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莎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为了我你要赢得监护权。我要在你身边长大！”这就是我那天真的女儿，非常单纯，她始终紧抱着童年时代爸爸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没有意识到我的毒瘤有多么大。对于她来说，我一直是带着许多玩具回到家里来的英雄，而实际上我离家是去毒窟消磨时光。即使现在，我们生活在田间寒酸的房间里，而她的幻想仍继续着。

头一天，特莎一整天都兴奋地把她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公寓各处。她对那四张为我画的蝴蝶特别感到骄傲，把它们贴在起居室的墙上。住在对门的女人答应给她一只小狗。她最后上床睡觉已经很晚了。“我们给他起名字叫‘包打听’。”她说着闭上了眼睛。我坐在她的床脚头，看着她入睡，感到自己是多么无助。我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了，毒品已经俘虏了我，我无法停止下来。我听着老鼠在楼板下而奔跑，决定等她醒来时告诉她，她得回到她母亲那里去。我必须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她离开我这条迅速下沉的小船。

当地在第二天一大早睁开眼睛的时候，好像已经意识到我要说些什么了。“特莎，我有病，实在没有精力去打这场监护权的官司。你必须得回到你母亲那里去。’哦喉咙咽便，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开始哭了起来：“不要送我走，爸爸。别这样做。如果你想赢，如果你真爱我；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我怎么能够告诉我的小女儿，她的父亲是个可怜的稳君子，没有毒品就不能活？我又累脑子里又是一塌糊涂，躺在床上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这对待莎下了床，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从一个无助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能干的护士。“爸爸，你歇着，我给咱们俩做一顿热的早餐。”她说着骄傲地从自己的储钱罐里拿出钱去买鸡蛋。吃着她做的早餐，我的眼泪不住地落到盘子里。“你为什么哭呀，爸爸？难道你不喜欢我做的早餐吗？”她问道。“非常喜欢。”我答道，一面强迫自己咽下食物。过了一会儿她上学去了，她向我挥着手，大声说：“为了我要去赢来监护权，爸爸！”我下了床，从窗口看着她和马路对面的一个女孩一起走远。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下了决心，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无论前途如何，我必须赢得监护权！否则就意味着对她的爱的背叛。

我振作起所剩无儿的精神，明白首先得搞到一些钱。突然我想起了安迪，一个与我多年交好的希腊银器商。一个多星期前我看见他开着货车从我们公寓前经过。他是个善良的人，最后几个还肯给我一点时间的人之一。那天下午我到他的工厂去找他。他看到我的情况，对我产生了恻隐之心，给我二十个银水果钵去卖，也不搭望着我付钱给他。这是他的告别方式。“这些毒品会要你的命的，”他样子很难过地说，“你为什么不去寻求帮助呢月我把银钵放在车里以后，我们握手道别，我去学校接女儿。

回来的路上我在一片废弃了的工厂区里迷了路，惊慌之中车子撞在了一只垃圾斗车上。没有人看到这个事故。我记得那猛的一下碰撞，楼后就失去了知觉。后来我终于苏醒过来，身子趴在方向盘上，头流着血。我忍着极大的痛楚设法从撞坏了的车里爬了出来，发现车头整个被撞启了。我跌跌撞撞地找到了一个电话亭，打电话叫来了一辆小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载着我到了撞坏的汽车旁，他把银果钵装到了他的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失去了知觉，因为当我们终于把车停在公寓门外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特莎正站在开着的窗户旁，看见司机扶我下车时就跑下楼来。我坐在楼梯上，她帮着把银果钵拿到了我们的过道里。我没有钱付出租车费，司机同意接受两个银果钵，还找给了特莎一点现金。离开之前他扶我上了吱吱嘎嘎的楼梯，问我需不需要找人帮助，我说不用，他把我扶上床就走了。

次日上午，特莎没有上学，她给处理我们案子的社会工作人员打了电话。不久来了一位高级检查员帕里先生，他一看见我马上就叫来了救护车。他们把我抬下楼的时候我想必是晕了过去，什么都不记得了，一两天以后才在医院里醒过来。

想着特莎仍旧是独自呆在公寓里，我用床头电话给她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我满脑袋噩梦般的幻觉，给社会工作者打电话，他告诉我我住院已经两天了，女儿在孤儿院里，很安全。我十分震惊，我明白特莎住在孤儿院这件事可能会严重地影响我得到监护权。

虽然我的脑震荡还很严重，我仍然从床底下拿出衣服，没有被护士发觉偷偷溜出医院。我连路都走不稳，在街上到处摔跤，用了很长时间才回到了公寓里。上楼前，我从我们楼后废墟上一辆破车里找出了我藏在里面的一些毒品。在我病态的、毒品作用下的脑子里，我觉得服用了这些药丸一切就不会有问题了。那天晚些时候，一个显然生着病、吸毒吸得晕晕乎乎的人居然能够从孤儿院把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接回家，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回到公寓以后，我意识到如果要想有任何获得监护权的机会，我必需再一次减少吸毒量。我没有人可以依靠，只有给钱普尼疗养所打电话。我没有什么钱，但是琢磨着既然他们认识我，我可以在出院时用支票支付，我明知道那空头支票会遭到拒付，但我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第二天早上我给特莎的学校打电话说她病了，然后我们就动身到特灵去。我们居然完整地到了那里，他们允许我们住在主楼旁边的一所小房子里。在我接二连三地跌跤，特莎哭喊着“我爸爸病了”的情况下，他们居然收留了我们，简直是个奇迹。我感到放了心，知道特莎在名人和阔老之中很安全，就上了床。头几天我一直在睡觉，得到了我极其需要的休’急。渐渐地我觉得有力气了，就和别的客人一起到主楼去吃饭。电视女演员希尔达·贝克常常在我们桌吃晚饭，饭后我们经常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希尔达是个说话坦率的兰开夏郡姑娘，年纪比我大，在仅仅听我讲了一小点我不幸的故事后，她就坚持要我马上把特莎送回她母亲那儿去。“趁现在还不晚，让特莎离开你这糟糕透顶的生活。”每天晚上我们互道晚安时希尔达都这样对我说。

在此期间，托特纳姆的社工部门知道了我们在什么地方，知道特莎一直没有上学，但是监护权的审理日期就要到了，他们也就没有怎么样，等待着高级法院作出决定。我觉得当地儿童福利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已经受够了。我拿不定主意在钱普尼住多久，但是当老板惠勒夫妇拒绝继续让我赊欠时，他们就替我作出了决定。那天下午我们离开了那些名流和草每，回到托特纳姆和老鼠为伍。

这时我卖掉了剩下的银果钵，至少有钱买食物了。一两天以后，邮差交给我一封在大法官法庭巷的高等法院寄来的信，通知我特莎·玛丽亚的监护权案将在一个月后审理。经过了三个星期的休息，我脑子清楚了一点，意识到我需要一个得人心的长期解决方案，一个在法庭上让人觉得牢靠的什么东西。打定主意后我登广告找一个管家，提供免费住宿作为交换条件。

第二天就有两个刚刚到英国的十八岁的爱尔兰姑娘玛丽和格雷丝来见我。她们非常单纯，在伦敦没有亲戚，很容易就相信了我在兴奋剂作用下的一通胡言。胖胖的黑头发的格雷丝作为免费住宿的交换，同意说她是我们的兼职管家。漂亮的、留着红色短发的玛丽则会声称她认识我已经很久了，我们已经订婚，快要结婚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这对于法庭来说是个十分完美的形象。为完成体面家庭这幅图像，必需让人觉得我有固定的职业。为此我去找了一个老相识，他给我写了证明信，说我在过去的一年中任他的办公室主任。现在家里显得情意绵绵、温馨宜人，特别是每次当地的社工部门的人员来探访时，家里摆设着给他们看的鲜花和一盘盘水果。

就连老鼠也似乎规矩了。

在法庭审理前一周左右，法院的工作人员对特莎、我和两个爱尔兰姑娘进行了口头审查。我们都按照排练好了的说法回答，显得是个稳固的集体。玛丽和我甚至还拉着手。我能够感觉到，法院的人巴不得我们有这样一个装出来的格局，在这场审查中我们获胜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我那可爱的、自信的、坚决要在爸爸身边长大的十一岁的女儿。在那时，很少有父亲在争夺子女监护权的案件中获胜，更别说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吸毒成瘤的罪犯父亲了。

从法院开车回家时我们经过了丽生树丛街和马丁的古董店。看到这些熟悉的景象我产生了奇怪的感觉，停下车呆了一会儿。我自己也无法回答自己究竟在寻找什么这个问题，便重又上车回家。第二天早上特莎上学后，我突然想起了一切。我简直能够看见自己把许多箱子埋在马丁的地下室里的情形，但是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想不清楚细节。格雷丝工作去了，因此我带着玛丽到教堂街去查看。一路上，我一面听着阿巴唱（滑铁卢），一面激动地告诉她埋藏财物的事。到达帕丁顿后，我惊奇地发现马丁已不再拥有那片产业，现在在不远处经营着一家小商店。那家新公司的经理告诉我，地下室的房间全是空的，他接手后亲自把里面没用的东西都清了出去。我仍坚持要看上一眼，不知何故，他虽不怎么情愿还是让我们下去了，他自己则在照顾一个刚进门的顾客。我垒的砖头没有人动过，我使劲一谁就推倒了，顷刻之间玛丽和我就把大约二十个箱子中的第一批搬到了上面的院子里。我很快叫了两辆黑色的出租车，把箱子从大门上递出去，把两辆出租车装得满满的。经理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五分钟前刚到的这奇怪的一对在出租车的护送下离去。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他连作出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回到托特纳姆后，我们把箱子搬到休息室里，用玛丽存下的最后一点钱付了出租车费。不久格雷丝回来了，看见二十来个奇怪的箱子简直惊呆了。我竭力想把锁弄开、但是总是不行。我越来越激动，最后拿一把切肉刀把箱子划开了。

我在兴奋剂的影响下不能完全明白我发掘出的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电击治疗后的记忆缺损使我无法理解这一切。我像个发现了久已遗失的玩具的孩子，但箱子里的东西却触发了大量的记忆，使我狂乱起来。这时已是一九七四年，但是看到所有那些文件后我坚信这仍是一九七O年，我周围的人都是从某位博士的时间机器中出来的。我没法全部理解。我在世界各地的银行里有着几十个存折，为什么却和托特纳姆的老鼠住在一起？箱子里有许多汽车和产业的钥匙，藏匿起来的钱箱的清单，太复杂了，我弄不明白。在一个信封里我找到了一千英镑现金，我欣喜若狂，大叫：“我们是百万富翁了！”两个爱尔兰姑娘跑了进来，看见这些钞票后也开始相信我真的找到了我那失去的百万钱财了。我们三个都疯也似的把其余的箱子撕扯开，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我用一些新找到的钱买了一台电打字机，开始口授有关五年前就已经了结了的事件的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信件。最后我和格雷丝就信上应写什么日期的事激烈地争吵了起来。她要写上一九七四年，可是我怒火万丈地坚持是一九七O年。当她拿着一张报纸回来给我看日期时，我非常生气。“是他妈假的！”我嚷道，但是脑子更糊涂了，于是不再写信。

到特莎放学回来时，为了庆祝找回财宝，我喝完了好几瓶香滨酒，已经醉了。玛丽和格雷丝也有点醉醒醒的。一个满脸狐疑的小学生在长沙发上坐下，拼命想弄明白在她遍遍的托特纳姆家里出现的这一幕是怎么回事。“你一直就想要几只鹦鹉来着！”我醉醒醒地吻着特莎的额头，大声说道。我给了格雷丝一把钞票，一个小时以后她和特莎一起坐出租车带了两只卿卿喳喳的鸟回到家里。大鸟笼里的鹦鹉被骄傲地放置在地板中央，周围是钞票、汽车钥匙和天知道什么的别的东西。我们以我的一个强盗朋友的名字为一只鹦鹉取名叫查利，另一只的名字是斯威维，马耳他语幸运的意思。

我们把两只鹦鹉放出笼子，让他们在房间里乱飞，公寓简直变成了像疯子办的茶会。房间里大音量放着滚石乐队的（这只不过是摇滚乐可我喜欢），推一没有醉的人是特莎。她像个被弄糊涂了的爱丽斯，最后在地板上睡着了。过了一会儿玛丽和格雷丝互相搂着在长沙发上睡得人事不知，只有我一个人丝毫睡意也没有。好奇的鹦鹉从笼子里钻进钻出，查看他们陌生的新环境，我则在吞服安非他明和重新审查文件中度过了整整一夜。

到了早晨，我已经决定到林福德堂“萨米”宅去住，相信在好一些的环境中我能够想得更清楚些。我开始忘乎所以，把三个女孩子全都叫醒了，声音尖得像个吸了毒的流浪风笛手：“我们是百万富翁了，我们要像王室一样生活。跟我来！”

我从马路那头一个市场摊主那里借来了一辆运水果的旧卡车，两个睡眼股跳的爱尔兰姑娘帮着一个快活极了的女学生装车。她们把二十个箱子、两只鹦鹉和几床毯子放在敞蓬卡车后面。那辆老卡车一路上抛了好几次锚。我们看上去像一群流动的山民或吉普赛人。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嘎嘎响着开进了林福德堂的大门，在满月下，站在台阶上看宅子隐在一片黑暗之中。进到里面之后，我发现电源和电话，实际上是所有的一切都被切断了，感到十分震惊。从我上次来过以后，这所宅子的地毯和电灯装置全被拆卸一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连洗涤槽和抽水马桶都给拆了。我非常生气，开始像个什么怪物似的大喊大叫。那两个爱尔兰姑娘不愿睡在光地板上，非要我把她们和特莎送到旅馆去过夜。

把三个筋疲力尽的女孩子留在村里的客店过夜，我又开着运水果的货车回到了那座无人的宅子里，更加发起疯来。我在整幢房子里跑来跑去，尖声叫喊：“我要把那找不到的几百万绪烧了，哪个臭东西也别想弄到手！”在近于完全神经错乱的状态下我正是这么干的。我在房子的后回廊上燃起了一堆巨大的黄火。我点着了二十个箱子里的东西，把钱藏在什么地方的具体细节全销毁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失去了多少钱，但我知道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我喝掉了最后一瓶香模酒，喝醉以后看着火焰蹿上天空，开始唱起歌来。那夜刮着风，火没有蔓延到附近的树林里，也没有把房子烧掉，真是运气。

一定是有人通知了警察，因为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开来了一辆当地的警车。两个村普看到眼前的情况时眼睛都瞪圆了。他们问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不断重复问我：“你在烧什么？”放在运水果的货车后面的鹦鹉查利开始模仿他。“让那只该死的鸟住嘴，你也别笑了。”警官非常不高兴地说。他说话的时候鹦鹉继续叫道：“你在烧什么，你在烧什么？”

最后我平静了一些，给他们看我手上的这片房产的钥匙和所谓的租赁协议。我没有犯法。光是烧烧髯火不是犯法行为，而且这时火也已经灭了。警察怒冲冲地走回警车，说他要和地方当局查对这座宅子的所有权问题。“我肯定会再见到你的。”他冲我晃着手指头说道。

警察走了以后我开车离开了，听任灰烬自己熄灭。我开着排气管像坦克样轰响着的货车回到客店，叫醒了可怜的女孩子们。我们开始长途驱车返回到仅仅十四个小时前才离开的托特纳姆的老鼠窝时，是凌晨四点。

回到公寓后我瘫倒在地，睡着了。晚上醒来时我意识到我可能已经花掉、丢失或烧光了我所有的现金。在头昏脑涨的情况下我决定要干些更加疯狂不怕死的绝事。监护权案子要在那个星期三审理，我感到十分担心。尽管我们做了一切努力，还是可能会输掉官司。如果真输了，我要特莎风风光光地离开我。为了能好好地最后款待她一次，我吸食了更多的毒品，好有勇气去偷更多的钱。

我们的公寓在我父亲的旧裁缝店上面，这地方现在租给了一个卖高级首饰的印度珠宝商。他的店铺里有防盗系统，但是我知道自己能从走廊的内墙破墙而入，不会引响警铃。半夜里，当女孩子们在楼上安睡之际，我在吸毒后的幻觉中在墙上挖了个洞，很快进到了首饰店里，偷了一大堆华丽的首饰，甚至都没有考虑店主下星期一开门时会出现的问题。

星期日早上，两个茫然的爱尔兰姑娘和特莎陪我去到女人巷的露天市场，我们把偷来的首饰在那里卖得了许多钱。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廉洒漂亮地提着第三只名叫闪亮的鹦鹉，去到大东方饭店享受一顿豪华的香滨宴。我们为希望取得监护权官司的胜利而干杯，就连侍者祝我们幸运时也喝了一杯酒。回到家里以后，在我等待警察到来之际我们继续喝着酒。

第二天一早帕特尔先生打开了店门。我听见他的惊叫声：“哎呀老天爷，墙上有个洞！”不久警察来到公寓对我们进行询问。为了看起来好像有人从外面破门而入，我已经把街门砸开了。我们声称昨天晚上很晚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人盗劫，大家都非常吃惊，但是我们全都喝醉了，没有能打电话报警。警官们并不完全相信我们的话，但是暂时离开了。这就够了，监护权案子两天后就要审理，我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星期三，在大法官法庭巷的高等法院里，尽管我的前妻指控我严重犯罪、吸毒和大量其他事情，我还是得到了一个十一岁孩子的监护权。即使在法庭上，在漫长的审理过程中，我仍在不断吞服更多的药丸。我已接近精神错乱，也没有钱。更糟的是，我没有前途，只有一个老鼠成灾的家，但我还是赢了。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如果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制度就有什么地方在腐烂发臭。毕竟这是我女儿生命攸关的大事。

在这场有重大意义的案件结束后，我完全垮了，在床上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由玛丽和格雷丝照顾特莎。

很快事情越来越糟。警察威胁说要指控我和两个爱尔兰姑娘，甚至可能包括我的女儿，犯了盗窃罪。为了保护女孩子们，我别无选择，只能承认，说自己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干的。我被指控，但不久即交保释放。玛丽和格雷丝的父母十分担心，几天后把她们接回爱尔兰去了。她们以进入我的生活时同样迅速的速度离开了我的生活，两个天真的姑娘不幸地陷入了一个痛君子的悲惨的蛛网中。

那个高级社工人员一向对许多事情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他打一开始就知道我从来没有工作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现在正是他在帮助我申请社会保险金。我们一星期得到大约二十英镑，在一开始领到补助金时特莎就负责掌管这笔钱。“我们要按定量来支配钱，”她自豪地说，“一半用来买食品，一半给你买头痛药。”这就是这个可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眼中的我的安非他明药丸！我们像这样生活了几个星期，特莎成了小学生兼妈妈，而吸毒在我身上造成的伤害则一天比一天严重。然而特莎还是很高兴，因为她的爸爸在家，我们的新小狗“包打听”睡在她的床脚头。

风暴总要来到的，而且也的确来到了。有一天当我和特莎从学校回到家里时，我们发现叫斯威维的那只鹦鹉头朝下栽在金鱼缸里。门马上开了，布赖恩·克利福德走了进来。和他一起的是一个魁梧的男人，身高超过六英尺，还有个有一头金黄色短发和两只冷酷的眼睛的年纪稍大的女人。“这些事故其令人不快。”克利福德向死鹦鹉的方向点点头说。

特莎伸出胳膊抱住我，开始哭了起来。那个大个子用枪指着我。这可真糟糕。只有我和宝贝女儿在家，这个危险的精神变态者又找上了我。对于小短腿来说，如果那天他气不顺，那么你的老婆、孩子、爹妈都是他攻击对象。我吓得哆哆瞟咳地紧搂着特莎，准备着最坏的事情发生。虽然克利福德仍旧认为我欺骗了他，但是在当时这并不相干，因为我根本什么也不记得了。小短腿只是代表了我过去生活中存在过的一位人物，除了最近在林福德里那可怕的一夜之外，一切其他事情在我脑子里都是十分模糊的。那两个男人抓住了我，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金发女人把特莎从公寓里带走。我被捆了起来，但仍不住求他们把我女儿还给我。“我是个有病的吸毒成病的人，”我哭喊道，“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接受过电击治疗。”当另一个人搜查房间的时候，克利福德拿着一把切肉刀向我走来，尖声叫道：“也许来点脸部手术会唤起你的记忆。”我感到冰冷的刀刃割破了我脸的一侧，温暖的血开始顺着脖子流了下来。他把我推得后背须在墙上，我的双手被捆在背后，只能看着血滴在T恤衫上。我闭上了眼睛，准备死去，这时另一个人回到房间里来了。他很不耐烦，开始和克利福德争吵了起来。“这一切依然是白费工夫。走吧。”他喊叫道。

“他有钱，我知道。”克利福德坚持说，一面开始踢我。我倒了下去，躺在地上忍受地皮靴的猛踢，我真希望多年前没有留他一命。可是我不可能杀他或别的任何人，我从来都不是个暴徒，而只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德君子，满脑袋的关于罗宾汉的幻想把我带到了远离他的好汉们的现实生活的情景之中。“你如果不说，我们就带走你的孩子！’驰叫嚷道。听到这话，那个大个子大发脾气，开始喊道：“我才不愿意被指控绑架呢！这个臭东西病得太厉害了，说不出东西来，咱们快走吧。”克利福德尖叫着说：“我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他望我脸上辞了一日唾沫，跟着大个子离开了公寓。

啊，他妈的，出了什么事了？我没法给自己松绑，只能捆着胳膊躺在地上。我的女儿在什么地方？恐怖的念头使我的思维完全麻痹了。克利福德把我的安非他明扔得满地都是，我的两只胳膊被捆在背后，只能滚动着倒转身子，把药丸舔到嘴里嚼碎，到死都是个痛君子。毒品刚刚开始发挥作用时突然门开了，特莎冲了进来。尽管看到父亲被捆绑着，身上都是血，她并没有哭，一直十分冷静。她给我把捆着的手解开的时候，小狗“包打叶’开始舔去我身上的血。特莎给我洗去血污，把一张床单撕成一条条的，为我包扎好脸上的伤，止住了血。

不久，当最厉害的一次吸毒引发的惊恐出现时，我全身开始发抖。我把“包打听”锁在特莎的房间里，拉着女儿到了最繁华的购物街上。住在街对面的女人看到我们这么急慌慌地往外跑吃了一惊。我们搭火车到了伦敦的飞机场，特莎在那里头枕在我腿上睡了一夜。我在人群中不仅没有感到安全，反而开始认为机场大厅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暗中监视我们，想象每一次宣布航班都是有关我们在什么地方的暗号。坐在那里被安非他明搞得满脑子幻觉真是巨大的折磨。早上七点左右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惊慌，就叫醒了特莎，开始长达八小时的认并不存在的人身边逃跑。我坚信有人在跟踪我们，拖着可怜的孩子在伦敦四处上下公共汽车。我们在地铁里折腾了好几个钟头，在一列车上坐两站，突然便跳下车坐上往相反方向行驶的车子。我神志不清的头脑中在重演电影（法国接头）中的一幕。在整整一天中我不断用药丸给自己加油，越来越惊恐。最后我们在汉普斯特德站出了地铁。来到地面上，我看见一架直升飞机在头上盘旋，觉得是在找我们。现在追捕开始了！我们推开惊愕的购物人群，拼命往汉普斯特德山上跑。在杰克·斯特劳斯城堡边上的水塘旁，我听见直升飞机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响。我相信他们随时都会开枪，我把特莎推到水塘对面长满青草的岸上，自己迅速找地方隐蔽。我们滚到坡下藏在小树丛里，我紧紧地抱着我的女儿。特莎哭着结结巴巴地问：“爸爸，出什么事了？谁在追我们？”我指着直升飞机，大声说：“是他们！”

特莎突然又继续扮演成年人的角色，从树丛中钻了出来，“它飞走了，爸爸！”她说，泪水从她肮脏、疲乏的脸上流下。她穿着撕破了的校服站在那里，严厉地说：“爸爸，我饿了。你不能走这么快。你吃几粒晚上吃的蓝颜色的药丸吧。”她脸上的神情使我震惊，我回到了现实之中。啊，上帝，看着我都对孩子做了些什么呀！

我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带到了我吸毒形成的偏执妄想狂的病态世界里来生活了。

是我绑架她来到了吸毒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