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大陆中，以往的战略论已不再适用，但还是有不少人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他们充分认清了新大陆的本质。他们是思科公司的约翰?钱伯斯、希贝尔系统公司的汤姆?希贝尔和戴尔公司的麦克尔?戴尔。我们只能在新的竞争地的彼岸遥望他们的身影，但沿着他们走过的道路前进则毫无意义。因为只有这一人才在这一时机才能取得那样的成功。这条道路只有在这一时机、只有这一人物才能开拓，即使我们从中能够得到学习的启示，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也无法获得他们那样的成功。

给思科公司带来成功的是约翰?钱伯斯这位卓越的人才，时机是1991年。他曾就职于IBM和王安实验室，后作为负责营业的高级干部参与了思科公司的决策。他建立起网络基地，对顾客的声音给予及时的反馈，把销售规模800亿日元的一个新兴风险企业培育成时价总额世界第一的一流公司。

钱伯斯自身的成功可谓角色与时机极为明确。他从前任管理者手中接过此项事业时，思科公司正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当时的市场很有可能被ERP（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市场最大的软件制造商——SAP公司的ERP产品占领，此时，思科公司得到了一位天才的CTO（首席技术执行官）埃德?科塞尔。如果钱伯斯再晚五年进入公司，无论是思科公司还是他自身，其经历也许会截然不同。

李纳斯?托沃兹也是一位在千载难逢的时机登上新大陆，改写经济世界的常识与价值观的优秀人才。在钱伯斯进入思科公司的那一年，就读于芬兰一所大学的一位年轻人发布了Linux软件，他就是李纳斯?托沃兹。此时，1985年公诸于世的微软的Windows依靠保守设计资源的秘密，控制着全球市场。

Linux与称霸全球的Windows采用的方法完全相反，它通过互联网等途径，免费发布相当于软件设计图的源代码（sourcecode），任何人都可以改进这一软件，并采用重新发布的“开放源码（opensource）”扩大市场占有率。它在影响IBM、英特尔和甲骨文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迅速发展。虽说除了惠普公司销售装有Linux的机器之外，它还仅仅被应用于亚洲市场，但这是大型公司第一次真正采用Windows之外的操作系统。开放源码的思路是否能够成为全球化市场的主流，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证明，如今的时代，个人已完全有可能改写经济常识，而并不一定是实力强大的组织。

可能有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像李纳斯?托沃兹那样卓越的人才会出现于北欧。但有些人可能早就看清了北欧的发展趋势，对此早已有所预感。不仅是芬兰，北欧各国的福利制度都很完善，仅从这一点而言，它们已经摆脱了无法渡过21世纪的危机感，为真正IT社会的到来做好了准备。这些国家举国倾力培育高科技产业——20世纪80年代着手教育制度改革，政府支持产学合作，通过政府与民间承担不同的责任来支持风险企业——除此之外，为配合IT社会，政府还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完善。如今北欧各国IT方面的人才辈出，迅速受到全球瞩目。

顺便提一句，芬兰的企业诺基亚从生产橡胶长筒靴和电视的品牌摇身一变，成为全球通信终端的制造商，它的成功也是角色和时机都非常明确的。该公司在1992年聘请了原花旗银行的员工、年仅41岁的约玛?奥利拉为总经理兼CEO。此前，前任总经理陷入公司面临的困难无法自拔，最终导致自杀的悲剧。

奥利拉就职后，不再认为公司中的各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不断提出一个朴素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为了使面临破产危机的公司再度复兴，他选择了专门从事移动电话事业。这是思路的转变。正如世间的一切重要发明都源于“为什么”，由思路的转变而产生的效果有时是巨大的。

能够对1985年创建的传统组织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有人认为这不能归功于奥利拉一人的决策，但这一改革正是因为他在CEO的位置上才得以实现。他的成功的确有国家政策方面的原因，如芬兰放宽对通信领域的限制，但当时在公司内部，没有一个人预见到此后十年间诺基亚的飞速发展。

错过了时机，便不会成功。而且在看不见的大陆上，经济环境的变化与20世纪相比加快了数倍，谨慎被动对企业与国家而言，都是致命的损失。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尚且没有这种思想准备与危机感。放眼教育改革的蓝图，我们完全感觉不到日本培育全球化人才的气魄和意图。

在日本，谈到这方面的内容，便会有人用上一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议论道：“文部科学省到底在干什么？”针对下一代人的情况进行制度改革当然至关重要，但是国家和政府只能维持旧秩序，依靠国家和政府想办法，以使自己在新的竞争地中获得成功，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没有资格成为商业专家的。

使今后的世界运转的，是个体之间的竞争，而不再是国家之间或企业之间的竞争。优秀的个体之间的竞争转瞬之间便能改写世界地图。竞争对手正如1990年时的托沃兹，具备世界一流的才能，而且不知会从何处现身。

真正有效的答案存在于新的竞争地之中，只能依靠每一位专家去发现。这需要能力，能够更迅速、更准确地认清别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同时也需要气魄，能够在发现商机的瞬间以最佳方法抓住商机。