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听见特莎的继父大声捶门而醒来的时候，已经相当晚了。我们在休息室等着我女儿收拾东西的时候，他转向我，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开口说：“很遗憾在你的生活里事情竟是这样一个结果！”我真想杀了这个嘲笑我的杂种，他似乎在说：“哎，现在你的妻子和孩子属于我了，你就呆在这里吸你的毒吧！”

特莎先拿来了她的行李袋，然后抱着“包打听”出来了。“不行，特莎，不能带狗！”巴里坚决地说。她求他答应，但是他只是来回来去地说：“我们已经有一只狗了。”求也没有用，特莎含着眼泪转向我，对我说：“你留着它，爸爸。看见它你就想起我了。”她哭着把小狗送回她的房间里去，关上了门，省得小狗跟着她到繁忙的大街上去。

片刻以后特莎又走了出来，她拥抱着我，哭着说：“爸爸，我多想和你在一起啊！”我心里难受极了，但是不愿让那个狗娘养的更快活，就忍住了自己的眼泪。我和特莎拥抱告别时巴里不耐烦地说：“快点，特莎，我们要开很远的路呢。”他真是个冷酷的杂种，对我们父女的最后告别完全无动于衷。我们没有再说什么，一起走下楼去，他把她推到车子里，说：“别来什么戏剧性场面了，你们俩有一天还会再见的。”

我看着汽车开走，看见特莎在哭，我明白自己的正常神志也和她一起离开了我。没有多久车子拐过弯去，我精神崩溃了，就在大街上毫不害羞地哭了起来。回到脏乱的公寓中我摇着头，心里想，我究竟是怎么了？我怎么会落到这么孤独这么穷困的下场？答案就在我的脚下，一个空了的安非他明瓶子。我已经陷入了如此凄凉的境地，就更没有力量来对付毒魔了。

这四间地板吱嘎作响的房间里充满了回忆，特莎在这儿住了一年，她画的一些图画仍钉在墙上。这个给这一套房间带来生命的勇敢的女孩子走了。一切都像久无人住的样子。我一面哭着一面从破旧的楼梯上到她的卧室去把“包打听”放出来。这只棕色的混血小狗见我进去向我摇尾巴，我觉得好过了一点，我并不是完全孤单的。在屋角里给它留了一碗牛奶。在女儿的床上我看见有一张条子，上面写道：“枕头下面有使你惊喜的东西。”我拿起枕头，发现了二十英镑现金，二十粒安非他明药丸和一封信，信上说：“爸爸，这是我的积蓄，给你。我偷了你的一些药丸，这样我走的那天你就可以有很多的药了！”

看到安非他明，我的心充满了快乐。这就像彩票中了奖，我的伤感一下子就消失了。我狂喜地吞下了十粒安非他明，坐在床上等待部无比畅快和飘飘欲仙的感觉出现。当毒品开始起作用后我兴奋异常，充满了活力，意识到她的钱可以使我在兰多大夫那里买到更多的药丸。我很快换上了我的蓝色的医生装，我管这套衣服叫医生装，因为我只有在找医生开方子时才穿它，怕如果我的样子太激遇医生不给我开我要的药丸。瞎说！如果我赤裸着走进去他也不会注意到的，他只管又开一张万子就是了。现在我体重减到只有一百四十磅，这套衣服穿在身上太大了，需要用绳子系住裤子。我推一的钱是每星期一的社会福利金，所以特莎留给我的可以买更多毒品的意外之财简直成了天堂之喜。我真是高兴极了。留下五粒安非他明在公寓里作备用，我吞下了剩下的药丸，冲出大门。在大街上走了一百码后，就像一个真正的吸毒鬼那样，我转过身子跑回家把备用的也都吞了下去。在更加力奋迷糊的状态下我去到医生的诊所，感到自己幸福极了。

在火车上时，最后服用的毒品开始起作用了，我读着一张别人扔下的报纸．上面登有度假广告。乘船旅游！我想，这正是我需要的！乘船环游世界好好休息休息！我沉而在选择航线上，坐过了站，不得不又往回走。

兰多大夫在哈利街有个一间屋子的诊所，和别的几个普通的医生共用考究的候诊设施。兰多的病人多数都是去开毒品处方的，和别的病人一看就不一样。如果有个人在紧张地来回溜达，你准知道他是在等待新的毒品供应的兰多的那伙人中的一个。对于吸毒鬼来说，医生就是具有给予或是剥夺几天狂喜的上帝。兰多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灰白头发的高个子，他按先来先看的原则，一个小时要接待十五个病人，往往连头也不抬。他是这样看病的：“你怎么啦？”病人答：“我还需要右旋安非他明和镇静剂。”佩咧斓，医生写好了药方交给病人，病人交了钱离开，医生喊道：“让下一个人进来！”如果没有人打喷嚏，每一个人只要三分零二十八秒就可以拿到方子奔向威格莫尔街的“约翰·贝尔·克洛伊顿”去按方买药了。在这儿等着买药的是在诊所里排在你前面的同一伙人。这家药房总备有足够量的、由兰多和无数私人医生毫木控制地开出来的方子上所需的货物。偶尔卖药的人会提出问题，这使得等着的吸毒鬼狂怒起来，特别是如果他还得回到大夫那儿，让他在方子上加写点什么的时候。那些宝贵的片刻对于癌君子来说简直像一生那么长。我一拿到药丸总是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站在药店里就先吞服一些。这并不使店员们吃惊，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以后的六个月中，每次只要买好毒品我就直接回托特纳姆，到家是已经迷迷糊糊飘飘然的了。在毒品的影响下那几间屋子和里面寒酸的摆设具有了新的意义。我在那里感到安全，逃避了给我这么多伤害的世界。我坐在肮脏迫退的环境中，充满自怜地问自己，为什么大家都把我扔在了垃圾堆上？总应该有人来看看我是死是活吧！我的母亲，伊莎贝拉的女儿们，难道她们谁都不关心我了吗？她们当年看上的是不是仅仅是我的钱？为了减轻痛苦和被伤害的感觉，我日益退缩到自己的毒品世界中去。每一天，当兴奋剂起作用后，我便再一次全神贯注地开始重摆那几件破家具的仪式。我一连几个小时忙着把那几张旧床从一间屋子搬到另一间屋子里去。我在布置一个永远不会有人想要从我这里拿走的家。

当特莎住在这里的时候，我有时候还和这条繁忙的街上的当地人谈谈天。现在毒品对我的危害越来越大，我完全脱离了世界。除了每星期一次对兰多大夫说“我还需要右旋安非他明和镇静剂”之外，我从不和任何人说话。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的精神和身体的状态开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快恶化。吸毒使我感受不到我正在经历的精神崩溃，因为如果你永远处于吸毒后的迷糊幻觉中，你就不会觉得伤心，更不要说为此而哭泣了。晚上强效镇静剂使我进入没有意识、没有梦境的沉睡世界，从来不会睁着眼睛伤心。在这样大量的兴奋剂和镇静剂的作用下，你的感情被锁在了你的心底深处，就像放在了一只高压锅里，等待着最后爆发导致精神失常。

我完全控制不了服用毒品的量，常常每个星期四就把安非他明用光了，这时我对事情的看法立刻就变了。没有毒品的作网我就像得了一场厉害的热病，大脑里没有安非他明在流动，每周出现在脑子里的恐怖电影开始显得十分可怕。为了抵制这突然的木口感觉我就用大量的安眠药使自己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睡死过去。常常在睡了三十个小时以后醒来，我还能够知道是不是星期一，因为星期一商店都开门了，街上也嘈杂多了。如果一切都很安静，那么我还得再睡掉一天才能去取福利金买毒品。我现在不给任何人开门，只在半夜出去到垃圾箱里去找食物，或者偷走送到当地食品店门外的面包。

这套公寓的租约还有一年才到期，我母亲已经付过钱了，所以让她的病儿子住在里面也不多花费她一文钱。这能使她良心不受责备而又使我不去打搅她，实在是很便宜的事。她从来没有来看过我。在电、煤气和电话被切断后，我周围的一切都分崩离析了。只有水不知怎地还没被切断。小狗“包打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几间房子，并且和我一样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疯。我们的日子过得就像关在纳粹贝尔森集中营里的囚徒，但现在是和平时期的伦敦。随着日子的过去，我向阴沟更深地滑了下去。

有一天，在吸毒后的一阵大发作中，我把公寓里所有的家具和地毯都搬到后院去烧掉了。这样一来，我就像只野兽，和饿得半死的狗一起在光地板上生活，老鼠在我们周围跑来跑去。吸毒后醒着的日子里我开始从一间屋子爬到另一间屋子，和想象中的人久久地谈话。我甚至还主动给他们毒品，但是他们从来都拒绝，然而却说，如果我要吸毒是可以的。我吃得很少，但满地都是从这些食物上掉下来的碎渣，任凭狗和老鼠去抢。“包打听’越来越弱，老鼠就吃得好一些。后来我也不再洗自己了，把厕所的设备全都打碎以后我就和狗一起随地大小便。整个公寓臭气熏天。一个晚上我迷糊得把自己的粪便吃了下去，后来吐得一塌糊涂。

在完全糊涂和精神失常的状态下我开始半夜出去把垃圾箕斗里的破家具搬回家来。有三条腿的椅子，破电视机，站不住的桌子，全是没用的废物。很快所有的四间房子都堆满了没用的破烂，可我相信它们是无价之宝的古董。

我把椅子放成一圈，和一群群并不存老的人在想象中一决雌雄。“你这只胖猪，你从来没有受过我。”我冲着想象中是我妻子的椅子尖叫着；“你们两个就那么把我抛弃了。”这是对着妈妈爸爸椅子。有时候我认为特莎还和我在一起，就对她卧室里的一堆破烂说晚安。当我想象中的客人在这里过夜时，我告诉他们要轻一点，不要吵醒我睡着了的女儿。也许这种假装的生活起了安全阀的作用，使我可以不必承认现实里真的发生过的事情、如果面对现实恐怕我就会永远疯了，或者把自己投到公共汽车的轮下。

等到毒品带来了急性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时，情况就变得更糟了。我坚信警察要来袭击我的公寓，就把街门针上了不让他们进来，只留下一个小后窗供自己爬进爬出。我觉得每一辆经过的汽车都是在查看我是否单独在家，就用旧大衣和破布搭在援在一起的破椅子上，做了些我认为看起来像人形的东西。我肚子贴在地上爬着把我唬人的东西移到窗前，看起来好像是有人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轻轻地对我那饿得半死的狗说：“这样就能挡住敌人了。”

当偏执妄想狂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开始向窗外的行人大喊：“来抓我吧，杂种们。”这不只是毒瘤作怪，我正在进入永久精神失常的边界线。夏天，冬天，春天全都混在了一起，是什么季节也都没有关系。在那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就龟缩在那个地狱般的地方。推一的安慰就是和我的同车伙伴“包打听”说话。这只俄坏了的狗只吃我带回家来的零星食物，他一次也没有出去过。在我长题的阶段，我总是盖着破单子搂着它。

那年冬天，我有一天从大夫那儿回家时发现“包打听”已经死了，它从来没有出去见过天日。我伤心极了，歇斯底里大发作。我想保留下狗的一部分，就把他的眼睛挖了出来，把它们包在银色的纸里，在口袋里放了好多天。我把“包打听”和一些砖头包在毯子里，步行到伦敦桥为我推一的朋友举行了海葬。我点燃了蜡烛把他扔进了河里，早晨高峰期的人群惊愕地看着我。我望着我的狗沉入混浊的泰晤士河水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回到公寓后我继续我的吸毒生活，但是没有了“包打听”对我作出反应我变得更加内向，直到一次在吸毒中间我找到了生活的答案。死亡，自杀。我以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这不是呼救。我只是要去参加死亡的神秘旅行，使我终于可以对给了我这样多伤害的世界说一声：“见你妈的鬼去吧！”

整整两个星期我把兰多大夫给的安眠药积攒在一起，直到有了足够保证我能够到达天上的假日之家而不至于受到洗胃打搅的药量。在那两个星期里，一切都暂时好像不一样了，仿佛我已经在天上看着人间的一切。我没有感到抑郁，而是恰恰相反。我很快乐，想着我们大家反正都只是经过此地而已。我仅仅是搭上了早班公共汽车，而别人还在继续挣扎之中。

我飞向天堂的前一天，我假装腹痛到了附近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他们让我住院观察。那一晚我不停嘴地和年轻的夜班护士讲话，把我全部生活都告诉一T她。她注意地听着，只偶尔因为去照顾病人而打断一下。我把所有积聚已久的感情全都说了出来。我小的时候怎样得不到爱，一个同性恋心理医生怎样欺负我，我是怎样害怕暴徒，我那个不爱我的妻子，我把自己可怜巴巴的故事讲了又讲，却根本没有任何要自杀的暗示。到了早晨，最后的实情也说完了。我声称脚痛已经好了，自己就放自己出了院。

回家的路上我买了牛奶好把安眠药吃下去，骄傲地想道：不用水，我才不能像个叫花子那样死去呢。我到原来特莎的屋子里，躺在破布堆上，吃了第一把安眠药。当药力开始起作用时，我心里想，不知道我有没有忘记什么东西，就像一个出门旅行的人在去机场的路上要检查看看护照是不是带好了。我站起身来最后一次看看窗外，心想，我要离开这一切堵车现象了。几分钟后我开始感到害怕起来。别做个该死的懦夫，一辈子哪怕就这一次做个男子汉大丈夫！我一面吞下最后的安眠药一面对自己说。我等待着，但是又开始感到惊慌失措了。我要不要打碎一个窗子喊救命？这有用吗？我已经吃了这么多安眠药，反正是死定了。我非常害怕，当我闭上眼睛迎接死亡时，我看见上帝在向我微笑。

等我醒过来时，发现正低头看着躺在破布堆上自己的身体。我死了吗？我自由了，所有的麻烦都是过去的事了。有一小会儿这感觉真好，但是突然我感到自已被往下拖到下面的尸体中去。我拼命想反抗，但只能设法不再进入那个尸体。但是那个力量越来越大，我一再反抗，最后还是被征服了，被迫回到自己的躯体中去，去再一次经受那一切的痛苦和伤害。

我跟拥着走到了大街上，仍然说不清自己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超然，好像我摸不着似的。在街上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后我走进了一家面包后，求他们给我一点面包。那人给了我一只大面包，这时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我又一次被欺骗了，但是这一次欺骗我的是上帝本人。和所有别的杂种一样，就连上帝也欺骗我！

在自杀未遂后，我变得更加郁闷，我相信自己现在是生活在地狱里，就开始和老鼠说话。很快我们就亲密无间，我开始不用姓只用名字叫他们。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有一天我相信甚至连老鼠都背叛了我。他们偷了我的药丸。我暴怒起来，把地板掀起来找丢失的药丸，结果身子从天花板掉下去了一半，整个周末都夹在那儿动弹不得。到了星期一，楼下的商店老板帕特尔先生听见了我的叫声，给地方当局打了电话。我被送到圣安妮精神病院，给我服了一个星期的镇静剂。我一醒过来就逃走了，但是我十分沮丧地发现我的贫民窟基地已经被完全封死了。我最后的拥有一个家的外表也一去不复返了。

二十年后我仍会在晚上醒来，听见“包打听”呼叫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