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半钟，周志明才回到了家。
和萌萌家住的神农街头条一样，他家住的化龙巷——西夹道，在南州市里也是条僻陋的小胡同，自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天改名叫立新巷以后，就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了。
周志明把自行车推进小院的时候，对门王大爷家里的日光灯还亮着，听见他的声音，郑大妈推门出来了。
“才回来呀？”她问。
他一看就猜出郑大妈是找他有话说。果然，还没容他搭腔，郑大妈就接着说道：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们单位的那姑娘又来了。”
“我们单位的？”
“就是模样地挺不错的那个高个儿，叫什么来着？瞧我这脑子。”
他明白她说的是严君，便问了一句：
“她说什么来的？”
“没有，我让她上家坐一会儿，她没坐，走啦。”
听见他们说话，大福子披着衣服也出来了，神神秘秘地冲他说道：“志明，你们公安局的现在是不是又该忙了？据说往十一广场送花圈的不少呢。”
他让大福子没头没脑插的这一杠子给弄笑了，“送花圈，和我们什么相干？”
“不是说不让送吗，我们厂就不让送，你说这叫什么事呀！”
“谁说不让送。”他推开自己家的门，这门平常是不领的，郑大妈和淑萍每天都要进来帮他收拾收拾屋子。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过两天清明节，我还去呢。”
郑大妈的神情倒是挂上了几分郑重，“志明，你兴许还没听传达吧？广场那儿，可是有坏人破坏呢，转移批邓大方向。”
周志明还没回答，大福子倒先数落开了。
“妈，您又听传达了是不？得了得了，人家志明是公安干部，人家听剩下的，才轮到您呐。哎，志明，回头要去咱们一块去啊。”
“瞧瞧，衣服也不穿好，感冒我可不管你。”郑大妈也把话岔开了。
看着郑大妈和大福子回去了，周志明关好门。他懒得去开灯，四肢松懈地倒在床上，漫不经心地游目四睹，眼睛很快适应了屋里的黑暗。甚至能很轻易地看清靠门边的桌子上放着的那个乳白色的牛奶瓶子。自从去年巷子口的奶站刚一恢复订奶业务，父亲就给他订上了奶，其实喝到现在也未见得补了多少力气，每天还得排队去取，麻烦得很。他几次要停，父亲都执意不从，幸好淑萍从农村病退回来在家闲着，取奶的差事便由她代劳了。
在桌子的上方，挂着他的一张放大照片，是他六岁那年照的。黑暗中早已看不清照片背景上那爬满紫藤的小楼了，那就是他过去的家，南州大学校园内一座庭径幽朴的院落，环境虽不豪华，却充满了诗一般的浪漫。小院里种了各色各样的花，阳光斜射进来，满目缤纷。这小院是他儿时的乐园和天国。
从小，他就是被这种优越的生活娇宠惯了的，以致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优地一声来到眼前的时候，他便像个不请水性的孩子被一下子抛进汹涌的大海那样无以自援。父亲第一次被强迫敲着锣游校时，那张惨白的脸给他带来的刺激，几乎是他的年龄所难以承受的。那几年“人下人”的日子完全改变了他，到现在他都习惯地不敢大笑、大叱大喜、大怒，无论高兴还是生气，都不敢撒开来干，都要瞻前顾后，看着周围的脸色，留着充分的余地。也许小时候受了刺激和压抑的人，都会落下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后遗症吧。
他从那张照片上移开眼睛，往黑暗中看看，叫了声：“白白。”不一会儿，下面急急奉辛响了几下，“白白”用它尖尖的小爪子勾着床单上床了，径直地走到他的胸脯上，漫不经心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然后趴下了，舒服自得地打着小呼喀。
他和父亲都喜欢猫，原来因为白天家里没人才一直没养。去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开始，父亲在学校里实际上被夺了职，等于在家赋闲了，这才下了决心，索性彻底闲情逸致，养！猫是他跟父亲一起去一个熟人家里挑的，他喜欢白毛的，而父亲却看上了那只纯黑的，争了半天，还是父亲让了步，他们把“白白”抱了回来。父亲还开玩笑说：“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父亲也喜欢“白白”。
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着该去洗把脸，铺床睡觉，可身子却懒得动弹。他想想刚才大福子的话，心头忽然有点发热。大福子是向来不通政治的，现在居然也在关心着十一广场上的事态，在施、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中，竟蕴存着同样的感情与爱憎，细想起来，的确是激动人心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不爱总理呢。
郑大妈是邻近几个院子的联合向阳院主任，常在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走动。难道街道上已经传达了什么“精神”了吗？可细琢磨一下，他又觉得不会。因为对广场上那些花圈，除了在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的（社情动态）里被褒贬含混地提过几句外，还没有见诸任何正式的和权威的文件，局里的头头们也都未曾做过任何公开的明确的评价。看来，郑大妈的所谓“传达”，即便不是空穴来风，也不过是夸张之辞罢了，老太太自从当上向阳院主任以后，小题大作，已属常事，难怪大福子都要噎她了。
然而这件事的本身，恐怕也难以称其为小题。大福子是准备去广场的，萌萌、季虹、安成他们也是准备去广场的，过几天就是清明节，带着不谋而合的默契到广场去扫墓的人谁知有多少？这一股股细细的暗流到那时会不会聚为澎湃的洪水？市里的头头和中央那些人该怎么想？会不会像郑大妈听到的传达那样，把这些统统看做是破坏批邓运动？他突然觉得答案似乎明摆着，那些个头头们一定会这么想的，连徐邦呈，甘局长木是也认为是外国特务机关派进来破坏批邓运动的吗？
徐邦呈潜入南州市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虽然现在局、处两级都没有对以往的结论做出更动和说明，但周志明却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并没有真正解开的谜。头两次审讯，他是参加了的，徐邦呈两次撒谎撒得都不高明。特别是头一次的供述，低劣得简直无法自圆。谁能相信，像他这样一个非法越境，而且已经深入到南州这样的腹地城市来的特务，仅仅是为了泛泛搜集沿途所见的一般性情报、搞几份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报纸呢？不要说周志明自己，就连头一次参加大案审讯的陆振羽和小严，也能一眼识破其诈！
周志明这几天倒是常常在琢磨从徐邦呈身边缴获的那几件东西——伪装成素描本的密写纸、伪装成去痛片的密写药、藏在钢笔里的密码、印在民用氯化乙烯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还有那三千一百三十一块陆角四分钱人民币，这些东西都是准备派做什么用途呢？如果“三月计划”是假的，那么缝在手提包夹层中的那张地形图和伪装成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信号机这两件直接用于“三月计划”的物证，又该作何解释呢？
第二次审讯是在大部分物证都已检验出来以后进行的，按照段科长的布置，审讯中他们没有做记录，录音机也是藏在审讯台后面的。因为对一个尚未缴械的特务来说，录音机和记录员都会使他变得小心翼翼，说话增加斟酌。这对审讯自然不利。然而，尽管那次审讯的气氛经过这样刻意淡化，可段科长的发问却仍然是咄咄逼人的。
审讯台的台面上，摆着密写纸、密写药、密码和那卷已被拆开的氯化乙烯胶纸，还有钱，在全部缴获的特工用具中，只有信号机和那张神秘的地形图因为还没有检验分析出结果而没有拿出来。
徐邦呈被带进来了，没等许可就一屁股坐在屋子当中为受审者预备的方凳上。那是周志明第二次见到他，看上去约莫三十五。六岁，有点虚胖，泪囊已微微肿起，下巴颌上的肉也开始松垂。他脸上没有多少表情，只是用眼睛往审讯席上扫了一下。周志明隐隐觉得，那目光是老辣的，他对徐邦呈原有的那个愚蠢的印象，似乎就是在那一刹那间开始动摇的。
段科长向徐邦呈指指摆在桌面上的物证，开门见山说：“你还坚持原来的供述吗？”
徐邦呈脸上飘过一阵慌张。不过志明觉得，这慌张多少有点儿做作。徐邦呈微微欠起身，挨个把那些物证仔细看过，好像是在辨认一堆不相识的东西。然后重重地吁了一口气，却不说话。
“搜集沿途所见，找几份木公开发行的报纸，恐怕用不着这些装备吧？”
徐邦呈的头似点非点地动了一下。
“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徐邦呈眨眨眼睛，仍然沉默。
段科长的声调依然是徐缓的，但徐缓中却暗藏着尖锐的锋芒，“徐邦呈，我劝你别拖着，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而对你，则是性命攸关的，你不要耽误了挽救自己的机会。好，我再问一遍，你的任务是什么？”
周志明当时确是没有想到，徐邦呈竟出人意料地小声说出两个字来：
“接头。”
段科长毫不动色，问：“和什么人接头，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接头？”
“接头人是谁我不清楚。地点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有个储蓄所，就在那个门口，时间是三月十五日晚上七点钟，有个人戴眼镜，左手三个指头拿一份红旗杂志，这就是同我接头的人。接头的暗语是，我问他：‘北京有橄榄树吗？’他答：‘不，只有冬青和剑兰。’如果十三号没接上，就再顺延一天。”
“你的派遣单位是哪里？”
“D3情报总局。他们叫我和那人接上头以后，一切听他的指挥，这些东西，”徐邦呈的手向桌上指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后和总局联系的工具。具体怎么联系，我也不清楚，一切由我那位领导人安排。”
“就这些？”
“我只知道这些。”
“你不去北京接头，到南州来干什么？”
“我在边境没有买到去北京的火车票，就先到南州中转一下。因为是十三号接头，我原来是准备今天从这儿去北京的。”
段兴玉沉默了片刻，最后问：“你对这两次的供述，还有什么需要更正的吗？”
徐邦呈断然摇头，“没有。”
这就是第二次审讯的结果，看上去比第一次要“像样儿”多了，似乎并非全无可信之处，难怪小陆在那天晚上的分析会上，会那样激烈地立主出击呢。
小陆一向是不甘寂寞的人，凡事都喜欢先出头，那天更是抢先发言。他本来从不抽烟的，那天却助兴般地点起一支“大前门”来，可见他的确是来了情绪。
“总的来说，”他把吸进嘴里的烟全喷出来，“总的来说，我认为，今天的口供是可信的。说不定，我们要是派个人冒名顶替去接头，还能打到潜特组织的内部去呢。可以肯定那个人不认识徐邦呈，要不然，就不会使用接头标记和暗语了。”他视察了一下别人的反应，又说：“也许，我的想法太大胆了，有点儿冒险，不过侦察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活动。”
倒是出语惊人，周志明看得出来，连严君也有点儿来精神了。
“你认为口供可信的理由呢？”段科长却淡淡地问。
小陆又连吸了两口烟，显然是在仓促现想，“第一，口供基本符合情理，接头地点说得也对，王府井那儿是有个储蓄所，我在北京见过的。第二，……第二，这个……”
“严君有什么看法？”段科长转而问严君。
严君略加思索，尽量从容地说：“从缴获物品的用途上看，和他这次交代的任务倒是相符的，不过这里也可能有真有假……”
段兴玉又把目光移向大陈。
大陈翻来覆去地翻着那几页审讯记录，摇着头说：“不可信，我看全不可信。”
周志明当然也看得出来，徐邦呈的某些说法是不可信的。比如，那张地形图是干什么用的，徐邦呈就没有交待清楚，再如，徐邦呈并不具备潜伏的条件，为什么却负有长期潜伏的任务呢？现代间谍战中对情报员的使用讲究量力而行，一般很少强人所难，所以徐邦呈在这方面交待的可信性是不大的。不过大陈对口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词色比他估计的还要干脆，这倒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于是问：
“全不可信，为什么？”
大陈从座位上站起来，挥着手说：“就算北京有个潜特吧，可是把徐邦呈这种人派给他有什么用处呢？一没合法户口，二没公开职业，根本不具备潜伏条件，这是一；从间谍工作的常识来看，接头时，应当由身份高的一方处于主动地位，以便能视现场情况自由进退。既然去接头的那个人是徐邦呈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安排那个人持有识别标志呢？这样一来，被领导者岂不是比领导者更安全了吗？这是二；《红旗杂志》是发行量很大的刊物，用它来作识别标志很容易被偶然的巧合破坏，这也不合常理。敌人是不会这样疏忽的，这是三；还有，那个地形图我琢磨了一下午，”大陈把图取出展开，指点着说：“图的上方有一条贯穿的曲线，曲线以南画得比较详细复杂，以北，除了几个简单标志外什么也没有。看来，有点儿像边境地区的方位图，木管怎么说，这张图和北京接头这个任务之间是看不出什么联系的。”
大陈讲的是有道理的，段科长也点头补充道：“接头的标志肯定是有问题的，据我看，接头暗语也不对，这种类型的暗语早在二次大战前就被淘汰了。在现代间谍战中，使用暗语必须符合周围环境和人物身份，而且得选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答句。像他们这样，跑到王府井去谈什么剑兰、徽榄树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疯话，木要说被我们碰上，就是一般人听见，也要奇怪。还有一点，他第一次所供的姓名和在国内时的历史都是假造的，我们当时没有戳穿他。如果他今天是老实交待的话，那就应该把假姓名和假历史一并更正过来，可他没有更正，仅从这一点上看，其它口供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不过……”段科长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昨天我一见到这个人，从开头几句话中，就感觉到此人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在答对时，用词很恰当，很准确。这说明他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从他的举止和我们缴获的特务器材的用途看，他也像个受过正规训练的骨干特务。可他的这两次供述却如此荒诞不经，漏洞百出，这和他的实际水平之间距离太大，这不能木说是个很矛盾的现象……”
段科长最后的这几句分析，的确是很精彩的。周志明现在躺在床上，在事过境迁之后再来回味这段推理，仍然要佩服段科长的细心和敏锐。但是这段推理后面应当引出的结论，他却一直没能揣摩透。段科长那天还没把话说完，就被甘局长和纪处长的突然到来打断了。
也许因为甘局长是第一次临幸他们的小办公室，所以大家都感到有点意外。当纪处长说明了甘局长的来愈之后，周志明也弄不清是该高兴还是该挠头。他还从来没有跟局长一起搞案子的经历呢。
“甘局长这么晚专门赶到这儿来，是准备明天亲自参加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的。”纪处长说，“甘局长进城以前就搞过审讯工作，应该说是老经验啦。”
“啊，啊，”甘向前坐下来，摆摆手，“老经验靠不住，还要靠毛主席的革命审讯路线嘛。我接触审讯工作还是在东北剿匪那阵子。过去审土匪也好，现在审特务也好，总不外那么几条嘛，政策攻心啊，指明出路啊，分化瓦解啊。”甘向前停了一下，又说：“这个案件，市委亦得同志很重视，点名要我亲自动手，当然，你们这两天的审讯，成绩还是主要的。木过，目前还没有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审讯录音我粗粗听了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人根本没有向我们缴械。市委亦得同志对这个案件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指示，要求我们把审讯室变为大批国际反动派的战场，把大批判贯彻始终，首先要让他低头认罪，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审讯顺利进行下去。”
甘局长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一声不响，只有纪真哼呀啊呀地随声应酬着。甘局长说完，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物证检验的情况，就走了。周志明还等着听段科长刚才那段分析的下文呢，谁知道段科长却闷闷地说了句：“散会吧。”
“科长还没说完呐，”他禁不住问道，“下一步咱们怎么搞啊？”
“怎么搞，”陈全有站起来，戴上帽子，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听甘局长的呗。”
周志明看看段科长，又看看纪真，他们都沉着脸不说话，似乎是默认了大陈的说法。小陆、小严也锁抽屉戴帽子准备回家了。
在那一刻，周志明的嘴里是切切然地嚼出一股子难言的苦味儿的。他一向看重的那个职业荣誉感仿佛也变得索然无味了。甘局长一来，也木和大家认真研究研究，只凭着“粗粗听了一下”审讯录音，就不客商量地把审讯方略确定了，既不征求一下纪处长和段科长的意见，也不问问他们这些侦察员的看法，仿佛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全不过是拉磨的驴，只能听喝！这倒真是应了小陆在湘西时对他说的那句话了：“什么叫好侦察员？别叫领导腻歪，就是好侦察员！”
周志明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纪真和段兴玉仍旧默然坐在椅子上没动窝。他反手带上门，才听见他们在屋里说起话来，纪真的声音低沉不清，段科长则显得激动些，声音里带着点暴躁。
“……审讯室又不是批判会，审讯的目的是搞清问题，又不是辩论是非，这怎么叫单纯军事观点呢？……”
段科长在科里同志的面前，从不这样动容，大概，也只有在纪处长这个老上级面前，他才会如此直抒胸臆吧。
因为甘局长主持的审讯，是从局秘书处带了个顺手的干部去的（也是个没搞过侦察的），而他们五处这个承办案件的小组只须出一个做记录的。所以第二天上午，段科长和大陈便带上那张神秘地图的复制件，乘飞机在边境地区的H市去了，他们想在那一带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解开这张地图的谜。严君从一上班就埋头桌前，把前两次审讯的录音誊写在审讯记录纸上，周志明自己，则开始着手整理那些个物证，把它们登记、剪贴起来，所有“物证检定分析书”也都装订成册。小陆平时最怵这类烦琐枯燥的工作，他经过拼命要求，终于被段兴玉同意派去给甘局长的审讯做记录，一大早就被甘局长的汽车接走了。
那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陆回来了，周志明从他的脸色上，看出审讯仍旧不顺利。
“这小子，装疯卖傻，迟早是挨枪子儿的货。”小陆咕略咕路喝下一大杯凉开水，抹了把嘴，说：“审到最后，连甘局长都给惹火地了。”
“下一步怎么办，甘局长没说么？”周志明忧心仲仲地问道。
“接着审呗，非把小子敲开木可。甘局长刚才到技术处去了，好像是那个熊猫牌半导体查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了。”他停了一下，又说：“看来，甘局长怀疑他的潜入任务可能和批邓运动有关。”
“和批邓运动有关？”严君很是不以为然了，“人家管你批邓不批邓啊，不可能／
周志明却并没有大往心里去，因为甘局长只审了一天，一切都只不过主观分析而已，何况他们当头儿的，满脑袋都是“批邓”，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难免要往那方面去琢磨，就连现在十一广场上那几个小小不然的花圈，他们也要疑神疑鬼，好像天下的人全都是为了破坏批邓才活着似的。
晚上，小陆回家去了，严君自告奋勇陪他加了一个小班，他们刚刚把那个印在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抄在格纸上，就被组真从办公室里轰回家去了。那些天，查店、审讯、开会，连轴转，按说是够累的，可他晚上却睡不着，从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上看，距第一个收听时间——三月二十一日夜间零点十五分，只有八天了，如果八天之内案情仍无突破，就是收到了特务机关给徐邦呈的什么指示，他们也没法动作。那可就真不知道这案子将如何了了，他想弄不好也就是不了了之了。
可是他完全估计错了。第二天段科长和大陈那方面虽然仍旧没有什么消息，可甘局长的审讯却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进展，到中午，小陆带回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他全供了！”他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宣布，“好家伙，果然是条大鲨鱼。”
他和严君全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小陆，小陆扯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接着说：“技术处把那个小收音机给查出来了。那是用咱们熊猫牌半导体改装的小型信号机，可以发射和收接信号，有效范围一公里，他到王府井接头，要这玩意干什么。今天我们一上去，先把这玩意跟那张图往他眼前一摆，这小子立时就傻眼了，甘局长把桌子一拍，几句硬话往他头上一压，这小子就坚持不住了。嘿，我发现甘局长还是挺有气势的。”
“到底怎么回事？”严君忍木住打断他的话。
小陆冲她笑笑，赶快说：“外国特务机关派他来，是为了执行一个庞大的计划。他的任务是先进来摸摸情况，躺躺路子，看看边境地区需要什么证件，买火车票要什么手续等等。其实这些特务机关原来也知道，只不过是为了慎重看看有没有变化。在三月二十五日，他要返回边境，就是那地图上画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叫仙童山，山的本身就是国界线，在那儿接应一支特遣小分队进来，分散到几个大城市去搜集情报，同时散发一些伪造的我内部文件，破坏批邓运动。整个计划的代号叫‘三月行动’，他本人的代号是‘1127’，敌人规定他入境后冒用一个外侨的名义给使馆写封密写信，汇报他执行任务的情况，然后再用盲发电台把指示传达给他，这封信他还没来得及写呢。看来，下一步咱们要有大戏唱了。”小陆不停气地说着，脸上的兴奋是不能掩饰的。
下午，小陆又去看守所了，审讯还在继续。傍晚的时候，段科长也从H市打来专线长途，证实了那张图正是仙童山的方位图。
真是一天之内，风云突变！
晚上下班的时候，小陆没有回来。吃过晚饭，纪处长接了一个电话便立即坐车到市委去了，临走匆匆跑来叫他们给哈尔滨挂长途催段兴玉和大陈回来。从处长的脸色上，他和严君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事态的紧迫。果然，当天夜里十点钟纪真从市委汇报回来，就决定了他和小陆的湘西之行。“三月计划”是一个如此之大的行动，为万全计，纪处长认为必须去湘西把徐邦呈的老底查实··二…
“白白”突然站起来了，用力甩了甩脑袋，把他的思绪打断，它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一只小肉爪竟然踩到他的脸上来了，冰凉，倒是让人挺舒服，他没动。随着一阵细小的呼喀声，“白白”那不但冰凉而且湿乎乎的小鼻子也触到了他的鼻尖上。不行，这家伙给脸上鼻梁，竟然要在他的脸上打坐了。他抓住它的腰，把它放到床下去了。
他的思路岔开去，对了，明天还要去萌萌家，给施伯伯讲讲湘西。讲什么呢？那可是施伯伯阔别了二十多年的老家呀。
五
人花板低垂着，呈银灰色，薄薄地贴着层暗光，不知是寒月清辉还是郊大妈家里那盏二十五瓦目光灯的折射，使人更加感到周围的压抑和狭小。
周志明家的这间屋子，原来是个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在他们搬来以前，就被人在当中打起条隔断墙，成了里外套间。二十多平米，照着两口人的标准，平均居住面积是不算窄的，可自从打湘西回来，他就常常感到周围空间的拥挤和色彩的单调，常常要情不自禁地向往起那青山秀水的天地了。
他从小没离开过城市，就是出差，也不外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一类的繁华去处，和南州大同小异。应该说，湘西，是第一个用大自然的雄浑和优美给他以奏陶的地方。
他和小陆是下午三点多钟乘飞机飞抵长沙的，傍晚又乘上了长沙至怀化的火车向西而行。虽说那时候春节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火车上的拥挤风潮却还在持续。挤在探亲期满的职工、士兵和度完寒假的学生中间颠簸了一夜，真是精疲力尽的一夜。第二天早晨又在怀化改乘长途汽车，不到中午，汽车便已经攀援在湘西婉蜒而潮润的公路上了。
日夜兼程的疲倦被藏怀的一点好奇和向往淹没了，这就是湘西吗？一个交通不便、荒野偏僻的地方；一个汉人、苗人、土家人杂居的地方；一个缺少文化、土地贫瘠而又多匪的地方，古老而神秘，混和着原始的野蛮和自然的优美……这就是周志明过去对湘西的近于荒唐的认识，一个从未到过湘西的人在一本又黄又旧且失佚了篇首的书中得来的认识。
一条与公路平行的无名小河在脚下京回，浅薄的河水清澈见底，在卵石细沙间无声流过。隔着雾蒙蒙的车窗远眺，山外有山，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的崇山峻岭中，蔓延着长年凝绿的大杉树。时有几幢接瓦连椽的房屋隐傍在山林的转折处，宛如画家点上的几笔极巧的跳色。刚刚从色彩单调，严然一派冬日景致的南州来到这郁郁葱葱、积蓝堆翠的南方山区，虽然坐在车里头，却恍若觉到一股暖融融的春风扑在脸上，引人到一种陶醉的意境中。他记得那时候党胡思乱想起来了，将来要是有机会，一定得和萌萌一起来这儿好好优游一番，没想到萌萌的老家竟是这样一个宜于谈情说爱的美地方。
不知是不是也因为美景的诱惑，陆振羽也发起了情思，扯扯他的衣服，故作随意地说：“哎，你帮我参谋参谋，严君这人到底怎么样？”
“不错呀，”他笑笑，“你们现在到什么时态了？是‘进行时’呢，还是‘过去时’呢？”
“哦，这个……”小陆尴尴尬尬地说，“‘将来时’吧。”
“怎么，你还没跟她谈？”
“谈是谈了……”
“她怎么个意思产’
“含含糊糊，谁知道。”
“她不同意？”
“我没跟她明着提，不过意思是到了。她好像，咳——，她开始说现在对这种事不考虑，后来又说她早有了，真真假假的。”
“啊，”他笑了，“可能你的功夫还没到家吧。”
“哎，以后有机会，你再帮我说说怎么样？我发觉她还挺听你的。”
“行，我试试。”他嘴上答应着，旋而又后悔起来，这种事照理该由老同志去说的，老同志面子大，至少应该大陈……
他们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
吉首是个只有四万人口的小城，依山傍水，充满了江南市井的诱人风采。吉首公安局就坐落在临河不远的一条大街上。接待他们的是个年轻的土家族干部，还是个大学生。戴着一副白架子眼镜，活泼热情。在他的帮助下，他们很顺利地查到了徐邦呈的档案。
“真是，我们以为这家伙早死了，搞了半天还活着！我算算，从六五年到现在，乖乖的，整整十一年了。”年轻的土家人说一口富于韵味的湘西话。
正在摘抄档案的小陆扬起脸说：“十一年前你们没有找到尸首，怎么就断定他死了呢？”周志明把目光从档案材料上移向主人，他觉得小陆这话问得有点儿生硬，容易被对方误解为指责，可那年轻人似乎一点儿没有在意，反而爽朗地笑起来。
“他是因为犯错误开除工职的嘛，所以原来以为他太想不开了。我们这儿的人要想死方便得很呀，连根上吊绳都可以不买的，山上有的是洞洞，谁也不晓得有好多深，没人下去过。要自杀往里一跳，连个声响也不会有。解放前还有这样的风俗迷信，没出嫁的姑娘要是得了什么病，常常会被族亲们说成是让洞神看上了，把她扔下洞去，叫做落洞，听说过么？”
小陆放下笔，“我以前倒听说过湖南的地主把女的沉潭处死，还没听说什么落洞的。”
“被沉潭的女人大都是因为犯了闺戒，落洞的女子却不同，多数是自愿的，还真以为给洞神爱上了，落洞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脸上红红的，含笑去死。湘西这地方过去愚昧落后，神怪观念是很强大的。解放后当然没有这种事了，但本地人也都晓得这洞洞的厉害，要想死也都还是这么个死法。上山去，随便找个洞子一跳，尸首是没法子寻找的。我想十一年前这家伙一失踪，人们便是这样想当然地以为他死了吧。”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把材料抄完。在招待所里吃了晚饭，就急急忙忙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第二天一早回怀化的汽车票，因为他们必须赶在第一次收听盲发电台的时间之前回去，所以不能在这里耽搁。
买了车票，他们在河边那些小村子里转了转，等拐上大街，陆振羽突然指着对面一座红砖楼房，笑着说：“你看，真舍得下功夫，搞成永久性的了。”
他顺指看去，那房子的墙壁上，用隆起的砖砌成了一条“万寿无疆”的标语，笑笑，没说话。小陆又说：“我们家原来有个邻居，在南州市第二医院工作，他们医院有个技术员，前些年因为不小心把万寿无疆的万字写成无字，意思弄了个满拧，结果让市西分局抓了，判了七年，真是不值。”
“判七年？”他惊讶地咋了一下舌头，“太过分了，写错一个字批判一通不就完了吗。”
“那哪儿完得了啊，”小陆说，“一直桶到刘亦得那儿去了。刘书记一句话：严肃处理！市西局赶紧把他给抓了，按现行反革命判了七年。”
“反革命？哼。我看市西分局也未必相信他真是反革命。现在总这么干也不是个事儿。全凭领导一句话，叫抓谁就抓谁。”
陆振羽见他一脸不平的样子，笑了，说：“你这个人呀，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认真，迟早要吃亏的。咱们当小兵的，还不是拉磨的驴，听哈唤！”
“服从上级是应当的，可也得服从真理，服从党的原则，上级讲的又不都是真理。”
“哎哟，哎哟，大道理嘿、你怎么忘了这句话呢：侦察员只有理智，没有感情。”
“荒唐！你哪儿听来的？”
“好了，好了，不跟你争了，没意思。反正到了工作上，还是上面说了算，下面只管干。再说，领导毕竟站得高些，情况看得全面些，水平也跟fiR们不一样。就拿这次来说吧，对311，我听说处里。科里原来的意见是不捕，可局里叫捕，你能不捕吗？现在看来，还真是捕对了，要不然，三月二十五日的歼灭战还不得耽误了。”
“那是另一回事。”他也觉得词穷了。
这就是他这些天来一直不能忘置的那次论战。
其实他自己也是明白的，他不是外行人，城西分局那些同志的心理，他是不难体会和揣摩的。就说他们自己的这个311案吧，对甘局长的某些做法，大家不是没有意见，可却没有谁吭过一声，他提过一次意见，还是鼓了多大的勇气才说出口的，没得到任何结果自木必说，在领导的脑子里，说不定还留下了个“港越”的印象。
那是从湘西回来的那天，大陈同他们寒暄刚过，就宣布说：“有件事要和你们说一下，段科长现在不管这个案子了，以后所有情况我们直接向纪处长汇报。”
“为什么？”他觉得诧异，“段科长病了？”
“调到处里的追谣办当副主任去了，算是临时帮忙。”
他脑门上拧起一股疑惑，“眼下这么大案子，这不是釜底抽薪吗？”
还是陆振羽脑袋转得快，轻轻笑了一下，说：“段科长这个人，怎么说呢，能力强，水平高，可就是有点儿……哼，和你是一个毛病，太认真了点儿，其实何苦呢？”
周志明也隐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有点忍不住了，愤愤不平地直着脖子说：“这算什么，侦察员对工作就该像医生对病人那样，不认真一点儿还得了吗！”他转向大陈问道：“你不能跟处里提提吗？你是组长嘛。”
“咳，”大陈息事宁人地摆摆手，“算了吧，段科长对甘局长搞案子的某些作法有意见，我看现在调走了倒舒坦，眼不见为净啦。”
周志明没有再说什么，但他对把段兴玉从案子上拉下来这件事着实是不痛快的，这不痛快的心情一半是出于对甘局长这种跋扈作风的厌恶，另一半则是因为他格外喜欢和段科长在一起搞案子的缘故。当然，论起经验和水平来，纪处长应该是比段科长略胜一筹的。但是对他们这些年轻干部来说，段科长却另有一番独到的勉力，因为他在工作中能和你展开平等的讨论，能很耐心、很郑重地听任何没有经验的侦察员发表自己的意见，能使大家都自动地把一切心思扑在案件上，愿意和敢于大胆地去怀疑，去假设，去建立自己的责任心，而不是被动地去完成领导的意图，附和领导的。判断。
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儿不痛快，他那天才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胆儿，在向纪真汇报完湘西之行以后，他竟然鼓起勇气提起了科长调走这件事情来了。
“处长，我有个意见。”他一紧张，把想好的一大堆拐弯抹角的绕词都给忘了，竟然直通通地说了出来：“这时候干嘛把我们科长撤下来呢？”
大陈刚刚从椅子上站起来，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局面弄得有点儿张惶无措。纪真倒是很平静，但还是很快地打断了他的话，说道：“追谣办现在也很需要人。”稍停顿了一瞬，又补上一句：“对科里领导的工作安排，你不要乱插嘴。”
一句话，把他弄得满脸通红，也不敢再接什么话了。一出了处长办公室的门，还没等大陈说什么，小陆倒先嘿嘿地笑了两声，挪渝地说：“我说什么来着，你还非去碰一鼻子灰，真有种。”
离预定出发到边境的日子只有两天了。徐邦呈以南州市一个外侨的名义向使馆写的信也发出去了，信的明文不外是一套侨民向使馆要钱要补助之类的常见内容，信中的密写是：“经H市、南州、天津、北京，一切顺利，计划可行。”后面署了徐邦呈的代号“1127”。看起来，已是万事俱备，下一步只看特务机关在盲发电台中如何答复了。
在他们临出发的那天，一直很少在科里露面的段兴玉突然到他们组的办公室来转了转。小陈想跟他说几句这次行动的一些安排，他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冲他们笑了笑，又说：“反正你们机灵点儿就行了，在边界捕特，不比在南州市里，得多注意注意地形。”段科长讲这话的口气看上去很随便，可在周志明听来，却感到有种语重心长的意味。下午，去火车站的汽车已经等在楼下，他跑到处长办公室去叫纪真，走到门口就听见段科长和纪处长在屋里卿卿咕咕地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什么，但似乎感觉到他们是在谈这个案子。段科长和纪处长的私交之深，是他早就了然的，大约他们之间是无话不可以谈的吧。他正要敲门，门却自己开了，他们两个人一起走了出来，纪真身披军棉大衣，手里拎着个鼓鼓的大皮包，一副行装齐备的样子，看见他便说：“到点了，走吧。”他跟在纪处长后面走了两步，又回过头看了看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段科长，段科长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只说了一句：“祝你们马到成功！”他深深地点了点头，他辨不出科长的脸上这会儿是没有表情还是表情复杂，只觉得他的宽大的手掌里有一层冰凉的汗水……，他忘不了当时那个情形，不知为什么，那时他突然觉得心里没底，虽然纪处长也和他们同吉。
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办公室设在五楼图书室的那三间屋子里。追谣办的主任是处里一位副处长挂名的，三个副主任都是科级干部。段兴玉虽然是最后一个走马上任的，但因为他在全处科长之中“约定俗成”的头牌地位，所以一来就挂了个第一副主任的衔，办公室的人还自动给他安排了个单间。
离开了311案，他的生理节奏似乎也一下子松懈下来了。早上，珊栅而来，晚上，早早离去，从来木加班，也不让下面的干部加班。最近他爱人出差到上海去了，他得顾着给上中学的儿子弄饭，所以还免不了常常借口去局里看看什么的，一溜溜到菜市场去，随后就从那儿直接溜回家了。上行下效，追谣办的人于是也全都吊儿郎当起来，反正大家乐得轻松。
段兴玉表面上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松闲劲儿，而骨子里，却浸着股心酸。人当盛年，壮心不已，连古人都说，士不可一日无事，可他这么多年就没有干多少正经事。长期不能务正业，而且还得做出这么种逍遥自得的样子来自我抚慰，孰能没有一点心酸呢？虽说从砸烂公检法以后，公安基础工作毁坏殆尽，发现敌情线索的能力低得可怜，侦察单位无事可做，也是自然。可没想到这次311案一立，他才紧张了几天，就又脱了手，成了“有闲阶级”。他不知道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泡过去了。
也许，他真该变得圆滑些，或者沉默些，不那么锋芒毕露，让甘向前觉得他棘手，也让老纪替他捏着把汗。跟着甘局长搞案子，如果只能在违心的附就和沉默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沉默也许更好些。
311案一开始，就是叫人不痛快的。外线处行动迟缓，险些贻误战机，可人家是在开批邓大会，你还不能说一句二话；夜里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发现徐邦呈之后，急等着局领导快拿主意，可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局里才通知他和纪真去开会“研究”。他是带了一肚子气去的。
参加那个会的人不多，除了他和纪真之外，就只有马局长、甘副局长和局秘书处一个做记录的干部。可那间会议室里的空气却很坏，像长年没有打开过窗户似的，茶几上的油漆味儿，沙发套子的悟味儿，以及不断浓厚起来的烟草味儿，给人一种窒息感。
会开了整整一上午。马树峰和甘向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相决木下，说完之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谁也不肯让步。
段兴玉这些年本来已经习惯于忍耐这种慢吞吞的会议了，和许多人一样，开会常常成为他打吨养神的好机会。然而他那一天的心情却不同，分局和外线的同志正在“为民旅馆’沙腼盯着，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而决策者们却还在这暖烘烘的沙发里喷云吐雾，临阵不决。他望望局长马树峰紧皱的眉头，又望望副局长甘向前冷漠得毫无表情的脸，心里交织着一股焦急和恼忿。
“我看，是不是可以决定了？”最后还是马树峰用苍哑的声音打破了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说：“我的意见是暂时不捕。这个人是哪里派来的，潜入的任务是什么，是单线，还是复线？这一切情况目前都不清楚，都需要通过一系列侦察活动来发现，来搞清楚。”
马树峰说完，用被皱纹包围着的眼睛向其他人环视了一圈，最后当然还是要把目光落在甘向前的身上。
“也许，刚才我还没有把意思说明白。”甘向前放下手中的笔记本，粗大的喉结在紧扣着风纪扣的衣领里滚动了一下，慢吞吞地却是坚定地说：“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今天研究这个案件，我的意见是不能简单就事论事的，应当首先考虑到当前阶级斗争的总的动向。当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是全市，也是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这个斗争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必然是互相联系，互相呼应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甘心他们在中国代理人的灭亡，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所以，我们看待今天这个案件，不能不以当前阶级斗争这个总纲为出发点来安排工作。因此，我建议对这个潜特，应该立即逮捕，迅速而有效地制止敌人可能的破坏活动。”
马树峰的眉头皱得更紧，动作烦躁地点起一支烟，从会一开始，他几乎是一支接一支的吸烟，他明显地控制着自己的声调，竭力平静地说：“这几年，我们也抓到了一两个特务，但总是刚一发现就迫不及待地抓起来，缺乏必要的侦察过程。没有侦察过程的反间谍工作当然又痛快又省事，可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敌人的情报意图是什么，使用什么活动手法，联系人是谁？往往搞不清楚。”
“问题不能这么看吧？这几年，我们局在对敌斗争上的成绩还是很大的嘛，怎么能说什么也没得到呢？”甘向前针锋相对的口气使气氛变得更加僵持起来。“我承认，搞公安我是新手，但是反特工作就是抓特务，就像我们过去打仗是为了消灭敌人一样，这个浅显道理是小孩子都懂得的。敌人派多少特务，我们就抓多少特务，抓一个就少一个，既打击和震慑了敌人，也维护和发展了大好形势，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胜利么产’
马树峰消瘦的脸上浮起一丝若隐若现的苦笑。他偏过头对纪真说：“不要光是我们两个人开会嘛，老纪，你也谈谈看法。”
纪真从一开会就没怎么说话，这完全不是他过去的习惯，等马树峰间到了头上，才勉为其难地向两位局长望望，迟疑着说：“呕——如果从侦察工作的角度上看，目前还是以不捕为宜，对这个人确实需要观察一下。但是……”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斟酌着下面的话。
“但是刚才甘代表的意见，呢，我想，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人真是个搞破坏的‘行动手’，在我们市里搞点儿什么乱子，这个风险还是有的。要是由此影响了当前的运动，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究竟捕不捕，我还有点吃不准。”
从马树峰的脸色上，段兴玉已经看出他对纪真一反常态的模棱两可是不满的。马树峰又把脸转向自己，带着疲倦的神情问道：“小段的看法呢？你是在第一线作战的，说说你的看法吧。”
段兴玉记得，他当时一点没有犹豫，用不容误解的口吻说道：“我看还是捕起来好。”
马树峰脸上微微现出了惊讶的表情，这是段兴玉不难预料的。从道理上讲，他当然赞同马树峰的主张。马树峰是建国以来第一代侦察工作的专家，而这会上论及的问题在侦察工作中又实在属于初等常识，ABC，可这年头就这样，许许多多本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却不断地被人们争论不休。“反特工作就是抓特务”，这在包括小孩子在内的外行人眼里的确是想之当然的定义，其实真正的反特工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现代反间谍战中，反间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了解敌方的情报要求和行动意图，掌握敌人的活动手法，控制敌特组织及其阴谋活动，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一个抓一个的做法是最笨的，也是最要命的做法。常常除了一个活尸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就比如说徐邦呈吧，他到南州市里来到底是什么任务？没有侦察过程就很不容易搞得清楚。可段兴玉也懂得，当一个简单的问题又被人们重新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的时候，问题就不再是简单的了。这几年，他虽然很少和局领导打交道，但由于局里上下熟人遍布，所以对领导们之间的关系也常有预闻的机会。他知道，马树峰虽然在去年官复原职后，名义上是局里的第一把手，可事无巨细，要是没有甘向前这位军代表的赞同和默许，都是绝难行通的。甘向前和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热线联系，就是在局常委会上已经形成决议的事，他到刘亦得那里一前咕，照样可以推翻。一向，段兴玉把一切从实效出发做为工作上的第一信条，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拉开架子争论下去，而且有实权而又不怎么内行的甘副局长偏偏又分管侦察工作，如果不把徐邦呈捕起来，那么下一步工作还是要由他来抓。可想而知，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还不定要碰上多少叫人左右为难的命令呢，弄不好，这个案子就真要鸡飞蛋打了。所以，段兴玉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先捕起来再说。
马树峰闷闷地抽了两口烟，对他说：“捕，光是这么一句话么？说说你的理由嘛。”
段兴工早就想好了，不慌不忙地说道：“捕起来，通过审讯，或许还可以得到些东西，如果不捕，那就全得靠外线跟踪来控制了。外线处现在新手多，这几年没上过什么要紧的案子，技术上粗得很，不是暴露了自己就是丢了敌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全靠他们靠不住，没跟两个小时就给你暴露了，还不是照样丧失跟踪观察的意义？万一再给丢了梢，那就……”
“谁丢了梢谁负责嘛。”马树峰有些发火地说：“现在虽然不主张搞管卡压，但工作不能不负责任，要是总这样……”他大概习惯地想说“软、懒、散”，幸好顿住了没把这句不合时宜的话说出口：“要是总这样马虎，还怎么搞侦察呢？”
屋里没有人响应他的激动，段兴玉也没有说下去。现在工作上普遍没个章程，丢了梢拿个别侦察员是问也不合理，况且外线工作受场所、气候、光照条件、技术水平和敌人测梢甩梢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丢梢漏梢的现象也难免有所发生，而且从那一两天外线处的表现看，段兴玉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靠他们不行！
表面上，他那次是赞成甘向前的，可甘向前却没有对他有丝毫满意。在那次会议以后，几次点着名地批他：“我可不赞成你把我们外线处的大好形势说得一无是处。事实，什么叫事实？恐怕是我们衡量事实好坏的眼光不同、标准不同吧。”
甘向前后面的这句话，任何一个“文革”前参加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人员都不难揣摩出其中的锋芒。他们是被砸烂的旧公安局培养出来的人，也许的确是习惯拿过去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事物吧。而在这方面，甘副局长向来是敏感的，并且是不留情面的。他一个科长算什么，在那天的会上，当着马、纪这两位“文革”前旧市局当权派的面，甘向前也同样是咄咄逼人的。
“是的，对革命工作当然要负责，我同意，可问题就在于，要是真的丢了梢，给革命工作带来了损失，我看，究竟该由谁来负这个责呀？恐怕不能光叫下面的同志负责吧！我们可不要再走旧市局的老路，重蹈‘通敌纵敌’的覆辙啦！”
一讨论工作就扯到旧市局的老帐上去，就像小孩儿打架似的，一打急了就要寻对手的痛处驾一通，马局长也只有铁青着脸，不能再说一句话了。会，一直僵到中午，最后还是甘向前跑到隔壁一间办公室，给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拨了个电话，讨来了“圣旨”，像小学生背书似的给他们宣读了两遍，才算结束了这个木愉快的僵持。
刘书记的指示，当然是支持甘副局长的，总共十六个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迅速取胜，保卫批邓！”这两年自从样板戏（杜鹃山）的台词用了韵白之后，连领导们作指示也动不动就押韵了。
捕了徐邦呈，审讯工作不久也由甘副局长全盘接管，而在审讯方略的确定上，马局长被架空不能插手；纪真也只是有心无口，妥否都不敢说话的；段兴玉自己当然就更显得其人微言轻了。一夜之间，他从这个案件的主管科长变成了无事一身轻的闲人，简直有些百无聊赖了，他只好给自己安排了个差事，同大陈一起到H市去查那张地形图。等他们从H市赶回来，徐邦呈差不多已经审结了，他只能从担任记录的小陆嘴里，知道一点审讯的情况。
小陆是带着明显的敬佩口气，向他叙述徐邦呈被突破的过程的。
“甘局长还真是老经验，三绕两绕就把那小子给绕过去了，逼得他没话说了。”
“怎么绕的呢？”
“一条一条给他摆呀，第一，你不可能是到王府井和什么人接头，接头要信号机干什么用？要地形图干什么用？第二，你不可能是速进速出，速进速出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那么多钱；第三，你也不可能是长期潜伏，长期潜伏这点东西这点钱又太少了；第四，你有大学文化程度，所以肯定受过专门训练，绝不是负有一般性的任务，这么不惜工本地潜入进来，肯定有重大政治目的，当前我们国家的反右斗争也触动了国际反动势力的痛处，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甘副局长后来干脆跟这小子讲明了，政治阴谋不交待清楚，别想蒙混过关！”
段兴玉几乎要拍桌子叫出声儿来了：“这是典型的引供，是审讯的大忌！”但是他控制住了，依然平静地问：“甘副局长还怎么问的？”
“反正是一条一条把这小子想钻的空子都给他堵死，甘副局长说，他们过去审土匪就创造了这条经验，否定全部不可能之后，剩下的就是事实。”
他叫小陆把审讯录音拿出来，一盘一盘地听完了。他跑到纪真办公室里来了。
“老纪，甘副局长那么提问题可是违反审讯工作原则的，没掌握多少证据就把人家一条一条都定死，非逼着人家往咱们预想的路子上走，这容易出错啊！咱们得跟甘副局长提提呀。”
纪真沉吟了半晌，反声问他：“怎么，你认为徐邦呈的口供有诈？”
“有诈我不敢说，这么审是不对的，容易出毛病。”
纪真似乎斟酌了一会儿词句，待了片刻，才缓缓地说：“副局长亲自审的，我们怎么好去挑眼呢。甘副局长半路出家搞公安，审讯方法上有毛病，也在所难免嘛。可这话我们不好说，说了，又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了。我看，咱们还是‘为尊者讳’吧。好在徐邦呈这次的口供大部分还可信，地形图也对上了。”说到这儿，纪真把声音轻轻压低了些，“仙童山接头还是可以姑且一信的，至于那个特遣小分队的任务是不是破坏批邓，就难说了。我想也可能是这家伙怕掉脑袋，立功心切，因而故意投我们所疑，以便引起我们对他的重视吧，我和他接触了两次，他现在的保命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小分队的具体任务，暂不必急着搞得那么清，我心里有数就行。”
纪真虽然如此说，可段兴玉还是不放心，小分队的任务没搞清倒还犹可，万一徐邦呈还留了其它一手儿呢，不能不防。于是在第二天部署下一步工作的小会上，段兴玉抢先发了个言，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一整套方案，总的思想是，诱捕敌特小分队的这张弓，不能拉得太满了，满了不容易收回来，特别是对考察徐邦呈，多方验证口供的工作设计，他讲得很具体。你甘向前不是不懂吗，那好，我都一条一条地先给你“参谋”出来，然后你再“决策”，省得你先说出一通外行话，下面干部既不好执行，你也窘于收回成命；另一方面，段兴玉也是想用这个办法来防备可能有的隐患，预备好退路。审讯结果已然如此，不可能推倒重新再来，仙童山的诱捕计划，也不可能再做太大的修订，就像一只即将出海远航的小船，张了帆，拔了错，已成离弦之势了，段兴玉也只能这样搞些贴贴补补的措施，尽量促使不致搁浅和倾覆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话里话外大概免不了流露了一些对审讯结果不放心的倾向来，甘向前虽然没说什么，可态度上十分冷淡。散了会，纪真把他给叫去了。
“兴玉，你说话说得太多了！”纪真有点气急败坏，用手指头档档敲着桌子，“咱们是！日市局的老人，一举手一投足人家都要看看是木是老一套，你怎么还敢张口闭口过去怎么个搞法，以前怎么个经验呢？甘副局长今天是客气，他要是给你翻翻砸烂公检法的老帐，你有什么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