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两个男人扼住我的时候，那个女人拾起提包大声问道：“你愿意有人抢你母亲的提包吗？”一群穿着睡衣的人走出来打听什么事这么乱哄哄的，结果发现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和两个成年人打架。最后警察来了，可我整个吓糊涂了，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在开往警察局去的路上，有个圆脸的警察和我一起坐在警车的后排座上。那时候抢提包的事还不多见，是严重的犯法行为。在过去几个月中，我的许多罪行都早已报告到了警察局。这时，每个警官都想来看看这个终于被抓住了的年轻的拦路强盗。拘留室门口不断有人伸进头来看上一眼。讯问我的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警察在我告诉了他我家的地址以后，脸上露出了大惑不解的神情，那是一条和大多数产生青少年罪犯的多暴力地区正好相反的体面的街道。

一个小时之内我的父母就来到了警察局。父亲十分吃惊，开始询问我，但我只是沉默地迎着他的眼光。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就哭了起来。只是在禁止我跟他们回家时，我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么严重。父母离开后，我被带到一个囚室去过夜。警察局的警察在听世界杯足球赛的广播，巴西5：2战胜了瑞典。十七岁的贝利进了球。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囚室里黑乎乎的，我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想念维奥莱特，哭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从囚室被带到法庭上，看到三个法官坐在一幅女王的巨大画像前。他们裁决我在押四周，以准备获得进一步的报告。于是我和另外两个样子粗野的少年一起被一辆上锁的警车带走了。大的那个似乎是个老资格了，他问司机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圣尼古拉斯少年收容所’里。“那里面可有些难对付的家伙，”他指着掉了的门牙说，“这是我上次在那里时的事。”那天天气很好，车子驶过乡村，我沉默地坐在车里。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四周围着安全网的巨大建筑物的大门外，那里有个系着红色工作裙的胖女人来接我们。“这些就是今天的少年罪犯吗？”她开玩笑地问警车司机。“我们这儿有个抢提包的小家伙，”他答道，“觉着自己是罗宾汉呢！”我下车时她对我怪笑着，揪着我的领子：“好吧，欢迎你罗宾。我是使女玛丽安！”

我们三个人被带到了一间大餐厅里，大约有五十个男孩在那里吃香肠和土豆泥，发出很大的声音。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伦敦东区口音很重的人喊道：“看，巴里回来了。你好吗，老小子？”这是和那个缺牙的男孩打招呼呢。聚集在这里的穿着昨叽布制服、全都比我大得多的少年都是成长中的明天的罪犯。比起他们来，雷蒙德和布赖恩简直像儿童车里的婴儿。那晚我们被带到了一间大宿舍里各自的铺位前，关灯时女看守大声说：“统统听着，不许手淫，马上睡觉。”

第二天早饭后我才意识到，我是落在少年犯罪世界的深渊里了。我被派和另外俩人在厨房干活。他们在争论谁的父亲是更出名的匪徒，突然其中一个拿起他正洗着的刀子捅进了另一个的胳膊。我看着挨桶的那个踉跄着走出厨房，留下了一道血迹，整个吓呆了。那个较大的男孩立刻一把抓住了我，把血迹斑斑的刀子对着我的脖子，告诉我如果敢告发他会有什么结果。“现在快跑！”他恶狠狠地嘶嘶说道。我奔出厨房，跑进宿舍躲到了我的床底下。后来询问我时，我说出事的时候我正在上厕所。和那些大孩子在一起，我明白自己不是罗宾汉，而只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跟屁虫！

随后的三个星期像场噩梦，非常可怕。我的父母每个星期日来看我，呆一个小时，可是他们显得离这个凶暴的少年世界是这样遥远。其中一群仿效他们的英雄、几周前刚从切姆斯福德监狱逃跑的阿尔弗莱德·海因兹，正在策划越狱。在我快要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变得勇敢了一些，开始按我能够想象的模仿电影（监狱摇滚）中的埃尔维斯。一天晚上的娱乐时间里，我想打台球，但是一个已经玩了很久的苏格兰男孩不肯离开球桌，我生气之下和他吵了起来。在争吵过程中他用台球杆打我，把我的嘴唇打了个大口子。我吃惊得忘了还手，这件事在我一两天后脸上包着绷带上法庭时起了有利于我的作用。

在申诉中，父亲没法说服了地方法官们我需要的是心理治疗而不是监禁。他想着有个和精神病人生活在一起的病儿子要比有个在监狱里的健康儿子强。于是我当场被判去当弗莱思·巴尼特精神病院的住院病人。在当时，这似乎比在少年犯监狱里蹲三年要好，但从以后在精神病院中出现的情况来看，蹲监狱要好得多，可能会使我免去吸毒这个无期徒刑。

我被放进一辆加锁的小客车里送到那家精神病院，只是在警察离开后我才完全意识到这不是少年拘留所。现在包围我的不是少年罪犯，而是穿着晨衣四处晃悠的怪人。

弗莱思·巴尼特是巨大的哥特式综合建筑群，坐落在大面积的场地之上。它有着欧洲最长的走廊，病房都是上锁的，病人只有进了棺材才能从里面出来。许多病人从世纪之初起就一直住在里面，进来时才十几岁，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镇静剂的药力之下。后来揭发出来，医院里求得家属同意在病人身上进行过大脑手术实验。当别的十四岁的少年在上学、一些不服管的或许在蹲监狱的时候，我却和严重的精神错乱的病人一起被锁在了疯人院里。我并没有抑郁症，也没有自杀倾向和厌食病，只是一个因偷窃被抓的孩子。我能够对付监狱生活，但这个精神病院和里面的病人使我毛骨悚然。我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我住的单元叫哈利威克病房，里面尽是怪人，整天被锁在一间大公共休息室里。这间长约六十英尺的房间有俯瞰院子的大窗户，偶尔会有从别的病房逃出来的转了向的病人从窗前溜达而过。房间里有大约十张圆桌和许多椅子，黑白相间的方地板革铺的地看上去像个巨型象棋盘。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二十来个疯子一起生活在这间病房里，他们里面有些人我记得很清楚。阿伦是个画家，瘦高个儿，有一头疼曲的黑发和肮脏的长胡子。他永远穿着黑色高领套头衫，宽松耷拉的长裤和凉鞋，整天画别的病人。他总在削铅笔，要不就是像画家常做的那样举着铅笔量比例。画好每张画以后，他把它们小心地放进一个灰色大夹子里。阿伦从不说话，也不让任何人看他的画，我认为他是因严重的抑郁症住进病院的。

另外一个人是“其死掉”先生，他整天在休息室里转来转去，嘴里念念有词：“我真死掉也不在乎。”一面重复同样的字句一面自己在笑。他整天老从开着的窗子里爬出去，在草地上行个屈膝礼后再爬回来。“其死掉”个子不高，二十几岁，总穿着医院的层衣。他拒绝穿鞋袜，绿色的贝雷帽一直拉到盖上耳朵。

最吵人的病人是胖胖，一个大约五十岁的女人。她体重肯定有二百八十磅，两个奶子大得像西瓜。她不戴胸罩，大如茶托的奶头撑着绷得紧紧的尼龙套头衫。胖胖一天到晚不停地吸烟，用吸剩的烟头点燃新的一根烟。烟灰总是掉在奶子上，每次她穿过房间去把又一个燃着的烟头扔进垃圾桶时，烟灰便从如子上掉到地板上。她走路的时候裤子出溜下来，露出屁股沟来。她常常会和“真死掉”撞个满怀，对他大嚷：“滚蛋！”而他总是说：“我真死掉也不在乎。”对此她会咆哮着说：“那你就去死吧。”一面身子往开着的窗子前她老坐的椅子里一靠。她手里总抓着几包香烟，如果新来的病人问她要烟，她的回答永远是“滚蛋！”实际上她从来没有说过任何别的话。

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是罗杰。他大约四十岁，头已经全秃了。警察发现他凌晨两点时在大街上乱转，被带进来时穿着一身邮递员的制服。他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除了医生或者护士走进屋子里来的时候，他整天什么也不干地坐在那儿。他一看见他OJ就会跳起身来，一个劲地对他们说他不是邮递员，他的名字也不是罗杰。

在屋子的一角坐着多琳，一个三十岁的漂亮女人，有着金黄色的长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她身材很好，穿一件黄色紧身套头衫，连胸罩上的针脚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坐在一张矮椅子上，就能顺着裙子看见她穿的白色裤子。当她张开两腿时我能看见她的阴毛。她的金发不是染的。多琳很少说话，但是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不愿做定在下星期的脑前叶切除手术。她非常害怕这个脑手术，大喊：“我不愿意把我的脑袋给切开！”

除了些耶稣会员、俄国特务和一个整天洗手的男孩外，还有另一个常客，我管他叫钱串子先生。他是个有钱的纽扣制造商。我认为他住院是为了逃避对他的诈骗指控。他是个英俊的男人，穿着昂贵的套服和钨亮的皮鞋，这使他看上去更像个医生而不是病人。他一天中大多数时间都在看专门给他送来的报纸。偶尔他也和多琳说话，在护士不注意的时候企图挑逗她。他总是开开心心的，不论谁问他要烟都给。他唯—一次面露愁容是在有一天护士递给了他一封信以后。

我们全都整天坐在那个房间里，天天如此，望着墙上大钟的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晚上我们听卢森堡电台播放的埃弗利兄弟或汤米·斯蒂尔的音乐，他们好像每晚都播放同样的音乐。只有吃饭和送药车来到时才打破这单调的局面。这样过了两星期，正当我开始琢磨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某个纽沃姆大夫要开始给我治疗了。

第二天晚上八点，所有的人都下班以后，纽沃姆大夫才来叫我。以前我在病房里见过他。他是个英俊的、身材修长的澳大利亚人，肤色很深。他咧嘴微笑时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浓密的黑发每一细都整整齐齐。他总是穿浅蓝色的套服，系鲜亮的黄领带。他微笑着向我介绍了自己，让我跟他沿一条安静的长走廊走去，把我领进了一间治疗室，从里面领上了门。这个房间四壁空空，只在当中放了一张高睡榻，上方吊着一盏灯，像一间手术室，让人看了很害怕。大夫指着睡榻让我躺下。他从一个小黑箱子里拿出了注射器，给我打了一针。我马上就觉得晕乎乎的，好像飘了起来。房间仿佛变得越来越大，站在面前的大夫越来越小。纽沃姆大夫态度和蔼地问我为什么要抢提包。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我感到他的手在揉我的肚子，他叫我放松。我记不得他提出的别的问题了，但我确实记得他说：“你会喜欢这个的。”一面拉开我裤子的拉链和我口交。我感到自己勃起了，还没明白过来就达到了性高潮。他告诉我不要有负罪感，而要享受其乐趣。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的性高潮，我感到很害怕。我不知所以，第二天就到年纪比较大的高级顾问医生巴尔金大夫那里去申诉。但是，唉，他自己也是个同性恋者。他仅仅对我说别让自己胡乱想象。我父母来看我的时候，我求他们让我离开这里，但是我是法院命令进这个疯人院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尽管我一再恳求，这种情况仍继续着。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喜欢上打针后的这种晕乎乎的感觉，加上纽沃姆大夫总是注意不让我有负罪感，性高潮也变得其乐无穷了。

这个大夫如何能够厚颜无耻地干出后来的事情，确实让人感到难以置信，但是他设法安排让我到伦敦中区去和他相会，并在他位于肯辛顿的公寓中过了一夜。到他给我车钱让我到伦敦西区去时，我早已不再抗议，非常激动地坐上拥挤的地铁到了皮卡迪利圆形广场。

在电影院门外闪烁的霓虹灯广告下咧着嘴微笑着等我的，是纽沃姆大夫和他治疗抢提包的最新方法。他带我进了附近一家小酒店，虽然我还不到年龄，他们还是把酒卖给了我们。我们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他递给我一粒小小的黄色药丸，说：“我要你今晚玩得真正开心！”又说：“这会让你感觉更好。”

我听话地吞下了药丸，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进入右旋安非他明造成的昏暗世界的开始。这是一种强效安非他明毒品，在以后的二十五年中，成了支配我生活的最强大的力量。

我坐在小酒店里，开始感觉越来越好。对于任何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能在夜里到皮卡迪利圆形广场来都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但是这个药片把我带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不到半小时我就充满了难以控制的激动，在酒店里跑来跑去，和陌生人聊天，仿佛从来就认识他们似的。这种引起幻觉的毒品开始生效时，我变得激动、饶舌、外向。我们离开了酒店，穿过红灯区，那里闪烁的霓虹灯似乎越来越亮，好像专门是为我而点燃的。我的脑袋像一座喷发的火山。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好得没治了！我想唱歌。我们从街上的妓女身边经过时，她们都向我们微笑，招手要我们走进她们灯光幽暗的大门里去。我们看着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外面的裸体女人的照片，不久就走到楼下看她们脱衣服去了。当我抬起头来穿过烟雾，第一次看到一个全裸的女人时，我的心开始怦怦狂跳，阴茎变得硬邦邦的。在麻醉品造成的晕乎乎的感觉中没有了任何约束，我走进厕所的小间，一面想着那裸体姑娘，一面……这种工作时间以外的治疗毫无疑问产生了效果！小间外面的大间里，大夫正带着他脸上通常挂着的巨大的笑容在等着我。

我们离开了地下室里的裸体姑娘，步行到附近的一家西班牙餐馆。餐馆里人满为患，但是在钢琴附近为我们预留了一张桌子。我坐在那儿听着音乐的时候脑袋里昏昏然的。毒品的力量进入我的血管后，我不断感到新的快感从体内喷发出来。每一口大虾伴着开胃品，每一口牛排和草莓都是充满了狂喜地被咽入腹中。当我飘飘然走出大门，坐进出租车在开往纽沃姆的肯辛顿公寓的路上时，咖啡杯里漂着的奶油仍在我的脑子里浮动。

次日我醒来时发现自己独自躺在一张巨大的床上，脑袋深陷在一个大枕头中。浆熨过的浅蓝色床单上没有一道皱折，就好像是什么魔力把我放在了上面。我全身赤裸，感到动弹不得。出了什么事？我能够记得进了出租车，但是后来的事就一点也不记得了。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似乎过了好几个钟头，毫无道理地感到很悲哀，心想不知昨晚那奇妙的感觉跑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我感到如此厌倦？我没有生病的感觉，头也不痛，就是感到情绪非常低。我从床上坐了起来向四周环顾。这个巨大房间的高高的天花板整个是一面大镜子。东西像在博物馆中一样放得整整齐齐。到处挂着镶在华丽的金像框里的裸体少年的大相片，仿佛置身于一个色情画廊之中。书架占了整整一面墙，排放得一丝不苟的皮面精装书籍放满了书架。厚重的蓝色窗帘半拉开着，让中午的阳光照在这华丽的场面上。床的两侧放着做成裸体男人雕像形的巨型金色室灯。我开始慢慢清醒过来，但感到情绪越来越低。这不是酒后的微醒。一阵无边的绝望毫无理由地包围着我。我向来都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从来没有经受过像那天上午所感到的那种样子的孤独和绝望。

我无精打采地下了床，穿过房间去打开两扇门中小的一扇时，两只脚陷进了厚厚的蓝地毯中。小门通向巨大的洗澡间，浴缸大得足能容下十个人。金色的水龙头是裸体男人的形状，水从他们的阴茎中流出。每一面墙都是一面大镜子，四角有金色的灯，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埃及法老的宫殿之中。我打开了浴室里的一个大柜子，发现里面是一排排装有药丸的小瓶子，全都以等距离的间隔放置着。那么多的不同形状和颜色的药丸，就像一个药用糖果店，里面备有改变人的神志的糖果！我伸出手想去拿一些，这时纽沃姆大夫突然出现在镜子里，站在我身后，身上一丝不挂。“给你，拿着，”他说道，一面递给我又一粒和头一天晚上一样的黄药丸。“你很快就会觉得好一些的。”我吞下药丸，踏进他已经放好水的温暖的满是泡沫的浴缸里。我仍觉得难受，一点精神也没有。这时一只正好能架在浴缸上的玻璃托盘出现了，上面的早餐简直是供帝王享用的，有煮鸡蛋，切成长条、涂着厚厚一层黄油的烤面包片，放在一只大蓝杯子里的滚烫的咖啡。我开始吃了起来，把烤面包片扔进浴缸里。我们这位大夫赤裸着坐在浴缸旁的一只高椅子上大笑起来：“那是喂鱼的！”不一会儿他咯咯笑着，几乎跳着舞离开了洗澡间。

突然我开始感到不再郁闷，而是激动非常，完全清醒过来。我脑袋里面的快乐开关又打开了。头天晚上的感觉又回到了身上，我满怀欢乐地从浴缸中一跃而出，把最后一点咖啡也碰洒了。我刚吃完了第一顿药物早餐——面包片抹毒品。纽沃姆大夫重又出现，像往常一样穿一身蓝，他穿紧身衣服显得非常英俊。“‘快点，亲爱的，今天穿我的衣服吧，”他提议这。听见他称我“亲爱的”，我非常吃惊，但是觉得很舒服，什么都没有关系。很快我穿上了一身蓝衣服，加上自己的黑头发，看上去整个是用纽沃姆克隆出来的。

我们兴高采烈地离开了位于大理石拱形牌楼附近一个高级街区内的纽沃姆的公寓，穿过马路到海德公园，在公园的树木之间跳舞。花春上去很棒，人们看上去很棒，一切看上去都很棒。我觉得比前一个晚上还要快活。我们到一家昂贵的大饭店去吃午饭；在那儿，穿得像企鹅的侍者为我们服务。我简直吃不下什么东西，我在毒品麻醉力的影响下，兴奋得注意力无法集中在食物上。午饭后我们坐出租车到海德公园中央的蛇形湖，租了一条船划。那天有风，湖上很拥挤。大夫操桨，我们的小船像只神奇的天鹅在水上漂行。我们轻轻驶过鸭群，驶到桥下，抬头看着人们的笑脸，好像他们在把幸福扔到我们身上。

但是突然一种感觉开始了，起初很慢。一片看不见的阴云莫名其妙地笼罩住我，我开始觉得心情不好。我希望这会很快过去，心里想，我刚刚还觉得幸福得发狂，怎么可能觉得心情不好呢？我毕竟仍在同样的湖上、同样的船中呀！但是悲伤并没有离去。一切都开始显得不一样了。我现在想要离开这条愚蠢的船，脱去这些可笑的蓝衣服。桥上的人在嘲笑我们。我想要摆脱坐在我旁边的这个浅蓝色的妖魔。梦正在变成一场恐怖电影。纽沃姆大夫意识到麻醉剂在我身上的作用正在消失。便很快还了船，坐出租车把我带回他的公寓。我在那里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在另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回医院的路上，我感到越来越糟。到医院后我被带回病房，大个子爱尔兰男护士给我用了镇静剂，很快我就睡着了。

次日早上我怀着在大夫的大床上所感到的同样悲伤的心清醒来。我干脆拒绝起床，最后护土不得不强制着给我穿上衣服。当我要找纽沃姆大夫时，他们告诉我他中午以后才上班。整个上午我像个还魂尸般等在休息室里，跟谁也不说话。我和那个一月前来到这里的饶舌的小赫伯特完全判若两人。后来当我看见大夫的汽车开进来停下时，我一跳而起，马上就觉得好多了。我的反映使自己非常吃惊。我为什么这么需要他？我是同性恋吗？我爱上这个男人了吗？很快我就明白了，我需要的不是这个大夫，而是在他那个黑色小箱子里的兴奋剂毒品。我年方十四，就已经服用安非他明上了瘾，已经是个痛君子了。我从开着的窗子里爬出去，一直跑到纽汉姆大夫面前，这显然令他很难堪。他意识到我的状况，答应和巴尔金大夫一起查过房后立刻就见我。我被带回了公共休息室，坐下来等他，和病友们同样忧愁和绝望。多琳呆在一个角落里，头上包满了绷带，像包着印度人的包头布，金发垂在外面。她做过了脑手术，现在一动不动地坐着。

在过了似乎无尽期的一段时间后，我在纽沃姆大夫的房间里见到了他。他从黑箱子里拿出了又一粒黄药丸。“请给我两颗吧！”我请求道，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今晚吃过茶点后我见你。”我用双臂拥抱住他，当我贴紧他身子蹭动时，能够隔着他的裤子感觉到他在兴奋起来。我把这个同性恋男人掌握在手心里了。他达到性高潮后拉上了裤子的拉链，他看上去有点惊慌，把另一粒药丸给了我。“别今天把两粒都吃掉，”他说，“留一粒明天我不值班的时候吃。”既然我靠出卖肉体得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便立即走进厕所把两粒都吞了下去。

回到公共休息室后，我充满了活力，一刻也停不下来，和所有那帮古怪家伙聊个没完。药效发作后，在我大脑中越来越快地放映出一场快乐电影。然而别的那些怪人却仍是那副死气沉沉的老样子。我想，他们也需要得到和我一样的治疗。

那晚，在纽沃姆大夫的治疗室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早些时候那两粒药丸的效力，加上他给我打的那一针，使得我更加不顾一切地想得到更多的兴奋剂。我把大夫拉到睡榻上躺下，拉开了他裤子的拉链。我把他搞得兴奋得神魂颠倒后突然来了个广告插播。再给两粒药丸我才继续。在他递给我药丸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惊慌失措地提起裤子，匆匆地离开了房间，把我反锁在里面。我低头往地上看时，看见天堂正瞪眼望着我。满是药丸的黑箱子没上领。我拿了两瓶塞在袜子下面，然后躺在了睡榻上。很快他回到治疗室，一心想着被打断了的性活动。我们在大理石地板上接着干完了好事。“星期五见，”我们离开房间时他说道。“去你妈的吧，”我心里想，一面走回卧室去。罗杰没在屋里，我数了数药丸，一共有六十粒。我欣喜若狂，体内的兴奋剂仍在振奋着我，但有了自己能支配的储备起来的快乐，我的感觉更加好了。

那晚，和每一个晚上一样，那个爱尔兰男护士推着嘎吱作响的推车送来盛满安眠糖浆的小蛋杯。推车的嘎吱声引起下列两种反应。如果病人喜欢那昏昏欲睡的感觉，他们就会像围着蜜罐子的蜜蜂一样乱哄哄地转来转去，要不就会像吓得要死的老鼠一样躲起来。在我吃药的时候，他总是大喊：“张开嘴！”检查我是不是把药都咽了下去。回到卧室后，我等待着困倦的感觉像平常一样到来，但是没有，大剂量的有旋安非他明压倒了药性温和的镇静剂，使我毫无睡意。我在床上一直躺到三点钟，最后放弃了睡觉的念头，把偷来的药吃了四粒。一小时后我进入了难以控制的亢奋。我第一次经受到超大剂量毒品给与你的那种可卡因式的高速度奔流的感觉。那感觉比十四年前从母亲的子宫里滑出还要好。与这个相比，和纽沃姆在一起度过的上个周末显得就像送葬的队伍。罗杰睡得正香，因此我努力控制以排山倒海之势涌上身来的感觉，那感觉就像永无止境的性高潮。我简直就像在俄国的人造地球卫星上环绕世界飞行。过了一阵子，我实在无法再保持沉默，便叫醒了罗杰，给了他一粒药丸。他听着我在他耳边轻声述说我全部十四年的智慧结晶。

大约一个小时后黎明到来之际，我和罗杰又各服了四粒药丸，很快就丧失了理智。在我们的床旁讨论中，我们作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今天我们要说出真情。听到送药车的声音时，我们穿着睡衣、手拉手地来到走廊上。罗杰戴着他那顶邮递员的帽子。他走到那爱尔兰护土面前，骄傲地宣布说：“我叫罗杰，我是刘易舍姆城的邮递员。”整个病房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然后所有的护士都开始鼓起掌来。

早饭时我已不再是独自一人呆在我那狂喜之岛上了。由于承认了自己是罗杰，罗杰感到高兴得多，成了我的助手。我环顾室内，注意到了其他的人，一个个都是脑死的僵尸！他们白天的醒睡糖浆被残酷地稀释了！一股压倒一切的爱涌上心头，我决定每个人都必须得到这种治疗。一边去吧，纽汉姆大夫，你这个浅蓝色的同性恋。

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可信赖的病人，他们允许我外出到当地的商店去、那天，我买了几大瓶可乐，还有香烟和巧克力。，然后我回到我的办公室，这是厕所里的一个小隔间，我在那里调制了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我把大约二十粒右旋安非他明历碎后混在可乐中，助手则在门外站岗。然后我们一起回到休息室里，到了治疗的时间啦！所有这些和我一起分享了我抢提包病的痛苦的可怜虫将要分享点别的东西了！

胖胖得到了两杯这种稍微有点发苦的饮料。罗杰用了一整包香烟来贿赂她把饮料喝光。我那忧伤的画家阿艾伦正口渴，他喝了至少五杯。大约半小时后他平生第一次抽开了烟，抽烟的当地烧着了胡子。后来我们让他吃巧克力以免着起火来。我看了看四周，大叫道：“罗杰，给‘真死掉’可乐喝！擒住那杂种！往他嘴里灌！”罗杰设法让他喝下了好几杯。我又吞下了四粒药丸。毕竟我比别人病更重，我有抢浅蓝色提包的问题。所有的病人，包括间谍和耶稣会员，全都给治好了。整个房间活了起来。突然我意识到我把可怜的多琳给拉下了，她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脑袋上原来有一部分脑子的地方成了一个洞。我说服她喝下了最后的半瓶可乐。

胖胖这时离开了她的椅子，正在抓她所有的香烟分给大家。“真死掉”仍旧想死，不过对此已经感到快乐多了。他正和胖胖说话，胖胖教他抽烟。罗杰走到他们身后，开始捏胖胖的奶头。就连多琳都好多了。尽管包着绷带，她看上会仍很漂亮，很性感。我伸手到她帮子里面去摸她，她很喜欢，身子随着我的动作起伏。罗杰正在地板上，压在胖胖的身上，胖胖在干着她早已忘了怎么干的事，为此她甚至停止了吸烟。“真死掉”突然跳起身来，爬出窗子，跑得没了影子。有人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了最大，我们全都疯了似地在房间里乱跑，合着（围着精神病钟不停地摇滚）的曲子跳舞。

突然门打开了，几个护士冲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