”
钢琴师平静地说:“已经放了。”
“啊?那他在哪儿?”
“他说他要回家去,你要想见他,就回家看看去吧。”
林星放了钢琴师,她疯狂地跑到马路当中拦出租车。盛夏已过,白天比过去短了。她赶到扬州胡同自己家的时候,天已擦黑。初秋的傍晚有了几分凉爽,但整个气氛还是夏天的。林星气喘吁吁地上了楼,打开家门的刹那心里已经有一点凉了,因为屋里没有开灯,而且静无一声。
她打开了灯,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先去卧室,但床上是空的。又看了厨房和卫生间,甚至还去看了尘封的阳台,肯定没有吴晓。她打开衣柜,拉开桌子上的抽屉,想分析吴晓是否回来拿过东西。她看到衣柜里吴晓的衣服,抽屉里他们两个人的钱,一针一线、一分一毫,全都没有动过。
她傻傻地,站在屋子里,心里笼罩了一个最痛苦的判断:他说回家,难道是回了京西别墅?
她几乎连门都没锁就跑下楼去,叫车直接奔往京西别墅。京西别墅已经物是人非,门前的气氛透着几分凄凉败落,路灯都是灭的。与不久前林星来时的境况相比,有种恍若隔世的陌生。开门的人也不是那个保姆了,换了个男的,穿着西服像个干部,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问你找谁?林星说:吴晓在吗?那人说:吴晓,哪个吴晓?林星指指里面:他原来住在这儿的。那人好像明白了:噢,是原来那个……是那个谁的儿子吧。来了,拿了他的东西又走了。
终于找到了吴晓的踪迹,林星兴奋极了,一切疲劳困顿都挥之而去。她来不及去想这干部模样的男的仅仅是一位看房子的工作人员还是这里已经彻底换了主人,就连忙打着车又匆匆往回赶。赶回扬州胡同一看,她几乎精疲力竭地瘫在地上:屋子还是黑着的,一切如旧,没人来过。
她跑出去打电话,先打给友谊医院,问值班的护士:有人来看过我吗?护士答今天没有。她又打电话给天堂酒吧,问酒吧的服务生:天堂乐队的吴晓来了吗?服务生说天堂乐队来了,吴晓没来。她拿着电话无声地恸哭起来。
吴晓,你原谅我吧!你干吗要这样惩罚我啊?
在这个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绝望的恸哭中,她意识到,她一直恐惧的那件事,那件从她与吴晓相爱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忧心忡忡的事,终于来了!——她终于被吴晓抛弃了!
他抛弃了她,离开了她,连句分手告吹的话都没给她留下!
吴晓就这样失踪了。
他离开了林星,离开了天堂乐队,离开了扬州胡同和京西别墅。也许,在他走出法庭的第一个夜晚,他就离开了北京,不知去向,从此销声匿迹了。走得有些悲壮,也有些残忍。
在吴晓失踪的第二天,林星就结清了友谊医院的全部费用,搬回到家中。只有家,她这个新婚的小屋,是一个可以承载悲痛的掩体。因为这里还留着吴晓的笑声和气息。每件东西,都和他在的时候一模一样,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让人这样感觉。这些东西渗透和积沉着那么多不能忘却的情感,让林星坚信吴晓总有一天会被思念带回到这里,他们毕竟共同拥有着一段生死相依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